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是个创作历史小说的专家，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外，他还写了《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以及《三遂平妖传》。《水浒传》则是他和施耐庵合作的成果。
《隋唐志传》原刊本已佚，但在明末清初当有传本。清康熙十四年(1675)长洲褚人获据此书和《隋炀帝艳史》及唐宋传奇有关材料，予以修订，易名《隋唐演义》，其序云:“《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彩，则前多阙略，厥后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可想见原本故事之轮廓，艺术上也还较粗糙，所以褚修订更易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广为流传，而原本反被湮没失传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褚改订本，除简介其故事梗概外，似多讥议:“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11]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固然脱胎自鲁迅所著，但对《隋唐演义》的评价较好:“中间写隋唐间英雄，单雄信、窦建德、尉迟恭、花木兰……等，皆能有色有声。全书的取材，除正史外，唐宋传奇，元明戏曲，莫不采取;故叙述多有来历，不亚于《三国演义》，然文中亦偶好作嘲戏之词，似宋人话本。”[12]此论切合实际。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写晚唐五代兴衰演变的历史故事。这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时期。唐末藩镇割据，拥兵自重，乘唐室衰微、需求藩镇之兵镇压农民起义之机，扩张势力，终于取代唐室的统治地位，军阀登上皇帝宝座。由于自身的残暴腐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很快又被别的军阀所更替，五代十国，匆匆如过眼云烟，天下纷扰，生灵涂炭。《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以这段悲剧性的历史为背景，以残唐五代的更替过程为线索，采取编年的方式，从黄巢落第起义始，至赵匡胤陈桥兵变终，前后共80余年的历史。所写主要人物、事件，基本上按照史实，而略采民间传说、有关戏曲和《五代史平话》的资料，并有所虚构，其间虽掺杂“皇权神授”的天命观，但它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即反思历史，表现人民的愿望。从晚唐五代的兴衰过程中，具体地反映了封建统治者荒淫残暴、昏愦腐败的本质，统治集团内部由利害冲突而导致互相残杀，置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于不顾，悖伦乱道，不仁不义，而这也正是促使各个小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作者的政治理想是以“仁政”治国安民，因而对无道昏君、奸邪权臣和残民以逞的军阀，都极为痛恶，逼使黄巢造反的直接原因，就是“当今无道，宠任奸邪，用舍颠倒，思乱纷纷。权臣贪贿财利，不论贤才;主上惟取相貌形容，不分豪杰”。[13]黄巢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败唐军，迅速攻克长安。只因政策、策略的错误，滥杀无辜，加上朱温叛变降唐，义军内部分裂，士气涣散，指挥不当，唐军借晋王李克用和二十八路藩镇之势力，镇压了黄巢义军。而朱温与李克用为争权夺利又互相火并，但李克用以拥唐之名，取得唐室封藩的拥戴，作者对他亦多褒奖之辞，视为以“忠义”撑危局之支柱;对勾结权奸田令孜诈取“梁王”封爵、篡夺唐朝政权的朱温，则多所揭露批判。李克用集团内部，众养子之间明争暗斗，嫉贤妒能，最为李克用所倚重的猛将李存孝，遭到诬陷，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也因此导致李克用的兵败身亡。朱温集团则更是乱伦丧德，父淫子妻，子弑其父，弟杀其兄，丧失人心，大将王彦章败死，梁随即灭亡。
作者对梁晋混战带给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
……但见途中三三两两互相啼哭，携儿抱女，夫东妇西，各人顾命逃散。杀得那百姓家家门首吊着一个木牌，一边写个晋字，一边写个梁字。那军一壁里杀，一壁里抢。抢到庄上，那百姓打听得是晋兵，把那晋字调过来。那军说是晋王的民，不要抢，就过去了。后兵又来抢，打听得是梁兵，把那梁字调过来，那军说是梁王的民，不要抢，也过去了，后来抢得滑了，不论梁、晋都抢了。因此人民朝属梁而暮属晋。
——第三十八回
晋王之子李嗣源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免喟然叹曰:“只因这梁、晋交兵，杀得那军士受涂炭之苦，百姓有倒悬之急，天下荒荒，人民死其大半。”
残唐五代帝王兴废有如匆匆过客，作者以艺术形象较深刻地反映了王朝盛衰兴亡的原因。朱温父子暴虐腐败、悖伦无道，自取灭亡;李存勖取梁而代之，建立后唐王朝，当初众人认为他是“晋王嫡子，志气远大，英雄无敌”，所以拥戴他为皇帝。但他自灭梁后，“溺于酒色，专事音乐，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优名谓之李天下。尝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言尚未绝，只见一人向前批其颊曰:‘理(李)天下只一人，尚谁呼耶?’唐主视之，乃一优人，姓敬名新磨……诸乐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疾忿，莫敢出言。亦有交相附托，纳贿以干恩泽者，蠹政害人，恣为谗慝。且疏忌宿将，不恤军士，数出游畋，蹂践民间五谷，上下咨怨”。[14]终于为伶人郭从谦之流所杀害。
在乱世中人们更渴望贤明君主。在五代十二个君主中，作者对唐明宗李嗣源的俭朴廉洁予以赞颂:“内无声色，外无游畋，不任宦官，废藏库之财，赏廉吏，治赃蠹，虽不知书，而所行暗合于道。年谷屡登，兵革罕用，较于五代，名为小康。”[15]对周世宗柴荣处危难之际而能亲冒矢石、励精图治的精神，也给予推崇:“即位之初，愤然欲削平天下，盖念乱甚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于威令之不行，上陵下僭，首诛樊(爱能)、何(徽)以正军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变弱为强，因败为功。……简兵整众，锐意进取……威武之声，振响夷夏，可谓雄杰，近世以来未之有也。……迹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于五代十二君中，独称为最。”[16]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艺术水平，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反差很大。粗糙草率，只叙其故事轮廓，朝代人物的更易变换，除对李存孝、王彦章等极少数几个人物还写得比较生动以外，其余人物基本上缺乏血肉丰满的个性描写。从对人物描写采用诗赞体的韵文尚较可观、某些情节或计谋的运用乃至作品的思想倾向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较为相似，可以看出此书为罗贯中所作，无可怀疑。但从艺术的简陋，也可以看出此书带有从讲史平话到章回小说的过渡性质，作为专业作家的创作，则尚属草创之纲要，情节没有充分展开，人物形象亦未加仔细描写刻画，是一部未经修改润饰的粗略稿。
《三遂平妖传》则是一部介乎历史小说与英雄传奇之间的作品，并且带有某些神魔小说的色彩。书中所写王则贝州起义故事，见诸《宋史·明镐传》及《文彦博传》、《杨燧传》、《马遂传》，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九“贝州王则之叛”，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仁宗纪”，以及宋曾巩《隆平集》卷二○《妖寇传》、宋王偁《东都事略》卷六等史籍，均有记载。比之于《水浒传》，它可资凭借的史料，要丰富得多，但比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它的故事情节则多出于虚构，妖道迷信成分甚多，而又缺乏神魔小说艺术的怪诞、变幻之美。这当然与王则暴动利用宗教迷信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有着密切关系。南宋时“说话人”就有说王则故事的，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的“小说开辟”篇，记载“妖术”类小说节目中，有“贝州王则“之目，可见其故事情节已有较多的神魔妖术成分。
《三遂平妖传》原本已佚，今存明万历年间王慎修校刻本为四卷二十回，经张荣起整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据考基本上保持罗贯中原本面貌。虽写王则以妖术发动起事，反抗北宋仁宗王朝统治，但以大半篇幅写胡永儿如何得妖狐圣姑姑之助，传授妖术，能为纸人豆马，事发私走郑州。在贝州以妖术引诱排军王则，结为夫妻，于是术人弹子和尚、张鸾、卜吉左瘸师等趋附其门下，声言王则当为王，独霸河北三十六州。利用知州贪酷、军民怨恨的情绪，发动贝州驻军起义，真实地反映了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尽管作者对这次暴动持批判态度，但是也暴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和官逼民反的客观规律。如第十四回写贝州知州克扣两营官军三个月的粮饷，管营的道:“如明日再不肯关支，众人须要反也!”作者又进一步具体描写贪官的丑恶嘴脸:
这个知州姓张名德，满群人骂道:“绮罗裹定真禽兽，百味珍羞养畜生!”这知州每日不理正事，只是要钱，当日坐在厅上，便唤军健王则。王则在厅下唱喏道:“请相公台旨。”知州道:“王则!我闻你直恁地豪富，昨日替我散了六千人请受钱米，似此散与他们，何不献来与我?”
正是这样的酷吏贪官，逼使人民犯上作乱。至于这次暴动很快就被文彦博镇压，根本原因是力量对比的悬殊。北宋仁宗朝，虽已呈现出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尚称“盛世”，国力较强，王则暴动并没有造成燎原之势，力量较弱。书中描写王则等人以妖术屡败文彦博十万大军，乃是小说家的虚构。所谓“三遂平妖”，诸葛遂智是弹子和尚假托的化身，马遂是王则的同乡友人，只有李遂是文彦博帐下军官;而其掘地道偷袭贝州之计所以能够得逞，则全赖王则宠爱的乐人李鱼羹所提供的地理形势图。所以，书中所写的王则之败，主要是由于叛徒、奸细的出卖。
艺术上固然不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缺乏性格刻画，但想象较丰富，道术的变幻奇谲，似有稍胜之处。如左瘸师能用道术驱使大磨盘飞打敌将，还能变形幻化;胡永儿剪草为马、撒豆成兵;弹子和尚的神通等描写，受志怪小说和宗教意象的影响较明显。马遂行苦肉计，则似《三国演义》中的黄盖，某些笔调又似《水浒传》，如第三回末尾写道:“有分交:朝廷起兵发马，永儿乱了半个世界，鼎沸了几座州城。正是:农夫背上添军号，渔父船中插认旗!”与《水浒传》第七回所云“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几乎完全一样。
冯梦龙把《三遂平妖传》增补为四十回本，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方面比原本略为细致，而对王则暴动更多贬抑之词。
受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在明代后期有利于通俗文学发展的环境气氛中，兴起了编纂历史小说的热潮;但其精神与写作手法，比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类是拘泥于纪实，如《列国志传》。嘉、隆间人余邵鱼，他以史籍所载列国史实为基础，吸收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有关故事，编纂成《列国志传》，现存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为八卷二百二十六则;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龚绍山刊刻，陈继儒评点作序的版本，为十二卷。
《列国志传》第一卷卷首虽标有“按先儒史鉴传”字样，其实有关西周的三十四则故事，主要是依据《武王伐纣平话》改编的。卷二至卷六叙述东周列国春秋时代的故事，是全书的主体，作者说是按《左传》的内容编写的。《左传》记载的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计254年间各诸侯国的重要史实，史称春秋时代，下距秦并六国(公元前221年)将近两个半世纪，即所谓战国时代，也就是这部小说第七、第八两卷所写的内容。这部分，大体上是照搬《史记》中有关的材料，而多删节却无创造，显得仓促草率。
全书以史实为主干，民间传说的成分也不少。例如“妲己驿堂被诛”、“秋胡戏妻”，“伍子胥临潼斗宝”等等，基本上都属于没有史实根据的民间传说或小说家之言。有些情节则是套用或仿效《三国演义》，留有明显的痕迹，读者不难察觉。
文学离不开艺术想象和虚构，即便是历史小说，拘泥于史实，势必作茧自缚。这也正是余邵鱼《列国志传》的主要缺陷。他的艺术想象力贫乏，又不善于剪裁，所以，作品的艺术水平较低，可读性不强，流传也不广，其草创之功则不可没。
明末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17](1574—1646)，鉴于余邵鱼《列国志传》的状况，在他编纂《新平妖传》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之后，便致力于对《列国志传》作脱胎换骨性的大修大改。原著仅28万字，经冯梦龙再创作，演化为洋洋洒洒70余万字的巨著，共一百零八回，书名改为《新列国志》。卷首有篇署名为“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的《叙》，从其中所发宏论及措词语气看来，可观道人也许是冯氏的别号之一。
《新列国志》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删去了不必要的情节，在剪裁上更富于艺术匠心。书名既然为“列国志”，就不必花大量篇幅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所以，把原著中写的这部分内容砍掉，显得更为切题。作为过渡性的情节，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前，写了“周宣王童谣发令”、“幽王烽火戏诸侯”，则是必要的，不仅在艺术上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蕴含着深层次的思想意义，提示了西周灭亡的必然性。
删掉不必要的情节，是为了加强必要的情节和人物的描写。东周列国，国多、人众、事繁，如果照搬历史，势必吃力不讨好，不成其为活鲜鲜的小说文学。冯梦龙再创作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素材善于剪裁，该删则删，须添则添，有全局在胸，于列国错综复杂、纷繁杂乱的头绪中，能得其要领。着重叙述或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争霸，以及吴越兴亡的故事，最后以秦皇如何吞并六国，统一寰宇告终，而将许多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政治变乱、外交活动、战争场面穿插其间，构成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二是力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契合。历史小说，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上，当然要符合历史真实，不应出“纰缪”。小说文学当然要想象虚构，但要合情合理。例如《列国志传》中描写“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既无历史根据，又不合乎情理。因为秦哀公之世，秦国势力还比较衰弱，处于附楚的地位，不可能号召十七路诸侯，并驾而赴临潼，所以予以删去。历史小说固然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不宜随意夸饰虚构，这也正是历史小说与英雄传奇的主要区别之一。《新列国志》作者，把余邵鱼原著中“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者，一律依据《左传》、《史记》等史籍，予以修订，又不失于拘泥，正如可观道人《叙》中所云:对史实“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在不违背历史的大趋势即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对具体事件、情节、人物形象，加以敷演、丰富、艺术上的润色，发挥作家的艺术创造才能，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作者在《凡例》中，指出了余邵鱼旧志在这方面的缺憾，陈述了自己新志的特色:“兹编一案史传，次第敷演，事取其详，文撮其略。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所以，那些读历史典籍会打瞌睡的，阅读《新列国志》这样的历史小说，便津津有味。但我们也毋庸讳言，比之于《三国演义》，《新列国志》(或通称《东周列国志》)似乎在处理历史真实方面，还有些拘谨，而在施展作者的艺术创造力方面，没有充分放开手脚。这有其客观原因，我们将在后面提到。
三是在叙事过程中塑造了众多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东周列国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围绕在各个霸主周围，有谋臣、猛将，也有嬖佞小人;国君有荒淫无道的昏君，有重贤爱才的明主，各有较鲜明的个性特征。齐桓公能听从鲍叔的推荐，重用曾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且绝无疑贰之心，言听计从，能尽管仲之才。他也有贪美色、宠嬖臣的习性，但由于信任管仲、鲍叔等贤能的谋臣，且以信义服诸侯，终成霸业。他除了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的政治领袖风度与气质外，而且机警明敏。例如当雍廪消灭了弑杀齐襄公的罪魁后，避难于鲁的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避难于莒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由鲍叔辅佐，都要乘齐国乱无君之机，赶回齐国为君，谁先回齐，谁就掌握为君的主动权。管仲率兵车邀截小白:
夷吾(管仲字)见莒兵睁眉怒目，有争斗之色，诚恐众寡不敌，乃佯喏而退;蓦地弯弓搭箭，觑定小白，飕的射来。小白大喊一声，口吐鲜血，倒于车上。鲍叔牙急忙来救，从人尽叫道:“不好了!”一齐啼哭起来。管夷吾……加鞭飞跑去了。……谁知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知管夷吾妙手，恐他又射，一时急智，嚼破舌尖，喷血诈倒，连鲍叔牙都瞒过了。
——第十五回
小白临危应变、急中生智的机敏巧妙，麻痹了敌人，使自己取得了成功。从小说艺术角度来看，采用“嚼破舌尖，喷血诈倒”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突出了小白机警明敏的性格特点，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管仲受齐桓公重用后，对桓公矢志不渝，忠贞不二，识大体、顾大局;识拔宁戚于牧竖之中，临死前对齐桓公的一番话，更显其光明磊落。忠于国事而不荐挚友鲍叔牙，却荐隰朋自代;劝谏齐桓公斥逐易牙、竖貂、开方三嬖佞小人。忠贞坚忍、公而忘私、荐贤任能，正是管仲品格的优点，故能辅齐桓公而成大事。
晋文公的特点则是:沉着稳健，恩仇必报，赏罚分明，驭下宽严得体。他曾经避难在外，颠沛流离，而追随他的一批臣佐，赵衰、狐偃、狐毛、胥臣、魏犨、先轸、颠颉等，俱是豪杰之士。在归晋复国后，以从亡为首功，其中又分三等:“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可见，他是把仁义之德视为首要，其次才是才智、勇武，奔走之劳又等而下之。他手下的一班谋臣猛将，可以说各具个性。赵衰、狐偃、介子推等文臣，与魏犨、先轸、颠颉等武将，固然性格不同，即便同是武将，也有显著的个性差异:先轸足智多谋、智勇兼备;魏犨勇猛粗犷、粗中有细;颠颉则鲁莽刚猛而失于计较。例如晋文公破曹国之后，为报曹国大夫僖负羁一饭之恩，下令:“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首!”魏犨、颠颉挟功骄恣，忿然不平，故犯军令，放火烧毁僖负羁之家，魏犨自己也负了重伤。按军令，魏、颠两将当斩。晋文公听取赵衰意见，爱惜魏犨才勇，但如伤势不能康复，没有再供驱驰的可能，不如按军法处决;不然，则留此虎将立功赎罪。于是赵衰奉晋侯密旨，去探望魏犨。魏犨装束如同平常，很有礼貌地与赵衰交谈，并距地向前跳三次，又往上跳三次，毫无受伤的样子，因而得以赦免死罪，而颠颉却更以言语触犯晋文公，终于被斩首。由此可见，两个不同的性格特征，勇猛骄恣是其共性，而魏犨于骄恣中不失机智，颠颉则宁折不弯。(www.xing528.com)
秦穆公于殽山之败后的严于责己、宽以待下;晋楚城濮之战中，楚帅子玉的狂妄骄横、志大才疏，晋大将先轸的稳健智勇、胸有成竹;楚庄王处理“撅缨者”事件的豁达大度、权谋机变;吴越争霸过程中，双方君臣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赵国宰相蔺相如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忍辱负重，廉颇从恃功自傲到负荆请罪的转变;宋襄公用兵的假仁迂腐、卫懿公的残民好鹤，性格都非常突出。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花的笔墨不多，对人物性格没有精雕细刻，但却能选取典型事件或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故能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还值得一提的是，《新列国志》的语言特色。冯梦龙原是编写通俗小说的大师，“三言”就是宋明时代的语言宝库，那是用当时的纯白话写的。《新列国志》写的是东周列国故事，正如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不能不受历史人物语言的制约;况且，其题材，基本上取自史籍，作者在进行创作时，自然要受史籍语言的影响。但是又要顾及粗有文化者的可接受性。于是，它的语言，近似《三国演义》“文不甚深，白不甚俗”的特点。凡是上层人物的对话，大体上保持与人物身份相称的语言风格，而叙述性的语言，则是比《三国演义》更浅显通俗的、近乎白话的浅文言，特别是叙述寻常百姓家的故事，基本上是大白话。例如第二回，叙述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捡得女孩，逃到褒地抚养，因乏乳食，只好将女孩送给姒大的妻子，这一大段介绍褒姒苦难童年的经历，就是白话。“话分两头”之类的叙述格式，也是白话小说的定势。对一些古代地名、特异的姓名、官名、典章制度等，都作了夹注，便于读者理解。
《新列国志》所写的许多故事，读来动人心魄，引人入胜，但从总体上来说，全书的艺术水平稍逊于《三国演义》。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史笔贵简约切实，所谓春秋笔法，就是言简意赅，秉笔公正，一字褒贬，力重千钧。小说家则需意匠独运，通过作家合理的想象、艺术虚构，塑造出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用笔宜详宜细，予以夸饰。前面我们对作者能在史实基础上，有所敷演增添、形容润色，取肯定的态度;但又必须指出，他不能突破史实框架，进行大胆的艺术创造，正是本书逊于《三国演义》之处。人们常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实际上是虚实参半，我们无须去硬分虚实的比例，只觉得虚构成分较多的故事或人物，恰好是小说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赤壁之战”就是极精彩的例子。《资治通鉴》记载“赤壁之战”算是比较翔实的，《三国演义》描写这次战役，史实大要基本上依据《资治通鉴》等史籍，但作家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才能，予以铺张描述，篇幅比通鉴几乎增加十倍，花十回篇幅描写这次大战役，从“当阳之战”开始作为赤壁大战的序幕，到“义释曹操”为止，如果把这一战役的延续“三气周瑜”算上，就更长、也更精彩了。绘声绘色，场面宏伟壮阔，气象万千。曹操、诸葛亮、周瑜、关羽等人物形象，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全书一百二十回，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到三分归晋，写将近一个世纪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尽管人物众多，而诸葛亮成了全书的灵魂，其次就是曹操，还有关羽，这三个人物形象，毛宗岗称之为“三奇”、“三绝”，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新列国志》则受漫长的历史背景所制约，不可能用比《三国演义》多几倍的篇幅，写五百余年的历史故事，虽然写了数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有的人物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性格化，却不可能有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形象。把可以写成几部历史小说的题材，集中概括在一部，难度实在太大了。冯梦龙能够写出《新列国志》，头绪井然，主次分明，人物形象有个性的也以数十计，已经够不简单的了，又何须苛求呢?
经冯梦龙再创作的《新列国志》，比之于余氏旧志，提高了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的可读性，也确定了它在小说史上的应有地位。《新列国志》于明末由叶敬池刊出，流传较广。
清代乾隆年间的蔡元放，在冯梦龙修订、再创作的基础上，对《新列国志》又作了加工，书名定为《东周列国志》，这也是流传最广的本子，刊本亦多，或题乾隆元年，或题乾隆十七年，或题乾隆丁亥三十二年。
元放名奡，号七都梦夫，又号野云主人，江宁人。他对《新列国志》所做的，主要是评点工作，对书中的文字无多大修改，个别回目改得更工整一些。他效法金圣叹，写了一篇《序》，阐明稗官野史的意义:“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在演绎其词耳。”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就视小说为稗官野史，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到了明清时代，小说蓬勃发展，道学家虽仍然抱有鄙视小说的偏见，但对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作用，却已不能漠然视之。蔡元放把历史小说视为“史之支流”，是历史的通俗化，是有意提高小说的地位。他写的《东周列国全志读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导读的作用。但他对小说艺术，似乎不像金圣叹那样内行，主要着眼于书中的思想内容，意在启发读者如何去领会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认识价值。
蔡元放在每回之前，都作有回评，发微抉隐，颇有精辟之论。他能突破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愚忠愚孝的封建道德，注重行为的实际效果。例如晋献公宠骊姬，骊姬设计诬陷太子申生，狐突密报申生，而申生既不辩明冤情，又不出奔他国避难，却以“仁不恶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为道德准则，自缢而死。蔡元放对申生这种有害于己、无益于国的愚昧行为，持批评态度。对荀息轻率地以死许晋献公，结果是祸国害己，死得毫无价值，蔡元放引孔子的话，批评荀息的言行不过是“轻轻然小人哉!”。从他对人、对事的评论来看，元放不失为有见识、有是非、有正义感的评论家。当然，他毕竟是封建文人，难免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评判是非美丑，这就使他的不少回评令人感到有些迂腐。
蔡元放在《读法》中曾说明:“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在评论中专重“事理之是非’，而缺乏必要的艺术评价，不能像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评点家那样，在小说评点中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美学理论体系，这是一大不足之处。
至于夹批的文字，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从封建纲常的角度发表的陈旧观点;二是正确的空话;三是空泛的废话。如“妙!”“绝妙!“奇绝!”却说不出妙在何处，奇在哪里，完全不考虑艺术鉴赏者的审美心理，这与他评点的指导思想有关，也与他自己缺乏审美意识分不开。这并不是说全部夹批一无可取，但从总体上来说，对今天具有一定思想分析能力的读者来说，大都是多余的话。读者真正想领略艺术鉴赏方法、本书的艺术特色，却被评点者忽视了。这是很遗憾的。
纵观《东周列国志》的演进过程，除了史籍所提供的素材以外，真正向小说文学方向演化，则宋元讲史家话本为试绘蓝本者;余邵鱼《列国志传》的草创之功更不可泯;冯梦龙《新列国志》则完成了小说的创作过程;蔡元放主要是从评点家的角度，从思想内容方面做了导读性的评点工作，特别是在《读法》和回首的总评中，不乏有启发意义和思想深度的闪光之论，故能广为流传，书名也就沿用他所确定的《东周列国志》为宜。而版权的归属，以冯梦龙编著、蔡元放评点为妥。
二类是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更多地掺进传说与虚构，历史演义嬗变为英雄传奇，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家将演义》。杨家祖孙三代为宋朝奋战沙场、戍守边关的爱国事绩，《宋史·杨业传(附延昭、文广传)》有明文记载。近人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一文，对传中所载史实详加索引，足以说明杨家三代爱国英雄，实有其事，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因此，宋元话本、元杂剧中，都有以杨家将为题材的作品[18]。在民间传播过程中，不断丰富了杨家将的故事，出于想象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也更多了。据今人考证，在现存《北宋志传》(万历二十一年世德堂刊印)和《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万历三十四年卧松阁刊印，简称《杨家府演义》或《杨家将演义》)之前，大约在明中叶正统至嘉靖年间，有一本《杨家府传》，为无名氏所作，今已失传，但今传《杨家府演义》大体上保持原本面貌。从校订者秦淮墨客所作《序》文中可以看出，虽写宋代故事，实有感于明中叶国势衰颓、民族矛盾尖锐，忠臣良将被奸佞陷害的现实。演义中所写杨家将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史传所载一致的，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一些重要情节，更富于传奇性。特别是木(穆)桂英擒六郎、杨宗保14岁挂帅、佘太君攻打通明殿阵、十二寡妇征西，民间传说的色彩更为浓厚;后半部许多破阵斗法的描写，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表现手法很相似，已经完全脱离历史事实。
三类是人物和事件虽然也有某些史实的影子，但是主要人物是神魔，或者是神化的人、被妖魔迷惑的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封神演义》，虽写殷、周斗争的历史，并称之为“演义”，但实际上已经失去历史演义的基本含义，变成为神魔小说了。
【注释】
[1]详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明清讲史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水饰图经》，中华书局1981年版。
[3]唐开元间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为解释“似刘氏重孔明等”一条注文，叙述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故事。
[4]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所载，中华书局1959年版。
[5]《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三国志演义〉序》。于序文之后，特加注云:“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详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据清毛纶、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线装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此乃小说家虚饰之词，与史实相去甚远。
[8]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9]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明玉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见郭箴一《中国小说史》第六章《明代》第一节《明代的四大奇书》(一)《三国志演义》(C)附录《隋唐志传》及其他，上海书店1981年版。
[13]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四回，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
[14]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四十三回，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
[15]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四十四回，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
[16]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六十回，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
[17]冯梦龙的生平事迹，详见本书论述短篇白话小说的相关章节。
[18]据罗烨《醉翁谈录》载，南宋有话本《杨令公》、《五郎为僧》，惜仅存名目。臧晋叔《元曲选》中，收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见中华书局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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