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文言小说总集编纂及理论研究成果

四、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及理论研究

明代后期随着文言小说创作之风的兴盛和读者的爱好，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说的专集或总集，也蔚然成风。如冯梦龙选录的《情史类略》，就是一部古代爱情小说的总集。本书简称《情史》，又名《情天宝鉴》，是从历史文献和前人笔记小说中辑录出来的爱情故事总集，分24卷，共870余篇，并经编者加工，内容有赞颂坚贞不渝的爱情，或批判薄幸负心行为，也有宣扬封建礼教之作，精华与糟粕兼收并蓄。题材对后来小说和戏曲影响较大。书题撰人为詹詹外史，乃是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的笔名之一。关于冯氏生平，拟在论述短篇白话小说专章中介绍。《情史》中有一部分是明代人的作品，如前述宋懋澄《九籥集》中的《珠衫》，就选录于本书卷十六《情报类》，篇名为《珍珠衫》，有的则写明故事发生的年代，故事内容涉及明代人物，时代特征较鲜明，其中较著名、影响也较大的，例如《周廷章》，就是写明代天顺年间，南阳卫千户的女儿王娇鸾，被周廷章“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但产生悲剧的原因，既不同于唐代士族婚姻制度下像霍小玉、莺莺那样的悲剧，也不同于《负情侬传》中杜十娘的悲剧。王娇鸾与周廷章，原不存在门第不当的问题，父母之命也并不是不可挽回的，主要是周廷章离别王娇鸾回苏州后，灵魂被金钱美女所腐蚀，喜新厌旧，“贪财慕色，顿忘前约”，他的品质和行为，比《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负情侬传》中的李甲，更为恶劣。王娇鸾与莺莺同为闺中女子，身份、地位、遭遇很相似，而时代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区别。在大家闺秀王娇鸾的身上，受新兴市民思想意识的影响较深，她的追求，她的抗争与控诉，都是非常强烈的。她在自杀前揭发、控告了周廷章的罪行，使负心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正是这个艺术形象所提供的重要意义。本篇叙事与抒情都朴素自然。运用对比手法，更是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周廷章对王娇鸾，从狂热追求到忍心抛弃，前后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暴露其虚伪、自私、薄幸的本质;王娇鸾的真、善、美，与周廷章的假、丑、恶，对比鲜明，以激发读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引起共鸣。

《情史》卷十四《情仇类》中选录的《小青》，反映了在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下必然产生的家庭矛盾和侍妾的悲惨命运。封建家庭中，妾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作者怀着满腔的义愤，描写了小青的不幸遭遇。一个多才多艺、温柔善良的青年女子，被迫为姬妾，处在庸夫妒妇交相摧残的逆境之中，幽愤凄恻，含恨而死，这悲剧意味着封建制度对善与美的毁灭。而小青留下的真容和血泪斑斑的诗篇，则是她不甘于被毁灭的反抗精神的表现，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篇情节哀婉，文笔清丽，字里行间，爱憎分明，叙事娓娓动人，抒情真切，颇得唐人传奇之致。诗与文虽有前后分割之弊，但亦能各尽其妙。“写真”的艺术构思，显受《牡丹亭》的影响，而其悲剧气氛更浓。

在卷二《情缘类》中，有一篇《刘奇》是题材平凡而构思新颖的作品。写宣德年间河西务地方，以沽酒为业的刘翁夫妇救困扶危的崇高精神，更着重描写了刘奇、刘方这对患难兄弟(夫妇)重恩义、尚操守的品格。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寓离奇于平凡的生活之中，篇幅虽短，却曲折有致，真实感人。

事出《泾林杂记》而为《情史》卷五《情豪类》所选录的《唐寅》，虽属封建文人风流韵事，但描写唐伯虎为追求桂华宁做奴仆的情节，也颇为感人。篇中所写，唐伯虎对桂华的爱情，是真挚、专一的，比同类题材的作品，它有雅洁脱俗的情趣。

《情史》卷九《情幻类》从《北窗志异》中选录的《黄损》，不失为传奇小说的佳作。其故事原型，见于唐人段成式《剑侠传·虬发叟》，写唐僖宗中和四年秋，高骈部将吕用之，在扬州掠取商人刘损妻裴氏:侠士虬发叟打抱不平，叱责吕用之罪恶，用之惊惧，乃夜遣裴氏还刘损，情节简略，粗陈梗概而已。而《情史》中收录的《黄损》，则写得细致曲折，且黄损是“丰姿韶秀，早有隽誉”的秀士，而裴氏是年未及笄的船夫之女，于旅途中一见钟情，互以心相许。因覆船之祸，裴氏辗转为吕用之所得，但裴氏坚贞不屈，抗拒用之，终为神僧所救，与黄损结成眷属。突出了黄损与裴氏纯洁真挚的爱情，在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使这一爱情故事显得更加崇高、优美。

卷十八《情疑类》还选录了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作家蔡羽写的《辽阳海神》。这是一篇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传奇小说。故事的背景是在正德、嘉靖年间，也正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至人际关系，也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层脉脉温情的面纱，已经开始被撕破了，而代之以金钱关系。徽州商人程士宰由于亏折资本而“羞惭惨沮，乡井无望”，只得流落异乡，又因海神的救助而获巨利。其间的悲欢苦乐，正是当时商人的遭遇和心理特征的真实反映。奇遇海神，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幻想，在艺术上是很真实的。情节离奇，想象丰富，描述细致，具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凌濛初据此篇改编为拟话本。

明人编刊的文言小说总集，除《情史类略》外，还有《艳异编》、《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说郛》、《续说郛》、《古今说海》、《稗史汇编》，《稗海》等。

伴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编刊之风的兴盛，对这一文学样式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先秦诸子、《汉书·艺文志》、唐人刘知几、韩愈、柳宗元、沈既济到宋人曾糙、洪迈、赵彦卫，以至明初瞿佑、凌云翰，对小说的概念、性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还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明代对小说理论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于白话小说方面，在序、跋，评点中，表述各自对小说的评价，但是这种理论探索的风气乃至对小说性质及其价值的评论，势必影响对文言小说的研究，促进其理论探索的深化。瞿佑《剪灯新话序》已把语怪言情的传奇小说，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具有同等的地位与作用。凌云翰《剪灯新话序》，除了肯定传奇小说有“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的社会教育作用外，还从美学价值上予以赞赏:“矧夫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亦有之。”小说的这种审美作用，是经、史诸书无法代替的。吴承恩为自己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作序，特别注意唐人小说“善模写物情”的艺术技巧，并指出志怪小说的怪异与人世现实的关系:“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比干宝创作《搜神记》“发明鬼神之不诬”，自然大有进步，有意识地创作志怪性传奇小说的目的，非常明确。(www.xing528.com)

对文言小说作系统研究，阐述其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将小说从“九流十家之末”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家并予以分类，考订各类小说的源流，勾勒其发展的基本轮廓，是大学者胡应麟的首创之功。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以考据、评述经史子集为主，兼记时世风俗。而于《九流绪论》上、下，《四部正讹》下、《二酉缀遗》中诸篇，较集中地论述了文言小说，《庄岳委谈》下，则主要论述白话小说。他是博览群书、广见多闻的学者，故其研究文言小说，不同于就某一部小说作序、跋，而能从古小说发展演变的大背景，阐明其流变，从比较中区别不同时代、不同体式、不同作品的基本特征。其对文言小说研究的主要贡献，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给小说以独立的地位，并阐明小说家特盛的根本原因。传统的史籍目录，将小说列于“九流十家之末”，或附骥于子、史类。胡应麟“更定九流”，将小说独立为一流，置于道、释之上，与儒、兵、农诸家平起平坐，并揭示小说不同于其他诸家的本质特征:“说主风刺箴规，而浮诞怪迂之录附之。……说出稗官，其言淫诡而失实，至时用以洽见闻，有足采也。”^[15]他对往昔不重视小说家的偏见，颇不以为然，特别指出“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能满足人们审美心理的需要:“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16]雅俗共赏，拥有广大的读者，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也就高了。

第二，予以较精细的分类，逐渐使文言小说概念明朗化、规范化。因长期以来，小说概念模糊不清，可塑性太大，所以往往同一部书，归类分属时，就不免见仁见智。胡应麟把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并举例说明，树立规范。^[1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小说家类序》，将其中的辨订、箴规删去，是正确的，使小说概念更严密，他把“小说家言”分为三派: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把文言小说的一个主要类别传奇也删掉，却是由偏见导致的一大错误。

第三，在强调小说社会效果的同时，也重视小说的艺术美。以往论者或作者，大都强调小说的劝惩规戒或补史之不足，而忽视小说的艺术审美特殊功能。胡应麟则兼顾社会效益与审美价值:“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于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覈，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这一小说观，是很精辟的。他也很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赞赏小说的奇幻美和对情致气韵的表现，并讲究文采。他盛赞唐人“作意好奇”、“绰有情致”，称赞《世说新语》的艺术个性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对唐宋小说高低之论，也可见其对小说审美的倾向性:“小说，唐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18]对《剪灯新话》、《余话》的“幻设”，即艺术想象与虚构，也是肯定的。

第四，追溯各类小说源流，论述汉魏六朝以迄唐宋小说的基本特色，评其优劣高低，粗具文言小说发展历程的轮廓。胡应麟在“更定九流”、作小说分类后，对每类小说的源流，都有所论述，并阐明小说内容与社会风气的关系:

《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19]

足见对文言小说用功之深，探索之勤，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