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大散文流派主要作家的艺术成果

第十九讲　南宋四大散文流派主要作家的散文艺术

闵泽平

南宋一代，和战之争贯穿始终，“铁马冰河”最引人瞩目，金戈之声最为嘹亮，爱国志士的慷慨之文也就被视为南宋散文的主体。不过，在抗战与救亡之外，南宋人还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生活。南宋文学的繁荣，不在南渡之初，不在南宋之季，而在淳、熙之时的中兴期。这一时期，文集繁富，文派林立，文备众体，文论勃兴，选本迭出。其中，对唐宋散文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由讲学的兴盛与学派的林立所带来的散文流派的形成。此时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既有从政治入手，宣扬道德修养实践的理学盛行天下;又有从治史(或兼治经史)入手，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事功观念布播士林;还有折中其词兼取两家要义的婺学活跃一时;同属理学阵营的道学一派与心学一派也各执一端，毫不相让。婺学骑墙，也难免遭受两派夹击。各学派之间的争争合合，直接促进了散文流派的形成。在中国散文史上，众多散文流派在同一时段出现，又都受到同时存在的相应学术流派的深刻影响，数南宋中期最为典型。

一、闽学学派的散文艺术

南宋中期诸多学派都对散文发展有影响，但并不是所有学派在当时就繁衍出相应的散文流派。比如象山学派的心学，对散文家高扬主体精神、大胆改革文风、促进散文流派嬗变，都有激励作用。可惜陆氏于言于行都不重文，尝言“所谓文学者，果何所习而何所用耶”(《策问》)。其弟子杨简亦谓“文词为学道之蠹”(《纪先训》)。如此自然难以形成一大散文流派。张栻也轻文，尝谓“伯恭好敝精神于闲文字中，何补于世道，何补于后学”(《与朱子书》)，虽有学派，终无文派。南宋中期植根于学派且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的，是与闽学学派、婺学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相对应的四大散文流派。

闽学散文流派自然以朱熹为领袖，成员包括其嫡传弟子和再传弟子。朱熹并不简单地说作文害道，而是将其文论纳入道论。其文章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论。道即理。朱熹的文道论，实涉及散文的本原、散文的内容、散文的功用、散文的艺术精神以及散文价值判断标准等问题。朱熹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又提出“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朱子语录》卷一三九)。故作文要明“理”、合“理”，文章价值全取决于议论、叙事是否“得理”。

二是崇尚自然、平易、朴淡的风格论。朱熹爱讲文“从道中流出”，文“自胸中流出”，当然会要求流得“畅”，流得自然。他讲人的修养要将喜怒哀乐尽皆克去，故论文要作者不散“和气”，追求自然、平易、朴淡的风格。他说:“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朱熹最厌恶“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的文字，一再说“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为此，他反对“文字艰涩”、“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朱子语录》卷一三九)。需要指出的是，他要用的“那寻常底字”，是如圣人之文“铺排得恁地安稳”的字;而他讲的“平淡”，是在“新巧”基础上升华而得的平淡，是“其中却自美丽”的平淡。

三是基于“文字自有天生成腔子”的模拟说。朱熹说:“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作时，左右逢源。”又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摹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他还指出模拟的前提是看得文熟。故一再讲“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并说“人做文章，若是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仔细看，少间却不得用”，“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少间文章自会高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而“前辈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朱子语录》卷一三九)。

朱熹以一代宗师自许，为人安详、雍容，论文力主中正、平和。他的文章，也“大率只是平和而意自长”，语出胸臆，娓娓道来，如风行水上，略无滞碍，“明净晓畅，文从字顺，而有从容自适之致，无道学家迂腐拖沓习气”(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朱熹行文的“从容自适”，首先来自他所追求的圣贤气象。由于朱熹把他所宣扬的义理当做万物之本、万理之源，故其说理时往往有一股高屋建瓴的气势。在论述中，他牢牢把握义理，用他所认定的尧舜之事、圣人之言和种种典籍来论证其理，所言所论无不由此延伸开来，如同为天地立心，代圣人立言，这样便站在高处、坐在平处、行在阔处，立论颇占地步而“其锋不可犯”，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

朱熹行文的“从容自适”，还得力于他的说理周详，条分缕析，无褊躁之言，无过激之论，不求雄伟，不求奇峭，疏宕袅娜处自有一片烟波。朱熹认为作文当有平常心，最基本的要求是达到条理清楚，内容充实，议论平正。他的散文也因此沉稳庄重，雍容平和，有条不紊。朱熹壬午上疏，既论以讲学为立身之本，再论以备战为当前之要，最后归结于以任贤为治国之术。其间论和战、论任贤，无不切中肯綮，扫尽似是而非之说。隆兴和议以来，“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一辞，以为不可”(《戊午谠议序》)。其间不乏剀切之论，但多为愤激之言，“诟詈唾斥”，近乎叫嚣。而如朱熹将和与战之间的利弊、益害分析得如此透彻、如此周详、如此平正，却也不多见。

朱熹行文的“从容自适”，亦得自于他论述的充分与透彻。朱熹之文，不免有道学家拖沓之习，但绝少迂回吞吐、欲言又止，往往极力阐述，反复分析，必将文意写透说尽而后止。朱熹的《壬午应诏封事》、《庚子应诏封事》、《戊申封事》、《巳酉拟上封事》等，均为长篇大论，甚者长达三五千言。所论无非正心诚意、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领、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常见论调，并无新人耳目之说。但其每论一事，定要左说右说，粗说细说，反复渲染，将自己的观点展露无遗。长期的学者生涯，更使他养成了辨流溯源、广征博引的习气。如其奏疏反对“议和”，却先将“和议”之说产生的种种心理抉露出来;其论“任贤”之必要，又先将其时权臣污吏的种种胡作非为一一铺陈;而论“讲学”，更是动辄从上古道来，遍引尧舜之事、圣人之言，又一一剖析前代得失。他尤其善于利用两两对勘的方式，如论和战之策，则说尽备战之益与和议之弊，使人主自择;论讲学，又说尽正心之用与邪说之害，使人主警醒。当然，过分求全、求详，毫无余味，自然会带来文风的贫弱、冗滥。朱熹之文，也难免此弊。

朱熹行文的“从容自适”，更得力于他出语的平易、朴素。朱熹论文，力主用字平常，力求简易明白，文从字顺。他的文章往往如与人对坐晤谈，言其所欲言，浅易顺畅。朱熹一生所写书札数以千计，或陈时政，或讲学问，或叙写事情之原委，或抒发离别之幽思。其语气也不尽相同，有仰视、平视、俯视之别。但无论何者，都写得舒缓从容，不躁不褊。朱熹追求文风平易，但他又深知平易不等于平铺直叙，平淡不是枯槁，不是淡而无味。其《百丈山记》写登石台所见之景，一反往常之素淡。瀑布的恢弘、石台的崔嵬、云海的奇幻等以浓墨重彩绘出，鲜活明丽，历历如在眼前，将作者开阔之胸襟展露无余。而写石磴之险要、石梁之幽深、涧水之清澈、石屋之小巧、石阁之清寂，又是淡笔勾勒，语简意闲，神定气和，充分传达出朱熹萧散超逸之情调韵致。作者着墨或浓或淡，文章色彩或秾或浅，无不随其所宜，如自然天成。真可谓“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答巩仲至》)。

《庆元党禁》论朱熹一派的文章“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所谓“偏枯”，其实就是指他们的行文质实，不事雕琢;所谓“险怪”，亦即用语俚俗，无所润泽，异于时文。闽学学派散文，大多发挥了儒家平正质实的一面，文风醇实。不过，同以平淡、质实、醇和、中正为宗，同样是阐发心性、讨论性天，由于作者禀赋不同，旨趣有所偏重，文章的风格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朱熹诸弟子中，黄榦最能坚守师说，始终不贰，并把师道的传承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他进一步强化了内省的倾向，把“居敬”放置首位，殊不以文词为意。他所写的文章触目尽是性理之辨、修身之说，书牍之文如此，序跋之文如此，连历来颇具文学性的记体文字也无例外。黄榦言时事，也少径遂直陈，往往多方铺垫，以转引出所论之事。如其《右门拟与两浙陈运判》述浙西之民困苦之状，以期待有司有所改正。但书信先顾左右而言它，未敢直陈。其后左转右转，牵引到所言之事，又轻轻一笔略过，随即引经据典加以表白，惟恐直露疏狂。南宋文所受的“平弱”之讥，纪昀等所言“笔力未为挺拔”(《四库全书总目·勉斋集提要》)，都由此可见。陈淳一生致力于训童与讲学，偏居一隅。他以传朱子之道、授儒家之业为己任，为求随事辩诘，毫发不遗，出语极其直白，故纪昀等人说:“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大全集提要》)

真德秀认为文章当“发挥义理，有补世教”，所编选的《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走向了重道轻文的极端，“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四库全书总目·文章正宗提要》)。《宋史·儒林传》说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魏了翁也说:“大抵公前后论奏，诚积而气和，辞平而理畅。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难，而闻者不敢怨;至于敌情之真伪、彊场之虚实，盖出于素讲夙定，非剽袭流闻之比。故自嘉定以来，凡所论建，至端平后，炳知蓍蔡之先几，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可见其奏疏颇有影响。真德秀序记、书跋之类，语辞平直则乏文采，言理过多则文气弱。就选题而言，多为祠堂记、书院记、学田记、厅壁记之类，即使赠序，主旨也不离修养心性;就行文而言，其序、记之作，多叙述，多转引，无所顿挫，而说理亦无所新人耳目，故不足于激发人心。其题跋文字，随手写来，却不乏清新之作。

魏了翁颇有英豪之气，并不墨守朱学，全祖望说他与真德秀“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享，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傍目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而已”(《宋元学案》)。魏了翁的序记、题跋之作承接欧、苏遗风，纡徐宽平，澜翻不穷，反复以致其意，无毫发之遗，明白晓畅。如《雅州振文堂记》述雅安兴学以得人文之正;《彭节斋记》叙彭君守节抗叛，誓死不渝;《眉州新开环湖记》赞临邛政通人和、景美人怡;《眉州戴英堂记》颂眉州群英流芳后世等，无不究悉物情，优柔平易，曲折畅达，或清新俊逸有余味，或纡徐含蓄可深思。此外，他的不少奏议陈风俗之弊，论救世之术，明而不晦，达而不滞，醇厚雍容。四库馆臣所谓“其根柢极为深厚。故自中年后，笃志经术，造诣精粹，所作醇正有法，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无讲学者空疎板腐之病”(《四库全书总目·鹤山集提要》)，即针对这些作品而言。不过，魏了翁散文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在于他的慷慨豪迈之风。吴渊说:“公(魏了翁)文视西山而理致同，醇丽有体同，而豪赡雅健则所自得。”(《鹤山集序》)李慈铭曾列举《鹤山集》题跋四十五篇，认为它们“皆足以考证宋事，深裨史学。其文亦多慷慨激昂，往往引《诗》以咏叹之，有周秦之遗风”(《越缦堂读书记》卷八)。所谓“周秦之遗风”，便是指行文有个性，有自家思想在内，而外溢为奇气。

二、永康学派散文艺术

陈亮代表了永康散文流派。其既重事功、讲实用;又潜心史书，赞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故论文首重其用。自谓“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复吴叔异》)。载道、行道都是为了经世济民，他实际上是把作文当做推行一定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所以说“古人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则必有深意矣”。陈亮认为:

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词句之间，则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黄山谷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书作论法后》

陈亮讲的道、意、理，多与政、教事功有关，他既把意理之胜作为散文审美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其所追求的文风必然偏于质实、平易，实用性强。

陈亮对前人的散文艺术经验是极为重视的，由于重史，他的取法范围甚广。他喜欢欧文，希望学者通过不间断地研习欧文，“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书欧阳文粹后》)。陈亮学习前人，反对硬性模拟。《庶斋志学丛谈》记载:“陈同甫作文之法曰: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自有成模，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可见他的文论多承唐宋古文家主张而来。

陈亮毕生所追求的，是希望成为“大有为”的豪杰，成为“风雨云雷”、“推倒一世”的英雄。这种追求，不仅使其为人慷慨磊落，不肯苟同，行事“擎拳撑脚，独往独来于人世间”，其艺术趣味亦独嗜阳刚之美，行文更崇尚爽朗健拔。陈亮志向宏远，眼界阔大，所论皆“国家立国之本末”、“天下形势之消长”，故其文章如“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又甲辰秋书》)，具有震慑人心、不可阻遏的恢弘气势。立论虽不尽精确，阐述或失之阔略，但气象之雄浑，文思之奔腾，情感之激越，往往使人心骇目夺。

陈亮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为人又颇为自信，故其政论文往往情感激越，波澜壮阔，一泻千里，逸气纵横。他的四上孝宗书，都写得汪洋恣肆，下笔动辄数千言。如其第一书核心是要求备战抗金，作者围绕这一主题，深入分析了政治、军事、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的应对措施，使其文章无蹈虚之语、盘空之论。陈亮既慨然以天下自任，言事慷慨激昂，斩钉截铁，所作奏疏也辞锋凌厉，气势逼人，行文惟意所之，极尽跌宕之至。如“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等语，令人竦然警醒;狄夷亦能得民心与天下之论，令人心惊胆寒。陈亮上疏“历指其失，颇切事情”，其文本非为博取官爵而作，故没有止步于就事论事，而是意在为孝宗出谋划策，为南宋王朝献猷定谳，所以文章起点高，视野广，见识卓越而立意深厚。当然，有时作者只顾行文痛快，也难免出现疏漏及语意重复处。

陈亮的史论文主要以“识见美”取胜。他较少从道德的立场去评价成败得失，而更多着眼于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由于角度的新颖，陈亮每每能言人之所未言，新见迭出，烟霞满纸，令人目不暇接。《酌古论》论“光武发高祖之所未能为，为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论刘备私忿兴师，轻敌取败;论孙权能审时度势，切中机会;论邓禹不能随机应变，功败垂成;论马援不懂屡险之术，不能因地制宜等，都无不为卓越之见，显示出陈亮超人的才气。他总能从习见的材料中得出不寻常的观点，从传统的观点中引发出令人惊讶的结论，如评羊祜胶柱鼓瑟、不事权谲;评邓艾之率兵轻进、侥幸功成等，初读之下令人瞠目，反复琢磨又无不令人信服。由于陈亮所论皆为风雨云雷的时代英雄，其际遇兴会颇能引起作者共鸣，故其字里行间饱含深情，行文一唱三叹，风神摇曳。如“自古幸而功成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邓艾之欺于后世者也”，颇有“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幽思。不过，由于作者过于追求行文气势的飞动和观点的独特醒目，立论不免失于谨严，论述不够系统，意之所至，便脱口而出，这在辨析甚为精密细微乃至琐碎的南宋，就可能成为另类，从而影响了时人对其观点的吸收。

最能见出陈亮性情的，是其书体之文。陈亮思想与朱熹相左，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论战不愿丝毫退让，但来往书信却并非不容人分说，一味讨伐，剑拔弩张。在通信初期，性格与观念上的尖锐冲突，并没有阻断两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尊重。即使在辩难甚为激烈的时刻，陈亮也试图求得朱熹的理解和支持，这使陈亮文中出现了少有的平正与和婉。不过，随着论辩愈来愈激烈，陈亮倔强的一面也越来越突出。坎坷的遭遇与时人的误解及有意的诬陷，使其愤激之情难以掩饰，不时喷薄而出，朱熹所言“书中有不平之气”，陈亮自己也毫不避讳。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特立独行及由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但他并不愿意改变自己桀骜的性格以顺庸耳俗目。在裸露心胸而无法沟通之后，陈亮信中的语气逐渐发生变化，由引为知音转变为满腹委屈，由坦诚相见转为讥讽相加，以至于朱熹的善意规劝和“平平之论”有时也被还以冷嘲热讽。周葵、韩元吉、叶衡等为陈亮先辈，《与韩无咎尚书》等书或为自荐，或为荐人，或为感恩，故下笔犹豫，出语谨慎，反复释疑，辞卑语恭。吕祖谦为陈亮雅相敬重的友人，故其《与吕伯恭正字》四书，剖示幽愤，抒写怨屈，尽所欲言，略无掩饰，将心中的寂寞、苦闷、彷徨展露无遗。辛弃疾等人于陈亮志同道合，其《与辛幼安殿撰》等书，多写慰藉之情，不无凄凉之意，或愤激出于诙诡，或感慨杂之萧闲，沉痛处自在言外。其他交游应酬、随手作答而文字轩昂者，也为数不少。

陈亮的序文分为两类，即诗文序与赠序。陈亮的诗文序如题跋，篇幅很短，三言两语，或交代背景，或略作评论，意尽言止，少有引申。其赠序在写法上以记为主，以生动的叙事替代宽泛枯燥的褒扬，不大作议论，偶有议论也是由叙事带出，如同人物传记，常使一怀才负气的英雄奇士跃然纸上。其《送吴恭父知县序》颇具传奇色彩。序文以怪文状强士，通篇写吴恭父异人之处，文以人奇而异，人以文异而益奇，将嫖姚倜傥之概寓于谲绝奇宕之中，其间大笔挥洒处，人物神采踊跃，往往使读者悚然惊服，心慕不已。另外，陈亮《送严起叔之官序》也写得烟波生色。严起叔将赴广州为官而乏行李，陈亮为之作序以求援引。此种文字极易写得气卑词弱，使事主难堪尴尬，但陈亮却写得顾盼自若，盛气足以逼人。序文先写严起叔“奋空拳以自托其身”，形容其豪侠处须眉生动;然后落实到眼前严起叔此行必将有所遇合，必有豪俊加以照应:“堂堂大国，一行数千里，岂无一英特知义之人乎?”这样，陈亮就将本是羞与人言的干求之意写得理直气壮，使人不忍拒绝。

在官方的人身折磨和同道的非难双重夹击之下，陈亮仍以他独特的性格魅力与思想的锋芒吸收着众多的士子，从而形成了以陈亮为核心、以陈氏弟子为主要成员的永康学派。关于陈亮弟子，万斯同《儒林宗派》卷十一列陈氏门人喻民献以下十八人，《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则列喻民献以下三十四人。因时代久远，史料湮没，即便这些尚有名姓可考的陈门弟子，也几乎没有太多可供胪列的学术著作，更毋论其文学作品。历来人们将陈造、刘过划为陈亮一派。这主要是就文风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江湖长翁文集》提要论陈造云:“其文则恢奇排奡，要亦陈亮、刘过之流。它札子诸篇，多剀切敷陈，当于事理。记序各体，锤字炼词，稍伤真气。而皆谨严有法，在南宋诸作者中，亦铁中铮铮者矣。”刘过为陈亮之友，气质、经历均与陈亮相似。其文见于《龙洲集》者仅有两卷，且多为应酬之作。《建康狱中上吴居父时魏杭广夫为秋官》可略见其才气，将不平之慨、怨愤之气吐露无遗。其文章笔势纵放，酣畅淋漓，磊落激昂，虽为求人援救而作，却毫无嗫嚅之态。不过，文笔太直而少变化，文气太纵而少停蓄。

三、永嘉学派散文艺术

永嘉散文流派师从关系最为系统。从薛季宣到陈傅良、到叶适、到陈耆卿、到吴子良，散文理论越来越完备。若论创作成就，叶适最为突出。薛季宣既强调文章“疗饥御寒”的实用功能，也看重辞章的审美价值。陈傅良既反对单纯的道学家，也反对单纯的辞章家，而从经世致用出发，要求士人“磨砻乎事业，奋发乎文章”，“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后可以应天下之故者”(《答丁子齐》)。(www.xing528.com)

叶适论文，首重言关教化而合于义理。尝谓“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赠薛子长》)，“文者言之衍也，古文约义理以言……其后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秾损华，然往往在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周南仲文集后序》)。但他讲的“理”，并非道学家之理。因为他说过道学“其本稍差，其末大弊”(《答吴明辅》)，“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吕氏文鉴》)。叶适论文也看重语词之美，他选北宋散文为《播芳集》，即以“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为准的。

再是强调文从己出，反对模拟。尝自言为文不蹈袭前人，“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批评时人“近宗欧、曾，远揖秦、汉，未脱模拟之习，徒为陵肆之资。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难矣，又安能及远乎”(《题陈寿老文集序》)。叶适欣赏建安散文，于宋则推崇欧、曾、王及苏氏父子之文，以及黄、秦、晁、张及陈师道等苏门弟子之文，于时人则盛赞陈亮之文。

叶适行文以雄放为主要特色。他的奏议、庭对，论恢复，论更法，论慰民心，论裕民力，大都写得慷慨激昂、英姿勃发。如《上孝宗皇帝札子》论恢复之势，开篇就极鼓舞人心:

臣窃以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

其后他又对种种妥协投降的言论，进行严厉驳斥。叶适的这类政论文，筹划对策，剖析时事，大多写得洋洋洒洒，才气纵横。他常常用一连串的质问来传达自己的忠义之心、愤激之气，步步进逼，密不透风，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如其驳斥“誉虏”之风，连用六个反问句，将“偷安苟禄”者的种种遁词一一击破，使之原形毕露。他善于运用顶针句法来强化自己的观点，一环紧扣一环，在气势上使对方折服，不给对方留下争辩的余地。其文虽多长句，但在紧要处、转折处、收束处多连用三、四字的短语，使文章显得极为劲健。其文多铺陈，多运用整齐的句式以形成浩荡不可阻遏之势，其间又多穿插慨叹之语，使文章整齐之中富有变化，语势有抑扬，文气更疏宕。

南宋碑传，历来被讥为“冗弱”。叶适之作，却笔力横肆，豪气四溢。如《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写二人之大义、大虑、大节;《巩仲至墓志铭》述其命途坎廪;《郑景元墓志铭》绘其豪气盖世;《张令夫人墓志铭》记其旷达，或大笔挥洒，或工笔描摹，无不使传主性情跃然纸上。作者或记其言，或述其事，方式各异，主旨不同，但贯穿其间的都是传主与作者共有的“奇气”。叶适的记序、题跋之作也多奔放绝出。《宗记序》之排佛，恣肆纵横;《吕子阳老子支离说》之诋老，见解特出。他如《烟霏亭记》、《石洞书院记》虽绘景摇曳多姿，而卓荦之气未减。

叶适的散文，同时也深受欧阳修纡徐之风的影响。其《醉乐亭记》，分明使人看到了《醉翁亭记》的影子。如《沈氏萱竹堂记》学习《丰乐亭记》的“俯仰今古，感慨系之”;《留耕堂记》学习《相州昼锦堂记》的随擒随纵，气调圆美;《龙川集序》学习《梅圣俞诗集序》的郁勃顿挫，感叹欲绝。叶适的《徐斯远文集序》、《题陈寿老文集后》等，则进一步发挥了欧阳修结合论人评文表述文艺见解的方式。甚至叶适的四六文也深受欧阳修的影响。《荆溪林下欧谈》卷二“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条载:“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

叶适之后，永嘉学派重文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宋元学案》卷五六)。继承叶适“文字之学者”众多，如王象祖、戴栩等均以能文著称，其中最为杰出者，首为周南，次为陈耆卿。周南词臣习气十分浓厚，只注意文辞的工整与否。开禧用兵，韩侂冑希望叶适草拟开战的诏书。叶适反对冒进，不愿草诏，而周南即代卫泾作此诏书。陈耆卿是叶适晚年亲自选定的文学传人，文风与叶适最为相近。其《朋党论》论“绝其私”，卓然不凡;《张耳陈余论》论信义利害之分，感喟处带出警悟;《韩信论》剖析高祖疑忌之心甚浓，不能“稍录旧恩，略锄新忿”，致使一代英豪无得善终，悲叹处饱含怜惜;《郦食其论》述其能识天下之势，才略不减韩信，翻转处自有逸气。这些文章往往出入古今，刊落陈言，新见迭出，将文章立意之变发挥极致。其序记、书疏之作，或连篇累牍以铺排，或抑扬尽致以蓄势;或奇思隽语，使人摆落庸庸之想，或幽怪险仄，使人目夺神骇。《赠画墨竹叶汉卿序》记汉卿“奇态横发，瞥眼百尺，风披雨洒，如在潇湘”，意态淋漓;《论孟纪蒙序》开篇即云“天下不知凡几书也，而能尽天下之书者，则莫若论孟”，豪气干云;《送应太丞赴阙序》先规后祝，纯是出于诙谐之气，令人忍俊不禁。耆卿赠序之作学韩愈的磊落多奇，史论之作学苏轼的洸洋恣肆，均做到了食古能化。

吴子良以叶适、陈耆卿的文章传人自居。他的《荆溪林下偶谈》“皆其论诗评文之语，所见颇多精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序跋的价值也在于衡文论艺。《筼窗续集序》准确而深刻地描述了南宋统绪的延续与气脉的传承。《石屏集后序》对戴复古诗风的概括，对其发展阶段的描述，都极其准确而生动。车若水是陈耆卿的弟子，与吴子良始合而终分，后来潜心理学，文风偏于平实。

永嘉学派自叶适以来的纵横驰骋之气，在舒岳祥那里得到了最后的发露。舒岳祥年轻时即以言语妙天下，瑰玮磊落;晚处鼎革之际，更以气节自负，一身豪气，无以发泄，行之于文，便多以盛衰变易作激楚之声。舒岳祥与叶适、陈耆卿等人所为文字，都以奔放纵横见称。但叶适、陈耆卿多以气运辞，大有国士高远之风;舒岳祥则多以情纬文，不无志士梗概之慨。舒氏虽屡遭变故，作文绝少粗豪之语，只是淡淡而述，娓娓而论，无顿挫，不擒纵，少峭厉，看似琐琐屑屑，极为细碎，而读之句句含情，语语生悲，令人嘘吁不已。舒岳祥文章最大的特色，不在于王应麟所言的“如泉出山”之流动，也不在于胡长孺所论“凌张文潜、秦太虚而上”的豪放，而在纪昀所说的“称臆而谈”。苏轼、叶适等行文也可谓“称臆而谈”，只是苏轼之“臆”多源于自得与自信，叶适之“臆”为慷慨与激昂，舒岳祥之“臆”却是无奈与惨淡。这就使舒岳祥的文字多了一些婉转与低回，多了几分凄清与怅然。

四、婺学学派散文艺术

婺学散文流派之起，吴子良说是“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筼窗绪集序》)。融理与文为一，确是这一流派的特点。但从实际内容看，这也是受了闽学文派的影响;单从命题看，又与永嘉文派的叶适相通(叶、吕曾相与论文)。既是理文并重，故论文士修养亦从两方面提出要求。所谓“词章古人所不废，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与作之使高、浚之使深者则有间矣”(《与陈同甫》)。

吕祖谦是婺学学派的核心人物，其为人平和，待人诚恳，尝与陈亮说“垂谕备悉，雅意再三玩怿，辞气平和，殊少感慨悲壮之意，极以为喜。驱山塞海未足为勇，惟敛收不可敛之气，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与陈同甫》)。故其论文虽然赞赏陈亮“横飞直上，凌厉千载”之作，却“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与朱侍讲书》)。但他讲的平易是“意思甚有味”的平易，是意出胸臆的平易，所谓“《颜氏家训》虽曰平易，然出于胸臆，故虽浅近而其言有味，出于胸臆者语意自别”;是藏锋敛锷式的平易，并非一味“优柔和缓”，所谓“语有力而不露锋芒者，善言也”(《杂说》，“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锋不露，读之自有滋味”(《丽泽文选》)。

吕祖谦论文的最大贡献，是对文章结构形式的重视。《辞学指南》所引东莱之语，即谓“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他选韩、柳、欧、曾、三苏及张耒文六十二篇成《古文关键》，告诉学者“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且指出读古文应当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其说“文章作法”，多就句式、语气、纲目、气脉、次第、转接言之，且将诸文“格制”细节一一标明。而言读诸家散文的方法，也多从如何学其艺术上的长处着眼。

吕祖谦的散文成就颇为突出，纪昀等认为其“词多根柢，不涉游谈。……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四库全书总目·东莱集提要》)。王崇炳甚至认为“其为文波流云涌，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重刻东莱先生遗集叙》)。现代学者也大都把他和朱熹一起作为南宋道学一派散文作家的杰出代表。

吕祖谦欲融合理与文的思路，在其奏状、碑铭等各体文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尤其是其论策，辞章与义理并重的特色最为鲜明，故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如其《七圣论》语似翻新而出奇，义实大中而至正，如朝云出岫，如清泉出山，容与往复，一片神行，随手所到，皆成低昂曲折。《大禹论》开首即云:

圣人之举事，亦难乎其始也。曷难乎其始也?始者终之的，而创者述之表也。始者创之，终者述之。吾见创之者一线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圣人则亦无心待天下来世而已矣，奈之何天下后世之不以无心待圣人也。

明白正大之言，宽裕和平之气，忠厚恻怛之心，均油然可见。字字经思，句句着意，义理明莹，故张坦让称“其为文也，如匣灯帷剑，浑金璞玉。髫时读其遗编，恍见洙泗支流，而一种静穆之致，使人仿佛兴起”(《东莱先生遗集序》)。

吕祖谦行文力求雍容平和、纡徐宽平，反对筋骨太露、急言竭论，故其奏议之类，大多反复以达其意，曲折、明畅而时有萦回。他以为“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乐吾之言”(《东莱博议》卷一《臧僖伯谏观鱼》)。为其帝王信其言、乐其言，吕祖谦往往采用逐层脱卸、逐层顿迭的方式，句句从君王立场出发，处处不忘回护君王。淳熙四年(1177)，吕祖谦上奏札，本意是希望孝宗任用群臣之力，不要“独运万机”。但他开篇即对孝宗极尽颂扬之能事，言其聪明勤俭，似乎不必借助于他人之力;又说群臣多年无所作为，更似乎不必任用。总之，“举偏救弊，维持至于今日者，实由陛下圣明独运，而非群臣之助也。然志勤道远，迁延至于今日者，亦由陛下圣躬独劳，而无群臣之助也”。行文至此，吕祖谦还没有陡转陡接，而是逐步引导，使之渐入机彀。再次为之“独运万机”解脱:先说孝宗乐于勤劳，不愿辛苦群臣;再言群臣“图事揆策者多不如陛下之精审;议法定令者多不如陛下之明习;甚则私意小智又多不逃陛下之识”。至此，文章蓄势已极，然后才翻转一层，婉转叙述独断之弊，逐段翻驳，戒之以祸、喻之以理而悟之以心，自有水到渠成之功效。

如果说吕祖谦的奏对等文体偏重于意的锻造，那么他的碑铭之类则更注重法的运用。陈亮曾盛赞吕祖谦所作《薛常州墓志铭》“布置有统，纪载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说去，正字虽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与吕伯恭正字》)。其墓志铭，开篇或先叙事而后品评，或先议论而后以事迹佐证;或先描绘奇山异水以烘托事主情操，或先叙高人事迹以为标致。其叙述少平铺直叙，少用评议语言代替叙事，常借助于他人之口，或互说，或对堪，故多抑扬唱叹、曲折低回，情感亦极为真挚。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墓铭，叙事无意求全求详，往往只是抓住一两个最具有感染力或传奇性的细节，反复铺陈渲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吕祖谦的序、记之作，“豪迈骏发”。如其《送张孟远序》以己之拘谨木讷，映出张孟远之磊磊落落、意气纵横。而文笔亦淋漓酣畅，快利无双。吕祖谦的亭台楼记等，“波流云涌，珠辉玉洁”。另外《秀州陆宣公祠堂记》、《台州修城记》、《泰州修桑子河堰记》等，大都叙事简洁，绘景生动，措词高古而精彩，光芒溢于毫楮。尤其是其《白鹿洞书院记》，叙述书院创建本末，阐释书院创建意义，一气旋转，圆畅温润，虽是“词多根底”，亦毫无滞碍。吕祖谦自以为此文“摹刻精甚”(《与朱侍讲》)，朱熹则“三复叹仰”(《答吕伯恭》)。时至今日，程千帆还称赞它“风格详整，极有义法，颇能显示吕文的特色”(《两宋文学史》)。

吕祖谦最有影响的作品集当属《东莱博议》。《东莱博议》本是写作教科书，是一本教学子如何作议论的启蒙读物，故尤为注重议论之法。后来的评点家如杨慎、袁宏道、茅坤、焦竑、唐顺之、王士祯等人对其有所归纳和引述，总结出了所谓的“擒定一字法”、“对面相照法”、“排奡宕折法”、“绾定本题法”、“宛转入情法”、“引物连类法”、“推勘入微法”、“脱胎换骨法”、“别开一境法”等。吕祖谦所运用的这些“议论之法”，涉及了文章创作的命意、句法、结构等方方面面。《东莱博议》意在假文传法，通过一系列的范文来探索出论文的写作模式，阐述他关于文章的基本观念。应该说，吕祖谦对议论文精神的把握是相当深刻的。他所面对的虽然是陈旧的话题，但总能别出心裁，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对向来被视为空而又空、玄而又玄的经义与策论写作，实在是一个捷径。因此明清以来，《东莱博议》和《古文观止》一样，一直作为写作方面的启蒙读物广泛流传，直到二十世纪白话文兴起之后，它们的这种启蒙与示范作用才逐渐被替代。

《东莱博议》注重“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如《郑伯克段于鄢》，历来被认为是颂扬郑庄公的仁义与智谋，批判共叔段的“下犯上”、“少陵长”，而吕祖谦则深入剖析了郑庄公处心积虑、设鱼饵以钓共叔段、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已的险恶用心，指斥其“既欺其朝，又欺其国，又欺天下，又欺后世”，令人叹服。又如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抵掌扼捥，俯吊仰贺，反晦明于呼吸，变寒暑于须臾，其三寸之舌，实百万生灵之司命”，千百年来，一直为后来谋士所向往，而吕祖谦在《隐公辞宋使》一文中，以宋使与陈筮的不同遭遇，生动地说明纵横家的成功大多只是出于侥幸，并进而引申指出《战国策》是策士所记，因此书中所宣扬的往往是那些偶然成功的特例，而“如宋使之徒，败人之事，不载于书，亦不知其几何矣?”这些议论，虽不能称为“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亦不无烟火酸馅习气，但绝非人云亦云，拾人余唾。

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既有杂感式的随文评析，又有系统严密的阅读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诗话、词话乃至诸如《文章精义》那种“文话”的零散。《古文关键》在选文、评文之法上都具有开启之功，后来的古文选本受它影响甚深，选文如《崇古文诀》、《文章轨范》，评文如《古文集成》、归有光的《文章指南》等，均能见到它的影子。

吕祖谦的子弟虽多，以文名家者绝少。其嫡传者如吕祖俭、叶邽、乔行简、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八十九人不乏有文集者，如吕祖俭著有《大愚叟集》，但大多散佚，仅有零星作品传世。惟在古文选本上，有楼昉以《崇古文诀》差可与其师《古文关键》比肩。

植根于学派之争，或谓与学派同存共荣，是南宋中期散文流派最重要的生存形式。这种生存形式的依附性，使得文派活动常为学派活动所掩，散文创作成就也不如其学术成就为人所重，以至今日散文研究尚未对这些散文流派作出恰当的评价。综观上述与学派同体的散文流派，其演进过程有四大特点。

一是各散文流派的基本散文理论都由相应学派的哲学观点作思想基础，因而各派标榜的散文艺术精神鲜明。一般说来，弄清了某一学派宇宙观、人生观的要义，对相应散文流派的文源论、文用论、文辞论、文法论、文境论以及风格论，就很容易把握。因为它们之间有一根割不断的精神纽带。

二是学派存在的同时性和彼此不间断的争论，使得散文流派既具个性，又显出相互吸纳的趋向。南宋学派领袖都是很好的朋友，论学互不相让，但也乐意吸收对方长处。论文亦复如此。如婺学文派，从纵向看，是对元祐以来“谈理者”、“论文者”的“融会”;从横向看，则对浙东两大文派和闽学文派观点都有所取用。南宋中期，学派相互渗透，不但带来文派之间的相互影响，还带来文派自身的变异。如魏了翁赞扬韩愈“立唐文章之王法”，肯定二苏及苏门弟子的“正学直道”，就不全合朱说。

三是论文讲统绪，学古有依归。这也是由论学的特点所决定的。讲文统，朱熹一派最不成系统。他们标榜文从道中流出，直把周、张、二程之文当做典范，但又对唐宋古文家文辞之美啧啧称赞。最成系统的是永嘉文派的论述。吴子良把汉、唐、宋三代古文家勾连一起，说“东都之文以欧、苏、曾倡，接之者无咎、无己、文潜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吕、叶倡，接之者寿老其徒也”(《筼窗绪集序》)。虽然各派文统观念有异，但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对唐宋古文传统的肯定，特别是对唐宋古文艺术传统的肯定。从朱熹对唐宋文津津乐道，吕祖谦编《三苏文选》、《古文关键》，陈亮编《欧阳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叶适编《播芳集》，楼昉编《崇古文诀》，可以看出各派对唐宋古文艺术传统的重视，和有意光大其传统的愿望。

四是对散文艺术的深入研究。南宋中期各文派都重视散文艺术研究，不少论述较唐宋古文家还说得深细。这从朱熹的“血脉指意”说、吕祖谦的“纲目关键”说、吴子良的“为文三要”说都可看出。有的流派可以说已形成了系统的结构论。他们论结构，往往以立意为主而细言章法、句法、字法，所论颇具民族特色，许多说法对我们今天如何深入研究古文艺术仍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