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三祖的古文主张与艺术风格

第二十三讲　桐城三祖的古文主张和古文艺术

王达敏

在清代文学史上，桐城派是绵延时间最长、流播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个流派。它初萌于康雍，树帜于乾隆，兴盛于嘉道，绵延于同光，至民国间，始云散于人文诸科之中。在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中，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为功至伟。他们坚守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道统和以韩欧文章为核心的文统，不懈地探寻古文之秘，次第提出义法说、文人能事说和神妙说，并分别形成雅洁、闳肆和疏淡的文风，创制了壁垒分明、为后学绍述的桐城家法，因而被史家尊称为“桐城三祖”。

一、义法说与雅洁文风

方苞的首要创获，是义法说。他认为，义法源于经，明于史，见于文;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义为经，法为纬，经纬兼具，乃为成体之文。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此语概述了义法的源流、内涵和义、法之间的关系，是义法说的总纲。

义法源于儒经。方苞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又说:“《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把古文溯源至儒典，古文义法自然也自儒典出。在诸经中，方苞湛深《春秋》，曾著《春秋直解》、《春秋通论》、《春秋比事》，因而，他特别点出:“《春秋》之制义法。”(《方苞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

方苞视儒经为古文义法之源，原因约有二端:一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地位至为崇高。信奉并研治儒经，乃学者治学首务。二是为古文增添神圣光彩，使其跻身学术之林而无愧。在方苞之前，中国有着悠久的贬抑辞章和文士的传统。扬雄就曾把赋视为“雕虫篆刻”(《法言》);程颐认为“为文亦玩物也”(《二程外书·伊川先生语录》);宋濂对自己曾经“溺于文辞”(《宋濂全集》第一册《赠梁建中序》)，愧恨无已。而在方苞的时代，薄视辞章、文士有增无减。顾炎武就决心“不堕于文人”(《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十八》)。万斯同箴规方苞，不要迷恋古文，以为唐宋八家除韩愈外，“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方苞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方苞挚友、后来入了《文苑传》的姜宸英，自少就“常恐为《文苑传》中人”(《方苞集集外文》卷六《记姜西溟遗言》)，方苞另一位友人王源甚至称文士为“士之贼”(《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方苞幼爱词章，虽长而听从万斯同告诫，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但他究竟难以忘情于古文，并最终以古文闻名于朝野。方苞为回应传统和当世对辞章、文士的成见，为抬升古文地位，将古文根源溯至崇高的儒典，无疑是得当之举。

义法明于史。方苞认为，得儒典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就《春秋》而论，其中虽然暗寓褒贬劝惩，笔法讲究，但终因记事简略而义法难显。待《左传》、《史记》出，《春秋》所制义法乃明。司马迁在揭示《春秋》的宗旨、体例时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春秋》义法，因《史记》而明。《史记》义法，则因方苞而显。方苞平生酷嗜《史记》，迭加评点，以推阐其义法蕴奥。此外，方苞也很推尊《左传》。在《左传义法举要》中，他甚至认为，《左传》某些篇章的义法，在《史记》之上。

义法见于文。方苞认为，儒典所制义法，也为后世深于文者所承。在后世深于文者中，方苞最推崇唐宋八家，曾希冀自己“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先生文集序》)。八家各有丘壑，深浅不一，但均擅长将儒典开启的义法内化于创作中。八家之文与史家之文迥异。《左传》、《史记》义法虽精，“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公羊》、《谷梁》、《国语》、《国策》虽也得义法一端，“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有两汉书疏，尤其是八家之文，皆为短制，篇各一事，因义设法，脉络分明，因此，“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以其作为承学治古文者习文津梁最为相宜。因而，方苞所纂《古文约选》即以八家古文为主，俾学者由此入门，上探经史，以得古文精蕴。

义法说强调言有物。言有物指古文的内容。举凡儒典之文所载功德卓著的圣贤言行，记事之文所载史家通古今之变之志，道古之文所载作者所守孤学，论事之文所载作者所涉世务，均属言有物的范围。方苞说:

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

——《方苞集集外文》卷四《杨千木文稿序》

这些文章，因言之有物，而垂于永久。不过，方苞最看重的，还是儒典之义。他说:“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方苞集》卷六《答申谦居书》)。“本经术”，就是以儒典之义为本。既然儒典乃义法之源，其义自当成为古文之本。“依于事物之理”，就是以蕴涵于事物中的道理为依据。事物之理是儒典之义的具体显现，儒典之义是事物之理的极则。因此，古文无论记物论事，还是裁量人物，均应以儒典之义为归。

学者要做到言有物，务须在学和行两方面用功。用功的对象，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程朱遍释群经，最得儒典之义;其言行相顾，品行卓荦，实亦无愧于圣门。因此，作家欲以经术为本，必须学程朱之学，行程朱之行。方苞幼承庭训，所结交者多为江南遗民，本来视宋儒为腐烂。但他北上京师、研读程朱理学之后，对其益世之旨、心性之理，至为诚服，故而立下了“学行继程朱之后”(王兆符《望溪先生文集序》)的祈向。他说:“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方苞集》卷六《再与刘拙修书》)又说:“《记》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方苞集》卷六《与李刚主书》)方苞视程朱理学为天地之心、穷理之致，宜其将踵武程朱学行作为创作有物之文的前提了。

义法说强调言有序。言有序指古文的形式。举凡古文的文体、结构、语言、开阖、虚实、详略、顺逆、断续，等等，均属言有序的范围。方苞对古文形式的论述既多且精。例如，关于文体，他主张作者应依体行文，不破规矩。碑记、墓志之体，文末皆有铭辞，犹史有赞论。司马迁所作赞论，其所述“必取之本文之外”。韩愈循司马氏之轨，所作铭辞，“未有义具于碑志者。或体制所宜，事有覆举，则必以补本文之间缺”。而班固等则不然，“括终始事迹以为赞论”，就难免重复之弊(《方苞集》卷五《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书疏谕策之体与记事之体相异。前者可揭义于前，分疏于后，并间叙事实;后者若有事可记，可径直叙之。欧阳修的《安重诲传》乃于记事之体，杂以论断，就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令方苞不满(《方苞集》卷二《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关于结构，方苞主张文应脉络一贯，前后呼应。他认为，《左传》、《史记》往往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方苞集》卷二《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关于词语，他主张语言应简当有力，纯净不芜。要做到简当有力，就应像《周官》那样，“指事命物，未尝有一辞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难显”(《方苞集》卷四《周官析疑序》)。要做到纯净不芜，就不应“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不应“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廷芳《隐拙斋文钞》卷四《书方望溪先生传后》所附《自记》中引方苞语)。

义法说强调因义立法。因义立法是指作者应根据文章内容，选择恰当的表达形式;义为主，法为辅。方苞说:“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方苞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就写人而言，方苞认为，应事与人称，常事不书，法随义变。关于事与人称，他说:“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方苞集》卷六《与孙以宁书》)陆贾一生平常，不妨直道其身边日常琐事;萧何、曹参、张良身居高位，则必著其关乎国计民生之治绩。关于常事不书，他说，古之良史承《春秋》之法，为使治乱贤奸之迹昭然，必摒弃千百常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方苞集》卷二《书汉书霍光传》)。关于法随义变，方苞认为，记事之文，若有事可叙，则当直叙其事，不必掺杂议论，但伯夷、孟子、荀子和屈原事迹较少，若作者勉强排纂成篇，四君子道德节义转隐而不著。因此，司马迁为了充分表现诸人精神，寄托悲慨，就采取了议论与叙事相间之法。可知，“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方苞集》卷二《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作家若做到了因义立法、义与法兼至，就会形成雅洁风格。方苞说:“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序例》)又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方苞集》卷二《书萧相国世家后》)又说:“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又说:“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方苞集》卷六《与程若韩书》)要、理之是，是就义而言;体、辞之是，是就法而言;简而不繁，是就义、法综合而言;清澄无滓、洁，清真古雅、光润，就是雅洁。古文家只有思想醇正、手法高妙，义与法俱备，才能使其作品臻于雅洁之境。

方苞的义法说，是探研前贤之作的心得，也是其创作实践的升华。他的优秀之作，学精气醇，有物有序，呈现出雅洁之风。

方苞之文，立意醇正。那些解经之作，意在阐道翼教，自不必说。其他笔墨，也莫不贯穿着感时忧国的精神。他怀着一颗用世、仁慈之心，劳心国事，揭露罪恶，关切民瘼，同情弱者。在《与鄂张两相国论制驭西边书》中，他建议在边陲用兵、敌人尚强之时，应严军屯守，抚士蓄力，以待可乘之虏;勿为轻举深入，以邀难必之功(《方苞集·集外文》卷五)。在《请定经制剳子》中，他主张禁酿烧酒、禁种烟草，以益国利民(《方苞集·集外文》卷一)。在《狱中杂记》中，他把刑部大牢描绘成了一个魑魅世界:瘟疫流行，犯人填塞，命若草芥;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老胥、奸猾为诈财皆成辣手;主谳官为保位而不惜纵恶。这里是弱者的地狱、奸徒的乐园，作者一腔愤懑中隐含深深的哀愍(《方苞集·集外文》卷六)。在《送刘函三序》中，他激赏因困于上官诛求而辞官的刘函三之语:“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寝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见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体也。”(《方苞集》卷七)此语道尽仕途之黑。在《与顾用方论治浑河事宜书》中，他为河决而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向当轴急献救民之策(《方苞集》卷六)。在《逆旅小子》中，他深为小男孩的凄惨命运所动，并为力图解其倒悬不果而悲恨(《方苞集》卷九)。方苞之所以能做到言之有物、立意醇正，与他深于经典、服膺程朱和行身方严关系至密。

方苞记人之文，成就最为突出。他记人，重在刻画人物品格。他在刻画人物品格时，精于取材。孙奇逢是明末大儒，一介倜傥奇节之士，一生可传者甚多。为在尺幅之内，画出孙奇逢的精神，方苞删繁就简，独取其荦荦大者。《孙征君传》开首，作者括写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以总揽全篇。接着，具体写孙氏不畏逆阉之势，倾身收杨涟等烈士之骨;上书孙承泽，终使逆阉不安于位;携家口、门生亲故入五公山，自守御贼，弦歌不辍;入清不仕，率弟子躬耕夏峰;学通朱陆，有教无类;亲丧守孝。所载之事，均与孙氏规模相称(《方苞集》卷八)。陈驭虚是一位豪宕医士。在《陈驭虚墓志铭》中，作者精选三事表现其豪宕。第一事，写他为作者之仆治疫，方式奇特:“君命市冰，以大罂贮之，使纵饮，须臾尽。及夕，和药下之，汗雨注，遂愈。”第二事，写他坚拒为势家出诊。“诸势家敦迫之，使麇至，使者稽首阶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人，吾何视为?”第三事，写他坚拒势家逼仕，饮酒近女，郁愤而死(《方苞集》卷十)。三事叙毕，豪宕的陈驭虚，已鲜活地挺立纸面。

方苞在刻画人物品格时，巧于侧面烘托。在《左忠毅公逸事》中，作者没有正面铺陈左光斗一生大故，而是透过其赏拔、陶铸史可法，使史氏从普通书生成长为国家栋梁，烘托其精神的壮伟和不朽。文章后幅全写史可法劬劳军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皷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恐愧吾师”一语，与文章起头左氏所说“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中幅所说“天下事谁可支柱者”，照应紧密，脉络灌输，说明史可法之举乃是继承左公之志，是左公精神由以成之。这里写史，仍是写左。不写之写，正所谓烘云托月之法(《方苞集》卷九)。

方苞在刻画人物品格时，妙于雕绘细节。最佳范例，莫过于《左忠毅公逸事》中幅: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方苞集》卷九

史可法在恐怖气氛中的作为，表达了他对左公的崇敬。左光斗筋骨断裂，目不可开，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厉声怒叱。斥语中，有爱护，有期待，也画出了他以国事为重的胸襟和由铁石铸成的伟岸形象。此段由晶莹细珠串成，句句生辉，颇得《左传》、《史记》神髓。

二、文人能事说与闳肆文风

刘大櫆二十九岁北上都门，得方苞奖饰，有国士之誉。但是，刘大櫆的生平遭际、个性、思想与方苞绝殊，其论文、为文与之也不甚相类。方苞位居庙堂，方严朴重;刘大櫆则跧伏草野，意气横绝，常怀磊砢不平之气。方苞踵武程朱，不越雷池;刘大櫆则兼收博取，灵动活泼。方苞力倡义法，强调义对法的支配;刘大櫆则基本将义悬置起来，而突出法的地位。方苞为文力求雅洁，刘大櫆则以闳肆为宗。可以说，刘大櫆是一位独具审美眼光的古文家。他不仅善于鉴赏前人的古文美，也善于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古文美。

刘大櫆论文，首重文人能事。能事，是指文人独有的表现自我、处理材料的高妙本领。他说:“当日唐虞纪载，必待史臣。孔门贤杰甚众，而文学独称子游、子夏。可见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又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程子谓:‘无子厚笔力发不出。’”又说:“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施设?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海峰文集》卷首《论文偶记》，同治甲戌〈1874〉刊本。本节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出自此文)义理、书卷、经济，相当于方苞所说之义;文人之能事，相当于其所说之法。方苞强调法随义变、因义立法，刘大櫆则将法置于关键地位。他认为，义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法，没有文人高妙的行文本领，义所指涉之材料，仅仅是一堆材料而已。只有经过文人的创造性劳作，才能使材料获得勃勃生命。因此，法在成体之文中，绝非义之附庸，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刘大櫆论文人能事，格外推崇神气。合而观之，神气，主要是指文人的内在精神在其文中的显现。分而言之，神，约指作者显现于作品中的个性、道德、学问、境界等;气，约指作者显现于作品中的气势。神是气的主宰、灵魂，气是体现神的方式。刘大櫆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又说:“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气随神转，是刘大櫆对文人能事中神、气关系的清晰定位。

刘大櫆论神气，格外强调音节、字句。他认为，神气寓于音节之内，音节存于字句之中。在研习古文作品时，读者经由诵读歌咏，可以由字句以通其音节，由音节以通其神气;在创作古文作品时，作者积字成句，细琢平仄，以尽量显现其内在神气。无论鉴赏或临文，字句、音节俱为通向神气的必由之路。虽然神气为精，字句、音节为粗，但若没有字句、音节，神气究竟也无处可寻。因此，字句、音节是古文欣赏与创作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文人之能事既不可尽晓，也无从尽显。刘大櫆说: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予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把字句、音节、神气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如此明白，把字句、音节看得如此郑重，在此前的古文史和古文论中，罕有先例。

刘大櫆论文人能事，更拈出为文十二贵，加以具体阐释;而其论十二贵的重心，仍在神气、音节、字句。所谓十二贵，包括文贵奇、文贵高、文贵大、文贵远、文贵简、文贵疏、文贵变、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文贵品藻。十二贵所涉问题广泛，见解深刻。其中，有的专题如文贵高、文贵大、文贵疏、文贵瘦，前人少有申说，而刘大櫆独抉而论之;有的专题如文贵奇、文贵华，前人不甚许可，而他别辟蹊径，独标新见;有的专题如文贵远、文贵简、文贵变、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文贵品藻，前人已有论述，而他努力作出创造性发挥。十二贵之间多有交叉重叠，且其内部也无紧密的逻辑联系。但是，如果把刘大魁文论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就会发现，十二贵基本没有逸出其所设神气、音节、字句的框架。华、参差、去陈言，主要关涉字句上事;奇、简，主要关涉字句、神气上事;高，主要关涉神气、音节上事;大、疏、远，主要关涉神气上事;变，则并神气、音节、字句综言之。但不管分论或综说，刘大櫆的论述，始终围绕着神气、音节、字句展开。

刘大櫆论文重文人能事，作文也极尽文人能事。其文见识卓异，善于即物言理、以细节刻画人物、以精心经营的字句和音节表现思绪、以连绵的形容和比喻写景抒怀。文中有采藻，有波澜，更处处有自我。其全部创作呈现出闳肆风格。

刘大櫆言理之文，见识卓异。其所言之理遍涉天道、世道、人生、物理诸层面;而持论往往打破成说，发人所未发、所不能发或不敢发。刘大櫆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惊世骇俗。他一反君为臣纲之论，认为君臣是共事关系。臣之食禄，乃其在位谋政、与君共治所得，非“为受君之恩”。“君臣以义合”，合则留，不合则去(《海峰文集》卷六《汪烈女传》)。他说:“君之所可，而因以为是;君之所否，而因以为非;其所爱，因而趋承之;其所恶，因而避去之，此厮役徒隶之所为，曾谓人臣而亦出于此?”臣不是君王随意驱使的厮役徒隶，不应以其是非好恶而有所趋避，而应匡补君之阙失，以利生民(《海峰文集》卷一《读万石君传》)。刘大櫆对人欲有深刻体认。他认为，人的欲望没有终穷，甚难满足(《海峰文集》卷五《无斋记》)。人欲是自然的，有欲就有争，为防因争而乱，人类出现了各种礼教制度。圣人之所以为圣，即在于其不会逆人性而行，而是能“顺而睇之”(《海峰文集》卷一《辨异》)。此外，他说，秦人焚书而书亡之论是不对的，“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藉;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海峰文集》卷一《焚书辨》)。又说“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海峰文集》卷一《息争》)，因而主张包容，反对党同伐异。

刘大櫆言理之文，除少数专论外，往往即物言理。《骡说》就是一篇托物寓意之作:

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而骡贵矣。”虽然，今夫轶之而不善，榎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于善者，非人耶?人岂贱于骡哉?然则骡之刚愎自用，而自以为不屈也久矣。呜呼!此骡之所以贱于马?

——《海峰文集》卷八

作者贵骡之倔傲，而贱马之屈从。其品评骡、马异同，暗寓一怀不平和身世之感。《答周君书》云:

且夫应龙之变化，不因回风而载浮云，则不能飘举而上天;灵蛇之自腾，无瑞雾，则不能无足而遨游上下于方泽。方今之世，龙自蜬虯于岩穴，而云不为兴;蛇自蟠屈于渊菹，而雾不为起。云雾亦时有，徒自为昏蒙否塞，虽有龙、蛇之才能，无由自表见也，与螾蚁何以异乎?

——《刘大櫆集》卷三(www.xing528.com)

此段言人若欲施展才华，必须有所凭借。作者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之，比直论更为有力。

刘大櫆叙事之文，善于以细节表现人物品性。他远绍《左传》、《史记》，近承归有光，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捕捉有意味的动作或絮语，并以简洁之笔出之。例如，他这样记丧明的庶祖母对孙辈的关爱:

魁七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僮奴皆睡去，独大家煨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曰:‘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

——《海峰文集》卷七《章大家行略》

他这样记张十二郎的性缓:

每垂髫自内庭徐徐行，至学舍，北向端拱立长揖，乃就座。又徐徐以手开书册，低声读，读一句，视他人殆三四句者。读毕，或归早餐，又徐徐行如来时状。

——《海峰文集》卷七《下殇子张十二郎圹铭》

作者脱落粉饰，只以几个生活细节，就将一个慈爱的祖母和一个可笑可爱的孩童形象描了出来。

刘大櫆之文，善于琢字炼句、审音校节，以表现其情思。还是看《答周君书》:

天之于人，降祥常少，降殃必多。吉，一也;凶、悔、吝，三也。且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朝为公辅，暮作钳徒。扬之则在殿陛之上，抑之则居横术之隅。雷轰电掣，山崩水竭。木槿晨荣，墟烟夕灭。尝见都市中孺稚之婴，轻俊之少，游历权门，妍姿巧笑，善度憎嫌，能迎喜好，珠玉时投，绮纨叠効。此其人福如鸿毛，而莫能久御也。羽翼既成，骄奢顿著，良马轻舆，填塞衢路，扬扑地之尘，骋当途之步，指顾自雄，宗党倾慕。曾未几时，不终天年，而中道夭死矣;贪惏触法，而刑戮及身矣。豪华犹在目，而差舛随其后。瞬息之光荣，不足以偿其苟贱之辱;毫毛之利益，不足以盖其贪竞之汙。世有明达之人，岂足动其瞻企乎?

——《刘大櫆集》卷三

此文作于刘大櫆参加经学特科考试失利之后。此段表达了他对人生祸福无常的体悟，对孺稚轻俊者不惜以辱汙换取荣利而又转瞬即败的讽刺，于达观中寓牢骚和沉痛。行文骈散间作，参差错落;韵脚多用仄声，一转再转;节奏时紧时舒，时扬时降。字句、音节的复杂变化，凸显、渲染着作者的悒郁和无奈。

刘大櫆之文，善于形容，文采照耀。其游记之作，尤善追景摹色。他往往将奇异景物连同自己观景的感悟、愉悦一并写出，情景俱美，意味隽永可爱。他写黄山云海:

顷之，山半出云，如冒絮，如白龙，滃浡晃荡，奔逐四合，弥漫荒野，平布匼匝，一白无涯，渺极天际。日光射之，如积雪之环周，而诸峰错出其间，仅见其顶如螺髻，乍隐乍见。其依冈而横者如岸，其冒树而拔者如樯，其因风而时高下如浪。人在峰巅，如乘槎而浮于海上。已而轻风骤卷，云气迸驳，石出山高，岛屿耸峙。向之所见，如幻如泡。一謦欬之间，不知其消归何有。此所谓铺海之云也。夫黄山者，仙灵之宅，云雾之都，举足而峦壑移焉，瞬目而阴晴异焉。欲观云海，于光明之顶为宜。其在文殊院者，不知有后海;其在始信峰者，不知有前海。登光明之顶，则放乎四海而莫不来王也。常于积雨初晴、日出时见之;然或终岁不一见。余之登山，凡六日而三见云海，盖若天所佑焉。

——《海峰文集》卷五《游黄山记》

短短一节文字，形容连绵，比喻不绝，文采飞扬，波澜迭起，把黄山云雾之真幻莫辨、变化无端、壮观蓬勃和作者的赞叹、喜悦，糅而托出。

三、神妙说与疏淡文风

方苞、刘大櫆均无开宗立派意识，至姚鼐，桐城派方才真正建立起来。清代中叶，学坛风尚发生巨大逆转:最高统治者的学术宗奉重心，从清初的尊宋潜移到崇汉，以许慎、郑玄考据为圭臬的汉学从边缘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而以程朱义理为指归的宋学从中心退处边缘。姚鼐受学坛大势影响，在青年时代把治学重心从早先沉溺的辞章转向了汉学考据。然而在从事考据过程中，尊仰宋学的他与抑宋、弃宋乃至反宋的汉学派之间产生严重矛盾。这一矛盾在四库全书馆内被激化。最终，他因孤立和失利而退出京都学坛。正是在汉宋之争中，他萌生了建立文派的意识，重新把为学重心调整到早年溺爱的辞章。此后，他栖息东南书院四十年，构建文统、创立理论、埋首写作、组建队伍。而每项工作，都是在汉宋相抗的背景下进行的，包含着对抗汉学派的深刻动机。到其晚境，以宋学为旗帜的桐城派自成一军，他与汉学派抗衡的愿望基本实现。乾嘉后期的学坛格局也由此一变。

神妙说是姚鼐古文理论的核心。他将那些意与辞俱美的古文从包罗广泛的古文群中分离出来，经过抽象提炼，融入创作和禅悦所得，形成了神妙说。这一理论胚芽于他编撰《古文辞类纂》之时，在其后半生的创作、教学和研究中逐步得到完善。此论推尊一种风韵疏淡的意境。这种意境冲淡、含蓄，节奏和谐，富于奇趣，是天地间阴柔之道的显现。姚鼐视此境为古文艺术的极致，并以此作为评判古文高下的标准，也以此作为自己创作所追求的鹄的。他为达致此境所开示的途径，成为后来姚门弟子恪守的家法。

姚鼐的神妙说建基于纯化古文之上。在古典文学体系中，没有任何体裁如古文这般森罗万象。姚鼐依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将一部分古文从杂古文中萃取出来，别构一个新颖的古文系统。《古文辞类纂》就是姚鼐纯化古文的重大成果。在这部文集中，姚鼐衡文的首要标准是“意与辞俱美”。同时，他意识到古文中存在一个极境。他说:“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古文辞类纂》卷首，民国戊午〈1917〉刊本)他把古文境界划分为三:始境乃文之粗，格、律、声、色是也;中境乃寓于粗中的文之精，神、理、气、味是也;终境乃遗粗御精，超乎精粗之上。姚鼐虽然将神摆在精之首，但这个神仅是精的组成部分，尚非文之极境。文之极境比神还要翻上一层。这最上一层就是姚鼐类纂古文辞时强调而在后来漫长岁月中阐发不已的神妙境界。正是随着阐发的深入，姚鼐最终建立了一种较为完备的古文新论:神妙说。

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时，并未寻得恰当词汇命名其所体悟到的古文极境，只是意识到在粗精之上尚有一“终”极存在。后来，他采用一群意义相近的术语来表述这一极境，但始终没有衷于一是。其常用的术语有“妙”、“神妙”、“神味”、“神韵”、“风韵”、“精妙”、“胜境”、“无意佳处”、“妙绝之境”、“奇妙之境”、“神妙之境”、“不可言喻者”、“古人最上一等文字”、“古人深处”、“古人意致佳处”、“古人神气超绝转换变化处”(《惜抱先生尺牍》、《惜抱轩尺牍补编》、《古文辞类纂》评语)，等等。为了凸显姚鼐的创获，也为了论述的简洁和统一，我们不妨在姚鼐习用语汇中，拈出涵盖性较大的“神妙”一词，来指称其所发现的古文极境，并总括其围绕这一境界所作的理论阐述。

神妙境界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是风韵疏淡。姚鼐谈到他欣赏的归有光时，对此有细致论述。他说:“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惜抱轩文·后集》卷三《与王铁夫书》)“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惜抱先生尺牍》卷六《与陈硕士》)他评归有光的《野鹤轩壁记》为“萧散有致”;《畏垒亭记》为“不衫不履，神韵绝高”(吴汝纶《〈古文辞类纂〉点勘》卷三引)。萧散、平淡、不要紧、不衫不履，就是疏淡。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等皆因摹写常人细事，显露出疏淡的风韵而为姚鼐所采撷。归有光对《史记》用力至深，曾圈点数过。姚鼐认为其疏淡的风韵乃得力于对司马迁的会心。而在姚鼐看来，司马迁为寻常人所不可及者正在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大、远、疏、华，是刘大櫆十二贵中所述内容。其实，疏淡是一种风韵，寓于大、远和华丽之中。

风韵疏淡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是冲淡、含蓄、节奏和谐和奇趣。关于冲淡，姚鼐说:“凡作古文，须知古人用意冲淡处，忌浓重。譬如举万钧之鼎，如一鸿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状，则入俗矣。”(《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与石甫侄孙莹》)冲淡是自然，是从容，是举重若轻，也就是雅;与之反悖者是浓重，是举轻若重，是竭力，也就是俗。作者一旦勉力，便“觉有累积纸上，有如赘疣”(《惜抱轩文·后集》卷三《与王铁夫书》)，就会失去韵致，也就不妙了。关于含蓄，姚鼐说:“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惜抱先生尺牍》卷二《答徐季雅》)又说，欧阳修的《岘山亭记》“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埃者，绝世之文也”(《古文辞类纂》卷五十五《欧阳修〈岘山亭记〉按语》)。不可言喻之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含蓄;缥缈之境在风尘之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是含蓄。关于节奏和谐，姚鼐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与石甫侄孙莹》)驰骤与顿挫兼施，就是节奏。有节奏，就会有起伏、有疏密;就会有无相生，在有声中蕴沉寂，在无声处潜激越，从而显现出和谐的律动。关于奇趣，姚鼐说:“大抵作金石文字，本有正体。以其无可说，乃为变体。……因变而生奇趣，文家之境，以是广矣。”(《惜抱先生尺牍》卷六《与陈硕士》)

姚鼐品鉴时人文章，也以风韵疏淡为上。他评王芑孙的碑、记:“弥觉古淡之味可爱，殆非今世所有。”(《惜抱轩文·后集》卷三《与王铁夫书》)评陈用光之文:“风味疏淡，自是好处。从此做深，或更入古人奇妙之境。”(《惜抱先生尺牍》卷六《与陈硕士》)评姚莹的一些作品，以其缺乏“淡远高妙之韵”(《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与石甫侄孙莹》)，而难称妙。

风韵疏淡属于阴柔之美的范畴，因而具有形而上的特性。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系统阐发了阳刚和阴柔两种审美特征。按他形象生动的说法: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惜抱轩文集》卷六

他把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纳入阳刚之美的范畴;把洁净、淡雅、幽远、温婉等纳入阴柔之美的范畴。很明显，姚鼐推尊的风韵疏淡的神妙境界，乃是一种阴柔之美。姚鼐又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又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惜抱轩文集》卷四《〈海愚诗钞〉序》)天地之道乃文章之本原。虽然此道之本体为阳刚和阴柔的协合，但其发用则不能不有所偏。因而，世间之文，或偏优于阳刚，或偏优于阴柔。由于风韵疏淡的神妙境界偏优于阴柔之美，主要为天地之道中阴柔元素所发，因而就获得了天地之道的品格，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不可摇撼的永恒性。

如何才能达到神妙境界呢?姚鼐认为，在创作中意欲达到神妙境界，需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功。借助多读，把古典之作烂熟于心，然后加以模仿，以期日久脱化。关于熟读，姚鼐说:“用功之始，熟读古人之作而已。”(《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鲍双五》)“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祗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生作外行也。”(《惜抱先生尺牍》卷六《与陈硕士》)关于模仿，姚鼐说:“文不经模仿，亦安能脱化?”(《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管异之同》)又说，经过摹拟，“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与伯昂从侄孙》)在姚鼐看来，通过熟读和模仿，一旦遇到好的题目和题材，发绩学用功，就有望笔势痛快，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而自去，从而写出神妙文字来。第二个步骤是妙悟。妙悟有两种方式。一是在用功深久、途辙既正基础上的妙悟。姚鼐说:“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惜抱先生尺牍》卷八《与石甫侄孙莹》)又说:“更精心于古人求之，当有悟处耳。”(同上)又说:“此不可急求，深读久为，自有悟入。”(同上)二是不由门径的妙悟。姚鼐说:“若夫超然自得，不从门径入，此非言说可喻，存乎妙悟矣。”(《惜抱先生尺牍》卷二《与张梧冈得凤》)又说:“诗人兴会随所至耳，岂有一定之主意、章法哉?”(《惜抱先生尺牍》卷七《与陈硕士》)比较而言，前一种妙悟因有门径可寻，易于向生徒开示，而为姚鼐所强调;后一种妙悟不期而至，无迹可寻，不可把捉，无法可说，虽为姚鼐所神驰，却不为其所强调。

姚鼐认为，作者的天赋、胸次对妙悟和达致神妙境界有重要意义。没有天赋之才，根本无所谓妙悟，当然也谈不上创作神妙境界。他说“才力高下必由天授”(《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又说“今人诗文不能追企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资逊之”(《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管异之同》)。同时，没有高远、萧旷的襟怀，同样无法开悟，无法达致神妙境界。姚鼐认为，作者只有“涵养胸趣”、“心地空明”，才会创造出“气流转而语圆美”的作品(《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

神妙说的提出，与姚鼐耽禅和尊奉程朱理学有关。禅与程朱理学本就存在内在联系。禅之主题是明心见性，对心灵的探寻深刻而微妙，其所开示的邈远、高旷、空灵、寂淡境界，独具魅力。程朱理学正是在吸收禅宗心性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其代表人物希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曾点气象，扣问孔、颜乐处，均得益于禅的启悟。禅所开示的境界与程朱理学企慕的精神境界是叠合的。因此，宋世后，信奉程朱理学的儒者，往往会自然地走向禅悦之路。姚鼐就正是这样。他青春时代，在尊奉程朱理学的同时，即开始习禅。后伴随人生的沉浮，他对禅终于溺而不返(《惜抱先生尺牍》卷一《与朱石君》)。姚鼐通过对禅、程朱理学的默证和清修，胸次洒落、超然，“神采秀越，风仪闲远”(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慈祥而襟期萧旷，有山泽间仪，有松石间意。……望其眉宇，翛然已知在风尘之表矣”(王昶《湖海诗传小传》卷四，光绪四年〈1878〉刊本)。他的神妙说讲究风韵疏淡，显然与其襟怀萧旷有关，也与禅所开示而为程朱理学所企慕的空灵境界密不可分。

姚鼐晚年在不懈阐发神妙说之时，又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六《复秦小岘书》)。这一理论将文章与考证并列，使其均由义理统帅。姚鼐引入考据因素，以加强文的学的分量;引入义理，以加强文的载道和传道的功能。但神妙说与三者兼收说甚不和谐:当姚鼐讲神妙说的时候，他着眼的本是其心目中的纯古文;而讲三者兼收说的时候，他着眼的则又是包含了纯古文的杂古文。他生前就一直徘徊在纯、杂之间，使纯古文最终未能从杂古文的混沌中彻底走出来。姚鼐理论的内在混乱实与汉宋之争有关。在乾嘉学坛，汉学派对辞章的贬斥深入人心，辞章位置卑下。姚鼐提出神妙说，强调古文别是一家，有助于提高古文的地位。他提出三者兼收说，顺应学术时尚，突出古文对考据的涵容，对道的承载，以壮大声威，同样有助于提高古文的地位。因此，这两种不和谐的理论，却共同包含着姚鼐在汉学主盟学坛时，为自己倾心的古文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深刻动机。

姚鼐的创作，是其神妙说得以完备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神妙说的直接实践。姚鼐在写作中力追神妙境界，其文寓阳刚于柔婉，而以柔婉为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疏淡的风韵。

姚鼐之文，最以胆识胜。其显著者莫过于二事:一是在汉学风靡朝野、宋学日薄西山之时，他不顾力小而孤，著文抗争，力尊宋学而不废汉学;二是在古文备受学坛冷落之时，他毅然回归词章，著文探讨为文奥妙，并潜心写作。此两类文不胜枚举。此外，传统儒者往往蔑视女性，而他对女性才情之美，则备极礼赞。他说:

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眩曜迋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惜抱轩文集》卷八《郑太孺人六十寿序》

《陈孺人权厝志》写女君子陈孺人之诗“质直慷慨，义尝近古”，“叹谓今女子作诗者之冠”(《惜抱轩文集》卷十三)。《方染露传》写方氏夫人贤智有学:“一日，在余家共阅王氏‘万岁通天帖’，疑草书数字不能释。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为释之矣。’举其字，果当也。”(《惜抱轩文集》卷十)还有，他满怀愤懑，谴责天子之暴虐，推戴志士之仁节。在评述明初靖难之役的《方正学祠重修建记》中，他说:在没有终穷的天地之间，人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都不过须臾，只有“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正学先生本儒者之统，成杀身之仁，虽其心不必后世之我知，而后人每读其传，尤为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已”，篡逆强暴的“成祖天子之富贵随乎飘风，正学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惜抱轩文集》卷十四)。

姚鼐之文，阳刚之气，每以柔婉出之。《赠钱献之序》一文乃绝好例子。姚鼐告别四库馆前夕，恰值钱大昕的从子钱坫将归江南。他郑重写序相赠。序文中，他不顾钱氏一门皆精汉学，皆是戴震考据学方面的同志，极力称扬程朱理学，严厉纠弹汉学。他强烈地希冀经过自己的劝励，钱坫能去汉学之弊而归于宋学。但他却将强硬的立场、凌厉的气势，化于迂回柔婉的行文中。文章前幅集中抨击宗汉学者“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笔锋已隐隐触及钱氏，却不露痕迹。而明确说到钱坫时，口气则温婉容与:“嘉定钱君献之，强识而精思，为今士之魁杰。余尝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虽然，是犹居京师庞淆之间也。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大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茫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惜抱轩文集》卷七)一句一转，越转越舒展、平和，却字字不离刚正之旨。

姚鼐之文，总是导实入虚，将情思抛向渺远之境。《朱竹君先生传》是姚鼐写人名作。朱筠乃疏俊、豪逸之士，耽酒好客，文才奇纵。他奏请辑书，四库馆由是而启。权臣于敏中雅重之，而他既不造谒，更时相迕之。姚鼐与之交好数十年，曾一起慷慨论事、讲学，对其盛年辞世，情不能已。文末云:“当其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焉。”(《惜抱轩文集》卷十)全文就此而止，悲怆、感伤和怀念之情，溢出文外，绵绵无尽。《随园雅集图后记》更是由随园美景，连及讲此美景之人的他乡而亡;连及美景图中所绘昔日雅集之盛，和今日那些雅集者的零落殆尽。美景易变，图画难留，青春不永，黄泉路近。作者无奈地期望文字可以不泯，以留住景、人之一瞬。此文寄意遥深，节制而平淡的叙述，难掩作者对人生无常的感喟与惆怅(《惜抱轩文集》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