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人物形象系列介绍

(二)《水浒传》的系列人物形象

1.统治集团群丑形象与“乱自上作”

作者以批判、讽刺的笔调，描绘了昏君宋徽宗、佞臣高俅、童贯等及其分布在各地的爪牙群丑图，从而形象地、深刻地揭露了“乱自上作”的社会危机。高俅的发迹史，正是北宋末年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幅缩影。像他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没信行的人”，只因为踢得一脚好气毬，便得到那个“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的端王赏识;后来端王当了皇帝，即宋徽宗，“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浮浪汉做皇帝，帮闲当大臣，朝政就日益腐败了。高俅是所谓小人得志，飞扬跋扈，凭借他掌握的大权，报私仇，泄私愤，逼害王进;王进回避与高俅作正面斗争，带着老母逃走，这固然是王进的软弱，但说明一个正直之士，在昏君当朝、奸臣霸道的时候，是不可能为国家尽力的。王进不去落草，并不是他不知道有这条路，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到走投无路之时，不愿连累老母铤而走险。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依仗高俅权势，“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为了霸占林冲的妻子，高俅用阴谋诡计置林冲于死地，林冲在九死一生中，被逼上了梁山。蔡京的女婿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每年光为岳父庆生辰送寿礼，就得搜刮十万贯民脂民膏。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任高唐州知府，“倚仗他哥哥势要”，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纵容老婆舅子殷天锡，强占柴皇城花园，激化了新旧贵族之间权力再分配的矛盾，逼使旧贵族柴进也上了梁山。此外，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依仗妹子慕容贵妃的裙带关系，心狠手辣，害民祸国;华州贺太守，则是蔡京门人，“为官贪滥，非理害民”，强夺画匠王义之女为妾，又将王义刺配远恶军州。登州的恶霸地主毛太公，不但把解珍、解宝打死的老虎占为己有，而且勾结官府，反诬解氏兄弟“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把无辜人民下了死囚牢，要“斩草除根，萌芽不发”。结果，把解氏兄弟也逼上梁山。《水浒传》通过一系列事件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形象地反映了“乱自上作”的社会本质，揭示了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和“官逼民反”的客观规律。

2.林冲与“逼上梁山”的英雄群体

在《水浒传》中，写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被逼上梁山的情况，各人的社会地位、生活遭遇、思想性格不同，逼上梁山的过程也不一样，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林冲。

林冲原是个安分守己的军官，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为什么会转变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呢?其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道路。他具有封建社会中所谓“英雄志士”的某些品格，这在他观看鲁智深表演武艺时不觉失声喝彩，甚至就与鲁智深结义为兄弟的举动中，就显示出来了。而他所处的中等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养成他既希望有所作为，却又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的矛盾性格。最初对黑暗现实还抱有幻想，不愿进行反抗斗争。“岳庙烧香事件”，突出地表现了林冲性格的特征。妻子被人调戏，是莫大的耻辱。他怀着满腔的愤怒，把那人“肩胛只一板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正要痛打一顿，但他“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纵有满腔怒气，却只是“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敢怒而不敢打，过后，气愤愤地对鲁智深说:“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回家后“心中只是郁郁不乐”。可见他并不是甘受凌辱的驯服的奴才，其所以不得不容忍，是有难言的苦衷。他只好在鲁智深面前叹一口气:“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

处在像林冲这样生活环境和地位的人，对现实是最富于幻想性的，总以为凭自己的武艺本事，有朝一日，会受到统治者的器重，挣得一个更好的前程。这正是林冲思想性格的弱点。虽然受了腌臜气，而对高太尉这个“本管”却仍存幻想。他亲送宝刀进府，误入白虎堂，固然是中了高俅的奸计，但也与他所抱有的幻想有关。他对现实生活的幻想，和由此而产生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在“刺配沧州道”的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他非常爱恋自己的妻子，但他为了妻子的幸福，忍痛主动写休书付与岳父。他想以此割断儿女之情的牵挂，破灭自己对生活的幻想，可是这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一样，更说明他对妻子无限的深情和“挣扎回来”的希望。在沧州道上默默地忍受着解差的凌辱，在野猪林那种死里逃生的情况下，倒替解差向鲁智深求情，正是由于他对现实还抱有幻想。这正是林冲跟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的武松不同之处。在那肮脏的现实中，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便忍气吞声、压抑心头的怒火，抓住这线希望不放。但是他的反抗性是随着统治者对他日益残酷的迫害逐步发展的。

“风雪山神庙”是促使林冲性格急剧变化的关键。他负屈衔冤，经受种种辛酸苦难，从禁军教头落到流放沧州牢城的不堪境遇，忍辱熬煎，为着何来?无非是想熬出苦日子，挣扎着回去。可是统治者的魔爪却还紧紧追逐着他，竟至下了火烧草料场的毒手，企图把他活活烧死。这时，林冲反抗的怒火，终于像草料场的熊熊烈火似的燃烧起来，杀死来谋害他的仇人，显出他那英雄的本色。

烧了大军草料场，刃了高俅的心腹爪牙，四处画影图形搜捕，逼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最后的一线希望都被残酷的现实所破灭了。面临着生与死的最后关头，才使他猛醒，挣脱自身逆来顺受性格的羁绊，冒着纷纷的大雪，投奔梁山。像他这样的人，被“逼上梁山”，更说明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程度。

他怀着复仇的怒火和造反的希望奔上梁山。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梁山这块自由的乐土上，却遭到了封建余孽、“白衣秀士”王伦的排挤与压抑，蒙受屈辱。终于在王伦拒绝晁盖等英雄入伙的事件上，爆发了强烈的义愤，火并了“嫉贤妒能”的王伦，立“仗义疏财，智勇足备”的晁盖为山寨之主，为起义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以后，他一直是梁山事业的中坚，义军队伍的骁将。在对待招安问题上，也持有比较清醒的警觉性。

“逼上梁山”的关键是一个“逼”字，封建统治者逼得人民活不下去，人民就揭竿而起，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林冲当然是最典型的，身份与林冲比较相似的鲁智深、武松，所走的也是“逼上梁山”的道路，不过由于个人性格、文化教养的不同，表现的方式也是很微妙的。鲁智深和武松性格的特点是满腔的豪侠血气，真是“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他们的被逼，也往往不是被动式的，而是出于强烈的干预现实，产生与统治者的矛盾，在命运的撞击搏斗中，被逼上了二龙山，后来又聚集到梁山泊，他们的斗争历程，说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的真理，只是反抗斗争的表现方式，会因人而异。

3.李逵与石秀、三阮、二解等好汉

一群出身贫苦、社会地位低下的梁山好汉，是天然的“官家对头”.他们要求起义造反的热情最高，意志也最坚定，李逵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农民淳朴爽直、真诚憨厚的品质，以及爱憎分明、勇敢顽强的反抗精神。

这个手拿两把板斧、黑凛凛的大汉，一出场就特别惹人注目。他的确很粗鲁，但是这种粗鲁跟他淳朴憨厚、带有几分天真的“赤子之心”结合在一起，就更使人感到“真实不假”，他初见宋江时那个喜剧性的场面，使读者忍不住要笑他，但又喜爱他，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透明雪亮、赤露露一丝不挂的，不假掩饰。

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富于反抗性，而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或者他所敬爱的英雄人物，却很坦诚，忠心耿耿。他不信统治者的法令条例，坚决反抗。宋江吟了反诗，他认为是不“打甚么鸟紧”的事。他是凭自己对现实的直接感受来判断是非的，而根本不理会统治者的法规，他认为像殷天锡那样仗势害人的权豪势要，只能用板斧对付，讲不得什么条例:“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我把那鸟官一发都砍了。”但他对自己所敬爱的“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的好汉，却赤胆忠心。为了在牢里伏侍宋江，不出事故，居然断了酒，“伏侍宋江，寸步不离”。那“跳楼劫法场”的壮举，更表现了这个草莽英雄大无畏的浩然之气。

他对起义造反的要求迫切、坚决，对起义事业热心忠实。他既不同于林冲被残酷现实逼上梁山，也不同于鲁智深、武松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他参加起义具有一种自发的积极性，把上梁山造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劫法场”后宋江征求众人意见愿不愿意上梁山，他便跳将起来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虽然粗鲁，但恰好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饱受压迫之苦的农民一旦奋起反抗时，从胸中喷发而出的强烈义愤。他除了两把板斧以外，赤条条的一无所有。他相信只有造反，才能过好日子，他所要求的是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李逵和他所属的阶级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认为用造反的手段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好皇帝，过快活日子。卢俊义、李应、秦明、呼延灼等参加梁山起义，都需要经历一段背叛自己阶级、背叛朝廷的痛苦历程，而对李逵来说，起义事业的发展跟他所属阶级的利益、个人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阶级地位和起义性质，以及个性特点，使他成为起义队伍中的猛将，他“不怕箭矢刀斧”，往往是火辣辣地赤膊上阵，敢于藐视任何强大的敌人，始终坚信自己的力量。他那猛似旋风、热如烈火的战斗激情，与农民的盲目性和粗鲁的个性相结合，产生某些偏激莽撞的过火行动，既表现他对起义事业的坚定性，也是农民起义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局限性，如在“三打祝家庄”时勇猛的战斗精神和杀扈太公一家的鲁莽行动。他并不意识到滥杀无辜的错误，只感到这是非常痛快的事。

李逵对敌人是凶狠的，但是对善良的人民却又是很富于同情心的，爱憎非常鲜明。如对假李逵的态度，特别是由于假宋江抢夺民女而引起的误会“大闹忠义堂”，充分表现了这位农民起义英雄朴素的原则性。

李逵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最可宝贵的品格，就是坚如铁石的革命意志，对起义事业的忠诚。他是反对“招安”最坚决的一个。在重阳节“菊花会”上，乐和唱宋江的新词［满江红］，“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做粉碎”。每当见闻到“招安”之类的勾当，他的怒火便立即喷发出来，试看第七十五回“闹诏”场面的描写:

(肖让却才读罢那道肆意诬蔑梁山起义的诏书)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肖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书的官员尽都杀了!”

这就是真正的农民起义英雄的造反精神。这种精神是永不消失的，即使在被逼跟随宋江投降以后，也总是想“再上梁山泊”去造反。听说朝廷要害宋江，他就大叫:“哥哥，反了罢!”当他知道再不能拿着板斧造反的时候，第一次洒下英雄的热泪:“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李逵的悲剧，也正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悲剧。农民有力量起来反抗封建统治者，可是却不能自觉地掌握起义的命运，总是被权势狂和野心家利用了去，或被内部的错误领导所断送。

产生这种悲剧，除了一般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外，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所谓“侠义之气”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束缚农民思想的一条无形的锁链。“侠义之气”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原是人性美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江湖上的义气，乃是游侠文化的传统，往往以超越个人得失、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诚如司马迁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造反起义的人民，为了共同的目的，互相之间，讲义气，同甘苦，共患难，团结战斗，作为调节内部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具有积极意义。如晁盖等“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就是以义气作为团结的纽带。但是个人野心家或错误的领导也可以利用“义气”笼络“江湖好汉”，为其所用。《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是以“仗义疏财”的名声，取得包括李逵在内的江湖好汉的崇拜的。在起义事业的根本利益与“兄弟义气”发生矛盾时，李逵及游侠之气甚重的武松、鲁智深、三阮等人虽曾与宋江的招安思想作过斗争，但最后仍然屈从于“义气”，跟着宋江去向朝廷投降。后来李逵等人几次想再反上梁山，也因碍于宋江的“义气”，没有反成。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英雄悲剧的产生，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4.从历史和美学角度论宋江形象的塑造

《水浒传》思想倾向上的一条主线，是“同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李贽评点百回本《水浒传》而冠以“忠义”二字，可谓画龙点睛。“忠义”既对梁山起义军内部人际关系而言，又是对封建朝廷应尽的使命而言。英雄志士被奸佞权臣、贪官污吏所逼迫，上梁山造反，是忠义之举;劫富济贫，抑强扶弱，铲除贪官污吏，替天行道，是忠义之举;创造条件，接受朝廷招安，到边庭去一刀一枪，为国建功立业，安邦定国，乃至去镇压别的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在作者看来，也是忠义行为。这种思想倾向，在主要人物宋江的形象中，得到集中的表现。

如前所述，有关宋江起义的历史记载和讲史类话本，是《水浒传》作者把宋江塑造成受招安的义军领袖形象的主要根据，但也很自然地会联想起作家所处时代某些类似的事件和人物。反思历史，面对现实，经验与教训，对塑造宋江形象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既要描写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失败的全过程，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真实。既不能把他写成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改朝换代的封建帝王，也不能写成像方腊那样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英雄，而只能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领导了农民起义却并不想夺取政权、封建主义忠君思想比较浓厚，因而以投降告终的悲剧性人物。

作者并不因为同情梁山事业，就把宋江描写成为伟大的、气壮山河的起义领袖，也并不因为宋江是个投降变节分子，一开始就用丑化的、批判的笔调来描述他。《水浒传》中的宋江，并不是金圣叹所批评的那种奸诈阴险、玩弄权术的小人，也不是小说中经常看到的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具有复杂性格、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

宋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但他直到第十八回“私放晁盖事件”中才出场。在这之前，作者先写了北宋末年危机四伏、官逼民反的形势，但宋王朝仍然能控制局面，农民还不可能通过造反的形式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这就是宋江所处的悲剧性的时代。他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和所受的文化教养，也带有某种悲剧性。他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自己是个县衙小吏，“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又好习武艺，结交江湖好汉。这种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养成他比较复杂的思想性格。中产阶级家庭、封建伦理道德和文化教养，以及衙吏生活，与封建统治者及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养成安于现状、忠君孝亲、墨守法度的习性;同时，对封建吏治的丑恶本质、社会的病态、百姓的疾苦，也有一定的了解，这又使他具有一种正义感，每每为人们“排难解纷”，并且“仗义疏财”、“周人之急，扶人之困”，颇有游侠义气。衙吏的处境最难，应接上下左右，处理公文词讼，使他在实践中养成谨慎严密、精明强干、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结识江湖好汉，社会接触面广，信息灵通，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丰富的生活经验，就培养起他的组织和领导的才能。于是在封建社会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宋江是正人君子，“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而在江湖好汉的心目中，则是义气深重、享有信誉的豪杰，都称他为“及时雨”。这些因素构成宋江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即宋江只具备做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条件，却缺乏做农民起义领袖的最根本的素质。他并不真正理解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他的思想意识与要求造反的下层人民的思想差距很远。他的理想是做朝廷的忠臣良吏，改善吏治，承担起清官的职能，根本不想取代大宋皇朝。他思想性格中缺乏对现存封建秩序、伦理道德的叛逆性，封建主义因袭的包袱太重了。尽管历史的浪潮、社会的势力，把他推上了起义领袖的地位，但是他那悲剧性的思想性格，决不可能领导一次农民起义获得改朝换代性质的胜利，也不会在困境中奋战到底，壮烈牺牲，而只能走妥协投降的道路。(www.xing528.com)

《水浒传》中的宋江，思想性格是复杂而又矛盾统一的，而且他的性格是在矛盾斗争中曲折发展的。

“晁盖事件”是展开宋江思想性格矛盾斗争的一个关键。他听说心腹弟兄晁盖犯了劫取“生辰纲”的“弥天大罪”，便非常机智地稳住了何观察，“舍着条性命”去救晁盖，要他赶紧逃走。为了救朋友，不怕“担着血海也似干系”。说明他是很重义气的豪侠之士。对于晁盖等人的被逼上梁山，他表示同情，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作者通过宋江接待刘唐时的矛盾心情，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宋江再三申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贤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这话说得非常恳切感人，表明他跟晁盖等人是一条心的，但他在回寓所的路上，又想:“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可见他在思想上跟晁盖等人还有相当距离。一个县吏的封建法度观念与豪侠之士的江湖义气，既矛盾又统一在他的思想性格中。

与“私放晁盖”紧相关联的，是被逼杀阎婆惜。这在宋江来说，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但这件血案却把宋江逼上了叛逆道路。而叛逆性又与他固有的忠义思想交错在一起，所以他走叛逆道路的过程，就显得异常曲折。

由“杀惜”引起的出走避难，以至流放江州，是作者精心构思的情节，对塑造宋江形象和形成全书连环钩锁式的结构体系，都有着重要意义。就刻画宋江的性格而言，是为了强调宋江根深蒂固的忠义思想，不愿背叛封建朝廷。他先到享有特权的贵族柴进庄上避难，缉捕风声稍缓，转移到孔家庄投孔太公。处于逃犯困境的宋江，宁可遭受迫害而不愿铤而走险。他对投奔二龙山落草的武松说道:“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是宋江的真心话。“大闹清风寨”后，被逼策动一伙好汉上梁山，但由于浓厚的忠君孝亲意识，所以，一接到父亲的假“噩耗”，便与众好汉分道扬镳，星夜“奔丧”去了。这时的宋江，充其量也不过是聚义事业的同路人，中途分手是很自然的。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深刻洞察力，把握住宋江思想性格发展的客观规律，着重描写他思想性格转变过程的艰苦曲折。所谓“孝义黑三郎”，在孝与义发生矛盾时，孝压倒了义，离开聚义兄弟而回家奔丧尽孝。作者刻画宋江性格的深刻性，在于不是把人物的基本特征作简单的、机械的、平面的撮合，而是从时空的变迁、环境的更易这个角度，来体现性格特征的发展变化，叛逆情绪的升降起伏。忠孝与侠义，在宋江身上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但在不同的情境之中，突出的方面有所不同。他被流放江州，临行时，他父亲特地叮嘱他不要入伙梁山泊，“教人骂做不忠不孝”。这就给他披戴上“忠君孝亲”的精神枷锁。因此，路经梁山泊，晁盖等人劝他入伙时，他就断然拒绝了，并表明自己决不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作者这样描写宋江此时此地的思想，可谓入木三分，发掘了人物性格深层的底蕴。

尽管宋江没有留在梁山，但是山上众头领对他的情意，一路之上江湖好汉们对他的义气以及江州牢城亲身经历的残酷现实，对他来说，也是生动、深刻的教育，他思想性格中封建性的忠孝和带有叛逆性的侠义这两种因素的比重，在生活实践中又逐渐向叛逆性方面倾斜，而从作者的艺术构思角度来看，是通过宋江从避难到流放过程，以叛逆性的侠义思想为纽带，把星散各地的江湖好汉，串联、组合起来，逐渐显示出宋江作为领袖人物的条件和弱点。

作者以艺术的辩证法，出神入化地体现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像宋江这样精明练达的人，在平常是不会轻易暴露叛逆思想的。作者非常巧妙地安排了“浔阳楼宋江吟反诗”的情节，真是神来之笔。借宋江的酒后狂吟，把他郁结内心的叛逆情绪和盘托出。作者写他酒后触景生情，感慨身世遭际，激愤之下，狂吟抒怀，写下了扣人心弦的反诗。［西江月］词和七言绝句，表现了落难英雄忍辱潜伏、待时而动、欲回天地的心情。作者借地头蛇黄文炳之口，为反诗作了准确、生动的解释，更突出了宋江作为一个豪侠之士的叛逆思想。想谋反，而且要赛过黄巢，这是宋江在经受了封建统治者多次迫害、把他从统治阶级营垒中排挤出来以后，很可能产生的思想，不过“恰如猛虎卧荒丘”，客观环境使他不得不“潜伏爪牙忍受”，酒后吐真言，不由自主地抒发出造反复仇的情绪，敞开封闭的心扉，展现了真实的心灵。

题反诗是在特定情境中心理失去平衡时叛逆思想的极端表现，而由这一事件，却把矛盾冲突推向了尖端——生与死的斗争。梁山好汉劫法场，把宋江从反动派的屠刀下救了出来。这也是促使他思想性格摆脱封建伦理羁绊向叛逆道路奋进的关键。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宋江思想性格发展历程中的这一飞跃。在剐了黄文炳后，宋江在众兄弟面前，倾诉出肺腑之言，对自己的生平思想和行为，作了概括而生动的小结:

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亲严训，不曾肯住。……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

第四十一回

经受了曲折坎坷的生活和思想历程，讲出这一番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声息语气，寓豪壮于婉曲之中的个性特点，历历如在眼前。在上梁山的路上，他对晁盖说:“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经过腥风血雨的生死搏斗，思想性格起了急剧的变化，叛逆性格显得格外突出。

宋江上梁山后，凭着他私放晁盖的大功，以及在江湖上的声望，坐了第二把交椅，当之无愧。在一定时期内，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誓言和众弟兄的希望，做了一系列有利于梁山事业发展的工作。从上山后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特别是在晁盖去世以前这段时期，是他造反情绪最高涨的阶段。作者从多方面描写宋江作为一个义军领袖的组织才能和策略思想。对敌人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同时在义军内部，加强了组织纪律，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因而梁山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其中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三打祝家庄”。作者改变元杂剧中晁盖打祝家庄的情节，把宋江推上统帅地位，从而突出他的才能和作用。他得知祝家庄地主武装要和梁山泊对抗，就主动向晁盖请命，亲自率领一支人马下山，表示:“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他一方面派杨雄、石秀深入祝家庄探听虚实，摸清盘陀路的秘密，扫除进军的障碍;另一方面，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祝、李、扈三庄的联盟，并从中调查清楚敌人内部的底细。在战斗最艰苦、最紧张的阶段，斗志是昂扬的，并且对弟兄们关怀备至。战斗结束，善后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有功的群众——指点盘陀路秘密的钟离老人给予奖赏，对无辜的百姓“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深受祝家庄群众的爱戴。凯旋时“村坊乡民，扶老携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同时，在策略上采取一系列巧妙正确的措施，分化敌人营垒、增强自己力量。在以后各次战斗中，对俘虏的敌军将领，基本上都采取抚慰招降的策略。而每次出兵，对百姓总是“秋毫无犯”，攻克城池，便“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并“散给粮米”，救济穷人，因而深得人心。在作者笔下，宋江率领的这支队伍不是“盗匪”，而是仁义之师;宋江是颇有王者风度的豪杰。

可能受历史上宋江受招安事实的制约，所以《水浒传》中宋江所固有的忠君孝亲思想，在上山后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加上作者审美心理和世界观的影响，宋江没有沿着叛逆性格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伴随着梁山事业的发展逐渐滋长起争取“体面投降”的逆反心理，历史上的宋江所具有的勇猛彪悍和与之相适应的粗犷豪放性格，在《水浒传》中基本上泯灭了，而突出了他权谋机变的策略中显出的委琐和怯懦。每次俘虏敌军将领，总是卑躬屈膝，“亲解其缚”、“纳头便拜”，并说一些丧失气节的话，例如:“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这类话讲过多次，甚至要让位给俘虏军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但是消极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在起义军领导层，逐渐形成一股与“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恰恰相反的招安势力。

宋江与晁盖，在个人关系方面是融洽、真诚的，并不像金圣叹所曲解的那样:宋江为坐第一把交椅，存心把晁盖置之于死地，晁盖死后，根本就不把报仇之事放在心上，而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地位权势打算。把宋江诬之为奸诈阴险、以玩弄权术为能事的小人。金圣叹之意在为“歼厥巨魁”作张本。但就《水浒传》原著来看，晁、宋之间在起义的目标、方针、政策方面，确有分歧。晁盖上梁山，虽然也是被官军所逼，但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动性。智取生辰纲后上梁山，是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从来不曾有“招安”之念，可以说他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与梁山事业的发展，是同步共向的，即起义事业愈兴旺，他的志愿理想、目标也愈加宏大。而宋江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则是与梁山事业的发展相逆反的，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不得已犯下弥天大罪的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这种等待朝廷招安的逆反心理，在晁盖在世时就有，但与劝降俘虏军官的策略思想交织在一起，招安思想的实质还不很突出，所以晁、宋之间没有发生表面化的冲突。

晁盖死后，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而他等待朝廷招安的心理，也以明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这一象征农民意志与愿望的口号，变为替封建朝廷行使地主阶级之道。“同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也就是宋江投降主义的思想纲领。在实际行动中，千方百计地邀请誓与梁山义军为敌的大地主卢俊义上梁山。这一系列行动，都是宋江盼望招安的表现。

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领袖人物的帝王思想，是与起义军力量的发展成正比的，宋江则恰好相反，他是把义军的实力和取得的胜利，作为争取招安的资本。“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潮，正是在这高潮中，宋江以胜利求招安的逆反心理也公开化了。在他对“天地神”的祝辞中说:“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他在［满江红］词中更写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他认为招安，是“改邪归正”，做国家臣子，才是走正路。他的价值观念，仍然是正统派封建官吏的传统观念，他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心理活动，与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是相悖的。他以上东京看花灯为名，想通过李师师与宋徽宗的特殊关系，进行投降活动，在她家里写的乐府词，向朝廷表白:“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对朝廷表露忠肝义胆，主动乞求招安，自然意味着对起义事业的叛卖。在宋江的苦心经营下，几经曲折，达到了所谓“体面投降”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宋江的逆反心理、投降行为，实际上是本性的回归，或者说是异化之异化的必然趋向。

宋江的思想既回归到“做国家臣子”的轨道上来，因而，“征辽”、“征方腊”，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作者看来，“征辽”固然是“攘外”的爱国行动，“征方腊”也并非是残杀同类兄弟的叛徒行径，而是安邦定国的功业。所以，他称道“扫清巢穴擒方腊，竖立功勋显宋江”的结果，强烈地表现了封建传统的邪正观念。

声势浩大的梁山起义，落到了招安的悲剧性结局，断送了农民革命事业，宋江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这又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而是《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首先，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也就不可能产生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正确领导者，因而农民起义往往遭到失败。封建时代农民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对农民意识的渗透，产生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不大可能认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实质，容易接受忠君思想的宣传。李逵主张打到东京去“夺了鸟位”，也不过是换一个姓宋的做皇帝，提不出新的社会理想，因而，当封建统治者采取某些缓和矛盾的欺骗手段时，就很可能上当。

其次，义军领导阶层中成分结构的演变，与导致招安的结局有密切关系。梁山起义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并包括一部分小市民，但是随着起义事业的发展，义军领导阶层的成分复杂化了。被逼上梁山的头领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封建统治势力逼上梁山的，如三阮、二解、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他们的反抗意志都较坚定。另一种是被起义力量裹挟上山的，如呼延灼、关胜等一班俘虏军官，以及卢俊义那样的大地主，他们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在宋江的投降思想支配下，让他们占据了义军的统治地位;而坚决反对招安的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等人，并没有进入领导层。这样，宋江的投降意图也就得以实现。

再次，封建统治者的两手政策也起了作用。封建朝廷对农民“犯上作乱”的基本态度，是要坚决消灭，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或剿”、“或抚”。在他们认为有力量镇压的时候，就大动干戈，进行“剿灭”;在暴力镇压失败之后，则玩弄“招安”的阴谋手段，以达到消灭农民起义军的目的。历史上一些贪图个人荣华富贵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也容易走“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捷径。

此外，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特殊条件下，起义军有抵抗外侮的强烈愿望，但受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提出在与封建朝廷协同抵抗外敌的时候保持义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一弱点，诱骗义军接受招安。梁山义军在去东京的路上，打着“顺天”、“护国”两面大旗，就包含着忠于皇帝、保卫祖国这两方面的意思。

至于作者把受招安作为“盛大的节日”来描写，着力渲染宋江至死不忘“忠义”，深恐李逵再反，骗李逵也服下朝廷所赐毒酒，以保“‘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字里行间，蕴含着赞美之情，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他所同情的是像宋江这样的忠臣义士被当道权奸陷害蒙冤而死，而不是痛惜梁山起义事业的被叛卖。作者通过宋徽宗“梦游梁山泊”的虚幻意境的描写，使宋江等人的冤屈，得到昭雪封赠，所谓“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因而也冲淡了“魂聚蓼儿洼”的悲剧气氛，笼罩上很不协调的光圈。

由此可见，作者颂扬宋江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主要是赞美宋江以忠义为宗旨，吸引四方豪杰“同心归水泊”，然后引导这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起义队伍“改邪归正”，为赵宋王朝发挥御外安内的作用。这既是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也与作者所处元末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有关。在作者看来，宋江尽忠义于大宋朝廷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崇高美的意义;宋江之死，是既悲惨而又壮烈的，具有悲剧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