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及其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

二、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文化与文学低潮

在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建立明王朝以后不久，文学的发展情况起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高潮之后，急骤地趋向低潮，形成一个颇为宽阔的低谷。发人深思的一个现象，是在明初经济发展之时，文学艺术却显得萧条贫乏，出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状态^[8]，这与明初统治者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意识、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元璋贫苦农民出身，并且在瘟疫灾荒的岁月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沦落为游丐，近似流氓无产者，青年时代参加了农民起义，对人民的疾苦及其愿望有较深刻的理解;对元朝覆灭的原因、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也有所认识。在他称帝以后，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主观上受传统的封建帝王文化思想的指导，他不可能建立农民政权，而只能在延续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元朝的弊政作某些改革。但是对农民也确实作了一些让步，缓和了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矛盾。他曾说过:“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则失也。”^[9]在长期战乱之后，他采取让人民“安养生息”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许多旨在恢复生产的措施。例如:承认农民在战乱中占有逃亡地主的土地为己业，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减轻赋役等，重视种植桑、麻、木棉等经济作物，使农业生产得以较快恢复和发展。同时，把手工业工人从元代的工奴制度中解放出来，除了少量时间服劳役外，大部分时间可以“自由趁作”，提高了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生产财富;在商业方面，则降低商税率，规定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论”^[10]。加上永乐年间治理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便利南北经济交流，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因而也使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在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由郑和率领的武装舰队，八下“西洋”(今南洋群岛地区直至非洲东部)，为开发“西洋”和沟通世界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仁宗、宣宗时代，经济上继续推行洪武、永乐年间所采取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政策，出现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四境稳固、政治较开明、民族矛盾都较缓和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将近七十年间，社会经济由恢复、发展达到繁荣，这是物质生产发展的趋势。可是在精神生产方面却由元明之际的高潮跌落下来，处于贫困化状态，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呈逆反态势，并没有像唐代那样出现文化艺术上的“盛唐气势”。原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长篇章回小说，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名著之后，直到《西游记》出现之前的百余年间，几成绝响，简直不可思议。文言小说则有所复苏，瞿佑《剪灯新话》倡其前，李祯《剪灯余话》踵其后，以至带动明中叶以后传奇体小说的兴盛，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就这一时期文学思潮而言，传奇体小说也是遭到封建卫道者非议的，甚至被禁止。曾经在元代作为文学主流的杂剧，这时趋向宫廷化、贵族化。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有燉，先后成为剧坛霸主，他们的创作，特别是曲论和北杂剧曲谱的整理，杂剧体制方面某些突破，固然有其贡献，但其剧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已远不及元人杂剧。朱有燉的《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大都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宣扬封建伦理或神仙道化之作;他所写的水浒戏，已与元人同类杂剧的意趣大相抵牾。南曲传奇则有八股化的倾向。朱元璋盛赞《琵琶记》，意在以戏曲这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宣扬礼教风化，适合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景泰、成化年间，邱濬撰《五伦全备记》、邵灿撰《香囊记》，迎合封建统治的艺术趣味，上承《琵琶记》说忠劝孝的传统，下开“以时文为南曲”之风，戏曲成了宣扬封建礼教的工具，“非酸则腐”，破坏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质，为人们所讥诮。

诗文方面，永乐时期，出现以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台阁重臣为代表的“台阁体”，纯为歌颂皇恩、粉饰太平、应诏酬答的馆阁文学。自洪武三年定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来，至成化年间，八股文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浸染士林文风，影响南曲传奇的不良倾向。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自洪武中期以后，经永乐、洪熙、宣德、成化，社会经济由恢复趋向繁荣，而文学却从高潮跌落到低潮，反差非常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现象呢?这显然不能用上古时代想象丰富奇妙的神话艺术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不平衡规律来解释，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文学艺术创作是最高级的精神生产，良好的物质条件，对于文学艺术，特别是像长篇章回小说、大型戏曲的创作，应该说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要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更重要的、关系更为密切的，是需要有比较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比较自由、解放、活跃的文化思想背景;当然，作家的主体意识、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素养，也至关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僵化的文化思想，热衷于追求功名富贵的儒生意识，以及雍容典雅、四平八稳的审美心理，正是扼杀文学艺术生命、导致文艺创作异常贫乏枯涩的根源。

首先是封建专制主义恐怖的政治环境，使作家失去创作自由的安全感，戕害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动。明代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总结了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经验，在发展经济生产的同时，大力加强以皇帝独裁为特征的封建专制主义。朱元璋对宰相掌大权的制度极为不满，曾严厉地指出:“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11]洪武十三年，发生丞相胡惟庸阴谋政变，里通外国的大案，诛杀胡惟庸，而“坐株者三万余人”^[12]。于是乘机废除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高于一切，大权独揽的必然趋势，是加强特务统治，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惯于用特务手段刺探臣僚言行，豢养一群专以“伺察搏击为事”的鹰犬爪牙，给臣僚的心理造成一种惶恐不安感。据《明史·宋濂传》载:“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宋濂是非常诚实谨慎的人，尚且要暗中监视，对其他大臣，更可想而知。被征编纂《孟子节文》的钱宰曾赋《早朝》绝句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翌日文华宴毕，朱元璋对他说道:“昨日好诗，朕曷尝‘嫌’汝，何不改作‘忧’字?”钱宰被吓得胆战心惊，磕头谢罪。^[13]国子祭酒宋讷“危坐有怒色”的神态，也被特务暗地里画成图像^[14]。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为镇压异己，又在北京设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均权势”，宦官担任厂卫职务，作为皇帝的耳目。特务的统治，无疑给作者的心理蒙上阴影。

其次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艺术所起的桎梏作用。明初统治者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目的出发，在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严重影响文学创作的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教育思想以及文艺政策。

1.广开仕途，网罗人才，有才识而志于仕宦的儒生，大都为其所用。洪武时期，多数儒生并不是参加八股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而是受皇帝征聘或地方推荐、友人介绍入仕。知识分子既然有广阔的仕宦之途，热衷于功名富贵，对文学创作缺乏激情，所谓“文章穷而后工”，做了官的得意之士，自然很少有“不平之鸣”。(www.xing528.com)

2.设国子监和地方各级学校，培养各级官吏，以御制《大诰》、《大明律》，“四书”、“五经”和刘向《说苑》为教材，却又把《孟子》中触犯君权、含有民主思想的内容删掉，例如《离娄篇》中“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尽心篇》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篇》中“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内容统被删弃，编成《孟子节文》，并规定条例，“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奴化教育，限制生员干预社会现实生活，既僵化了思想，又堵绝了从事文艺创作的源泉，当然也就不可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的真正的文学作品。

3.推行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文学艺术起了模式化作用，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它把明代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与功名利禄挂钩，促使知识分子接受程朱理学。八股文的特点是:从“五经”、“四书”中摘句为题，而行文内容必须以程朱理学派的注释为依据;以古人语气做文章，所谓代圣贤立言，不许表现有个性的自由思想;形式千篇一律，公式化，从文章的结构、作法，都有一定程式。后来更趋向规范化，形成八股模式，全文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前三段带有引言的性质，第四段过渡，中间四段才是正文，而每段各有两股对偶文字。逐渐形成科举文化的规范，文章共有八股，故称八股文;最后一段是结束语。这种考试制度，连当时主张“以圣人之文为宗”的宋濂，也不禁摇头叹息。他说:“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15]这种科举制度，虽然曾培养出一大批儒士精英:“当变故之秋，率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一有不当于人心，群起而议。”^[16]但也培养出不少俯首贴耳、头脑简单的腐儒，脱离生活现实，既没有实际工作能力，也不可能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创造，连朱元璋也认为科举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17]，一度停罢科举。后又恢复，从永乐以后，科举成了选用官吏的主要方式。永乐十二年，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编《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于十五年颁行，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必读之书，进一步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控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明知八股科举制度的局限，为了攫取功名，不得不竭毕生之力，去钻研八股文章，去背诵程朱理学派笺注的“五经”、“四书”，哪有心思、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文学艺术活动?

4.兴文字狱。这对窒息作家的创作，影响更为直接。朱元璋既把君权神圣化、绝对化，又因其出身和经历养成忌刻多疑的个性特点。他虽优礼儒生，招贤纳士，但又疑忌他们，往往在他们文字中捕捉挑剔，疑神疑鬼，神经过敏，酿成文字狱祸。他怀疑高启作《宫女图》诗讽刺自己，因而忌恨;后又因高启为苏州知府魏观撰写《上梁文》而被株连腰斩。戴良、张孟兼等著名文士也因诗文而招忌被杀。还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因其中有“作则垂宪”句被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因“遥瞻帝扉”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因“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被杀。这是因为“则”与“贼”、“扉”与“非”“、法坤”与“发髡”、“藻饰”与“早失”谐音，犯了朱元璋的忌讳，被认为是有意讽刺。类似此种文字取祸被杀害者甚多。^[18]朱元璋在诸多名儒侍奉、熏陶下，博通经史、能诗善文，何至于有此类低级误解?主要是借故造势，塑造帝王神圣不可亵渎的形象，威慑文士。因而，作者往往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心理上失去安全感，丧失创作自由的环境，这就严重地扼杀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生机。

5.采取法律诏令的形式，把封建专制主义的文艺政策法令化。明初的统治者，直接干预文学艺术，力图控制文艺创作。朱元璋盛赞《琵琶记》是正面提倡文艺要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在《大明律》中，有关于“搬做杂剧”的律令: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此限。

永乐九年，又诏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驾头杂剧”都要烧毁干净，“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19]。

可能朱元璋遗传基因的作用，朱棣用武力篡取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借“靖难之役”杀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也是作家)黄子澄、方孝孺等，株连而被杀戮者众，仅受方孝孺株连即有数百人。朱棣夺取皇位，要方孝孺草诏谕天下。“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死得非常壮烈，其《绝命词》可谓感天动地。许多不愿顺从朱棣称帝的大臣(也是作家)，如练子宁、卓敬、胡闰、茅大芳等都被杀。还值得一提的与“靖难之役”无关的一个才子型作家解缙，他被朱棣的儿子汉王高煦诬陷入狱，用酒灌醉，埋在雪堆里冻死。朱棣的权力欲很强，残杀大臣处磔刑，用心之狠毒，与乃父如出一辙。明于此，就容易理解明初文坛衰飒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封建专制主义重重束缚与高压下，元明之际一度欣欣向荣的文艺创作，遭到沉重的打击和摧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前期杂剧创作贵族化、南曲传奇创作八股化、诗文盛行“台阁体”的原因。这是就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条件——政治环境、文化背景而言。就作者的主观原因来看，是社会久乱以后，出现明朝前期休养生息、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相对安定的太平盛世景象;知识分子只要效忠于明王朝，不要触犯统治者，政治上是有出路的，获取功名利禄并不困难，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物质生活较为优裕，思想上也就乐于接受程朱理学的教义，何况程朱理学对治国安邦、思想道德修养确实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内容。因而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对民族与社会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失落了，同时伴随封建专制主义而来的特务统治和文字狱祸以及控制文艺创作的律令，又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创作的不安全感;无忧患与不安全之间的矛盾，要求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平衡，表现在审美意识上，追求无冲突的和谐匀称、雍容典雅、平稳工整之美。八股文之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台阁体”诗文之盛行，宣扬忠孝节义、神仙道化或歌功颂德的戏曲得以泛滥剧坛，宫廷画院应制的绘画艺术，都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表现。其共同特点是:作家的物质待遇都很优裕，精神上却贫乏怯懦，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带有御用文人的性质，负荷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很难产生艺术上有生命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

总之，14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的前进道路，被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所阻遏了，艺术生命被窒息。宋元以来，活跃在都市中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如戏曲、小说的创作，受到更大的限制，封建统治者，不仅用政治力量摧残不利于巩固自己统治的文学，而且把持了创作阵地，使文学御用化，不少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过程中，思想僵化，脱离人民，失去忧患意识，却兼怀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恐惧心理，抑制了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文学创作，使文学由一个高潮跌落到低谷，沉寂了百余年之久。明代文学与文化的这一特质，作为一种历史教训，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