《琵琶记》的艺术成就与南戏的中兴，揭秘明代文学与文化

(四)《琵琶记》的艺术成就与南戏的中兴

《琵琶记》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南戏的发展具有起衰兴微之功，因而称它为“南戏中兴之祖”，并非过誉。它完成了南戏从民间戏曲到作家创作的过渡，在艺术形式上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新的戏剧形式——传奇的规模，为明清传奇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艺术经验。它在中国戏曲史上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高明创作《琵琶记》态度极为严肃，下了一番苦功。虽自称“不寻宫数调”，其实剧中的格律，比它以前的戏文要完备严整得多，李开先《宝剑记序》谓则诚“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诞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此说固然不足为信，但意在说明《琵琶记》作者创作态度之严谨。

《琵琶记》的艺术造诣，向来为人们所赞赏。首先它充分发挥我国古典戏曲长于抒情的传统，通过人物的歌唱，来表现性格、刻画心理、抒发感情、展开故事情节。这种艺术手法如运用不当，就会流于单调或概念化，而高明在这方面却表现出艺术家的匠心。他不借任何景物的衬托，直抒人物感情，造成强烈的气氛，用人物出自内心的平常语言，来拨动人们的心弦。赵五娘形象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能激起人们深切的同情，就是因为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能体察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感情脉搏。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作家进入了角色，用形象化的、生动的语言，把人物的感情准确地抒发出来。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糟糠自厌》的曲辞，真可谓千古绝唱，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山坡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体。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要卖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合)思之，虚飘飘命怎期?难捱，实丕丕灾共危。

［前腔］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绪。骨崖崖难扶持的病体，战兢兢难捱过的时和岁。这糠呵，我待不吃你，教奴怎忍饥?我待吃呵，怎吃得?(介)苦!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合前)

［孝顺歌］呕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吃吐介)(唱)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

——第二十一出(www.xing528.com)

曲贵本色当行。上引各支曲辞，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沉郁哀怨的音调，形象化的比喻，声泪俱下地倾诉出赵五娘的不幸和痛苦。情真，心地善良淳朴，而以本色天然之美的语言倾诉出来，故能感人。这种抒情曲辞的艺术特点，使剧中人物能够充分地表达复杂细致的心理活动。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同时，也就逐步地展开故事情节，它不是游离于整个剧情之外，而是剧情的一个组成部分，促使戏剧冲突的发展，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形象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例如《乞丐寻夫》一出，赵五娘唱的［三仙桥］曲辞，细致地表述了她在描绘公婆画像时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这种抒情性的心理表述中，不仅活现出赵五娘凄苦的精神面貌，并概括了蔡家两老一生的苦乐，而在全部剧情中，“画相”又是很精彩的一部分，由于这种抒情性的心理描写与叙事交错在一起，因而它不但丰富了人物形象，并且使故事的发展显得波澜起伏、跌宕有致，而无单调枯燥之弊。《官邸忧思》描写蔡伯喈的心理活动，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其次，《琵琶记》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的方式，使蔡、牛两家，一贫一富、一苦一乐、忧喜冷暖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的手法，又是与上述抒情艺术的特色紧相联系的，在抒情中进行对比，在对比之下，使两种矛盾的思想感情显得更突出。蔡伯喈及第赴宴之日，正是五娘劝解公婆争吵之时;伯喈进牛宅结婚，五娘却在家吃糠;伯喈和牛小姐赏月，五娘则乞讨寻夫。这种巧妙的艺术结构，使比较简单的情节，变得错综复杂、回环曲折，形成浓厚的悲剧气氛，产生强烈的舞台效果，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由于作家创作意图和剧本主题在于宣扬忠、孝、节、义，人贤事美，这种对比的艺术手法，没有把剧情推向悲剧的高潮，没有更深刻地揭示现实的矛盾，而是造成一个苦尽甘来的虚假大团圆。这一结构方式，对后来传奇影响较大，几乎成了带有普遍性的模式。

再次，《琵琶记》在语言艺术上有一特色，它能汲取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口语，经过作者提炼加工，显得格外清新隽永，生动活泼，使不同身份的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例如媒婆油嘴滑舌的说白:“媒婆媒婆，两脚奔波;姻亲成就，吃只肥鹅。”简单的几句，就把媒婆的嘴脸勾画出来了。拐儿的说话又别具个性特征:“乡贯何曾有定居，姓名何曾知真实。装成圈套，见了的便自入来;做就机关，入着的怎样出去?”作者也很善于融化流行的成语或谚语，使它成为概括力极强而又形象化的戏曲语言，如赵五娘在剪发买葬时说:“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又如张广才对将要上京寻夫的赵五娘说:“桃花岁岁皆相似，人面年年大不同。”“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本色平易，既生动自然，又准确鲜明，正是戏曲语言的特质。

《琵琶记》的语言风格，基本上是本色天然之美，疏淡朴实，极少雕琢，但又能根据剧情的具体内容，有雅有俗。如描写牛府的豪华生活，曲辞就华丽典雅，而写饥荒的凄苦情景，则朴素无华，纯是白描，蔡伯喈与牛小姐的对话是那样含蓄蕴藉，有较浓的书卷气，而蔡婆与蔡公的吵嘴却如此粗野村俗，生活气息甚浓。

王世贞《曲藻》对高明《琵琶记》颇为赞赏:“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10]

本剧在艺术上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封建说教气味较浓，使人物描写的某些部分有概念化之弊，人物性格的发展不够真实，削弱了剧本的艺术性。至于大团圆结局，情况较为复杂。以调和矛盾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当然是不足取的，《一门旌奖》歌颂皇恩浩荡，冲淡了悲剧的批判意义。这既与作家主观上的创作意图有关，要说明遵循礼教规范可以使“人贤事美”，不能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也与古典戏剧民族传统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有密切关系。《琵琶记》之前的古典戏曲，除了《窦娥冤》、《汉宫秋》等极少数几个剧本自始至终保持悲剧结构以外，一般都以团圆收场。许多剧本就其戏剧冲突的本质而言是悲剧性的，而结局却带有喜剧性。这固然与我们民族尚圆的习俗分不开，更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人们美好的生活愿望矛盾的反映;尽管在现实中所发生的往往是悲剧，而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看到喜剧。《琵琶记》悲剧性的情节，团圆吉庆的结局，显然与这种民族审美心理和时代风尚有关。人们所关心的是:像赵五娘这样历尽艰难困苦的善良妇女，会落到什么结局，人们同情她，希望她有出头之日，团圆结局满足了人们的愿望。至于作者所宣扬的“风化体”和皇恩，人们倒是比较冷漠的。

总而言之，《琵琶记》是一部虽然有缺点但是仍然不失为优秀的剧本，它保留了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精彩情节，原著的悲剧性有所损伤，但从总体来看，提高了民间南戏旧篇的艺术水平，思想内涵更为丰富，艺术形象也更加饱满和生动。高明改编《琵琶记》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作家的儒士文化思想结构和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在这个剧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