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的作用是:
首先，它和《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早期出现的长篇小说，奠定了我国章回体古典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小说艺术的表现技法，既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与鉴赏习惯，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对世界文学产生一定影响。
其次，《水浒传》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赢得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确定了小说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从而改变了历来以诗文为主的文坛面貌。尽管封建统治者诬蔑它是“诲盗”之作，甚至下令禁毁，而结果反而更显示出它强劲的艺术生命力，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古典名著。
再次，提高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在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塑造、细节的真实描写方面，在古典现实主义发展历程中跨进了一大步。艺术描写上更富于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描绘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画面、世俗人情和家庭生活，如生辰死丧、婚姻嫁娶、元宵灯节、庙会擂台等，为后来世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艺术上的某些借鉴，对《金瓶梅》的影响尤为明显。
随着《水浒传》的流传，产生大量新的“水浒戏”。影响较大的有李开先《宝剑记》、沈璟《义侠记》以及许自昌《水浒记》等，近代京剧中，水浒戏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水浒传》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形象化的教科书。从明末以来的农民起义，都曾经从中汲取斗争的力量和智慧，经验和教训。“逼上梁山”成为反抗斗争的成语。“众虎同心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被压迫者汇集到一起，团结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进行反抗斗争的经验，对后来的农民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在战斗组织、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直接效法《水浒传》之处。许多起义首领曾以水浒人物之名或绰号自称，而称为首者为宋大哥。晚清民间的秘密革命组织洪门(天地会)和哥老会，也受《水浒传》的影响。洪门创始人之一万云龙，号所居之处为“忠义堂”，并以《水浒传》作为宣传品刊行。太平天国起义时，曾用“顺天行道”为旗帜上的口号。翼王石达开，自号小宋公明，他们行军用兵之道，也往往“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太平军同时在北方起义的黑旗军，也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号召。义和团的旗帜上，或书“扶清灭洋”、或书“替天行道”，也可见其与《水浒传》的关系。
《水浒传》对文学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封建统治者下令禁毁，作家或评论家则从各自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出发，批改评点或续写《水浒传》。明崇祯十五年(1642)，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的高潮中，出现严禁《水浒传》的暴政。敕令“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从都察院到九边省直各督抚，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禁毁《水浒传》。清代乾隆十八年和十九年、嘉庆七年、咸丰元年均曾严令禁毁《水浒传》。至于封建士大夫诬蔑毁谤《水浒传》为“倡乱”、“诲盗”之书，主张焚毁者，更不乏其人[3]。
继金圣叹批改腰斩《水浒传》之后，在明末清初出现陈忱《水浒后传》，承袭《水浒传》原著线索，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故事有了新的发展。它写宋江死后，阮小七、李俊等人，在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迫害下，重举义旗;但由于金兵入侵，后来他们的主要矛头是抗击金兵。李俊等人不堪当道奸臣之气，遂率众至海外开创基业，为暹罗国主。这对《水浒传》宋江无条件投降朝廷，带有反拨之意，而又突出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意识。(www.xing528.com)
又有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写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轮回托世为杨幺、王摩等人，据洞庭湖君山水浒起义，从而把北宋末年宋江梁山起义与南宋初年杨幺洞庭湖起义，很自然地联结起来，虽然人物各异，而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精神则前后相承，并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水浒传》中较浓的封建主义忠君思想，突破了皇帝“至圣至明”、奸臣当道蒙蔽圣聪的传统观念，强调“国家丧亡，实因主昏，主昏则奸佞生”。对杨幺起义结局的处理，颇具艺术匠心。把历史上杨幺被张浚、岳飞进剿俘杀，改为杨幺等人在兵败危急之际，经地道逃入轩辕井底，岳飞追至井旁，唯见一井清泉，而不见杨幺等人踪影。留给读者一种悬念与遐想，有较为广阔的驰骋浪漫主义想象的艺术空间。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将此书诬之为“一片邪污之谈，文词乖谬，尚狗尾之不若也”，乃是封建文人的偏见。
尽管封建统治者对《水浒传》严加禁毁，封建士大夫又予以口诛笔伐，但是《水浒传》依然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而且还出现上述两种较有影响的续书，既发扬了《水浒传》反抗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革命精神，又克服了原著的招安思想。实际上，对《水浒传》中官逼民反的积极思想，起了推波逐浪、扩大影响的作用。正如钱湘所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之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尝能禁之于其阅者之人之心。”(《续刻荡寇志序》)于是道光年间(1821—1850)俞万春从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出发，杜撰《荡寇志》。他盛赞经金圣叹腰斩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认为宋江是“口里忠义，心里强盗”的“大奸大恶”，而罗贯中撰“后水浒”，“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所以，他紧接“卢俊义惊恶梦之后”，续写了七十回，把卢俊义的“噩梦”，变成血淋淋的现实，将梁山108个好汉斩尽杀绝，妄图以此来扑灭人民心中的反抗怒火，达到所谓“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严其禁”的反动目的。因此，向来鄙视小说的封建统治者，对《荡寇志》却刮目相看，赞誉备至，视为维系“世道人心”之至宝。文学作品既歪曲社会的本质真实，也就失去艺术的生命力。但它在对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细节描写方面，还是有艺术匠心的。1860年6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动宣传品，烧毁其版片。农民军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认为，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却是值得重视的，有其存在和研究的价值。
有关《水浒传》的几种续书，就长篇小说的分类而言，都属于英雄传奇，但其精神与写法，比之于《水浒传》，已经有很大变化。《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虽然也以虚构和艺术想象为主，但是毕竟是以北宋末年宋江梁山起义的史实为依据，“招安”的悲剧结局也符合历史情况。而几种续书除少数几个人物实有其人以外，内容纯属作者的主观想象和虚构;又因作者创作动机不同，“英雄”的含义和实质也不同，明中叶以后的英雄传奇，如前章所提及的《杨家将演义》，则又包含较多的史实。历史小说与英雄传奇，难以截然区分。有一实质性的差异却基本上依然存在，即历史小说与史文化、英雄传奇与游侠文化的关系，始终水乳交融、血脉传承。
【注释】
[1]脱脱等:《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二年》，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参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一编《中央法令》十一《明思宗朝》、十七《清高宗朝》、十八《清仁宗朝》、二十《清文宗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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