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思想倾向

(三)《琵琶记》的思想倾向

《琵琶记》就其戏剧冲突的实质而言，是一部封建社会的家庭悲剧。它描写了当时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封建制度的逼迫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下，骨肉离散、家破人亡的悲惨事件。从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中，揭示了封建制度与伦理的虚伪和残酷，以及它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种种矛盾。

作者从民为邦本的观点出发，对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又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不可能认识社会矛盾的实质和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封建道德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关键，“人贤事美”，忠、孝、节、义是疗治社会病根的万灵妙药。因此，尽管他看到封建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但是他并不是以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去对待矛盾，而是以和事佬的姿态去补救和调和社会的矛盾。

《琵琶记》的思想倾向，虽然与后来邱濬《五伦全备记》是相似的，都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力量和维护封建秩序，但是高明毕竟比邱濬“高明”，他深知欲达到戏剧之预期效果，不能搞抽象的封建说教，必须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艺术形象的具体描写，去感染观众的思想感情，激起心灵的共鸣，使传统的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同时，由于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艺术形象的丰富性，《琵琶记》在艺术实践的客观效果方面，与作家的主观意图也不完全一致。人们从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中所感受到的，主要是蔡伯喈的家庭悲剧，特别是赵五娘的悲惨命运及其自我牺牲精神。

蔡伯喈这个人物，在本质上是和崔通、王魁属于同一类型的，是负心薄幸的儒士。而作者却从维护世道人心、特别是从弘扬儒士文化的角度翻案，想把他塑造成“全忠全孝”、“有情有义”的典型人物，为弘扬传统道德树立典范。蔡伯喈“弃亲背妇”的本质属性，和作者所要美化他的意图之间，存在矛盾。结果，作者越想替他辩护，就越显得苍白无力。

为了替蔡伯喈“弃亲背妇”、“三不孝”的罪恶行为辩护，突出他“全忠全孝”、“有情有义”的思想性格，作者设置了“三不从”的戏剧冲突，从而增强蔡伯喈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和感人力量。

“辞试不从”是蔡伯喈矛盾性格的开始，也是造成家庭悲剧的最初原因。蔡伯喈原是怀才自负、向往功名的，但他又是个恪守孝道的儒生，为了尽心侍奉父母，他情愿放弃功名富贵:“甘心清贫，力行孝道。”“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他父亲却急切地希望他获得功名，以便改换门第，荣宗耀祖，并引《孝经》之言教训儿子，认为儿子在家侍奉父母是小孝，做官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说儿子不愿赴试是“迷恋新婚”，逼得蔡伯喈无法推辞，出于对父命的服从，不得不离别父母妻子去赴试。作者在为蔡伯喈作辩护、大力宣扬孝道之时，却恰好暴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人民正常的生活愿望之间，以及封建伦理本身即所谓大孝和小孝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正是造成蔡家悲剧的起因。剧中借蔡婆之口，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悲剧性:“忍将父母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你纵然衣锦归故里，补不得你名行亏!”

现实生活是无情的。蔡伯喈赴京后，悲剧就逐步地展开了，首先是蔡氏家庭在天灾人祸的袭击下遭到毁灭，蔡公、蔡婆相继饿死。这一悲惨事件的本身，就暴露了所谓“大孝”的虚伪性，我们从蔡婆在饥饿时发出的诅咒和蔡公临死时的忏悔中，可以看到功名富贵和伦理道德，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彻底破产了。

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按照蔡伯喈“弃亲背妇”的行为轨迹继续发展下去，而是虚构矛盾为蔡伯喈开脱责任，这就是所谓“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作者为了突出蔡伯喈的“全忠全孝”的思想性格，着力描写他考取状元后对父母的思念，而把他想做官的心理掩盖起来，说是“皇恩隆重”，虽然想辞官回家孝亲，也不可能。于是只好叫苦:“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看似真挚感人，细思起来却不免给人虚假之感，既然是服从父命应试，中了状元，不向父母报喜，反而想辞官，当初何必从命应试呢?

蔡伯喈正为辞官问题而苦恼的时候，“牛相逼婚”又强加到他的头上。朝廷贵官选择新科进士为婿，是习以为常之事，而对一般士子来说，“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最理想的喜事。问题在于:封建时代的儒生，受功名利禄的引诱，为了自己飞黄腾达，往往抛弃糟糠结发妻，而趁机再婚豪门千金。实际上，蔡伯喈所走的正是这条可耻的道路。作者为了既定主题的需要，不得不给他蒙上一块“辞婚”的遮羞布，为了“辞婚”，还丹陛陈情“辞官”。但他向皇帝“辞婚”时，并没有陈述自己已经有结发之妻，当然就辞不掉，结果是怀着满腔的忧喜交加之情“强就鸾凰”。

新科状元做了当朝宰相的快婿，其显赫荣宠，不言而喻。这个曾经要“辞婚”的伪君子，在踌躇满志之时，情不自禁地撕下遮羞布，终于露出卑鄙的灵魂:

［画眉序］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朝有女如玉。堪欢处丝幙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

——第十九出

当他仔细一想的时候，又感到自己的可耻:“细思之，此事岂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独。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兀的东床，难教我袒腹。”这样刻画封建时代儒士的两面性，是很真实的。

为了引起人们对蔡伯喈的同情，作者竭力描写他入赘相府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时刻思念父母和妻子，感到惶恐和内疚，整天如醉似痴，不明不暗，愁眉苦脸，抑郁寡欢，作者对他精神状态的描写是深刻的。但是，人们自然会问:他既然中状元做了官，又如此思念父母妻子，为何三年之久，不寄家书?为弥补这个漏洞，作者又虚构了“拐儿脱骗”的情节，却显得幼稚可笑，有弄巧成拙之弊。(www.xing528.com)

为了彻底开脱蔡伯喈“弃亲背妇”的罪责，并为大团圆创造条件，作者在写“书馆悲逢”前，让蔡伯喈作了极其沉痛的忏悔:

［解三酲］叹双亲把儿指望，教儿读古圣文章。比我会读书的倒把亲撇漾，少甚么不识字的到得终养。书，我只为你其中自有黄金屋，却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休，休，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

［前腔］比似我做个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白头吟》记得不曾忘，绿鬓妇何故在他方?书，我只为你其中有女颜如玉，却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休，休，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第三十七出

这一场面对观众表示忏悔的心理倾诉，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人们的谅解，如同凤凰涅槃似的，蔡伯喈的灵魂升华了，而对科举制度则起了批判作用。

比之于蔡伯喈，赵五娘的形象更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也易为封建统治者所赞赏，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显然，作者是把她作为孝妇的典型来描写的，她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处处遵循礼教规范的孝妇贤妻。她有着朴素的生活理想:“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这是封建时代妇女正常的善良愿望。但是当作者把她作为“孝妇”典型来描写时，就难免有所扭曲。例如她和蔡伯喈新婚分别，自然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甚至埋怨公公“见得好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要跟丈夫一道去公公面前讲理，又恐怕公公说她不贤，将丈夫迷恋，于是左思右想又不敢去说，这样描写新妇的心理是很真实的;可是作者以孝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就完全掩饰了夫妻之情，唱出颇有道学气味的违心之词:“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又如“临妆感叹’一场，写她在伯喈走后，面对着违背自己愿望的生活，感到凄切和悲怨，发出对丈夫怨而不怒的微词:“偏是他将奴误!”也是很自然的，但紧接着却说出一套“孝妇贤妻”的大道理:“也不要气蛊，也不要气蛊，既受托了苹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落得名标青史。”未免使人扫兴。最令人感动的场面，是“糟糠自厌”、“祝发买葬”、“感格成坟”、“寻夫上路”，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妇女崇高善良、坚韧顽强的品格，而作者的意图却是为了让赵五娘在最困顿的环境中突出孝妇的性格，于是就掺杂了一些有损艺术形象的道学教条，如回答公婆糠如何能吃的问话:“啮雪吞氈，苏卿犹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侣。”在罗裙包土葬公婆时说:“教人称道:赵五娘亲行孝!”在上京寻夫路上，身背公婆画像，手弹琵琶，已很感人，还加上口唱《行孝曲》，用乞得之物追荐公婆亡灵，未免有矫揉造作之感。

由于作者主观上要安排一个“人贤事美”的大团圆，对人物性格的发展有所扭曲。在“临妆感叹”、“祝发买葬”诸场，赵五娘都曾对蔡伯喈发出怨恨之词:“怨之怨结发薄幸人!”而到了“寺中遗像”、“两贤相遘”等场面，她明知道丈夫另有新欢，辜负了她的苦心，面对牛小姐，她却没有一点怨尤之情，就很不真实。到了“风木余恨”，还为丈夫向公婆之灵祈求宽恕和保佑。像这些地方，都是作家儒士文化在艺术形象中的体现。苦心行孝、逆来顺受，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性格，既是作者的美学理想，也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审美需求，而封建时代的人民也并不反感，乃至寄予同情。

当然，人民特别是善良的妇女，同情和喜爱赵五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在《琵琶记》的赵五娘形象描写中，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生活，保留了民间戏曲最精彩的情节。例如在蔡伯喈赴试以后，她承担起饥荒岁月中的生活重担，变卖衣服首饰养活公婆。苦难的生活逼使她抛头露面乞求赈济。可是，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像她这样饿得面黄肌瘦的妇女乞得的一点粮食，竟被里正抢走。她真的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她忽然想到投井自尽，然而她想到年老无靠的公婆，想到丈夫的委托，她又得活下去。在力尽计穷的困境中，她仍然尽其所能，让公婆吃饭，而自己却在暗地里吃糠。当人们看到她吃糠的凄苦场景，听到那牵肠挂肚的悲歌，看到罗裙包土葬公婆的凄惨景象，不能不引起深切的同情。在封建社会中，人们从赵五娘的不幸遭遇中，会联想起自己的苦难生活，从而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

其次，赵五娘形象中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尽管作者把它纳入“孝妇贤妻”的规范，进行封建道德的说教，但是她的道德行为本身还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并不是什么坏东西。特别是赵五娘的孝行，主要是丈夫离家之后，在天灾人祸面前，不得不承担起侍奉公婆、剪发买葬、罗裙包土筑坟等一系列艰苦的任务。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也认为这是赵五娘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传统美德的体现;她的孝行，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许。封建统治者提倡“忠、孝、节、义”这一套封建道德，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当时的人民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是人民对忠、孝、节、义思想的具体理解和在生活实践中所体现的行为准则，与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那一套，并不完全一致，有真假、美丑、善恶之别。赵五娘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孝敬公婆、坚贞节烈的行为，正是人民所理解和恪守的美好品德，在赵五娘这个艺术典型中，凝结着我国古代妇女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她们受压抑的心灵的苦闷与悲伤。

牛小姐是作者所理想的封建时代淑女的典型。她是相府千金，牛宰相以封建礼教来严格管教她，使这个青春少女缺乏独特的个性。她是镇日不离绣阁，“纵有千斛闷怀、百种春愁”，也不上眉头的人。她不知酸味，也不知道春意，似乎什么思想矛盾、心理活动都没有。在她身上看不到血肉丰满的少女生机，作者着力描写她知书识礼、温柔敦厚的大家闺范和符合礼教标准的“贤妻”品性。得知蔡伯喈家有结发妻后，她不但不泼醋妒嫉，反而主动向丈夫忏悔，是由于她耽误了蔡伯喈的父母和妻子，并去说服父亲，让蔡和她一起回家扫墓，作者如此塑造牛小姐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最后的“一门旌表”，吉庆团圆。在封建时代的豪门闺阁中，有牛小姐这类人物，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作者能从礼教扭曲人性的角度去描写，可以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典型。然而，作者从歌颂礼教、调和矛盾关系的主观愿望去描写她，就只能制造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蜡像。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像牛僧孺之女那样极其个别的人以外，^[9]宰相之女甘居贫妇之下的事，是罕见的。其实，妻妾相遇，正是新的矛盾的开始，而不是矛盾的结束。作者违背生活的真实，为封建说教而进行艺术虚构，尽管他很有艺术才能，也难以取得成功。

围绕剧中人物的活动，剧本还触及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虽然这并非作者描写的主要对象，而只是作为人物借以活动的环境，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某些本质特征。例如在“义仓赈济”中，以活生生的事实暴露了“义仓”的欺骗性质。社长、管库们贪赃枉法、明抢暗夺，致使饥民们子哭儿啼，饿殍遍野。作者写皇帝派官放粮，惩办了里正的贪污行为，饥民得救，感恩戴德。可见作者对社会的黑暗是不满的，然而他并不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认为传统道德和清廉官吏，就是疗治社会弊病的良药。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高明在《琵琶记》中是想借助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弘扬儒家伦理道德、克服社会危机。但是由于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的弊病，以致像高明这样的封建制度捍卫者和传统伦理道德的信奉者，也产生不满。加上他世界观中开明的因素，使他在创作实践中一定程度地克服了主观的偏见，基本上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方法，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中，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对人民的苦难有所同情。但他始终未能克服世界观中的落后面，阻碍他更深入地发掘现实的矛盾，甚至在自己的创作中出现对同一人物或现象，既有批判性的描写，又有粉饰性的歌颂。因而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肯定它、欣赏它。作为艺术的整体，民主性的精华仍然是主要的，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封建性的说教也有，但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