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中叶以后掀起的文艺变革浪潮，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与儒家“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不同，作家强调表现自我，张扬主体意识，对封建专制主义文网，具有一定的冲击力量。在稍前的吴承恩《西游记》中对神权统治已经提出挑战;李贽、汤显祖等人的哲学思想，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李贽本人还做了和尚，但是他们并不迷信神权，把佛家思想中众生平等、自由、博爱的意识，作为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束缚中求得解放的武器。《古今小说》中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借佛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构想，批判了神权，肯定了人的斗争意志对神权的胜利。在小说、戏曲中，对和尚、道士等宗教徒的虚伪本质有所揭露。《醒世恒言》中有一篇《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写宝莲寺和尚设诡计哄骗良家祈嗣，奸污妇女。《初刻拍案惊奇》中《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写道士黄妙修利用为吴氏的丈夫做道场的机会，奸骗了吴氏。对僧尼追求正常的爱情却是赞美的，也是对神权的亵渎。例如冯惟敏《僧尼共犯》杂剧，赞扬少年和尚明进与尼姑惠朗青春的觉醒，嘲笑佛家的清规戒律和道学教条，积极追求现实人生的爱情幸福;高濂《玉簪记》传奇，写尼姑陈妙常和书生潘必正的恋爱，陈妙常大胆突破佛门清规，与意中人潘必正私相结合，并背着庵主私自追赶去赴试的潘必正，爱情战胜了神权。
李贽等人对圣贤偶像、封建主义权威的蔑视，强调人的独立人格和天赋智慧;徐渭《四声猿》杂剧对花木兰、黄崇嘏等女子文才武艺的赞赏;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赞扬和推崇自然美，反对以模拟为特征的复古主义;歌颂人类最真挚、最纯洁的感情，即所谓“至情”，以这种“至情”，反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反对禁欲主义，表现人们爱美的天然属性。例如汤显祖《牡丹亭》、孟称舜《人面桃花》，都描写了真挚的爱情战胜死亡的动人故事，《娇红记》中的男女主角为了捍卫自由幸福的真正爱情，宁死也不向封建礼教屈服。又如绘画艺术，自嘉靖以后，画家思想从慑于封建专制威势和八股科举制的无形影响下解放出来，厌弃宫廷画院规范，各流派得到自由的发展，追求潇洒秀逸、神韵自然、放纵恣肆之美。徐渭、董其昌、陈继儒、林良等人的画，“放笔纵墨，如意挥写”，写意传神，渐臻极致。从当时出版的小说、戏曲的插图中，还可以看出绘画艺术对人体美的崇拜。
文艺变革浪潮的第二个特色，是市民文学的蓬勃发展，小说、戏曲等具有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成为文学的主流，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以诗文为主的基本倾向，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从宋元以来长期积累和演变的结果。从《醉翁谈录》的记载中，可见宋代“说话”艺人的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但是那时的艺术技巧主要表现在艺人的讲唱上，而自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所谓“四大奇书”出现之后，小说艺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书面创作上;而且出现大量的拟话本，既是适应市民的审美需求，也说明文人作家文学观念的改变。士人文化与市井文化的融合，促进这股文艺变革浪潮的发展。在明中叶以后的诗文、散曲与民歌乃至绘画、书法、音乐艺术中，也都表现出文艺变革的精神，时代感非常鲜明，狂放激情的浪漫主义思潮，继《西游记》之后，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长足的发展。例如《封神演义》、《三保太监西洋记》等小说，徐渭、汤显祖、吴炳、孟称舜等人的戏曲，晚明小品散文，吴派画家的作品，都洋溢着不受羁绊的浪漫主义激情。审美趣味趋向世俗化、市民化，士大夫高雅、庄重的审美心理，变成雅俗兼赏，有如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富家子弟，格外喜爱新鲜蔬菜，这种文艺审美心理的变化，在通俗白话小说和民歌中，表现更为突出，《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以及冯梦龙等人搜集编辑的《山歌》、《挂枝儿》等明代民歌集，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另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在探索、革新过程中出现的迂回曲折现象，产生众多的文学流派，从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到公安派、竟陵派，都主张革新文坛，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和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各派之间矛盾的焦点表面上是复古与反复古，实际上是一种既互相否定又互相弥补的关系，在矛盾斗争中促进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
随着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对小说、戏曲的理论探讨也蓬勃兴起，与传统美学观念异趣的带有世俗化的新美学思想体系逐步形成，例如李贽、叶昼、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等人对小说的评点、序跋或笔记、通信中，提出了关于小说艺术的价值、真实性、典型形象的塑造、艺术形式美、情节与性格的辩证关系，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等一系列卓越的见解，为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美学奠定了基础。徐渭、王世贞、王骥德、祁彪佳等人对戏曲的评论，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批改，提出或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许多理论问题，而戏曲评论的发展，势必出现不同意见的交锋，从理论到创作形成不同的流派，例如汤显祖与沈璟关于意趣与音律、文采与本色的争论，各有偏见，这又促进了戏曲理论的探讨，于是有了吕天成、王骥德较为持平兼善的理论。
这次文艺变革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性质，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似，有些伟大的作家和代表性作品，可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作品相媲美。但就整体来看，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这次文艺变革，有其先天不足的弱点:
第一，沉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压力，使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异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缺乏良好的气候和土壤;颜钧、何心隐、李贽、徐渭、汤显祖都受到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迫害，公安派的首领袁宏道也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势所不容而引退。王学末流误入歧途招致真正的思想家、作家的反对而幻灭。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自由成长的良机，封建统治者对它不是扶植而是摧残，市民阶层未能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没能脱离封建主义的母体健康成长。
第三，从崇祯年间(1628—1644)至清贵族入主中原，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待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民族斗争，人文主义思想和文艺变革，没能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发展，直到清康熙中期(即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时代)才得到恢复。
第四，思想意识、伦理观念承袭旧传统的因素较多，迷信思想以及市民某些落后庸俗的审美趣味，既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也影响文学艺术取得更高的成就。反对禁欲主义走向极端，就是纵欲主义。这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市民和士大夫的畸形心理。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在一部分作品中，过多地渲染庸俗低级的色情，而较少表现真挚崇高的爱情，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偏重于肉体欲望的宣泄，而能震撼人们心灵的爱情的美感不足，灵与肉的关系处理不甚恰当。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人抚养无异。”此檄文又见《宋濂全集》第四册二二一六页《宋文宪公全集辑补》，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5]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称罗贯中与自己为“忘年交”，“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推算起来罗贯中的生卒大约在1330年至1400年之间。详见钟嗣成、贾仲明《录鬼簿新校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6]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www.xing528.com)
[7]引自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第十章《元之画学》，第28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8]这里“精神生产”特指文学艺术创作的贫困化。哲学思想领域，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弘扬程朱理学，永乐年间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还须特别提出的是编纂了规模宏大的类书《永乐大典》，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
[9]《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六，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
[10]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黄佐:《南癰志》卷十《谟训考》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五七册，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明嘉靖刻、隆庆万历天启增修本。
[12]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胡惟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钱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又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钱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宋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5]宋濂:《宋文宪集〈銮坡集〉》卷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6]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崇正学辟异说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7]张廷玉:《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18]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其中徐一!写贺表被杀事属误传，故不予列入。
[19]顾起元:《客座赘语·国初榜文》，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1987年版。
[20]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李东阳》，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
[22]《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二《语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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