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文章理论与散文创作倾向-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

第二十二讲　清代前期文章理论与散文创作倾向

闵泽平

一、“清初三先生”的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

清代是中国散文艺术经验的总结时期。其时人们对散文审美特征的看法越来越系统化，再不简单地模拟某派某家，而是在吸纳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审美标准和创作方法，并将其系统化、规范化。总的趋向是集儒家散文艺术经验之大成，建立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体和新文风。

清代散文艺术理论的建设，显然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一是程朱理学在政治思想领域占有指导地位，国家以阐发经义的八股文取士。清代统治者把程朱理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康熙《四书讲义序》)。理学本是哲理化的儒学。理学势旺，儒家散文艺术传统自然得以承续。

二是清代康、雍、乾百余年间，国力较为强盛，社会较为安定，人心较为平静。对上层统治者而言，文治之功颇为显著;对知识分子而言，安于现状的心态已经形成。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一种雍容、雅正、平和且颇为讲究艺术美的文风正合时宜。

三是明代散文艺术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的经验教训。明代散文艺术理论流派较多，众派主张各异，都围绕取用古代散文艺术经验建立新文体、新文风作论。相对而言，清人受唐宋派艺术理论影响最深，但在建构艺术理论时，不像明人那样褊狭，好走极端，因而吸收了众多流派包括拟古派的一些见解。

四是八股文的写作经验。明代就盛行以古文为时文，清代亦复如此。作时文(八股文)，系代圣贤说话，最宜仿效古文家庄重、雍正、平和的行文风格。反过来说，时文的艺术技巧并非一无可取，而清代古文家多是八股文出身，用八股眼光论文，将时文审美特征移植到散文中，是很自然的事。刘大櫆即谓“谈古文者，多蔑视时文，不知此亦可为古文中之一体”(《论时文》)。事实上，清廷对时文提出的审美标准“清真雅正”，正是清代众多古文家所追求的一种审美境界。

五是众多古文选本及评点意见的出现。古人编古文选本，多是借此表现一种散文艺术主张和揭示文章法度。清代是古代散文评点的辉煌时期，帝王、文士都热衷于编选本、作评点，以宣示他们的艺术观点。如康熙有御选《古文渊鉴》，乾隆有《唐宋文醇》，文士金圣叹有《才子必读古文》，方苞有《古文约选》，吴楚材等有《古文观止》，张伯行有《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刘大櫆有《唐宋八家文百篇》，沈德潜有《唐宋八家文读本》，曾国藩有《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王先谦有《续古文辞类纂》等。这些选本的选篇标准和评点意见，多以南宋理学家文论主张为宗，同时吸收了明清以来时文写作的艺术经验。它们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对清代散文艺术理论的形成和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桐城派出现以前，清代散文艺术理论较为零乱，大体可以分为学者之论和文士之论。前者可以以“清初三先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后者可以以廖燕及“清初三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都经历过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变化，他们都是反对空谈性理、具有反传统精神、在多种领域自创新说的思想家。他们论文，强调发扬儒家散文经世致用的艺术精神，重视文章立意，认为文章当写人心之所明，说理要务去陈言，理至而情亦至。既反对前、后七子的模拟剿袭，也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的所谓“轻率儇薄”。对唐宋派鼓吹唐宋古文，也认为其不得要领，不过“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有得缘”(黄宗羲《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

集中展示黄宗羲文章理论的，是他的《论文管见》，其中有云:

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

黄宗羲认为文章的核心是说理，同时又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欧阳修、柳宗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千古不可磨灭，就在于其情之诚挚动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黄宗羲把情感当成了文章的核心要素，或者说主张情、理并重，他看重的只是情感对说理的辅佐作用，真正的“大文”，则是有“至理”在其中。同样，黄宗羲之所以看重文章技巧，也在于这文章技巧能把湮没的“至理”挖掘出来。如云:

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则必如《曹成王碑》乃谓之去陈言，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远。今人所习，大概世俗之调，无异吏胥之案牍，旗亭之日历，即有议论叙事，敝车羸马，终非卤簿中物。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将平日一副家当尽行籍没，重新积聚，竹头木屑，常谈委事，无不有来历，而后方可下笔。顾伧父以世俗常见者为清真，反视此为脂粉，亦可笑也。

——《论文管见》

正因为时刻关注文章的“至理”，黄宗羲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政论文，如《原君》、《原臣》等，立论新颖大胆，见识极高，言人之所不敢言，具有直面现实的批评精神，具有狂飙卷地的力量。

黄宗羲的叙事、写人之文，也颇具特色，这是因为他主张以文写史。他明确指出:

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俱以风韵胜，其填《尚书》、《国策》者，稍觉担板矣。

——《论文管见》

所以黄宗羲的叙事之文，风格质朴，简约有法，叙事生动。如其《柳敬亭传》描述柳敬亭说书技巧精进的一段文字:

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末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

英笔奇气，相辅相生。三次感喟，便将柳氏说书之神态气度，置于眉睫之前。顾炎武强调文章当经世致用，曾明确表示要作有用之文: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

在他看来，那些于国于民无所帮助的文字毫无价值可言，甚至会对社会产生危害: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

因此，顾炎武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其学术论文，广征博引，以逻辑严密、考证翔实著称。其政论文则总是针对具体问题阐发自家主张，论证充分，可行性强。而所作传记，多为志士仁人，或是抗清豪杰，或是士人翘楚，或是节义之士，且叙事求其真，寓感愤于文字中。所以王弘在《山志》卷三称赞他“下笔为文，自入唐宋人家之室”。而归庄在《与叶嵋初》中也曾感叹:“宁人腹笥之富，文笔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诸公，皆击节称赏，四方之士见其诗古文者，往往咨磋爱慕。”如其《复庵记》，借叙述复庵的创建经过，抒发惋惜、惆怅、伤感之情，并寄寓复明之志。文中写明朝遗老范养民，处处牵连出自己，语语双关，甚至对复庵自然环境的描绘，也蕴含着他与范养民共有的忠贞情怀:

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顾炎武有救世之心，注重文章的“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显然是为了矫正明代以来“欲以文名”的流弊。不过，由此他似乎对文人的作用与古文的艺术性过于贬低。他曾以自己写作兴趣的转移来说明早年写诗、写古文是“立言之非”(《钞书自序》)，同时还对唐宋古文大家的写作态度有所指责:“《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与人书十八》)这似乎就抹杀了学术著作与艺术散文之间的差异。

王夫之的文章大多散佚，所留存者多为学术论文，如《读通鉴论》、《宋论》之类。这类文章，内容充实，论证翔实，笔锋尤为犀利，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如《桑维翰论》中的两段: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之浅，无难摧砬，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以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他的游记《小云山记》，也是清初游记散文中的上佳之作。文中写登临小云山眺望湘西美景，大笔勾勒，气势磅礴，细小处亦委曲详尽，春云、夏雨、秋月、冬雪之变化无穷引人入胜:

南尽晋宁之洋山;西南尽祁之岳侯题名;东尽耒之武侯之祠，东北尽炎帝之陵，陵酃也;北迤东尽攸之燕子巢。

天宇澄清，平烟幂野，飞禽重影，虹雨明灭，皆迎目授朗于曼衍之中。其北则南岳之西峰，其簇如群萼初舒，寒则苍，春则碧，以周乎曼衍而左函之，小云之观止矣。春之云，有半起而为轮囷，有丛岫如雪而献其孤黛。夏之雨，有亘白，有漩澓，有孤袅，有隙日旁射，耀其晶莹。秋之月，有澄淡而不知微远之所终。冬之雪，有上如暝，下如月万顷，有夕灯烁素，悬于泱莽。

其《自题墓志铭》惜墨如金，一句一顿，言简意赅，字里行间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悲愤: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他还告诫儿子说: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二、“清初三家”的散文艺术

清初三大家，即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因清人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这一组合十分特殊，三人出生的年代虽然相差不远，但活动的区域大不相同，社交的对象也颇不一样。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生于中原官宦之家，结交者多为才华横溢、年轻气盛的风云人物，晚年被迫应试，含恨而逝;魏禧是宁都望族出身，明亡后随父隐居山林，晚年守节不出，讲学终老，交游者多为忠烈隐逸之士;汪琬出生江苏长洲书香世家，为清朝达宦，曾受康熙御赐，往来者多是清初名宦。

即散文而论，三人的创作风格也存在着极大差异。《清史列传》卷七十说:“方域健于文，与宁都魏禧、长洲汪琬并以古文擅名。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而方域则才人之文。”宋荦在《国朝三家文钞序》中具体描述说:“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为而作，踔厉森峭而指事精切，凿凿乎如药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温粹雅驯，无钩唇棘吻之态，而不尽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澄湖不波，风日开丽而帆樯之容与者，汪氏之文也。”

大致而言，侯方域英气逼人，文章踔厉风发，意态淋漓，风神顿挫，浪漫倜傥，笔法灵活，“古文以才笔胜人，一代罕俦。叔子、尧峰、青门均不如也”(朱庭珍《筱园诗话》)。魏禧急于用世，干练明智，文章纵横捭阖，“好穷古今治乱得失，长议论”(魏禧《与诸子世杰论文书》)，雄浑沉厚，“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摹画淋漓”(《清史稿》本传)。汪琬“性捐介，深叹古今文家好名寡实，鲜自重特立，故务为经世有用之学”(《清史稿》本传)，文章圆熟老到，处处透露出“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总之，即如邵长蘅所言:“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侯方域传》)

那么，这一组合何以出现并为人们广泛接受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共同开启了一代文风。《清史稿·文苑一》认为有清一代文风肇始于此:“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张寿铺序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时说:“首侯、魏、汪三子，明清代古文之所由始也。”而李崇元则将侯、魏、汪三子喻为清代散文的先驱者，如“独孤、欧阳二子之于唐，柳、穆二子之于宋，所谓导先路者也”，“风气既启，派远而流益长。三百年来，人各以其能鸣，而清文遂炳焉侔于唐宋矣”。后来众多文学史因此将侯、魏、汪等人作为清朝前期散文的代表作家，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清初文学，实赖明遗臣为藻饰。如侯方域、魏禧之于文，钱谦益、吴伟业之于诗，顾炎武、黄宗羲之博综众学，皆有明三百年文学之后劲，又同时振新朝文学之先声，亦如元好问之于元，杨维祯之于明，其关系于后来风气者极大。”

所谓转移风气，简单来讲，就是对晚明文风的反动，就是大力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艺术精神，力求继承唐顺之、归有光等人散文主张，确立上溯《左传》、《史记》，中接韩愈、欧阳修的散文传统。因此，即使否定其散文成就，也无法抹杀他们与唐宋散文大家之间的因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三《尧峰文钞》条云:“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醇，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镬，而(汪)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然(魏)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侯)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台湾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发达史》说:“凡是讲清初的散文，总是列举侯、魏、汪三家。……他们大都学韩、欧一派的古文，称为清初散文界的代表。但现在细看他们的作品，都是内容空洞的虚架子，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文。”侯方域等人的作品是否内容空洞，自有讨论的余地。不过，他们大都学韩、欧一派的古文，当是事实。

(一)侯方域对唐宋古文艺术的推崇

晚明時期，六朝骈俪文字风行。早年的侯方域受此影响，对六朝美文兴趣浓厚，常摹写六朝美文，借偶俪文字以展示才情，对唐宋古文艺术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楼山堂遗集序》中，他回忆说:“吴子(应箕)尝云:文章自韩、欧、苏后几失其传，吾子文足起而续之。余时方汩没于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视也。今知之，欲与之言，而吴子死久矣。”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六朝之文最不可恃……若徒恃此，鲜有不败”(《与任王谷论文书》)，对早年追随六朝文风的举动不免有后悔之意，所以这种风格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少有留存。“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瑟可怜。”(《与任王谷论文书》)不过，从那些写于明末的文章中，我们还是可以依稀探出他早年文章的一些风貌，如《新迁颜鲁公碑记》、《梅宣城诗序》、《曼翁诗序》等大多典故密集，辞藻华丽，声韵谐美，句式整饬，故徐作肃在《曼翁诗序》一文后评论道:“此与《梅序》(即《梅宣城诗序》)皆朝宗(崇祯)十五年旧作。余从其焚弃之余，特为检出，以识文体之变，亦以其气韵生动，不为风华所掩也。”

入清以后，侯方域的文风大变。即如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中所言:“侯子十年前，尝为整丽之作，而近乃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欧、苏、曾、王诸公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侯方域为什么会舍六朝而取法唐宋古文呢?因为他认为六朝骈体之文，“士虽多而将器”，虽然在“小小行阵”方面能够“逞相照应”，尚有可取，但却难以“摧锋陷敌”，不足与犹如“牙队健儿”的秦汉、唐宋古文相比。骈文通篇以双句(即佰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协调，注重藻饰和用典，相对于长短错落的散行单句古文，形式的束缚比较突出(见邬国平《侯方域与他的散文》)。也就是说，他认为六朝骈文气势弱，拘束多，难以尽情呈示才气，难以充分发挥文章的艺术魅力。

那么，侯方域为什么又舍先秦而取法唐宋呢?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他详细解释道:

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敛气于骨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也。气敛于骨，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蹬，非仙灵变化未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姑举明文，如李梦阳者，亦所谓蹶其趾者。运骨于气者，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至，波涛万状，东洎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

侯方域认为，秦汉以后的经典文章均能运骨于气，即能用优美的艺术形式将思想内容阐释出来，兴会所至，气象万千，如云卷云舒，自有风姿。大则可为典册巨制，小则不失圆巧玲珑。而秦前之文，大多气敛于骨，即以深刻的思想使人高山仰止，外在的艺术形式始终只是为其宏博的内容服务。若无相应的深刻思想，而一味寻求“气敛于骨”，模仿其质朴无文的外在形式，必然是索然寡味，李东阳就是一例。

侯方域的上述议论，乃是有为而发。有明一代，散文家一直在寻找着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七子号称“文必秦汉”，字拟句摹。继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倡唐宋古文以反拨，但终为后七子声势淹没。公安派以“独抒性灵”力矫七子，终流于俚俗鄙陋。竟陵派救公安末流之弊，又演变成幽怪诡异。“文体之变愈矫愈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侯方域提出要以唐宋大家的古文为学习对象，正如徐邻唐在《壮悔堂文集序》中所说:

明三百年之文，拟马迁，拟班固，进而拟庄、列，拟管、韩、《左》、《国》、《公》、《穀》，拟石鼓文、《穆天子传》，似矣，卒以谓唐、宋无文，则可谓溺于李梦阳、何景明之说而中无确然自信者也……侯子今十年之文则可谓离于梦阳、景明之说而中有确然自信者也……惟侯子之文，奉马迁为高曾，而实宗乎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一气磅礴，百折不移。虽举世不渝，未有以易之也。

侯方域提出取法唐宋古文，并非否定秦汉文章，而是把唐宋古文作为问津登岸的竹筏，即所谓“高矣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于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翼而思飞举”(《与任王谷论文书》)。明代以来，不少文人认识到秦汉之文自然浑成，无“法”可以寻觅，而唐宋古文法度井然，有迹可偱。“汉之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严而不可犯。”(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侯方域高举唐宋古文的旗帜，正在于其对法的领悟，正在于认识到驰骋才气也必须“轨于法”:

余少游倪文正公之门，得闻制艺绪论。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然所谓驰骋纵横者，如海水天风，涣然相遭，薄吹扬，渺无涯际;日丽空而忽黯，龙近夜以一吟;耳凄兮目，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独无才不尽，且欲舍吾才而无从者，此所以卒与法合，而非仅雕镂组练，极众人之炫耀为也。今夫雕镂以章金玉之观，组练以侈锦绣之华而已。若欲运刀尺于虚无之表，施机杼于□纹之上，未有不力穷而巧尽者也。故苏子曰:“风行水上，天下之至文也。”风之所以广微无间者，气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质也。风之气萧然而疏，然有能御风者否耶?水之质泊然而柔，然有能划水者否耶?故曰:气莫舒于风，质莫坚于水。然则至文者雕镂之所不受，组练之所不及也。自文正公殁，而天下失其宗，后起之秀乃务求之繁淫怪诞，以示吾之才高而且博，而先民之规矩荡然无复存者矣。夫天下之真才，未有肯畔于法者，凡法之亡，由于其才之伪也。

——《倪涵谷文序》

侯方域以才情著称。论者多赞扬他骋才使气，如朱庭珍《筱园诗话》言侯方域“古文以才笔胜人，一代罕俦。叔子、尧峰、青门均不如也”。徐凤辉在《书雪苑文钞目录后》中说:“虽然，学史迁而得其呜咽顿挫、潇洒神韵，尧峰、青门、望溪诸君间有之矣。若才情横溢，震荡雄奇，直摩史迁之垒者，则商丘所独也。”但他行文并非驰骋纵横，不受框束，而是以才驭法。只不过他对法的理解较为通达，“纬云之文，矫秀高骞，吞吐出没，如夏云多奇，如秋日山阴道上，烟岚万状。余虽欲执一体以定之，不能也”(《陈纬云文序》)，所以侯方域的文章能做到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清史列传》高度评价侯方域健于为文，“盖其天才英发，吐气自华，善于规抚，绝去蹊径，不戾于古而亦不泥于今。当时论古文，率推方域第一，远近无异词”。所谓“不戾于古而亦不泥于今”，所谓“善于规抚”，指出了他善于学习与吸收的特点。

(二)汪琬对唐宋文统的继承

与侯方域一样，汪琬接受唐宋古文诸家影响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汪琬本是康熙眼中“文学砥行之儒”(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他自己也不愿意以文章为立身之本。因此，一如传统的儒士，将“发而为文”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之“余事”，也一如传统儒士，将六经及诸子百家视为文章之本。(www.xing528.com)

为学亦然，举凡诗书六艺、诸子百家，吾所资以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亩也，故必惫精竭神，以耕且获于其中。惟其取之也多，养之也熟，则有渐摩之益，而无剽贼之疵;有心手相应之能，而无首尾舛互之病。浩乎若御风而行，沛乎若决百川四渎而东注，其见于文者如此，则亦庶几乎其可也。

——《治生说》

他所说的文章之道，就是要以诗书六艺、诸子百家为渊薮，就是要如富裕之家力田那样勤勤恳恳。他认为笃守儒家传统，立足于经籍，有了深厚的学术功底，才能在文章写作中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这使他的文章显得醇厚雅正，王士祯曾在《居易录》中感叹说:“海内知交甚多，至议论有根柢，终推此君。”宋荦《三家文钞》也称汪琬“力学，于书无所不窥，而尤邃于六经。其为文出入庐陵、震川间，务疏通经传阐身心性命之旨，海内以文章大家推之”。

不过，汪琬虽然对疏通经传、阐释身心性命兴趣颇浓，强调文章当有源有本，但谈到文章的具体写作过程时，他所看重的却是唐宋古文的艺术精神。一方面，他承认文章与身心性命之说相比只是“小技”;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小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答陈霭公书》中，他还只是阐述文章对修身养性的作用:“文虽小技，然而其源不深者，其流不长，古人所以取喻于江海也。诚欲进求作者之指要，则上之六经三史具在，次之诸子百氏，下讫唐、宋大家诸集亦具在。”在《洮浦集序》中，他已经明确表示要给古文正宗的地位，认为它承续了儒家的传统，不可视为“小技”:“古之作者，其于道也，莫不各有所得，虽所见有浅深，所入有彼此，顾非是则其文章不能以传，虽传亦不能及于久且远。自孔孟而下，若庄、骚，若荀、扬，以讫于唐宋诸大家未有不然者也，而概以小技斥之可乎?”不过，和侯方域等人不同的是，汪琬强调给唐宋古文以足够的重视，强调给唐宋大家以极高的地位，根本原因不是从文学“技法”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载道的立场出发，是从文道合一的立场出发。其《王敬哉先生集序》云:

琬闻之:文者贯道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兹乎?孔子之所谓文，盖《易》、《诗》、《书》、《礼》、《乐》也，是岂后世辞赋章句，区区俪青妃白之为欤?……人之有文，所以经纬天地之道而成者也。使其遂流于晦且乱，则人欲日炽，彝伦日斁，田地之道将何托以传哉!嗣后陵迟益甚，文统、道统于是歧而为二。韩、柳、欧阳、曾以文，周、张、二程以道，未有汇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间厘剔义理之丝微，钻研学问之根本，能以其所作进乎孔子者，惟朱徽国公一人止耳。

在他的眼中，朱熹才是文道合一的典范。可见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个“砥行之儒”。不过他自身的文风，主要是受到了唐宋古文大家尤其是欧阳修等人的影响。而“海内以文章大家推之”，正在于“其文出入庐陵、震川间”。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古文的疏通畅达，确实近于欧阳修、归有光，但追根溯源，则是受到了唐代大家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影响，“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绝，似李习之(翱);简洁有气，似柳子厚(宗元)”(计东《生圹态》)。不过，汪琬自己认为他受南宋诸家影响更大。他曾在《与梁曰缉论类稿书》中说:“今之读某文者，不曰祖庐陵，即曰称震川也。其未读某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论，某闻之未尝心服而首肯也……某尝自评其文，盖从庐陵入，非从庐出者也。……至谓源流派别出于南渡诸家，苟非知己，不能深悉其本末，洞然如此。”

(三)魏禧对唐宋古文大家艺术的总结

魏禧认为文章发展到唐宋，已经相当完善，从体制与表现艺术上，后人已经很难超越了。“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无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而唐宋大家，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和杂糅，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宗子发文集序》)因此，他主张学习文章必须以唐宋古文为门径，“魏、晋以来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极，而韩愈、李翱诸人崛起八代之后，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来无文章矣，而欧、苏诸人崛起六代之后，古学于是复振”(《日录·杂说》)，所谓“善为文者，以六经为寝庙，《左》、《史》为堂奥，唐宋大家为门户”(《答孔正叔简》)。

唐宋大家古文成就甚高，风格多样，“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灵怪。子厚如幽岩怪壑，鸟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其奏箚朴健刻切，终带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发令，虽无理事，谁敢不承。东坡如长江大河，时或疏为清渠，潴为池沼。子由如晴丝袅空，其雄伟者，如天半风雨，袅娜而下。介甫如断岸千尺，又如高士豁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泽春涨，虽漶漫而深厚有气力”(《日录·杂说》)。但是，即使唐宋八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然诸家亦各有病，学古人者知得古人病处，极力洗刷，方能步趋;否则，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丑图矣”(《日录·杂说》)。以唐宋大家为学习对象，也要注意选择其长处，否则也只是优孟衣冠，全无生气。“或问:学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曰:学子厚易失之小，学永叔易失之平，学东坡易失之衍，学子固易失之滞，学介甫易失之枯，学子由易失之蔓，惟昌黎、老泉少病。然而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终愈于他家也。”(《日录·杂说》)

总之，魏禧一方面强调作文必须有所本，必须向前人学习，“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故其文纯杂瑕瑜，犂然并见。至于后世，则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日录·杂说》);另一方面，必须转益多师，不能亦步亦趋，要有自己的真体悟、真感受、真兴会，“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致，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答计甫草书》)。“株守古文之法”与“师心自用”均不可取。“今天下治古文终矣。好古文者株守古文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衣冠。天资卓荦者师心自用，其弊为野战无纪之师，动而取败”(《宗子发文集序》)，“今天下之文，最患于无真气。有真气者，或无特识高论，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牵摹拟，不能自变化。是以能者虽多，瑰玮、魁杰、沉深、峻峭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几古作者立言之义，则不少概见”(《任王谷文集序》)。归根结底，学习唐宋古文大家文章，要能做到“学古人而不袭其迹”。“学古人而不袭其迹，当由何道?曰:平时不论何人何文，只将他好处沉酣，遍历诸家，博采诸篇，刻意体认。及临文时不可著一古人一名文在胸，则触手与古法会，而自无某人某篇之迹。盖模拟者，如人好香，遍身便佩香囊;沉酣而不模拟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带间无一毫香物，却通身香气迎人也。”(《日录·杂说》)

正因为反对“野战无纪之师”，魏禧为文特别强调法度，也总结出了一系列的规矩格法，如所谓的翻旧为新之法:

善作文者有窥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见识，却不去论古人，自己凭空发出议论，可惊可喜，只借古事作证。盖发己论则识愈奇，证古事则议愈确，此翻旧为新之法，苏氏多用之。

——《日录·杂说》

首尾照应之法:

又文字首尾照应之法，有明明缴应起处者，有竟不顾者，有若无意牵动者，有反骂破通篇大意实是照应收拾者。不明变化，则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

——《日录·杂说》

宾主之法:

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欧文入手多配说，故委迤不穷。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错出，几不可分，非寻常宾主之法可言矣。

——《日录·杂说》

古文接处用提法与转处用驻法:

又古文接处用提法，人所易知;转处用驻法，人所难晓。凡文之转，易流便无力，故每于字句未转时情势先转，少驻而后下，则顿挫沉郁之意生。譬如骏马下阪，虽疾驱如飞，而四蹄着石处步步有力。若驽马下峻阪，只是滑溜将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当转而不用转语，以开为转，以起为转者。以起为转，转之能事尽矣。

——《日录·杂说》

三、清初三大家的古文艺术

(一)侯方域的“以小说为古文辞”

前人对侯方域的散文成就评价很高，清人邵长衡说:“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侯方域传》)侯方域的散文主要收录在《壮悔堂文集》中，以序书、奏议、传记、论策为主，诸体兼备，内容富赡。日人安艺赖襄曾经评说:“侯叙传最长，序次之，记又次之，论最下，而时策则不然，或殁后杂收少作故尔。”(《书侯方域集后》)这一评价，大体是准确的。

侯方域的序传历来最受人关注。侯方域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游两都，历边塞，浮江淮，尽吴越”(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江山之恨，黍禾之悲，人事聚合如风飘烟散，对其触动最深，所谓“流连感慨，于世道人心之际，未尝不三致意焉”(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这些感喟，便寄寓在他的人物传记之中，如《李姬传》、《贾生传》、《马伶传》、《司成公家传》、《任源邃传》等。这些传记，或志殉难的抗清志士，或绘落魄失志的文人，或写刚直不阿的朝臣，往往从小处落笔、细处着色，娓娓谈谈，絮絮叨叨，正如其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总结作文之法时所言: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博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

所谓描摹人物形象的“闲漫纤碎处”，大体而言，即指典型细节，如《徐作霖张渭传》中的酒后骂座，《贾生传》中的元宵斗酒，《司成公家传》中温体仁诋毁朝臣的丑态。又如《李姬传》短短六百字，大量篇幅却在记述传主的三段对话:

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

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

一个刚烈女子的形象呼之欲出。《任源邃传》为抗清志士任源邃立传，浓墨重彩进行渲染的是他被捕后仍立而不跪、大义斥贼、不屈而死的情节:“远邃睁目曰:‘若独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杀汝，何跪为?’乃断头而死。”与这位平民出身的志士相对照的是“四大藩镇降三，江南将相握兵者亦或窜或降”。《马伶传》描述马伶与李伶的较量，选择李伶的失声匍匐来烘托马伶的技高一筹，“描写曲尽，在无关系中写出极有关系”(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五十五)。

这种重情节、细节、场面的写作方法，同小说家的笔法技巧很接近，因此也有人指责侯方域“多唐人小说气”(吴旋德《初月楼古文绪论》)，“致近俳优”(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其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说家伎俩”(黄宗羲《陈令升先生传》)。尤其是汪琬，对这种写法颇不以为然:“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跋王于一遗集》)汪琬所叹息的，是侯方域用小说传奇体打破传统的古文写法，这正是侯方域在散文创作上的重要突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即云:“或讥其有小说气，此宗八家义法之说也。若如其言，则左、马当受讥弹。……汪琬轻方域，题《壮悔堂集》举‘末年来吴下，欲刻其集，集中有未脱稿者，一夕补辍立就’一事，以讥其文。方域目中何尝有汪琬，而汪琬心中时时有一侯方域。论者或谓以是知汪定不及侯。”

传记之外，侯方域的其他文体也善于写人。其赠序文往往寥寥数笔，就使人物的性情状貌跃然纸上。如《赠丁椽传》中谨慎廉洁的丁椽、《为司徒公赠万将军序》中的儒将万钦、《代司徒公赠周生序》中的有为少年、《赠陈郎序》中的敦厚长者，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送徐吴二子序》开篇即云:

侯子既放，涉江反棹，栖乎高阳之旧庐，日召酒徒饮醇酒，醉则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门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术请间者，固拒之。”于是侯子之庭，无儒者迹。

放浪形骸之情状，不难想见。其墓志铭也善于运用“小说”笔法。如《郭老仆墓志铭》写郭老仆嗜酒惫懒:

然老仆不事事。司徒公尝遣视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则老仆自携琵琶，与一妇人饮于鹿邑之城门楼。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师，老仆固请从，至则日酣饮于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仆暮归，醉而尽忘之。司徒公怒而骂，老仆则倚壁而鼾，鼾声与司徒公之骂声更相间也。积二岁余，以为常。

徐凤辉《节雪苑文钞目录》高度肯定侯方域的散文成就，也正是着眼于他的写人艺术:“方域步骤史迁，而才足以远之，故行文矫变不测，如健鹘摩空，如鲸鱼赴壑，读之目炫魂惊，令人叹绝。……若才情横溢，震荡雄奇，直摩史迁之垒，则商丘所独也。”

王树林先生则认为侯文确以序传为长，“但其论九首，六篇皆史论，多借史明志，有血有肉，无枯燥感，而书信中驳斥阉党孽余的驳论文，更是写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侯方域文集校笺》)。侯方域的书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写给师友，一类写给奸佞。前者如《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多抒写怀抱，情致婉转;后者如《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笔锋犀利，刚劲有力，后人所称颂的，就是这类文字。

(二)汪琬的谨守古文法度

汪琬作文，讲究法度，注重追求古文的传统审美风格。对于汪琬与侯方域散文风格之间的差异，魏禧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伏承下问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为狂惑而可与言，敢言其所及见以相质。禧尝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韩子曰:“及其醇也，然后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间，惜其笔性稍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舍割。然数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论。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盖某公奉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某公文得力在欧、王之间，而碑志最工。法度谨严，于碑志最得宜，是以冠于诸体。

——《答计甫草书》

计甫草是汪琬的弟子，文中的“某公”即指汪琬。魏禧认为侯方域是“肆而不醇”，汪琬是“醇而不肆”。侯方域才华横溢，但不够雅正沉稳;汪琬学有根柢，雅正醇厚，但缺乏兴会感奋之辞。魏禧还进一步指出，汪琬并非毫无才气，“非不能肆，不敢肆也”，乃是谨守古文法度，不愿越雷池一步。所以他的诸文体中，碑志传记之类的文字最为出色。总之，汪琬和侯方域一样善于写人记事，不过汪琬反对用小说笔法，他追求的是传统古文雅洁庄重的风格，出语简明，极少形容夸饰，叙事往往不动声色。即使出现细节描写，也说得平实从容，这也就是宋荦所说的其文有温粹雅驯之美，而无钩唇棘吻之态。如其《江天一传》、《陈处士墓表》、《侯记原墓志铭》、《金孝章墓志铭》、《周忠介公遗事》等，大都写得辞质而赡，意简而明，醇雅有度。

对抗清义士江天一，魏禧也曾为之立传。魏禧所述，颇为翔实，对江天一不因私谒官，对其拒金，对其表彰割肝救姑的妇人，对其抗清就义及死后遭诘难等事情，一一道来，虽使江天一的形象十分丰满鲜活，但由于缺乏剪裁，面面俱到，难免有杂乱之感。而汪琬所作《江天一传》，字数仅为魏文的一半，重点叙述其如何退兵，如何慷慨赴难大节，至于为金声上书辩冤、表彰淮安民妇等事件，则略述而已。汪文文字虽极为简约，但江天一的音容笑貌与铮铮铁言却能毕现于眼前。如云:

大帅购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为，遽归，嘱其母于天表，出门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执。有知天一者，欲释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祸且族矣。”遇佥事公于营门，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谢曰:“焉有与人共事而逃其难者乎?公幸勿为吾母虑也。”至江宁，总督者欲不问，天一昂首曰:“我为若计，若不如杀我;我不死，必复起兵!”遂牵诣通济门。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讫，坐而受刑。

汪琬在《与周处士书》一文中说:“仆于词章之学，本无深解，三四年以前，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日复一日，渐以成帙……而复取韩、欧阳集伏读而深思之，未尝不叹其才识之练达，意气之奔放，与夫议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能望其肩项也。”(《钝翁类稿》卷十八)汪琬揣摩欧阳修文集，文风也深受其影响，其议论文字摒除了明末以来的新奇纤佻、叫嚣粗豪之习，形成了清约质朴的风格，“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万言，而沛然不悖于圣人之道”(计东《钝翁前后类稿序》);其序记文字清俊不俗，也与明遗民粗头乱服之文、台阁新贵清丽华美之文迥然有别。如《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

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数州县之庆也。国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贻上，年少而才。既举进士，於甲第当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为推官扬州，将与吾党别。吾见憾者方在燕市，而庆者已翘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间矣。

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诚，蒞事宜慎，用刑宜宽，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

朔风初劲，雨雪载途，摇策而行，努力自爱。

短短一百四十一字，却写得回环往复，曲折婉转，声情摇曳。临别所作赠言，既是作者人生体验，又是对王士祯的期待，还有对友人前途的忧虑。其他如《容安轩记》、《读书斋记》、《计氏思子亭记》、《尧峰山庄记》、《姜氏艺圃记》等记游文字，也是传诵一时。绘景清新，情韵流动。如《姜氏艺圃记》写艺圃景脱尘不俗，客人四至，“高贤胜境交相为重”，最后感慨道:“吴中园居相望，大抵涂饰土木，贮歌舞而夸财力之有余。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荡为冷风，化为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传是楼记》记述吴乾学建立藏书楼的良苦用心，最后也感叹道:

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叙事简约，议论深沉而不浮泛，识见特出，郁勃之气流荡在字里行间。

(三)魏禧的踔厉风发

一般认为，魏禧的散文可以以隐居、出游为标志分为三个阶段。其始提倡读书经世，“禧窃以为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作之本”(《答曾君有书》)，“平生论文，主于有用于世”(《俞右吉文集叙》)。所以这一时期，魏禧尤其喜爱《左传》与苏洵等人的文章，致力论策制科，为文求广博致用，崇尚雄健浩瀚之风，好议论而几同于论策。其后与兄弟友人隐居于翠微峰，躬耕自食，切摩读书，谈诗、论文，沐风、听雨、望月，流露出独立倚世、卓然自贞的遗民风范，故亦弃时文而为古文，自削繁博而精杰益出。魏禧曾言“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被”，并曾以司马迁为例，说明他纵游江南诸省后，“其文奇恣荡轶，得江南、江海、烟云、草木之气多也”。魏禧称颂曾庭闻“近二十年则出入西北塞外，尝独身携美人，骑马在西北，其文又一变”，以至“句格法昌黎，而苍莽、勃萃、矫悍，尤多秦气”(《曾庭闻文集序》)。漫游江淮吴越后，魏禧的文风也为之一变，虽其精悍之气不可逼视，但恣肆中渐多烟波呜咽之声，一唱三叹，不无低回之态。

与侯方域一样，魏禧也善于用细节写人，不过他取材求奇，工于刻画，略加点染，人物即神采飞扬，呼之欲出。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那些记录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传记文，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等。前者为刚介自守的遗民作传，渲染其高蹈离世;后者为沉沦草野的侠客立传，突出其身怀绝技却不为世用，神情毕现，豪爽照人，其决斗场面尤写得惊心动魄: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挥椎，贼应声落马，马首裂。众贼环而进，客奋椎左右击，人马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此外，魏禧还多为市井奇人、君子烈妇立传，总能抓住传主的特征，写出其风采，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莫不如此，既有淋漓尽致的描摹，也有纡徐动荡的抒情，兼有欧、苏之长，即“个个呼之欲出，赫然如立眼前”(徐起云语)。前人所谓“凌厉雄健，饶有豪迈之气”，在这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魏禧状物写景也能做到摇曳生姿，韵味无穷。其《白渡泛舟记》写至白渡拜访萧孟镕，记文中写清溪、平坡、绿草、黄犊、高树、远山，皆历历如绘:

门临清溪，平坡曼衍，绿草延缘，洲诸迥闲。黄犊乌犍，散牧其间，或猋或饮，或寝或奔。隔岸有高树断林，屋瓦上下，隐隐见大江。远山黛横，平截天末。

魏禧的山水记、亭台记等往往能文随意变，如《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媒介，《吾庐记》以记人为手段，大多突破常规写法。其诸多画记如《燎衣图记》、《画猫记》、《尤展成像记》等，常能翻空出奇，以议论取胜。如《看竹图记》作于四十九岁之时，通过叙写戴苍为作者所画的《看竹图》，抒写胸次，“慨然太息，将复闭户不出”，感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所能结交的一些朋友不再是前朝的遗民。

当然，最能体现魏禧豪迈之风、纵横之气的，还是他的议论文字。如其《留侯论》之踔厉风发、意态淋漓，《伊尹论》之剀切犀利、矫如龙蛇，《陈胜论》之驰骤顿挫、波澜老成，《晁错论》之奇恣变化、壮浪纵宕，都为后人所叹服。魏禧强调“积理”、“练识”，故其为文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而蓄势远，章法变幻，横跨古今。魏禧也自豪地说:“吾好穷古今治乱得失，长议论，吾文集颇工论策。”(《与诸子世杰论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