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世纪中叶反元农民大起义高潮，至明洪武初期的三十余年间，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其时天下大乱、人心思变、群雄并起、战争连绵，至明朝定鼎、百废待兴、人心思安、志士图治，英雄豪杰、才俊贤能之士，都想有所作为，充分展现人生价值。作家大多经历乃至亲身投入这一大动荡、大变革的洪流。大变乱的局面，是由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腐朽没落所导致的，本来对元朝统治尚存幻想的士人，也彻底失望了，在时代的变革大潮中觉醒，特别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得以张扬，因而也促使文学艺术的巨变。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乃至审美心理与艺术风格，都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在反元大起义中，社会思潮的主流，是要求变革元朝蒙古贵族统治的暴政，以仁易暴，摧富益贫。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及他们所建立的“龙凤政权”，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由于红巾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和内部的互相残杀，以及拥元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等武装集团还相当强大，“龙凤政权”遭覆灭。但原属红巾军的徐寿辉、陈友谅和郭子兴、朱元璋的势力，却不断地得到发展壮大。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则接受元朝的“招安”。在南方群雄的角逐中，朱元璋先后消灭各个对手，然后于1367年冬挥师北伐，在《谕中原檄》中[1]，虽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含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但是旨在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势如摧枯拉朽，迅速推翻了元朝的统治。1368年建立了明朝。随后，次第平定了盘踞在西北、西南、东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或地方割据政权，统一了全国。
朱元璋由弱变强，能够较快地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就是他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符合民心之所愿。他既充分发挥自己的雄图大略、才智胆识，又招揽一批传统文化修养较高的“智囊”，善于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为他提供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拟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儒学的核心“仁”，以民为本的思想，得到实施。对照元朝统治的暴虐而言，显然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不嗜杀人”[2]，“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图子女玉帛”[3]，“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4]，释放甚至使用俘虏或投降的文武官吏，得到人民的拥护，分化瓦解了敌人。忠义坚贞等传统道德规范，重新受到重视，这也是朱元璋集团能够克敌制胜的精神因素之一。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造就英雄。在群雄并起之际，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真正杰出的领袖人物就是朱元璋，辅佐成就大业的一批智囊谋士，如冯国用、李善长、汪广洋、刘基，是足智多谋之士，而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等，不愧为能征惯战、智勇兼备的大将。这些人物都曾在开创明朝基业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这一时代特征，自然会在文学艺术上得到体现，所谓文学艺术是时代的晴雨表，指的就是作家对现实的敏感性、责任心。我们无法确定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卒年，但据相关典籍记载[5]及《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描写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推测作于元明之交，当不至于有大错。这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虽然相去甚远，但是所体现的思想倾向、褒贬态度，却有其相似之处，这就是民本思想和英雄崇拜。东汉末年和北宋末年之所以爆发农民起义，就是因为统治者的腐朽、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失去民心，逼使农民揭竿而起。我们不论历史上如何评价曹操、刘备、孙权，只就小说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而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独占天时，且具雄才大略，兵多将广，但毕竟未能统一中国，致命的弱点就是奸诈暴虐、极端自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道出了奸雄的本质。一个不顾人民利益乃至草菅人命的奸雄，是不可能受到人民拥戴的。孙权之所以能长期割据南方，也不仅仅是得地利之优势，更在于“民附”，上下团结，尽管在重大问题上，其内部也曾有意见分歧，孙权却能采取宽容态度，不因政见不同而心怀疑忌。刘备的长处就是“人和”，从四处流亡、无立足之地，到取得三分天下，无不表现出仁厚爱民。在大敌紧追之际，他能“携民渡江”，并流泪说服要他“暂弃百姓”逃跑的众将:“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6]这正是民本思想的突出体现。《水浒传》所描写的中心思想是“官逼民反”，包括宋徽宗在内的高层统治集团，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地方官吏与地主恶霸相勾结，搜刮民脂民膏，统治阶级置人民于苦难的深渊，迫使人民铤而走险，犯上作乱。大大小小的农民武装，遍布全国各地，逐渐聚集到梁山“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有一篇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正体现了当时人民的美好理想。重仁义、爱民，则是宋江和刘备的共同特性，也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应具有的品格。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中，塑造了一系列有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尽管由于作品的思想倾向影响对不同英雄人物的褒贬态度，但总的来说，对英雄人物大都怀有崇拜的心理。对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姜维等三国英雄的崇拜，对梁山好汉的称道，自不待说，即便是曹魏集团或孙吴集团中的一些领袖人物或将帅，对他们的才略智勇，都颇有好感。对曹操也并不是简单地涂个白脸，作者在将他与袁氏兄弟、刘表父子的对比描写中，充分表现他的雄才大略，所批判的是他奸诈、自私的恶劣品性，对其胆识才智的赞赏则溢于言表。对典韦、许褚、张辽乃至吕布的超群拔萃的武勇精神，多有称道之词。对周瑜、司马懿、杜预的儒帅风度亦颇赞美。作者所表现的对英雄的崇拜，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和人们的心理渴望的写照。(www.xing528.com)
罗贯中还留下一个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企盼乘时而起，以期风云际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是当时有抱负的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更何况“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呢?与罗贯中同时代的高明，诸葛亮式的人物刘基、汪广洋，以文著称的宋濂、张孟兼、王袆，还有杨维桢、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疾苦、不满元末黑暗统治的特点，有的还直接投入变革现实的激流，为创建明朝立下不朽之功。
比之于此前(即元后期)杂剧、散曲，诗文家的审美心理、艺术风格，这时有着显著的变化。历史题材的作品，被注入新的生命，作家特别推崇创业之主及其辅翼。既崇尚勇武刚烈、粗犷豪放、气势磅礴、雄健昂扬的壮美，也赞誉俊逸儒雅、舒卷自如、刚柔兼济之美。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具有雄浑壮烈、豪迈奔放的壮美特质，而宋元时代的同类题材作品，则具有风雅幽默的喜剧性特质。王冕、杨维桢、刘基、宋濂、汪广洋、张孟兼、王袆、高启等人的诗文，也具有激越恣肆、雄奇质朴之美，与元代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高雅温润、柔弱纤细的风格相比，审美意趣也大相径庭。表现在绘画艺术上，元后期画家，“思想益趋解放，笔墨益形简逸，至元季诸家，至用干笔擦皴，浅绛烘染。盖当时诸家所作，无论山水、人物、草虫、鸟兽，不必有其对象，凭意虚构;用笔传神，非但不重形似，不尚真实，乃至不讲物理，纯于笔墨上求神趣，与宋代盛时，崇真理而兼求神气之画风大异”[7]。这是文艺思潮的一大解放。元季四大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虽画法有别，或笔势雄伟，或幽淡简劲，或古劲苍茫，而其共同的画法，是简淡高古，洗却南宋院体一派工整巧丽之风。这与元明之际出现的长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用粗线条勾画的笔法、侧重人物神态风度和韵致气质的表现而少作外貌真实细致的描摹与心理的刻画，是颇为近似的。
在价值观上，这时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一个共同倾向，是张扬传统道德中的忠孝节义，尤以高明《琵琶记》为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是需要有信仰、有精神支柱、有道德规范的，不然就缺乏凝聚力、各行其是，有如一盘散沙。儒家思想尽管有落后的、应该予以扬弃的一面，但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间，中华民族除短暂的分裂以外，长时期是统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起了凝聚剂的作用，仁、义、忠、孝是最得人心的。生当元末乱世、天下纷扰之际的高明，创作《琵琶记》，以其相当高的艺术性，借助赵五娘等一系列艺术形象，表现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认为“人贤”可收“事美”之效，儒家传统道德可以治疗乱世社会的弊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剧本受到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称赞就否定它，取其合理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艺术上的成功，更值得借鉴。
从洪武中期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趋向极端，帝王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桎梏，造成百余年的文坛黯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失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