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优秀

(二)《三国志演义》的人物形象

1.不朽的艺术典型——奸雄曹操

历史上可称为奸雄的人很多，而“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则是曹操。既萃集封建统治者奸诈、残暴、自私、嫉忌等恶劣品质于一身，又总括了封建时代政治家延揽人才、纵横捭阖、权谋机变等多方面的才能。

与刘备相比，曹操更其本质地体现了封建统治者极端残暴和无限贪欲的丑恶灵魂。他毫不隐讳地宣告自己的人生哲学:“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正是他一生的行动指南。而极端自私的思想和他的奸滑才略相结合，使他成为狡滑透顶、残暴至极的绝代奸雄。

还在他少年时代，为了自己得以“恣意放荡”，竟假装中风，诬陷叔父。参加政治角逐以后，这种恶劣品质得到更可怕的发展。因疑惧而杀了吕伯奢全家，明知错杀无辜，唯恐报复又斩草除根;因缺军粮而借管粮官王垕之头镇定军心;为报私仇而率大军“洗荡徐州”，“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行人”;对那些触犯他的人，就更残忍了，当耿纪、韦晃等人的反曹兵变被镇压之后，他为了根绝异己，便用诱人自投罗网的诡计，斩了三百余人:

曹操于教场立红旗于左、白旗于右，下令曰:“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门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于是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内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之下。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众官各言无罪。操曰:“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尽命牵出漳河边斩之，死者三百余员。

——第六十九回

多疑忌刻是曹操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他既爱才，又忌才;他骄横专断，唯我独尊，有稍忤其意或才识胜于自己者，无论是功臣故旧或德高望重之士，都难免杀身之祸。孔融、荀彧、杨修、许攸等人，都先后被杀，而被他杀害后，曹操又往往“令以厚礼葬之”。形成曹操如此狡诈、残暴、疑忌的性格，不是偶然的。它是封建私有制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那封建军阀混战的时代，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希望自己拥有剥削和统治的最高权力，他们互相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曹操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

“操、卓原是一路人”，但曹操却比董卓高明，手段更毒辣，方法也更巧妙，他“多权谋”，“善机变”，能得心应手地撮弄汉献帝这个傀儡，攫取最高的政治效益，一直到死，他都不愿“废帝自立”。当孙权上书劝他“早正大位”时，他大笑着说;“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之上耶!”众文武再劝时，他却狡黠地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他知道刘备是自己唯一的劲敌，但当刘备势穷力竭来投奔他时，他反而以礼相待，不愿“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笼络关羽的苦心虽遭失败，但他却能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因势利导，亲率众将追送关羽，赠金送袍，既博得宽宏大度、爱惜人才、重信义等美名，又借机教育自己的部下:“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并在“义重如山”的关羽心中，更深地种下“感恩知己”的种子。至于对朋友、部属以及人民的态度，或笼络利用，或杀戮践踏，都从怎样对他的事业有利出发，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手段。诡计多端，变幻莫测。这种“权谋”、“机变”的奸猾才能，也正是封建统治者在进行反复的政治角逐中所养成的。

曹操的形象是复杂的，他的性格也具有两重性。正如许劭所说，他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两种素质。因为他身处乱世，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促使他的性格与才能向奸雄方面发展，作者在深刻揭露和批判他罪行恶德的同时，又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奸雄的才智与胆略。曹操既不是愚蠢的魔王，也不是滑稽的小丑，而是在残暴、奸诈之中又怀抱雄才大略、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时代的政治野心家。在讨伐董卓时，他就看穿了各路“诸侯”各怀异心、畏缩无能，“不足与谋”，能在名将如云之际，识拔无名之辈关羽、张飞，在“煮酒论英雄”的一席话中，对当时大小军阀，能透过复杂的表象作出精当的论断。他善于根据客观形势，决定攻守联伐的战略方针。殷勤招揽人才，因才拔用，不拘格套。“官渡之战”胜利后，为稳定内部，而烧毁部属通袁书信，擢用陈琳，都表现出他非凡的见识和胸怀。重要战役，往往亲冒矢石，临危不乱。因此，能在十余年间，“挟天子以令诸侯”，由弱变强，消灭了除刘备、孙权以外的大小军阀，统一大半个中国。这些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的雄才，“宴长江横槊赋诗”的场面，更表现了他那骄横一世的气概和抱负:“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大宴铜雀台”时，他自豪地说:“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封建时代奸雄的气魄、风度，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作为一个奸雄的艺术典型，是成功的，作者刻画了曹操奸猾和雄才两个方面，是恰如其分的，他比历史上的曹操更典型化了，因此也更带普遍性。

在“为曹操翻案”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歪曲、毁谤历史上的曹操，把曹操简单地涂了一个白脸。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的艺术描写，当然应该符合历史真实，但历史小说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在不违背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物的本质特征的原则下，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对史实有所增删取舍和重新组织，为作品的主题思想服务，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描写，更深刻地发掘封建社会的本质。

肯定曹操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与艺术上揭露他的奸雄本质，并不矛盾。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封建统治者，曾采取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民族统一的措施，对历史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奸雄本质，却是暴虐残忍、自私奸诈的。以曹魏为正统的陈寿《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当然很高，称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与陈寿同时代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则说他“虐亦深矣，民亦怨矣”。出于吴人之手的《曹瞒传》，描写曹操的“酷虐变诈”就更具体生动。《三国演义》中有关贬抑曹操的情节、典型事例，绝大部分都依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的野史杂传，如杀吕伯奢全家、为防被刺而假装梦中杀近侍、借管粮官之头镇定军心、血洗徐州、镇压耿纪韦晃之变后诱杀无辜、杀孔融和杨修，并非出于罗贯中的虚构。作者为了使小说的主题更鲜明，抓住曹操性格中极端自私和残暴奸诈的一面，着意渲染，把封建时代个人野心家的罪行恶德都概括到他的身上，虽然也写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许多优点以及消灭吕布和袁绍、平定乌桓等功业，但在描写过程中稍带了一些曹操的阴暗面，这就使他的历史作用不显得很突出，对他的雄才也有所贬斥或讽刺。于是曹操就成了个性非常鲜明的奸雄典型。这当然与作者的正统思想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曹操形象的历史真实性。但总的说来，作为艺术典型的曹操，比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更集中，更带有普遍性，具有高度的、不朽的美学价值。从他的形象中，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不能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即使评价历史人物曹操，也应该实事求是，而不能以主观的随意性牵强附会地解释历史，隐恶扬善，创作新的历史剧也不能脱离历史真实，随心所欲地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把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现代化、革命化，也是经不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的。

2.忠贞和智慧的典型——诸葛亮的悲剧及其人格魅力

诸葛亮，不仅是蜀国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整部《三国演义》的中心人物。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价他:“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在《三国演义》中，则是治戎与奇谋兼长，理民之才干与为将之谋略皆优的全才;历经艰险危难而忠贞不渝，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才能，不仅仅总结了封建统治群体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吸取法家、纵横家的谋略和应变才能，而且融入了人民大众的才智与理想。在历史上，他是封建统治集团革新派的理想人物，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则是人民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

在那朝政腐败、军阀混战、动荡纷乱的时代，他隐居隆中，洁身自守，淡泊明志，正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作为一个胸怀奇才、满腹经纶的知识精英，实际上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的斗争。他以管仲、乐毅自比，等待机会，渴望改变分裂割据局面，重整汉王朝的秩序，扭转天下大乱的形势。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有感于“汉室苗裔”刘备“三顾”之诚，终于应聘出山，参加剧烈的政治角逐。“隆中对策”显示了他锐利的政治眼光，强调人谋，否定天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能够高屋建瓴、纵览全局，正确地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拟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指出刘备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以与孙、曹成鼎足之势;然后，联吴抗曹，进取中原。后来关羽、刘备违背了联吴抗曹的基本决策，犯了战略性的错误，遭致惨败。

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对刘备集团始终忠心耿耿，坚贞不渝，力图“兴复汉室”。在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分析和利用各种矛盾关系。在当阳兵败之后最危急的关头，他只身游说东吴。这时，孙权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主战与主降两派之间的斗争，外部的主要矛盾则是孙、曹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的对立局面，诸葛亮利用这种矛盾关系，在“舌战群儒”中，驳倒主降派，为联吴抗曹扫清障碍;智激孙权，根据孙权有称霸江东、不甘屈服于曹操而又犹豫不定的心理特征，孔明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先故意竭力夸大曹操的力量，促使孙权必须迅速抉择，并尖锐地指出:“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说:“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曹?”孔明巧妙地说:“……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居人下乎?”恰刺中了孙权的痛处，把心中的怒火点燃;然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透过敌强我弱的表面现象，抓住敌人的虚弱本质，消除孙权的疑虑，指出只要孙、刘同心协力，就必定能够打败曹操。随即又反激周瑜。周瑜故意说曹操力量大，准备向曹操投降，试探诸葛亮的反应，目的是想在孙刘联盟中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诸葛亮却将计就计，利用《铜雀台赋》激起周瑜誓与曹操势不两立的情绪，争取自己一方在孙刘联盟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他利用孙、曹的矛盾，与既忌恨他又必须借重他的周瑜共事，导演了一幕幕壮丽精彩、扣人心弦的活剧，“借箭”、“借东风”，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创造条件。在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中，“虽居虎口，安如泰山”。当东风一起，破曹将成定局，矛盾即将转化的时候，他又能巧妙地离开虎口。

由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事物矛盾的发展规律，遇事能作具体的、辩证的分析，知己知彼，谨慎而又大胆，充分利用客观条件与发挥主观努力相结合，所以能克敌制胜。“博望烧屯”、“草船借箭”、“智算华容”、“安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例，表现了他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灵活机智的指挥艺术。

在建立蜀汉政权的过程中，坚决推行以法治国的政治路线，赏罚严明。他拟定的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说:“昔日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严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治军严谨有方，注意识拔将才，对于驾驭大将，能因人而异，体现了高度的领导艺术。

对蜀汉事业始终忠贞不渝，顾命辅幼主，竭尽股肱之力，支撑危局。内修政事，千方百计稳定蜀汉王国;对外连年征战，平定孟获，巩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复汉室，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废寝忘食，事必躬亲，汗流终日，甚至在吐血不止的时候，还“扶病理事”，“计议军机”。当他强支病体，最后一次出寨遍观各营时，“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www.xing528.com)

诸葛亮要求恢复汉王朝统治的强烈愿望，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尽管他对客观形势能作出比较精辟的分析、拟定种种计谋策略，对刘备父子无比忠诚，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要是与刘备之间君臣关系、与关羽等人之间将相关系的制约，如荆州主将的委任，他明知关羽不宜当此重任，但又不能不服从刘备的意旨，因为从刘备的角度考虑，论亲疏、资历、声望，荆州主将非关羽莫属;刘备为关羽报仇而伐吴，破坏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以皇权独尊，不纳孔明的劝谏，以至有彝陵之败，失去了三国的均势，断送了由蜀汉统一三分局面的可能性。他主观上也有片面性，运筹决策方面有失误，又缺乏知人善任之明，如过分求稳而不采纳魏延以轻骑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建议;任命只具参军之才的马谡为独挡一面的主将，几乎全军覆没;以蜀汉一隅之地，与曹魏抗衡，不能用奇谋突击以取速胜，而用常规的持久战，连年用兵，大耗元气，一无所得。委任心胸狭窄、仅具幕僚之才的杨仪统领全军，而对智勇兼备的魏延怀有偏见，酿成他身后自相残杀之祸。“出师未捷身先死”，竭尽全力，仍然无济于事。主观愿望与客观历史发展趋势的矛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诸葛亮的悲剧。

作者写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大多数是合情合理、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如“借箭”、“借东风”就有气象学的根据。但也确实存在鲁迅所批评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于妖”的缺点，有些神秘化的描写，超出了智谋的范围，装神弄鬼、禳星祈寿，与作者的道家思想因素有关。

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作者把诸葛亮作为体现“尊刘抑曹”思想的中心人物来描写，因而在这个形象中，封建正统观念也就更为浓厚，他在进行政治斗争中，往往以正统思想作为理论依据，打击对方，而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例如“舌战群儒”时对薛综、陆绩的驳斥，指曹操为“篡逆”，归附曹操则是“无父无君之人”，而称刘备是“堂堂帝胄”，因此“拥刘抗曹”是“臣之道也”。他拒绝把荆州归还东吴，理由是:“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后来他拥戴刘备即皇帝位时又说:“曹丕篡汉自立，主上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他骂死王朗^[7]，也是以正统为精神武器的。在《后出师表》中，更写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直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逆贼，以兴汉讨贼为己任。

这种封建正统思想，原是统治集团用来维护封建秩序的法规，为一朝一姓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愚弄人民，并排斥和打击其他集团的竞争，垄断对人民的统治权力。因此，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封建宗法思想和唯心历史观的反映。

《三国演义》中形成“尊刘抑曹”、“帝蜀寇魏”的正统观念，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作品题材的本身，就存在着正统思想，在三国尚未形成的军阀混战时期，除了皇室借正统思想取得“诸侯”支持以外，各大军阀，都以“匡扶汉室”为逞其个人野心的幌子;而出身低微、实力单薄的刘备，则自称是“汉朝苗裔”、“帝室之胄”，以“兴复汉室”的正统思想作为政治资本，与汉献帝续宗谱、认叔侄关系，以“皇叔”身份奉衣带诏“讨贼”，这也是能取得诸葛亮同情和辅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三国形成以后，曹丕利用“禅让”形式，篡夺了刘汉王朝的政权;刘备就以“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为借口^[8]，当上了蜀汉皇帝，以正统自居。《三国演义》既然以三国时代的历史为背景，封建时代的作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这种正统思想。其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士大夫往往把历史上“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的刘备^[9]，和为蜀汉事业呕心沥血的诸葛亮，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而加以理想化，封建时代的人民，也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以自己善良的愿望去理解它的意义。实际上，《三国演义》中以刘备为正统，也不仅仅因为他姓刘。“暗弱”的刘璋和“徒有虚名”的刘表，以至“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的桓、灵二帝，都曾遭到作者的贬斥。显然，“拥刘抑曹”还包含着封建时代的理想政治，即所谓“王道”、“仁政”，刘备、诸葛亮则是这种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人们对誓复汉室而忠贞不渝的诸葛亮，更是推崇备至。在“安史之乱”时，杜甫就曾写过几首赞颂诸葛亮的诗，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如《蜀相》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如《咏怀古迹》二:“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赞颂惋叹之情溢于言表。南宋以后，则把曹魏集团比作“逆虏”，而以刘蜀作为汉族政权的代表。陆游诗中有:“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之句，指曹骂金;他还希望南宋也能出现诸葛亮这样的人物，率师北伐。至于元人杂剧和话本，如前所述，“尊刘抑曹”的思想就更形象化了。而元末起义军领袖朱元璋，更把曹操比作汉奸国贼，他给明玉珍的信中写道:“近者王保保(原系汉人，降元充作大将，为察罕帖木儿义子，改名为扩廓帖木儿)以铁骑劲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10]《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下写成的，因而，它的“尊刘抑曹”思想倾向，与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的愿望联系在一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儒将的典型——关羽的悲剧及其人格魅力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武艺超群绝伦，且熟读《春秋》，重义，诚信，道德高尚，是封建时代儒将的典型。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深为统治者所重视，谥之为“忠义神武大帝”，庙宇遍天下，同时，在旧社会也成为民间所崇拜的一个偶像。这固然与封建统治者因政治上的需要而大力提倡有关，然而人民群众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肯定关羽的。作者对关羽的忠义、神勇乃至形貌，都是怀着崇敬的感情来描写的，而对他刚愎自用、居功自傲、狂妄轻敌而导致的悲剧结果，既有惋叹，又稍有微辞。

在人们头脑中，对于关羽威武而又带有风雅的形貌、神态，有着深刻的印象:“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对他在“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场合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敌气概，“秉烛达旦读《春秋》”、刮骨疗毒时饮酒下棋谈笑自若的儒将风度，怀有敬佩之意。但是影响最大的却是他的忠和义。“忠义”思想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规范，应该说是一种美德，尽管封建统治者宣扬“忠义”思想，旨在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服务，不应该盲目接受，然而像吕布那样不忠不义的人，即使武艺超群绝伦，也为人们所不齿。

在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当封建统治者把“忠义”作为一种美德来宣扬时，在当时条件下的人民群众接受这种思想观念，也是很自然的。

不同群体的人，对忠义思想却有不同的理解，封建统治者以关羽为榜样提倡忠义，是要人们像关羽忠于刘备那样，来忠于现实中统治集团的利益，提倡愚忠和无原则的义。关羽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从艺术的角度上来欣赏，确实是富有魅力的，但就政治立场而言，是关羽严重的错误。作者却当作美德加以赞扬，原弘治序本的诗赞中，就有“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盖为当初恩义重，故开金锁走蛟龙。”毛宗岗更为推崇，在孔明要按军令状将关羽斩首时，写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这不只是作者或修订者的看法，而是封建道德观的反映。他们宣扬以个人恩怨为准则的“义”，赞美“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而不管“知己者”事业的正义与否，只要对己有恩就须报答，其目的是笼络收买对本集团有用的人才。清朝统治者提倡崇拜关羽，就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旧时代的人民，则往往把“忠义”理解为对某种事业的忠诚和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理想而斗争，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形式，“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名虽君臣，情同手足”的关系，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室”，不为高官厚禄、女子玉帛所动，得知刘备下落，即挂印封金，离开曹操，不远千里，护送两嫂，过关斩将，历尽艰难险阻，与刘备聚会。这种精神，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也是形成关羽崇拜文化的主要原因。人们对曹丕那种以君威逼害同胞兄弟的行为，则极为反感。因此，人民称道关羽的忠义，实际上是他们憎恨统治者残酷自私、反复无常和希望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这两种情绪混合的反映。

关羽形象所体现的忠义思想，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否定或笼统地肯定。刘、关、张结义后的具体行动，首先就是镇压黄巾起义，维护刘汉皇朝的统治;这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以晁盖为首的“七星聚义”的思想意义，恰好相反。但是镇压黄巾起义，又不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由于刘备的宽仁爱民，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的理想政治，因而关羽对刘备尽忠尽义，也就成了人民理想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关羽败走麦城时所表现的“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改其节”的宁死不屈精神，决不能看成为只是对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忠诚;刘蜀既是正义力量的象征，这种忠诚也就包含着积极的意义。

关羽的悲剧在于:随着地位、声望的提高，性格的致命弱点也愈益明显。孙权为儿子向他的女儿求婚，不论其动机如何，也不论关羽是否同意，都不应该说“虎女不嫁犬子”之类极不得体的话，在友邦使者面前如此骄傲狂妄，缺乏政治远见，毁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出师北伐曹操前夕，因士卒不慎失火，重罚糜芳、傅士仁二位重要将领，却又将他们置于防吴的关键职务上，使吴偷袭荆州之计得逞。他过高估计自己，而过低估计敌人，终于中了陆逊的“骄兵之计”，既破坏了孙刘联盟，又不善于团结部属，以至腹背受敌，内外夹击，导致走麦城的悲剧。英雄末路的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4.“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的领导艺术

有“小霸王”之称的孙策，英年早逝，在临死时对乃弟孙权说:“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这时孙权才17岁，其母恐不堪重任。孙策说:“弟才胜儿十倍，足当大任。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因孙权从少年时代就伴随着他平定江东，性格、才识、为人、处世的特点，了如指掌。实践证明，孙权不愧为江东领袖。作为一个集团、乃至一国的领袖，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和决策的品格与能力。曹操、刘备、孙权都有知人善任、听取各种意见，然后作出战略决策的优点，也各有其弱点，例如刘备不采纳诸葛亮、赵云等众人谏阻伐吴之策，导致彝陵大败。孙权的领导艺术优势在于善于识别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而不疑忌。在东吴，推荐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并非盲目重用，而是从鲁肃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建议采取的方略中，得到启发，情势有如诸葛亮的《隆中对》，(详见《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九回)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鲁肃向孙权推荐了诸葛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孙权立即照办。

张纮才从曹营返江东，即受命与张昭同理政事;张纮又向孙权推荐顾雍，亦得到重用。因孙权善于任贤用能，得以“威震江东，深得民心”。在用人不疑方面，孙权比曹操高明，而近似刘备。张昭是顾命之臣，性格刚烈，有时顶撞孙权，但对孙吴事业忠心耿耿，胸怀光明磊落，尽管有时政见与孙权有分歧，孙权亦能宽容;特别是对诸葛瑾这样有复杂关系的人，委以重任而不疑。刘备为关羽报仇，兴兵伐吴，孙权求和，以诸葛瑾为使(详见《三国志演义》第八十二回)，有嫡亲在敌国，而能重用，实难能可贵。陆逊建立大功，长期镇守一方，手握重兵，声望甚高，对孙权“科法严峻”提过尖锐意见，孙权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妥善解决问题。从周瑜、鲁肃、吕蒙以迄陆逊，其所以能建功立业，与孙权用人不疑的品格密切相关。

能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作出正确的决策，是孙权取得成功的重要素质。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大军压境，引起东吴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思想的混乱。孙权内心有矛盾，他思想上是主战，但慑于实力对比的悬殊，有所犹豫。张昭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孙权在听了周瑜、鲁肃、诸葛亮的详细分析敌我形势之后，果断地主战。实践证明张昭主和是错误的，但孙权并没有给他扣“投降派”的帽子，仍然重用他。

根据部属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对周瑜、鲁肃的才能品德有充分的了解，让他们在承担重大任务中大显身手。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先下放基层历练，在工作中显示出不凡的才能与品格，才破格重用。吕蒙出身行伍，有实战经验和谋略，则要他读书，提高文化素质。

曹操与孙坚是同辈人，在赤壁之战大败后，再度兴兵下江南。大军至濡须口，遥望沿江一带孙权所布阵容，不禁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真是知人之论。至于在孙刘联盟的反复上，有双方利益的驱动问题，而关键在于关羽的不善权谋。他曾劝曹操早正大位，其实是孤立曹操的一种计谋，被曹操所识穿:“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之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