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发展及梁启超的新民体

第二十四讲　近代散文的发展趋向与梁启超的新民体

闵泽平

近代散文，大体而言，指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至二十世纪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一时期，社会酝酿着巨大变化，新思想潜滋暗长，已经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趋势。与之相适应，散文潮流也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一方面，传统古文回光返照，盛极一时，最终在喧嚣中慢慢丧失了它“流风余韵，沾被百年”的地位;另一方面，经世之文应运而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对现实的深邃体察中迅速崛起，并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逐渐要求突破传统散文“道统”与“文统”的束缚，推进文体解放，打破古文写作程式，为即将到来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十九世纪中叶，文坛上最为风行的还是桐城派古文。其代表作家，首先是姚门弟子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人。他们在对清正雅洁等传统观念有所突破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明朗快利的风格。

梅曾亮少时工骈文，十八岁时拜姚鼐为师，深得其师赞誉，声名由此鹊起。后专治文章之学，居京师二十余年，前来请教古文之法者络绎不绝。梅曾亮论文主张一气呵成，一气贯注，“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与孙芝房书》)。他还主张在诵读中领悟章法。对此，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评论说:“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之处。论文到此，真人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音节字句以体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

梅氏为文，清新平易，情韵流荡。他“年近三十，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盖因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马韦伯骈体文序》)，对骈文多有指斥，但其后所作古文，仍然有不少骈俪成分。《清史稿·文苑传》说他“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者之长，选声炼色，务穷极笔势”。所谓“义法本桐城”，即所作古文多学秦汉、《史记》，又学柳宗元、归有光等人，吸收了桐城古文的长处。而所谓“选声炼色”，当与其早年爱好骈文有关。在那些描绘自然风景的小品文中，这一风格表现得尤其突出，如《游小盘谷记》、《钵山余霞阁记》等文情畅理精，文采斐然，姿韵安雅而笔力微弱。故林纾在《慎宣轩文集序》中说:“得桐城之嫡传者，惟上元梅曾亮，顾其山水游记，则微肖柳州。夫学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异也。”

管同为文，“师姚先生之文而不袭其派”(邓廷桢《因寄轩集序》)，最早领悟姚门三昧，即《清史稿》所言“鼐门下著籍者众，惟同传法最早”，却不一味固守沿袭，对姚氏之失毫无讳忌，“虑周思密，发昔人所未发，疑古之识，殆欲度越其师”(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其人能自树立，其文纵横跌宕，颇具阳刚之气，《拟言风俗书》、《禁用洋货议》等文章直陈时弊，无所忌惮，波澜层生，风云四起，卓见特识新时人耳目。《登扫叶楼记》、《过关山记》、《游龙兴寺记》、《商邱济渎祠记》等，大多视野开阔，气势沉雄，如其《宝山游记》云:

宝山者，嘉定分县，其对岸曰崇明，水之出乎两县间，实大海之支流，而非即大海也。然对岸东西八十里，其所见已极为奇观。由是而迤南，向所见落叶浮泛处，乃为大海。而海与天连，不可复辨矣。

浩瀚苍茫中，也透露出此时知识分子的眼界日益开阔。又如《饿乡记》一文描述出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国。作者笔下的“饿乡”，虽然没有生活物质基础，“一切生人之物，无一有焉”，但也没有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与丑恶现象，没有巴结谄笑、阿谀奉承，也没有冷嘲热讽、欺辱戏弄。作者通过剖析世人对饿乡的三种不同态度，表达了自己不愿苟且偷生、不愿同流合污的愤世之情。文章慷慨激奋，刚健流畅。

继梅曾亮之后，把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的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乡派。王先谦曾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亮)、曾文正(国藩)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姚鼐)余绪，赖以不坠。”(《续古文辞类纂序》)在曾国藩周围，还有大批门生幕僚，他们大造声势，转相授受，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兴”的局面。李详《论桐城派》说:

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此又(曾)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

曾国藩受姚鼐影响甚深，以为“姚先生持论宏通”，自称他的“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在学术思想上，他也是视程朱理学为“正”学，既斥王阳明心学为空疏，更不满意汉学家的“专宗汉儒，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甚至诋毁洛、闽，披索瑕疵”的学风，和“临文则繁征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千万言不能休”(《重刻茗柯文编序》)的文风。他赞成姚鼐“学问之事有三端”的说法，同时又深知经世济用之学的重要性，主张在三端之外加进经济一门，主张将经济列为士人必修学问之一，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强调“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所以曾氏行文，大抵也是“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薛福成《寄龛文存序》)。

在文风取向上，由于桐城派主张“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所以在创作倾向上偏于柔婉，不免有懦缓之弊。湘乡派欲惩其弊，大力张扬雄迈、豪荡的文风，多取法韩愈之文。对此，钱基博分析指出:

大抵方(苞)、姚(鼐)之文，由欧阳修、归有光以学史公，摈绝班固，而欲以洁其辞，渊其味，其声色格律，务以简洁、寂寞为归。而曾(国藩)、吴(汝纶)所作，则学韩愈、王安石以窥史公，旁及班固，而务以茂其气，伟其辞，其句调声响，必叶铿锵鼓舞之节。此曾、吴之所以不同方、姚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编《古文学·散文》

和桐城派一样，湘乡派也很讲究行文之道。受桐城派神者气之主、品藻音节等观念和方法的启发，湘乡派讲行文之道常说行气之妙，而且将行气和音节、字句、段落安排紧密联系起来。如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不咽，似吐不吐，古文无限妙境，难以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同时，曾国藩等人还对语词锻造、提炼要求很高，提出要“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在句式的选择上，他们主张骈散相用，奇偶相生。此外，曾国藩等人还继承了姚鼐等人主张从品藻音节领略古文之妙的观点，反复强调“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

总之，湘乡派的古文理论，其基本观点都是从桐城派得来，曾国藩、吴汝纶等人只是对方苞、姚鼐等人的见解作了选择、发挥、补充，结果在风格取向、学古范围、审美境界、行文之道等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是在和桐城派“大同”(即本质相同)的前提下出现的。所以站在桐城派的立场看湘乡派，人们只是觉得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开拓了局面，但并没有提出特别富有创意和见识深刻的观点，因而无法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甚至可以说，湘乡派的诸多文论观念，都是在其成员学习、体会桐城派古文见解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重要的举动(比如选编古文总集，曾国藩即有《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有《续古文辞类纂》)也是受到桐城派的启发所致。

曾国藩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等身，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也始终不忘情于文学。其文深宏骏迈，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自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历来备受称赞。“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谈萃》)。梁启超也认为仅就文章而言，曾国藩亦可以入《文苑传》。曾国藩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他的文章也颇具阳刚之美，瑰玮骏迈，恣肆诙诡。如《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江忠烈公神道碑》、《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等悼念为国捐躯将士的文章，感慨深沉，悲壮沉雄。其《刘君季霞墓志铭》云:

二十一日，分四路进攻。贼扼险立栅，穿堑数重，枪炮环击，不可近。间出悍贼，扬旗跳荡。自辰至午，相持不决，军势少却。季霞从兄督战，进曰:“事急矣!贼将乘我。”遂弃所乘马，独步而前。贼遽奔之。季霞发枪，毙二贼。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贼伏下田，发枪中伤季霞，仆地。孟容舁其弟归营，而自麾众御之。短兵确斗，骁将锐卒，伤亡数十人。贼亦大创。我军乘间举火，燔其木栅。烟焰蔽天，五垒齐破。是夕，遂破蒲圻县，克之。孟容还营，视其弟创在脐旁，气息仅属，抚之大恸。季霞徐曰:“兄勿尔，命也。”语讫而绝。春秋二十有五。

战争惨烈，义士慷慨，气贯长虹，令人低回。曾氏序记文字亦大开大阖，抑扬吞吐，极尽擒纵离合之妙。如《送周荇农南归序》，发明大地、文章奇偶相生互用之道，叙源辨流，简晰明朗，议论说理，顿宕有致。其他如杂论文字往往运以雄直迈往之气，出于纵横跌宕之格。《书归震川文集后》一开篇说“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论也”，以下用三段文字阐述归有光文章之不足，最后却总结说:“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文章欲扬先抑，抑的部分娓娓而谈，一波三折，而扬的部分写得声调铿锵，真气充盈。总之，曾国藩之文正如李详《论桐城派》所云:“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盖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厠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戛有声。”

曾氏四大弟子中，张裕钊颇为看重桐城义法，倡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同时上溯两汉、晚周，下及程朱，故其行文思力精深，古朴峻拔，即黎庶昌所谓“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在审美取向上，张裕钊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以振桐城古文之萎弱，所以吴汝纶称许他能“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

曾国藩曾在《求阙斋日记》中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唯张、吴二生。”张舜徽解释说:“盖裕钊与吴汝纶，并以能为古文辞雄于晚清。吴之才健，而裕钊则以意度胜，文章尔雅，训辞深厚，非偶然也。”(《清人文集别录》)吴汝纶思想较为开通，论文主张“有所变而后大”，反对墨守义法，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反映在创作中，便往往能突破桐城束缚，在整饬雅洁的基础上展示出其文意厚气雄的一面。

黎庶昌志在用世，强调“因文见道”(《答赵仲莹书》)，因而其文多经世之言。其出使诸国以前，为文谨守桐城家法。此后长年行驻外邦，眼界大开，文风为之一变。尤其是其晚年所作记游文字，心口如一，明洁动人，清新可喜，如《奉使伦敦记》、《卜来敦记》、《巴黎赛会纪略》、《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访徐福墓记》等，都显示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薛福成一生著作甚丰，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前人称赞他“好治古文辞，不拘拘于宗派，而渊鬯精美所造，与梅郎中、曾文正公为近”(《庸庵文编·事实》)。所谓“不拘拘于宗派”，即指在鼎革之际顺应历史潮流，大胆冲破“清淡简朴”和“肃敛雅洁”的藩篱，为文自由恣放，议论雄健，时杂俚俗之语及新体文法，不失为新文体崛起的前哨。其《应诏陈言疏》、《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等文在当时名震朝野。前两篇文章洋洋洒洒，自由流畅，曲尽事理。后者随意点染，无所拘束，从文体到语言都呈现出蜕变的趋势。

二、经世之文的蓬勃发展

道光以来，形势日益恶化，危机四伏，粉饰太平的姿态显然不足以维系人心。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竭尽所能以挽大厦之将倾，各式各样讲究实效的对策纷纷涌现，经世之文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包世臣敏锐地意识到了古文发展的新动向，他的《安吴四种》，言事说理质朴，“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疏无用之学”(丁晏《石亭记事·包倦翁〈安吴四种〉书后》)。包世臣对“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艺舟双楫·与杨季子论文书》)现象颇为不满，认为从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所载之道远远脱离现实生活，即“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与杨季子论文书》)，所以主张“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希望士人多作“言事之文”、“记事之文”。至于文章之法，他也以为不必刻意追寻，奉为至宝，所谓“古文一道，本无定法，惟以达意能成体势为主而已”(《齐民四术·再答王亮生书》)。这都与其时的古文家、经学家旨趣迥异，所以姚柬之说他“少事谨严，老弥健肆，一洗数百年门户依傍之陋”(《书安吴四种后》)。由于包世臣长期沉沦下僚，又留心于经世之学，勤于调查思索，对于农、礼、刑、兵之学和河、漕、盐之事都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见解，所为文章也颇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体现出了古文写作与经世相结合的潮流。

道光五年，魏源接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邀请，代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大量采集言学、言治等经世之文，成为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复兴的标志，魏源在《叙》中郑重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等主张，要求文章联系实际，切合实用。具体到散文创作上，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要求文章“秉经贯道”。“宋、景、枚、马以后，不知约六经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贯于道。萧统、徐陵以后，选文者不知祖《诗》、《书》文献之谊，瓜区豆剖，上不足考治，下不足辨学，而总集始不秉乎经。”(《国朝古文类钞叙》)这样的看法，虽然还是秉承了儒家所提倡的“宗经明道”的观念，但毕竟注入了一些时代气息。他所谓的“秉经”是站在实用的立场上的，他所说的“考治”、“辨学”也是意在促进今文学家与“西学”的融合。他所倡导的“古道”，也迥异于桐城派等诸家之道，“百川止于海，百家筦乎道。畸于虚而言之无物，畸于实而言无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不可以为文，即不可以权衡一代之文”(《国朝古文类钞叙》)。

魏源的文章朴实晓畅，以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著称。如其《海国图志叙》:

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而层层深入，说理透辟，令人警醒。不过，一味追求平缓温和，虽“无沿袭义、应酬语，浩浩落落，以达其见，以伸其说”(《绿漪草堂文集·古微堂诗集叙》)，但却缺少激昂慷慨之气，不足以感发意志、鼓舞人心。(www.xing528.com)

真正突破桐城藩篱，开创经世新文风的是龚自珍。龚自珍生活在时代发生巨变的前夜，以其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风姿昭示着全新时代的来临。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张文襄公全集·咏学术》)梁启超则由衷地感叹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自幼饱读儒家经典，胸有大志，“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龚自珍全集》)。为了实现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他从春秋“九流”到佛学，从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文字音韵到自然科学都悉心研究，并根据“更法”“改图”的需要加以应用。龚自珍用以批评时弊的“三世说”，不完全雷同于今文经学的三世说，而是取公羊、左传、谷梁等各家之长，纳入自己的见解。其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既是对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致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具有更为鲜活的时代气息，是预料日之夕矣、悲风将至的生动反映。“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策》)经史以致用为本，文学亦然。其《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献侑神之乐歌》诗中云:“曰圣之的，以有用为主。炎炎陆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探求文学之美，也在“以有用为主”，这即其“经世致用”理论在文学上的体现。而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描述性的文字还是批评性的文章，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如《明良论》、《尊史》、《乙丙之际箸议》、《古史钩沉论》、《壬癸之际胎观》等，无不有为而发，即魏源所谓“以朝章国故、世隐民情为质干”(《定庵文录叙》)。

龚自珍目睹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历程，也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人如何从以“天下为己任”逐渐退缩到风花雪月的酬酢及鱼虫饾饤的考索之中。其时清王朝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而举国上下文恬武嬉，无动于衷。他既为当政者的麻木不仁而痛心疾首，也为儒生们的噤若寒蝉、“著述都为稻粮谋”而羞愧。他要以自己的铿锵之声唤醒人们“四海晏清”的美梦，使他们能够在山雨欲来之际振作起来，从容面对历史的巨变，以便在沉疴积疾之时转危为安。由于爱之切而恨尤深，由于意在振聋发聩，故其言论往往石破天惊，惊骇世俗。

如他在《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中说:“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橐鞬;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闲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大意谓在上位者如果不能礼贤下士，不能招揽贤才，不能重用有德之人，不能让朝臣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不能让儒士展露他们满腹韬略，不能让民众沐浴在礼仪教化之中，还不如回大漠莽原去过他们的游牧生活。这种离经叛道之言，自然使传统儒士瞠目结舌，故姚莹说他“言多奇僻，世颇訾之”(《汤海秋传》)。即使他的同道之人，也不能完全接受他的“狂言”，往往劝他有所收敛，不要触及时讳。如魏源就曾写信劝告他:“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关，不但德性之疵而已。”(《致龚定庵书》)但龚自珍却以为言不大、声不宏则不足以警醒世人，尤其在动荡变革之际，必须慷慨激愤，“昌昌大言之”:

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

——《上大学士书》

正因为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人人自当畅所欲言，所以龚自珍常常口不择言，论从心出，不分场合，不论对象，言人之所不敢言，论人之所未论，放肆纵恣，锋芒凌人，饱含横肆之气。李慈铭所言龚自珍为“近代霸才”、“文笔横霸”(《越缦堂日记》)，程秉钊所谓“定公少作，便有光焰万丈不可逼视之概”，梁章钜所赞其“文章忘忌讳，才气极纵横”、“抱负恢奇，才笔横恣”，均是对其文风的生动形容。

在《龚自珍全集》所收录的三百七十多篇散文中，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碑记史传、寓言杂文等各种文体，其中成就最为突出、最能体现龚自珍雄肆之气的也就是其政论文。此类文章往往“尊史重道”，“出史入道”，“以经术作议论”，引古谕今，讥弹时弊，大胆畅言，揭示“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末世命运，抨击“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者的醉生梦死、日暮途穷，憧憬变革的早日来临，“一祖之法无不蔽，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寄希望于“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这些文章以反映时代风雨为己任，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和强烈的战斗精神。如《明良论》对政要们的辛辣讽刺:

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值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

这类“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京师乐籍说》)往往具有很强的形象性，既将所言之理分析得清清楚楚，又将所郁之情展露得淋漓尽致。文章大量运用排笔，反复渲染，力尽夸饰之能事，将所言之意说尽说透，而语言明白畅达，笔锋泼辣犀利，气势逼人。在纵横议论、反复铺陈的同时，还往往能辅以形象化的描绘，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描述，来寄寓作者的思想主张与情感倾向。如《明良论》中即以对官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处境的细腻刻画，来展示帝王的冷酷褊狭。

相对而言，龚自珍寓言式的杂文，体式更为活泼，笔调更为生动，情感更为挚烈，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最为后人所称道。这类文字不拘一格，突破了桐城派拘谨迂执的模式，摒弃了考据派饾饤堆砌的恶习，大胆抒写真心真情，是对先秦诸子文风的承续与发展。如《纵难送曹生》从历史上有志改革之士的左右为难、孤立无援说到其时改革者的孤危和艰难处境，从而勉励曹籀要知难而上。文章抉微发奥，言在此而旨在彼，曲而中，肆而隐。又如《尊隐》阐述作者对当前形势的总体看法，文章构思新颖，形式奇特，似论说非论说，似寓言非寓言，用一日、一岁三时的景象变化来概括清朝由盛转衰的历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病梅馆记》是龚自珍辞官南归以后所作名篇。作者匠心独运，通过植梅的感悟，愤怒谴责专制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展示了他企望冲破桎梏、解放个性的美好愿望。文章托物言志，借梅的被斧斫、删削来抨击病态社会对人才的压制与荼毒: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文章表面句句说梅，似乎全无旁涉，却句句抨击时弊，处处观照社会，哲理与形象融为一体，如盐着水，不露痕迹，而用笔曲折，跌宕有致。

龚自珍还著有不少记叙文字，或记山川风物，或绘众生百态，随物赋形，形式灵活。如《杭大宗逸事状》、《吴之癯》、《臣里》等传记散文多以简洁的语言记述人物生平，多用人物言行来烘托其形象，多用画龙点睛的议论之笔来寄寓自己的感慨。散行中不乏骈偶，简括中又时见铺陈，瑰丽中衬托古奥的底色。不过，龚自珍记叙文字和其他文章一样，都存在着过分求新求奇而带来的晦涩之弊。文笔俶诡奇崛，凌厉恣肆，不守常格，不落俗套，即或自我作古，流于泛滥艰涩，不乏奇奇怪怪之作。

三、梁启超的新民体

真正打破一切桎梏，给传统散文带来全新命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晚清时期，传统文坛上固然还盘踞着坚守桐城古文的正统派，但终是末日之花，凋零已是眉睫间事。如严复、林纾、章炳麟等人在政治上倾向于改良，在散文发展的道路上提出了渐进的主张。不过，查缺补漏的方法显然跟不上历史的节拍。这批古文家古文成就较为突出，影响也十分巨大。严复认为古文“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译天演论例言》)，所为文章古朴严谨，所译《天演论》引起轰动。林纾曾专心学习桐城古文，其作简洁平淡，意蕴悠远，引来知识阶层的充分关注。章炳麟认为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国故论衡·论式》)，其文章古奥艰深，却以充实的进步思想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大量读者。不过，无论是严复、林纾还是章炳麟，他们的努力都无法改变传统古文日薄西山的基本走势。

在激流澎湃的晚清，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形式的古文流派，而是那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与先进的思想内容、能够容纳新的信息和新的表达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和带来巨大社会影响的实用文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出现，预示着这种文体的风行已经为期不远。康有为是改良运动领导者，他的散文，思想解放，文辞瑰玮，笔锋犀利，气势浑厚，或散行，或排偶，言所欲言，颇具鼓动性和感召力。谭嗣同思想激进，虽“少颇为桐城派所震”，但生平不愿有所拘束，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三十自纪》)，故在文体上力求打破程式，力求创造自己的新体散文。他的文章内容充实，情随文生，议论纵横，条理井然。梁启超是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先后发动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运动，对近代散文乃至近代文化的转型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新民体”有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深厚的思想底蕴，有着浓郁的变法色彩和鲜明的启蒙倾向，最深切地反映了近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代表了近世散文发展的新方向。

所谓“新民体”，又称“新文体”或“报章体”，顾名思义，主要指梁启超在报章杂志上创立的新的散文体裁，而其主旨正如梁启超1898年11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时所言，乃“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梁启超之前，报刊业已出现，但其文章大多“千篇一律”，“自欺欺人”，“展转抄袭，读之唯恐卧”(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样的陈词滥调令梁启超颇为厌倦。早在1896年创办《时务报》时，他即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呼应配合，要继承龚自珍、魏源“以经术作政论”的传统，要发扬他们“元气淋漓”的文风，为报刊体的发展闯出一条新的道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倾力编辑《清议报》。后来又主办《新民丛报》、《新小说》诸杂志，投身于改良主义的宣传，发布了大量新体政论和文艺性短论。

受宣传“欧西文思”的日本报刊文章的影响，为“畅其旨义”，更好地传达新思想，塑造新的国民精神，梁启超开始刻意进行文体的改革。“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这些发表在报刊上的议论性文字，议论风发，感情充沛，形式新颖，条理明晰，语言流畅，因与桐城派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旧文体”迥然有别，故梁启超自称它们为“新文体”;因大多议论变法维新，胡适又称之为“时务的文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因见载于报刊，又称为“报章文字”或“报章文学”;这类文字，至《新民丛报》时期达到顶峰，人们又称其为“新民体”。

具体而言，“新民体”作为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具有以下特征:在内容上以“新”为宗旨，宣传新思想，传播新知识，塑造新精神;与此相适应，在语言上大量使用新名词，学习“欧西文思”;在章法上，打破旧文体的种种束缚，“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在结构上，力求条理明晰，井然有序，逻辑严密，不故作抑扬顿挫之姿、摇曳跌宕之态;在句法上，往往采用排比手法，反复铺陈渲染，形成一泻千里、不可阻遏的气势。

梁启超散文著作之丰富，当世少有其伦。他既擅长于政论、时评、答问等新兴报章文体，同时精通传记、序跋、书启等传统古文样式。更为可贵的是，他并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写作模式或文体规范，总是广取散文中各种适合于自己题材的体裁，加以发展创新，得心应手地应用在实际写作中。其政论文选题广泛，无所拘束，举凡当世重大问题，无不纳入讨论之列，举凡作者现实生活中所感、所悟、所欲言，又无不展示于文中。大致而言，如其《清议报一百册祝辞》所总结:“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也。”当然，也包括鼓吹“君主立宪”、“开明专制”、“保皇保教”等内容。

在他看来，政论文旨在为当前社会所用，“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之复瓿可也”(《饮冰室文集序》)。故其政论之文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有极强的时效性，以及极强的鼓动力和感召力。

为了发挥这些文章的感染力，作者或连用长比，迭出排偶，或娓娓而谈，条分缕析，或骈散兼行，间以赞、颂之体，杂以便言韵语，语言或慷慨浏亮，或流丽生动，或优游和缓。《少年中国说》可谓梁启超政论文代表作品，也是新文体的典范。文章情感充沛，或说理，或喻事，或状物，极尽铺陈渲染以充分宣泄其炽热的激情，务求恣睢淋漓以给读者摄心动魄之震撼。为了形象生动地传达出作者的内心想法，给读者以最直观的感受，作者广譬博喻，既以人喻国，又以物喻人，喻中有喻，喻喻相连，其少年与老年两相对勘，“老大帝国”的枯朽衰弱与少年中国的血气方刚，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而其语言颇为自由，或文或白，或奇或偶，随心所欲。或引诗为文，或化骈为散，甚者常有一二个外语洋词，间或夹杂三两俚语方言。而句式或长或短，或散或对，不拘一格，熔各种不同的体式于一炉，或如江河直下，气势磅礴，或剥茧抽丝，层次井然，或百感填胸，尽情尽意。谨严者如高文典册，如“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平质者直如师塾训诫语，如“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当然，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语言的无拘无束，不论古今，不论中外，皆随手拈来为其所用，故胡适说:“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作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五十年代之中国文学》)

梁启超的传记文也数量众多，八十余篇作品中，既有学习运用传统史传散文表现形式的良篇如《殉难六烈士传》等，亦有模仿西洋评传体的佳作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李鸿章》等。相对而言，前者叙事谨严，言约意丰，韵味深长;后者波澜壮阔，气势宏伟。他所撰写的传记作品，几乎涵盖了中西新旧传记的各种类型，既有传统的墓志铭、诔文、年谱、传略，也有新近引入的评传、回忆录、游记。梁启超以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艺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因此，“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传记文正是其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所以他所选择的传主，或是中国古代标志性的人物，如孔子、墨子、屈原、陶渊明、辛弃疾、王安石、郑和、李鸿章等，或是西方的翘楚与楷模，如亚里士多德、康德、达尔文等。梁启超曾明确表示:“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他的传记最富有魅力的，便是洋溢其间的激情，如《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开篇所云:

“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国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临终之言也。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在文体解放方面，梁启超时评、答问等报章短论将其“纵笔所至不检束”的特色表现得最为突出。正如作者在其《饮冰室自由书》“叙言”中所说:“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怪语，惟意所之。”如《地球第一守旧党》、《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忧国与爱国》、《希望与失望》、《傀儡说》、《动物谈》等篇，无不信口信手，大声疾呼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义正词严者有之，皮里阳秋者有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作者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奔放隽快，信笔所至自有舒卷自如之姿，雄辩惊人不乏婉曲致密之致，淹贯流畅，使国人耳目一新。

梁启超的新民体散文，既是对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经世之文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是对桐城派古文、选派骈文和八股文等旧体文的吸纳与改造，他试图以崭新的思想、崭新的题材、崭新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段自铸新体，给国文闯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对新旧文风的转化、对一代文风的开启有巨大推动作用。黄遵宪评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代的新民体时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致饮冰室主人书》)严复也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与熊纯如书札》)郑振铎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体“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梁任公先生传》)。不过，梁启超的新民体的过渡痕迹十分明显。他试图冲破“代圣贤立言”的古训，但具体的行文之中又不无眷念，常引圣经贤传以为佐证;对新学颇为欣赏，但多有误解，随意发挥，舛误甚多。其语言不够纯熟，文白夹杂，文体处在探索之中，时有芜杂、堆砌之弊。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这里所说的“粗率浅薄”，也表现在他的新民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