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明代文学中的民族特色

三、《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末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既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自己的特色。从总体上来看，《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艺术上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现实主义地描写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毁灭的完整过程，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一幅古代农民战争悲壮的历史画卷。它尽管属于英雄传奇的性质，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较强，但是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切近现实生活;它们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阳刚之美，但《水浒传》的艺术描写已开始由粗线条勾画向细致描绘发展，有更多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已经基本形成。

从创作方法来看，《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属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范畴，又带有某些浪漫主义的成分;特别是作为英雄传奇性质的《水浒传》，奇异性和游侠文化色彩也更浓厚。按照作者的理想和当时的社会心理，来塑造一系列典型形象，处理重大事件或者生活细节，往往在奇中见真，虚中寓实。所谓真幻虚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那么《水浒传》则是倒三七，即只有三分实事，七分甚至更多是虚构，艺术创造的天地更为广阔，文学性更强。史书上有关宋江起义的资料很少，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水浒故事，都是经过不断加工、想象、虚构的，史实只提供一个极其简括的轮廓，全靠作家们奇妙合理的想象来丰富它。像林冲逼上梁山，武松打虎、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野猪林，以及三打祝家庄等精彩的情节，史书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有的话本、杂剧为有关情节提供了线索，而主要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美学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经过想象、虚构，创作出震撼人心的篇章，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和人们的审美观念。

现实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个性化问题。而人物描写的技法，也体现出作品的民族风格。我国早期长篇小说的题材，大都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特点相关，而且其产生的背景又是战乱频仍、人们盼望有力挽狂澜的英雄豪杰出现的时代，这既深刻影响民族的审美心理，也影响小说艺术的民族风格，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具有粗犷豪放之美的特色。这种民族风格特征，在英雄人物的描写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民族传统文化对某些人物思想性格的形成，也自然要产生影响。

人们常说，《水浒传》108个好汉声容笑貌、思想性格各不相同。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这未免过于夸张，有其片面性，但是《水浒传》中能够活在读者脑海里的人物，总有几十个，这些人物，的确个个是典型，而又有不同的个性，读者决不会把他们混淆起来，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是“这一个”。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极其深刻、成功的。例如描写宋江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发展过程的艰难曲折，在表示“死心塌地”上梁山后，却又呈现出逆反心理，最后走上招安的道路，写得非常真实深刻。更难得的是李逵、鲁智深、武松、石秀等有着许多共同特点的英雄人物，又能以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区别开来。他们四人都有着粗犷豪放、侠义勇猛、凌强扶弱的特点，但是李逵的粗豪鲁莽之中包含着憨厚天真、失于计较;鲁智深则是粗中有细，机智精明，有胆有识;武松见多识广，胸有城府，但重于个人恩怨，这一点又跟石秀颇为相似，而石秀比武松更机警精细，处处主动，先发制人，不像武松那样容易上当受骗。

《水浒传》人物描写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呢?据传说，施耐庵请高明画师画了宋江等36人图像，挂在室内，朝夕琢磨画像，久而久之，这些人物的容颜相貌、性情风神，便在作者的脑子里活现出来了。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尽切合实际的，但是这个传说，却说明作家对自己所描写的对象必须很熟悉，各人的形貌性格在脑子里有了深刻的印象，所谓成竹在胸，才能写出各自的神态个性。关键就是既要深入生活，又要有高度的艺术素养。《水浒传》作者在深入体验生活、熟悉描写对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艺术才能。

首先，作者既能注意根据人物的身份和经历来处理人物性格，同时又能体察生活中复杂的人情世态:丰富多样、变幻莫测的现实生活，使出身和经历基本相同的人物，也具有不同的个性。例如晁盖和宋江，就家庭出身来说，都是中小地主阶级，但是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所受的文化教养却不同。晁盖是个庄农人家，而又跟江湖豪侠有着密切的交往，正义感与豪侠气较为强烈，他似乎没有受过封建文化的熏陶，虽然担任过保正，但与封建统治者、官府衙门的联系并不密切，受所谓“王法”的约束力也较弱。在反抗斗争中，组织、领导才能方面固然不如宋江，但是也不像宋江那样需要经历曲折的思想斗争过程。上梁山时，一把火将庄园都烧掉了，无所牵挂，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作者构思他们被逼的情节也不同。晁盖是豁出性命一心一意造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而宋江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上山的道路也曲折得多。

又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石秀等人，就社会地位来说，比较接近，他们除了浑身武艺勇力之外，一无所有，无牵无挂，或流落江湖，或寄身行伍，或充为狱卒，对人间的不平、社会的黑暗、底层人民的痛苦，都较熟悉。所以，他们都是富于反抗性的，往往“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见义勇为。但李逵原是贫苦农民，后来流入城市充当狱卒，带有游民无产者的性质，既具有憨厚淳朴的气质和强烈的反抗性，又带有玉石不分“排头砍去”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他勇猛而显得莽撞，直爽而显得粗鲁，对起义事业忠诚而不懂得斗争策略，体现了封建时代农民的狭隘性。李逵最富于个性特征的举动是:上半身脱得赤条条的，大吼一声似半天里起了个霹雳，一身当先，抢出阵前，抡起两把板斧，砍将过去。鲁智深是行伍出身，尽管他粗鲁性急，却并不任性行事，动作颇有节制，做这一步能想到下一步，粗中有细，如“拳打镇关西”，他来到郑屠肉铺，先借买肉为名，挑肥拣瘦，故意刁难激怒对方，然后才直言不讳地表明来意，动手痛打郑屠。不料三拳真个打死了郑屠，见机不妙，便假意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巧妙地脱了身。勇猛而又精细，豪放而又洒脱。武松是个游侠式的人物，他凭着高强的武艺，倔强好胜，精明果断，胆大心细。例如为了弄清哥哥被害死的真相，伸冤报仇，他先是手握尖刀，迫使团头何九叔供出殓尸焚化的实情;接着又向乔郓哥调查捉奸经过;断七那天，请邻舍街坊酒席上作证，记下王婆和潘金莲的口供，最后，他才杀死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他的恩仇观念甚重，只要对他有恩，他就可以为你效劳:人不犯他，他不犯人，人若犯他，百倍报复，往往采取偏激行动，失于节制，如“血溅鸳鸯楼”，把张都监全家连丫环都杀了。但他从不推卸掩盖自己的报复行为，表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墙壁上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石秀自小流落异乡，无依无靠，独自谋生，养成机智精细的性格特点，善于制伏他人而又不露声色，如“智杀裴如海”、“侦察祝家庄”。这些人的思想意识是大致相同的，有向往起义造反的共性，但是他们的职业、身份、具体的环境和生活习惯却不同，因而各有独特的个性、气质。作者善于通过一系列类似的情节、行为或场面描写，表现他们的异同，即金圣叹所谓的“犯中求避”。例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石秀杀潘巧云”，李逵“江州跳楼劫法场”与石秀“大名府跳楼劫法场”，“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等雷同(相犯)的情节或场面，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行动方式和个性特点，这又避免了实质性的雷同。

其次，尽管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爱憎感情非常鲜明，思想倾向较为明朗，但是却很少以叙述者的身份对人物发概念化的议论，而是通过人物自己富有特征的行动和个性化的语言，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典型性格。而且，无论是人物的行动、语言或者细节描写，总是跟典型环境紧紧地扣在一起，因此，人物的性格就显得更加真实，并促使人物性格的发展。例如对鲁智深豪放豁达、精明干练、任侠好义性格的描写，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等惊心动魄的动作和说话以及生动的细节表现出来的。且看野猪林救林冲后的情景:

……两个公人道:“不敢拜问师父在哪个寺里住持?”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什么?莫不去教高俅做什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林冲问道:“师兄，今投哪里去?”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

——第九回

与林冲分别时，鲁智深一面把二三两银子给两个公人，教他们“休生歹心”，同时又“抡起禅杖，把(路傍)松树只一下，打的树有两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道:‘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与这树一般。’摆着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自回去了”。借助于这些富于个性的语言和造型鲜明的动作，鲁智深的英雄性格就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写宋江“私放晁盖”的行动和对话，以及细节，也是很有特色的。宋江听说心腹弟兄晁盖犯了劫取“生辰纲”的“弥天大罪”，便非常机智地稳住了何观察:

……先分付伴当去叫直司在茶坊门前伺候:“若知县坐衙时，便可去茶坊里安抚那公人道:‘押司稳便’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鞁了马，牵出后门外去，拿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马，慢慢地离了县治。出得东门，打上两鞭，那马拨喇喇的望东溪村撺将去……

——第十八回

见到晁盖，只道了个喏，“携了晁盖手，便投侧边小房里来”，开口便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如今黄泥岗事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若不快走时，更待甚么?”从宋江骑马的一系列动作和对晁盖的说话，表现出他那机警练达、舍生重义的性格特征;而这些动作和言语，只有在当时那种危险的特定环境之下，才显得有意义。细节描写也不是到了《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中才有，《三国演义》，特别是《水浒传》中就有很多既精练、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上述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杖折路傍松”、宋江骑马动作、林冲抢挑火炭烧庄客等细节，都非常精彩，对刻画人物性格、丰富人物形象，具有重要作用。细节描写的精练，以少胜多，也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民族风格的显著特征之一。

《水浒传》作者在运用烘托、对比等艺术手法以突出人物个性方面，也是极其高明的。如描写武松上景阳岗之前在酒店的豪饮，上景阳岗时傍晚的环境气氛，都烘托出武松豪迈奔放、精明刚强而又好胜自负的性格特点和醉酒英雄的风神姿态。几个思想性格比较近似而又有着独特个性的人物，作者善于在对比中强化个性特点。例如李逵、武松、鲁智深都曾在“菊花会”上反对招安，但由于他们个性的差异，反对招安的方式也不同:

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黑旋风”便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做粉碎。……

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吧。”

——第七十一回

比较这三个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各不相同、不容倒换的个性特点。林冲、武松、宋江三人都有被刺配的经历，比较他们发配过程中的言语、行动，不同的性格特征历历可见。

还有，通过特定的典型事件的描写，集中地刻画某一个人物的性格，也是《水浒传》性格描写的特色之一，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例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描写林冲积愤喷发、怒火燃烧的复仇性格。“智取生辰纲”写吴用神计妙算的智慧。“景阳岗武松打虎”写武松刚强自信、神勇机智的豪侠性格。“李逵负荆”写李逵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梁山事业的忠诚。这些片断的典型事件，是人物性格发展史的一个横断面，从这一横断面中，可以看出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这是最集中、最概括而又最富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化方法。“景阳岗武松打虎”就是极精彩的例子。从武松的豪饮气概、“敲着桌子”叫酒家筛酒并焦躁地道:“我又不是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爷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一番威胁的言语神态中，粗鲁急躁、刚强自信的性格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为下面描写打虎准备了条件。进而描写离开酒店上景阳岗的过程，从不信有虎到“方知端的有虎”，又特写“那时已有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的环境气氛，以及由此引起的武松心理状态，想转身再回店来，又恐人耻笑他不是好汉，才壮着胆走上山岗。这就把武松写活了。紧接着又进一步描写环境气氛:“回头看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整个山岗的气氛显得更为紧张，而武松的酒也正涌上来，于是“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一个醉酒英雄的风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但作者却要等武松在大青石上躺了下来，把那哨棒倚在一边，正要睡的时候，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在出其不意、极为不利之时，跳出老虎来，这样，就把武松跟老虎的矛盾斗争处于最尖端，在这场尖锐、紧张的搏斗中，才表现出武松的英雄本色。写打虎的一段正文是最精彩的，把武松和老虎都写得逼真、传神;虎“从半空里撺将下来”、“吼一声，却似半空里起个霹雳”，“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而写虎也是为了写人。作者不写武松一见老虎扑来，便举起哨棒猛劈，而是先写他如何机灵地躲闪，等得老虎“气性自没丁一半”，才“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下来”，这一棒没打中老虎，却“只听得簌簌地响，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在艺术效果上，比一棒打中老虎更真实，更能显出武松的威力和当时必有的慌急神态，这才不像儿戏，而是活人跟活虎的搏斗。在这场生死搏斗中，表现武松的机敏和神威。站在读者面前的是智勇双全的打虎英雄，而不是鲁莽的一介勇夫。(www.xing528.com)

《水浒传》刻画人物的方法，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一定的篇幅内集中描写某人性格中的某些特点，二是某人的某些足以表现个性的语言，反复重见。

《水浒传》在语言艺术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是民族风格得以充分表现的手段。它堪称祖国语言的宝库，施耐庵、罗贯中不愧为语言艺术的大师。《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北方人民的口头语言为基础，而经过提炼加工的。我们读《水浒传》，就好像闻到一股蒜酪味，它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特别浓厚，具有朴素而又生动、丰富而又精练的特点。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有各自的语言特色，个性非常鲜明;而其丰富性和生动性，则是共同的。例如潘金莲，听了武松所说的“篱牢犬不入”这一番话后，紫漒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

……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第二十四回

这样泼辣的语言，只可能出自市井泼妇之口。在十字坡开夜店的孙二娘，说话的口气又不同了:

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这若干东西。

这些话决不可能出自庄园小姐扈三娘之口。

在英雄人物的语言中，具有一种强烈的战斗性，有火辣辣之感。例如武松的语言，就使人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对潘金莲发火时说:“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又如追问何九叔时说道:“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这就比一般人所说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有力得多。这种语言的战斗性，往往以反问或命令的口气表达出来，有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言反复出现。如武松经常强调他打虎的光荣史，有时反问自己的对手:“你比景阳岗上的大虫如何?”杀了张都监全家，还要在鸳鸯楼上血书留名:“杀人者，打虎武松也!”鲁智深动辄便说:“教那厮吃洒家三百下禅杖。”与林冲分别时，指着松树对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吗?”这就比“留心你的狗头”更有力量。

《水浒传》的语言艺术，除了人物对话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以外，在叙述和描写方面也是很出色的，准确、精练、形象、生动，是它的特色，也是我国长篇小说语言的民族风格特征之一。例如“景阳岗武松打虎”那段文字，把打虎的情景，写得逼真而又传神，生动地再现了打虎的场面。语言的精练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几百个字，就把惊心动魄的打虎场面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了。在《水浒传》中，没有西方小说所经常有的整段的景物描写，它写景物是极其精练的，但能抓住最具特征的东西来写，并且不是孤立静止地写景，而是跟人物的行动和环境气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能以少胜多，艺术效果很好，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如对景阳岗上日色和乱树林的描写，就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再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对风雪的正面描写并不多:“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但在写林冲的生活环境时，却侧面地衬托出风雪之猛:“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撼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接着就写林冲冒雪去沽酒:“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下得正紧……”沽了酒，“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这样，虽然直接描写风雪并不多，但我们却处处可以感到风雪之猛。而对风雪的描写，更衬托出林冲的苦难遭遇及其心理状态，又突出陆虞侯等奸徒用计之毒。事情恰好出乎奸徒之意外，风雪反而使林冲躲过了葬身火窟之祸，并使他性格发生急剧变化，在山神庙前杀了仇人，雪夜奔上梁山。写得合情合理。

《水浒传》的结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刻画典型性格的美学追求、具有浓厚地方色彩而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艺术，无不体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作者的艺术描写，从各个层面展现出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状况，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画面，这也正是民族风格最生动、最具体的表现。

那个时代的封建统治者，生活的腐化、灵魂的丑恶、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对这一特定的历史面貌，《水浒传》作者比历史学家的著述作了更形象化的描绘。艺术家从对宋徽宗、蔡京、高俅、童贯等高层统治集团，至梁中书、蔡九、高廉、贺太守等州府官吏，乃至郑屠、毛太公、蒋门神等恶霸豪强的形象描写中，呈现出一张严密的封建统治罗网。风流浪荡的端王登上帝位，使流氓棍徒高俅骤然发迹，于是，“乱自上作”的一连串事态，逼使英雄志士铤而走险，经历了不同道路奔上梁山，演出一场又一场震撼人心的活剧，舒展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面，洋溢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这里只就其中几个风俗画面来谈谈其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也便于领略民族风格的历史性和社会群体性。

《水浒传》中描绘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大凡婚姻娶嫁、生辰死丧、时令佳节、庙会社赛、烧香敬佛、道场祈禳，都作了生动的艺术描写。但作者不是作纯客观的风俗写照，而是从风俗画面中表现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以高俅发迹史为背景的林冲家庭悲剧，是以“岳庙烧香”为序幕的。“岳庙烧香”这一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仰习俗，原是善男信女的宗教活动，是香烟缭绕的庄严肃穆场面，纨绔子弟高衙内却乘机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妻子，林冲只是“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敢怒而不敢打。这幅画面，描绘了那个时代人们到岳庙烧香的信仰习俗和精神面貌，反映了林冲夫妇小康的家庭生活，如何被突如其来的邪恶势力所干扰，武艺高强的林冲面对调戏爱妻的高衙内，居然想打却手先软了。这里包含着许多画外之音，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结构、人际关系的特殊现象，就是林冲强压怒火对鲁智深所倾诉的:“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这正是“岳庙烧香”风俗画面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才智之士不遇明主，受小人腌臜气，势必使林冲的家庭悲剧愈演愈烈。高俅制造了“林冲闯入白虎节堂”的冤案，于是出现了“林冲发配写休书”这幅扣人心弦的风俗画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休妻是丈夫的特权，为人妻者，若犯“七出”中的一条，就会被丈夫所休弃。但是林冲在被高俅陷害、发配沧州之际，出于对妻子张氏的爱，当着前来送行的岳父和邻居的面，主动要求写休书，以免耽误青春年少的妻子的前程，在这幅悲剧性的风俗画面中，却展示了被压迫者心灵的崇高与美好，也是属于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

而张氏尽管知道林冲写休书给她是出于好意，但她内心已抱定与丈夫患难与共、宁死也不屈从强暴势力的信念，她“一时哭倒声绝”，正是对丈夫的爱与对强暴势力的恨这两种感情剧烈撞击的反映。这幅惨绝人寰的患难夫妻诀别图，充分表现了我们民族在夫妻关系上的传统美德。

庆生辰、闹元宵、庙会摆擂台等传统的风俗习惯，《水浒传》中都有艺术的描写，并从这些风俗画面中，揭示了特定时代的群体矛盾与社会危机，以及各阶层人们的心理状态。最惹人瞩目的是“智取生辰纲”。女婿向岳父送礼祝寿，原是传统风习，但是梁中书花十万贯重金采购寿礼送给蔡京，却是反常的，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基础上的不义之举，因而也很自然地要激起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劫取这宗不义之财——生辰纲。劫取不义之财，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方式之一，也是农民起义最初的自发斗争形式。由“智取生辰纲”，拉开了梁山起义的序幕，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反抗斗争的情景。而在这种斗争画面中，也包含着农民群体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反抗斗争的理想正如阮小五所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第十五回)后来李逵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这种心理素质本身，也就蕴含着农民起义的悲剧性因素。

在《水浒传》中，描写元宵节放花灯的风俗有两处。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是写青州清风寨镇上居民，庆元宵放花灯的景象:

……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采悬花，张挂五六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逞赛诸般社火。家家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

这只是地方小镇庆元宵放花灯的情景，而且作者已经指明“虽然比不得京师”，在艺术构思上与京师的庆元宵，要起映衬对比的作用。按理说，第七十二回描写东京庆元宵应有一番绚丽多彩、热闹非凡的元宵佳节景象，但作者花在描写京师庆元宵放花灯盛况的笔墨却很少，是采取虚写的手法。官府差人从莱州解送玉栅玲珑九华灯上东京，路过梁山，被宋江留下，“将那玉栅灯挂起，安上四边结带，上下通计九九八十一盏，从忠义堂上挂起，直垂到地”。由此引起宋江去京师看灯之兴。但正面描写京师元宵放灯只寥寥数语:“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无论是清风寨的元宵灯会，还是京师的庆贺元宵，都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背景，而意在揭示升平景象掩饰下混乱腐朽的实质。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小小的知寨，都已经腐败不堪。清风寨知寨刘高，“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他的妻子又“极不贤，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这也正是元宵佳节花荣“大闹清风寨”的根源，导致一大批英雄豪杰上了梁山。宋江带一伙头领去东京看元宵花灯，实际上并不是看京师花灯之盛，而是通过与宋徽宗“打得热的”妓女李师师，策划“招安”的勾当，惹得李逵“元夜闹东京”。宋徽宗、杨太尉君臣元宵下妓院，而宋江也带着几个心腹头领会见李师师，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怪现象，既说明当朝皇帝的昏庸腐败，也说明像宋江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必然会使起义以悲剧告终。

民族风格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手法、技巧的问题，也与民族审美意识、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时代的精神面貌有关，因而它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民族风格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水浒传》所表现的民族风格与后来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固然不同，就是与同时代出现的《三国演义》相比，除了有某些共同之处以外，又有明显的差异。例如这两部作品都具有以粗犷豪放为基调的壮美特质，对英雄人物的描写带有理想主义、传奇化的色彩，在写实艺术中多有夸张手法。《三国演义》在粗犷豪放中显其高雅隽永，以刚柔兼济之美为极致，文不甚深、白不甚俗的语言风格，耐人寻味思索;《水浒传》则在犷放中夹杂粗野俚俗，失于浅露，这在李逵形象的描写中，表现更为突出。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早期出现的长篇小说，奠定了我国章回体古典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小说艺术的表现技法，既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传统与鉴赏习惯，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提高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在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塑造，细节的真实描写方面，在古典现实主义发展历程中跨进了一大步。艺术描写上更富于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描绘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画面，为后来世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艺术上的某些借鉴。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描写由粗到细、人物形象塑造由类型化到典型化，《水浒传》起了桥梁作用，它对《金瓶梅》的影响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