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中的《三国志演义》研究: 历史与现状

二、《三国志演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国演义》成书后，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约是传抄本，在传抄过程中，有没有像脂砚斋评《红楼梦》这样的知遇?看来在弘治甲寅蒋大器作序之前，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评点、序跋之类的研究工作。从明初严禁“妆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和烧毁“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驾头杂剧”的律令可以推想到，要评点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巨著是很困难的。如果罗贯中曾“客伪吴”属实，那就更多一层禁忌。到了弘治年间，时过境迁，文字狱祸也逐渐淡漠，而诗文等传统文学又不景气，对“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于是好事者关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蒋大器才为之作序。蒋(序)主要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与社会教育作用:“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肖，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嘉靖壬午刊刻本修髯子(张尚德)作《引》，也是从史书的通俗化这个角度，来谈它“裨益风教”的功效。此后各家之序，也大多侧重于社会意义。明玉屏山人《三国志史传小引》能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认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及其艺术魅力，是颇具卓见的:“时至三国，说者谓乾坤一大变，果然耶?不耶?予谓运当汉末……英豪辈出，群雄争峙，譬如山之若邓林，水之若巨海，凡百奇品，匪不毕具……中间若隐若显，若讽若刺，且又如怨如慕，如泣如怜者，一段不朽真精神，略表而出之，使千载下不可谓无知心云。”

对《三国演义》进行系统的、认真的研究，首推毛宗岗。他不仅做了上述整理、增删、修订的工作，而且对全书的艺术结构与艺术特色，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精辟的小说理论。在中国小说美学发展史上，毛氏父子可与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相提并论，在《读三国志法》中，首段着力辩明以蜀汉为正统的正确性，固然迂阔，但毛氏生当清初的特殊时代背景，未尝不是民族意识的流露。论人才的“三奇”、“三绝”，论结构的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艺术表现手法的十四妙用，虽失于琐碎，有的似嫌牵强，但就总体而言，包括每回总评，大部分是很有见地的，不失为一份有理论价值和鉴赏意义的遗产。

近世太冷生、林纾、王国维乃至胡适，可能受西方小说理论的影响，对《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持否定态度，显然是一种偏见。王国维说“《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胡适认为《三国演义》“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说它“拘守历史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甚至藐视“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5]。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介绍《三国演义》虽较系统，但也是从缺点的角度谈得多，肯定的似乎只有“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郑振铎、刘大杰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对《三国演义》有了更系统、更全面的论述。

新中国建立后，《三国演义》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走过曲折的道路。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为第一阶段，曾出现一个研究《三国演义》的活跃时期。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由冯雪峰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就《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正统思想、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动了《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开展。从1954年到1957年的四年间，出版专著3本，发表论文50多篇，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多数文章着重于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分析，而考证作者和论述艺术成就较少。对各个问题虽有分歧意见，但是当时的学风是很好的。(www.xing528.com)

反右运动以后为第二阶段，学术界缺乏正常的环境气氛，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往往从学术论著中找出某些可以商榷的观点，作为政治批判时无限上纲的材料。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不能科学地把历史评价与文学评价区别开来。1959年学术界就对曹操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曹操是一位民族英雄，而《三国演义》风行后，人们便把他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在为历史人物曹操翻案的同时，指责文学家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也失掉了基础”。有人说“《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歪曲历史，贬斥曹操”。有的学者则不同意上述观点，只赞同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但不同意为《三国演义》中的艺术形象曹操翻案，更不同意否定《三国演义》。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在“文革”期间，先是像所有古典文学作品一样遭到冷遇，有人从实用的角度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故事，说明现实斗争的问题。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三国演义》被说成是“尊儒反法”的书而被批判。把学术研究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国演义》的研究开始从“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①洗刷了“左”的干扰时期强加给《三国演义》的“莫须有”的罪名，实事求是地对它重新作出评价。②把学术与政治、历史与文学区别开来。③扩大了研究范围，从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考证，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成就，都展开了研究，并且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从应用科学的角度，对有关人才学、决策、谋略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成果。

1983年4月，在蜀汉故都成都召开了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三国演义〉研究集》中的31篇文章，就是这次讨论会的成果。1984年4月，在曹魏故都洛阳召开了第二届讨论会，第三届讨论会是1985年9月在孙吴的政治中心江苏镇江召开的。第四届讨论会则于1987年10月在魏、蜀、吴三国反复争夺的襄樊市，与《水浒》学术讨论会同时召开。第五届讨论会是1988年5月在海南省海口召开的，联系特区的实际，侧重于《三国演义》与现代化管理的研究，即从应用科学的角度探讨这部古典名著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此后，还有其他地方举办过多次《三国演义》的学术会议，发表相关论著亦多。为了团结全国各地的有志于从事《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同仁，1984年洛阳会议时，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创办了《三国演义学刊》，对《三国演义》的研究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三国演义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辞典》以及有关专著陆续出版，有的还专文介绍了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的情况。根据这部名著改编为戏曲或影视文学，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至于近年崛起的《品三国》，是介于史论与说书之间的传播艺术，故不必从纯学术角度予以评论，既然群众喜欢，就有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