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等历史小说与明代文学文化

第一章　《三国志演义》等历史小说与史文化

明前期长篇章回小说，就现存资料看，有以罗贯中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和以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两大类。产生在元明之际的这两类作品，流传至今者虽然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基础。我国自古以来，士人的史意识就很浓厚，视作史为崇高的事业;秉笔直书、刚正不阿的史官，为人们所敬佩。因而史文化也特别发达，乃至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上古时代，文史不分家，文学与历史互相渗透，史传文学就是显例。许多著名的史籍，如《左氏春秋传》(简称《左传》)、《战国策》和《史记》、《汉书》中的传记，文学性也相当强。这对明清时代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数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不但有史书记载，而且通过宋元讲史家的话本、元明清戏曲，以及通俗演义小说等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表现出来。从《左传》、《战国策》到二十五史中的故事，甚至史前的传说及一些野史、杂传，几乎都演绎为通俗小说，^[1]为普及历史知识，起到了历史教科书无法取代的作用。(www.xing528.com)

历史演义这一小说体裁，是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讲史家，专讲历史故事，取材于正史而有所虚构，有的取材于野史杂传，虚构成分当更多，大致“真假参半”。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分野，主要在于前者强调忠于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就把原来《三国志平话》中没有历史根据的情节删掉了;后者只有历史的影子而事多虚构。所谓“演义”，是说援引历史故事，敷陈其义而加以引申。由“讲史”到“演义”，也是由俗到雅的变化，由说话艺人的讲说到专业作家的书面创作。英雄传奇当是“讲史”与“小说家”交融的结果。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传》最早的蓝本，而“小说家”中有专说“朴刀杆棒”者，英雄人物的故事传奇化，虽有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但主要是艺术虚构。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在艺术形式上的共同特点，是采取雅俗共赏的章回体，这种形式也源于宋元话本。讲史、说诨经类长篇话本，由于故事内容复杂、篇幅较长，必须分多次讲述，于是就需要分卷分目，如《全相平话》五种，每种都分三卷，各卷又根据故事内容，标立若干小题目，这也就是小说分章回形式的雏形。元明之际出现的杰出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在继承前人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它们各分为若干卷，每卷再分为若干则，如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刊本，分24卷，240则，每则篇幅大致相等，以七言单句为标题，如卷一首则“祭天地桃园结义”，次则“刘玄德斩寇立功”。虽尚未正式创立小说的回目，但已粗具章回小说的体制。晚明标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合两则为一回，不分卷，以双句为目录，即取前后两则标题。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浒传》，已径直标目为“回”，而不分卷数，回目用双句对偶体。此外，《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也都分回标目，但回目或用单句，或用双句标目而上下句对仗不工，到了明末清初，才较普遍地采用工整的偶句标题回目，如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陈忱《水浒后传》等。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志演义》进一步加工，回目一律用工整的七言或八言对仗;此后，成了古典长篇小说乃至拟话本通用的体裁，称之为章回体小说。形成这种形式，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审美心理及其欣赏习惯，都有密切关系。既适合案头阅读，也可供场上讲说，雅俗共赏，老少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