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轨迹与作者问题

一、《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轨迹与作者问题

《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三国时代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历史小说。它的发展过程，是由历史到民间传说，再以传说为基础，结合部分史实，编为话本、杂剧，又以史实为主干，吸取传说、话本、杂剧的合理因素，经过加工，创作出长篇演义小说。晋陈寿著史书《三国志》，南北朝时裴松之为这部史书作注，引用野史杂传140余种，丰富了原著的内容，但也掺杂了不少传说的成分。六朝时的笔记小说《裴子语林》、《世说新语》、《殷芸小说》，也辑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奇闻佚事。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的三国历史，是富于传奇性的，因此，有关三国的故事和人物，很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在隋大业年间的“水傀儡”中^[2]，就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人物故事。唐代已有“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传说^[3]，晚唐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既然儿童能把三国人物的形象作为比拟和调笑的资料，足见当时有关三国的故事已广为流传。到了北宋时代，随着“说话”艺术的盛行，三国故事的流传更为广泛，并且已有“尊刘抑曹”的鲜明倾向，苏轼《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泉(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当时“说话”艺人，已将“说三分”列为专科，且出现像霍四九这样的专家。元人王沂《虎牢关》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可以想见元时“说三分”仍是“说话”的热门，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故事，今存元至治年间刻本《三国志平话》中就有。后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内容，在《平话》中已略具轮廓，但事迹多本民间传说，离史实较远，有的故事近乎荒诞，如庞统变狗之类。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描述人物故事时所表现的鲜明的倾向性，对曹操多有讽刺，着力写他战败时的狼狈之状;对诸葛亮则深怀敬佩，着力写他的足智多谋;而张飞更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全书的中心人物，写得相当生动。当然，《三国志平话》毕竟只是“说话”艺人的讲述提纲，叙事简略，情节衔接不紧，语气也不连贯，前后缺乏照应，文笔粗糙。但是，民间艺人长期劳动所创造的这个艺术成果，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却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至治年间刊刻的《平话》本之前，有至元年间刻本《三分事略》，国内尚无印本，它与《三国志平话》当是根据同一话本而作删节的两个不同版本，它的内容更为简略。

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戏剧，在金元时代已大量产生。金院本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名目^[4];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提及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更多，内容包括从桃园结义到白帝城托孤，演义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几乎都已具备。从《三战吕布》、《隔江斗智》、《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博望烧屯》诸剧看，基本倾向，也是歌颂蜀汉英雄，而对魏、吴的领袖人物多有嘲弄。显然，这些文化积淀的因素，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尊刘抑曹”思想倾向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话本和杂剧，增订史实，进行再创作，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劳动，写成结构宏伟、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或称《三国志传》、《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一般简称为《三国演义》。

罗贯中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对他的籍贯，学术界尚有争议。一说太原人，是根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所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而贾自称与罗“为忘年交”，“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二说东原人，即今山东东平人。此据庸愚子(蒋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东原罗贯中”，多种明刻本的《三国演义》亦署名“东原罗贯中”。三说钱塘人，杭人，越人，即今浙江杭州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郎瑛《七修类稿》称“杭人罗本贯中”，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越人罗贯中”。从罗贯中的人际关系和有关著作看，在未发现新材料之前，我们倾向于罗贯中为东原人，而寄籍杭州。从他现存的作品《龙虎风云会》杂剧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及《三遂平妖传》等小说来看，他身处乱世，主要的生活年代在元末，不曾参加科举，也未为官作宰，但对政治活动却很热心，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历史、军事知识;向往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政权，渴望在大动乱中建功立业，幻想有风云际遇的机会。他的世界观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兼有法、道诸家思想，有封建正统观念，对农民起义持成王败寇观念是很自然的，明人王圻《稗史汇编》“院本”条云:(www.xing528.com)

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

所谓“有志图王”，“乃遇真主”，不一定是指本人要图王霸业;辅助某一割据势力称王称霸，从中取得功名富贵，恐怕更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清顾芩《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云:“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传》……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清徐谓仁则有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而罗贯中续成百二十回，欲讽士诚之说。虽出于臆想或传闻，但比较切合罗贯中的身份和思想。客霸府张士诚，而又续《水浒传》，宣扬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是很可能的。“真主”，明人用以指朱元璋。张士诚为朱元璋所消灭，罗贯中的理想也就落空，故“传神稗史”，借以抒发胸中之抱负和对历史的反思。

今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庸愚子于弘治甲寅年作的序，学术界认为这个版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本。据嘉靖本翻刻的本子有好几种，虽在文字、卷数上有所增删，但一般变动不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本。清康熙年间刊刻的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首卷有顺治甲申年金圣叹“序”及“读法”，称“圣叹外书”，实为毛氏父子仿效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之成法，“即旧本遍加改窜，自云得古本”，毛评改本刊行后，一切旧本几不复行。毛氏除评外，对全书的情节做了增、改、削的工作，还整顿了回目，修订了文辞，删去累赘的论赞，改换了一些诗文。原著中虽然对曹操不无褒意，对刘备也有微辞，但是从整体上看有“尊刘抑曹”、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想倾向，这与三国故事演化的历史过程和罗贯中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及其政治理想，有着密切关系。经毛氏父子修改后，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思想倾向，而提高了本书的文学水平，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就是这个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