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琵琶记》的论争

(二)关于《琵琶记》的论争

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在高明《琵琶记》出现之前，在民间流传已久。徐渭《南词叙录》中有宋代南戏旧篇《赵贞女蔡二郎》，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金院本有《蔡伯喈》名目。南宋诗人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虽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

可见盲艺人演唱的是鼓子词《蔡中郎》，并且蔡伯喈是个反面形象。元杂剧《铁拐李》、《老生儿》、《村乐堂》、《金钱记》、《刘弘嫁婢》诸剧，也都有关于赵贞女罗裙包土的曲辞。高明《琵琶记》是根据民间戏曲或说唱故事改编的。从现有资料中，可知该故事原来是以“伯喈弃亲背妇”、爹娘饿死、赵五娘罗裙包土筑坟台为基本情节的，最后以“马蹋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的悲剧结局。高明改编的《琵琶记》，保留了原来的一些基本情节，但是“弃亲背妇”的蔡伯喈成为全忠全孝的完人，结局是“一夫二妇”，“旌表门闾”的大团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和客观的艺术效果是不同的。

自从高明《琵琶记》问世以后，原来在民间演唱的《赵贞女蔡二郎》一类戏曲就逐渐湮没了，《琵琶记》则赢得盛誉。600多年以来，它既曾博得像朱元璋这样的封建帝王的赞赏，奉为富贵家不可缺的“珍羞百味”，也深深地打动着善良人民的心，一直为群众所喜爱。问题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因而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观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琵琶记》的主题思想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反封建的，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反映了当时人民苦难的生活，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控诉，闪耀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也有人认为，本剧主要意义在于反映“忠”与“孝”的矛盾，以“孝”来反对“忠”，表示与统治者不合作，并且指出剧中的孝，是人民正常的感情，而不是统治者所提倡的愚孝。但也不否认剧中有宣扬封建礼教的消极因素。(www.xing528.com)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琵琶记》总的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教忠教孝，维护封建秩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它受到朱元璋的称赞，也正好说明剧本封建性之浓厚。

二是对蔡伯喈艺术形象的评价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蔡伯喈的形象是成功的，是高明的伟大创造，在该剧之前，还不曾有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蔡伯喈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全忠全孝”的典型人物，他说的话全是封建教条，是个封建主义的卫道士;“三不从”是作者为这个人物所作的辩护，以达到教忠教孝的目的。

三是关于高明改编民间戏曲的功过和《琵琶记》以大团圆结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高明的改编工作，总体而言是成功的，剧中的人物形象更丰满了，主题思想也更加深刻，是提高了民间戏曲。至于以大团圆结局，分歧意见较多。有人认为大团圆收场是我国古典戏剧的传统结构，不过是全剧的尾巴;有的则认为“一门旌表”、“大团圆”是对皇恩的歌颂，冲淡了戏剧的矛盾，反映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有人更尖锐地指出:高明篡改了民间创作，为宣扬封建伦理服务，“大团圆”结局是掩饰矛盾，开脱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是反现实主义的。

文学评论也不能不受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我们既敬佩敢于说真话、持公允求真态度的学者，但也无须苛责带有偏激思想的学者，能自觉纠正其观点，也应肯定。好在那次学术讨论，似乎没有受到政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