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王安石古文创作与特色

第十六讲　王安石的古文创作与艺术特色

熊礼汇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著名的古文家。其古文主张和古文创作风格，受孟轲、韩愈影响最深。他的学韩，不同于欧阳修的变退之之奇崛为平易，而是有意学韩文之拗折、峻峭、廉悍、简洁的特点。王安石为文，很注意维护古文体制的纯洁性，但他又有作文好发议论的艺术趣味，所以各种体裁的古文多有分量不等的议论成分。事实上，王氏最精彩的古文就是议论、说理之文。他好作议论、擅长说理，自与他作为政治家、学者、古文家的独特修养分不开。因此，阐述王安石议论、说理文的艺术特色，应该从了解他的学风和古文主张入手。

一、王安石的文论主张

王安石对经学下过很深工夫，著有“三经新义”(即《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和《周官新义》)。他读经的方法和一般士子不同，一般士子就经解经，他却通过博览群书、向人求教来领会经义。他曾在《答曾子固书》中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王安石的“明吾道”，自然是明吾儒学之道，他“无所不读”和“无所不问”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明吾道”，但如此求“道”，却养成了博学多思、务求自得的学风。

在宋六家中，王安石博学是很有名的。勿论经学，就是佛学、道学、小学等各类学问，根底都好。他爱读书，“虽寝食，手不释卷”，又读书爱寻思，务求有得。传说王安石知常州时，“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以为优人之艺能使太守开颜。“有人窃疑公不因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引《墨客挥犀》)读书“自喜有得”，体现了王安石的学风。王安石的学风，还表现在理事兼顾和学以致用上。这些对他的文论主张和古文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安石论文，以为“要之以适用为本”。他在《上人书》中说: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王安石将文比之为“器”，强调它的“适用”功能，很有点“工具论”的味道。而说文之“辞”“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不准确。揣摩他的意思，主要是说为文当求适用，在保证适用的前提下，讲究表现形式的美。即使讲究表现形式的美，也不允许追求文辞的“巧且华”，因为文辞的“巧且华”无助于用。所谓“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这一主张在《上人书》首段已有表述，文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他将文之功用归于为礼教、治政服务，认为圣人作文的本意即在于此，而不是为了追求言之能“文”。他极力降低圣人“言之不文”云云对“文”的重视程度，说是“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仍是出于对古文适用功能的强调。据此，他批评韩愈、柳宗元“徒语人以辞”(王安石并非不知道韩、柳论文重道、尚用的一面，因为强调文的适用功能，故“疑二子者，徒语人以辞”)，崇尚孟子的“欲其自得”说。

关于后者，思想内容较为丰富。孟子原话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王安石则说:“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王安石《上人书》)在王安石看来，孟子“自得说”对于古文创作有两重意义，不但可以用这种问学方法来学习、把握作文之道(包括文辞技巧)，还可将孟子的话当做“作文之本意”理解。联系王安石其他文论观点看，后一种说法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即文章应该阐述有益于“礼教治政”的“道”;一即强调作者的自有所见，不同一般;一即赞成作者的人格修养达到自得境界。这些正是出自他对文章功用和作者主体精神的重视。简言之，为学求道自得于心，触事兴感而发为文章，得为治政施教所用。这就是王安石讲的以孟子“自得说”为“作文之本意”。

王安石强调文章为政教服务的社会功用，但也讲文以明道。其《答吴孝宗书》云:“若子经欲以文辞高世，则世之名能文辞者已无过矣。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在宋六家中，坚持韩愈文以明道、文贯乎道的古文主张，王安石是很突出的。欧阳修《赠王介甫》用“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称赞王安石诗、文成就杰出，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却说:“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表明他的理想不单为文要上追韩愈，还要为学深明儒道。后者实际上还是在学韩愈为古文当志乎古道。而说“读圣人之书，师圣人之道，约而为事业，奋而为文章”(《上蒋侍郎书》)，说“词精而深，义深而明……非夫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上邵学士书》)，说“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送孙正之序》)，表明王安石志于古文是与志乎古道紧密相连的，而志乎古道实即志乎儒道，必然会带来古文以儒道为本的艺术精神，而这正是他从韩愈古文理论中所接受的最重要的主张。

王安石古文主张受韩愈影响之可注意者，还有他对扬雄的崇尚。韩愈称扬雄与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同为汉朝之最能文者，把他当做文“能自树立”的典型，欧、苏于此并无赞同意见(苏轼实将扬雄视为以艰深文浅易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即深然其说。既肯定扬雄的为人，所谓“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侥名当世”(《答龚深父书》)，又基本上肯定他能以经为本而明道，说“自秦汉以来儒者，惟扬雄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尽。今学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则其于圣人之经，宜其有所未尽”(《答吴子经书》)。还有从为人、文辞两方面入手称美扬雄的，所谓“衣冠渺尘土，文字烂星辰”(《扬雄三首》其一);有从思想价值角度赞扬扬雄文章的，所谓“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扬子》)。

扬雄著有《太玄》、《法言》。《太玄》是仿依《易经》、《易传》形式写的哲学著作，文字比较晦涩，汉代学者即因“观之者难知，行之者难成”，而责其“太深”(《汉书·扬雄传》)。《法言》讨论人生、政治、自然观、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文字平实。《太玄》、《法言》的共同点是对儒学的维护，和出于维护儒学醇正性而对道、法、阴阳家等种种“邪说”的猛烈抨击和对谶纬迷信的指斥，这是韩愈，也是王安石对扬雄最为景仰的地方。曾巩曾作书转达欧阳修对王安石作文的意见，谓“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大抵王安石年轻时做古文“间喜造语”和“模拟前人”，主要也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

从王安石对孟子、扬雄、韩愈的景仰，可见他所推崇的古文，是一种具有纯粹意义的儒家散文，既与其艺术精神相合，又与其风格走向一致。正因如此，所以他明确反对昆体文风，而称美韩愈、李汉“其文”、“其道”。有云:

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抵可用，则蔑如也。……昔昌黎为唐儒家，得子婿李汉，然后其文益振，其道益大。

——《上邵学士书》

当然，他反对昆体文风的重要理由仍是其文不适于用，但论述中也表现出他对为文弃事理于不顾，却以襞积故实、雕绘语句为美的不满，有为文当求适用而以文风朴质为美的意思。

王安石对儒家散文传统文风的维护，还表现在他对苏轼策论文风的看法上。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认为苏轼所作试策《刑赏忠厚之至论》含有古文质素，所以评价很高。王安石对苏轼策论作法却不以为然。传说:“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引《邵氏闻见录》)苏轼策、论(包括制策)，善于以无生有，以曲作直，横说竖说，惟意所之，深受《战国策》说辞的影响，和儒家散文平实、谨严有异，故王安石评价甚低。

王安石对儒家散文纯粹性的维护，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有一强烈的文体意识。韩愈《平淮西碑》，李商隐称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词”(李商隐《韩碑》)，极言其古朴典雅。苏轼亦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苏轼《临江驿诗》)。但王安石却认为碑文的语言风格与碑体简练典重的取向不太一致，为它“笔墨虽巧终类俳”感到惋惜。又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

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谓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后来，严羽作《沧浪诗话·诗法》，言“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自注谓“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

王安石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是建立在为文先体制而后求工的基础上的。符合文章体制(体裁、格局)应是作文的基本要求，作者的艺术创造性是在充分满足这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表现出来的。有意突破体制要求，可能出现变体，也可能产生全新的文体。一般写作，总以合体为当。王安石认为欧公《醉翁亭记》不如王禹偁《竹楼记》，说苏轼《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都是从记为纪事之文、以叙事为主的文体特征出发作论。《醉翁亭记》以乐写悲，抒怀议论多于叙事，《醉白堂记》反复拿白乐天和韩魏公作比较以称美魏公勋业名声，如同人物论，故王安石有上述看法。

记体文章，汉魏作者甚少，唐代作者多。写法则以叙事为主，偶尔杂以议论。宋人作记，议论成分增多，甚至有纯以议论文字为记的。所以陈师道说:“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其实，王安石作记，也有以论易记的特点。据说，王安石见东坡《醉白堂记》，言“此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未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引《西清诗话》)苏轼言王安石以策(策分制策、试策、进策三种，此处指进策)为记，也有反讥王氏为文不守体制之意。不过，学记当以议论为主。方苞即谓:“散体文惟记难撰结……故昌黎作记，多缘情事为波澜，永叔、介甫则别求义理，以寓襟抱。”(《答程夔州书》)只是介甫作记，是于叙事外“别求义理”，不是通篇以论为记。故从他对《醉白堂记》的戏评，还是可以看出他为文当求合体的古文观念。

二、王安石的古文创作

王安石曾称赞他人的文章“文辞博美，义又宏廓”(《答余京书》)，其赞词实可用来概述他古文的总体风貌。王安石的古文创作以议论胜，以说理胜，“文以理为主”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古文的简劲精洁、瘦硬峭折，和其他艺术特点，都与他动辄议论的习好和擅长说理的本事密不可分。

合观王氏古文，其议论说理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

(一)立论新颖，深思远识必为自得之见

王安石的古文，论题极为丰富，举凡论政、论学、论人和阐发物理事义，无不论从己出，有独到见解。刘熙载说:“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艺概·文概》)韩愈说过“唯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志铭》)，刘熙载解释说:“所谓陈言者，非必勦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皆陈言也。”(《艺概·文概》)显然，刘氏讲王安石为文学得韩愈的“陈言务去”，是兼立论、用语而言。

王氏作论务去陈言，表达自得之见，并不是故意别出心裁制造奇谈怪论或专做翻案文章以耸人听闻，而是出于他对学理的深刻领悟，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认识，出于他学以致用的学风。不少见解的提出，是缘于他“欲务古人事于今世，发为词章，尤感切今世事”(《答孙长倩书》)，是他在政治改革活动中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结果。比如论政，王安石往往从宏观角度着眼，善于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综合分析，能敏锐地弄清问题的实质，提出自己的看法。故其立论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概，又能切中肯綮，收振聋发聩之效。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所言之事，即“流俗之所不讲”(《上仁宗皇帝书》)。书中说当时天下未能大治的原因，乃“方今之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故也”，而“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仁宗亦闻所未闻。又《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说“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总而言之，乃谓“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又谓神宗“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既痛揭百年来的政治痼疾，又对神宗寄予希望。当然，王安石论政有如此见解，与他具有政治改革家的理想、眼光、勇气分不开。但同时也应看到，王安石作论见解独到、深刻，还在于他对所论之事十分熟悉，知之甚深，又能以一总多，作形上之论。

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其论学之文，也显出他勇于创新、不拘成说的勇气。其《原性》，说“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实于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扬雄性善恶混说、韩愈性三品说之外别创一说。《性情》说“性情一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说喜、怒、哀、乐、好、恶、欲“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动而当于理，则圣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不但见解深刻，思辨方式亦新。又如《太古》，说“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吾以为治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妄”，亦属有见。至于《庄周上》，说“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庄周下》说“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讼也”，似有以儒统道之嫌，亦为一家之言。此外，如《子贡》言史书所记子贡救鲁之事不可信，《季子》言延陵季子葬子遂行不合于礼，《伯夷》言《史记》所记伯夷事(武王伐纣，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等)为大不然，都是言古人所未言。

王安石所作古文，论人者极多，或论古人，或论时人，或作专论，或论事及人，总有一独到见解支撑其论。如《夫子贤于尧舜》论及孔子、尧、舜，《杨墨》、《荀卿》论杨子、墨子、荀子之学而及于其人，又如《答吴子经书》论及扬雄，《读柳宗元传》论及柳宗元，《书李文公文集后》论及李翱，皆以一独到看法显出文章的价值。论古人多见于各体古文中，论时人则多见于书、序、墓志铭和祭文中。如《答深父书》论及王深父，所言“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深父其知能知轲，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即非一般学士、大夫所能言。《送孙正之序》论孙氏其人其心其文其行，而说“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可谓知友者深，出语亦精警不俗。《王逢原墓志铭》首段说:“士诚有常心以操圣人之说而力行之，则道虽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道虽不行于天下，必行于妻子。内有以明于己，外有以行于妻子，则其言行必不孤立于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扬雄之徒所以有功于世也。”这是作者阐发的一种人生价值观，自为有得之见，言此正为高评逢原人生价值而设。《祭欧阳文忠公文》，前人说“欧阳公祭文，当以此为第一”(茅坤语)，被誉为“祭文入圣之笔”(储欣语)，除情感深挚，慨叹有声，一气浑成，语词简劲、生动外，最大的原因是祭文对欧公其人其文、其立朝大节、其坎坷困顿，都有人所难言的评述。祭文所显出的强大艺术魅力，充分说明识见美是构成古文艺术美不可或缺的质素。而王安石诸多古文的艺术价值，几乎都与其识见美的锻造有关。(www.xing528.com)

其文记事作论，亦以识见生色。《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说度支副使人选重要，标举一大道理:“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财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游褒禅山记》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经历，说出“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的人生体验。《明州慈溪县学记》开篇即谓“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石门亭记》说“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并以此为“作亭之意”。《伤仲永》说后天学习对人才成长的重要，谓“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都可称为深思远识，是王安石自己的创见。

王安石作文好发议论，议论几乎存在于所有文体的古文中，故其文说理特色显著。所说之理固为自得之见，总而言之却未超出儒道范围。他说自己“学不得尽意于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学”(《谢张学士书》)，自为谦词，但也说出了其文之意和其人之学的关系。从他讲“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尽”(《答刘读秀才书》)，可见他作文很重视言、意、道的一致性。他说:“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崖岸，要将一穷之而已矣。”(《上张太博书一》)又说:“窃以为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贵者道，苟不合乎圣人，则皆不足以为道。”(《答黎检正书》)既以其学其道归于尧、舜、孔子之道，又以其志、操行合于尧、舜、孔子之道，自然文中立意之意、自得之见，皆与圣人之道相合。王安石也曾说到二者的关系，言“读圣人之书，师圣人之道，约而为事业，奋而为文章”(《上蒋侍郎书》)，加上他说的“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知其为人、为学、为文，均以合乎圣人之道为准，岂止文中自得之见不违儒道，所有古文的艺术精神都是植根于儒家思想理论的，故吕祖谦称其文“纯洁”(《古文关键》)，刘师培谓其文“立论极严，如其为人”(《论文杂记》)。

(二)长篇政论，一气贯注，“如一笔书”

王安石的政论文较多，论篇幅，实有大、中、小之分。杨慎说:“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丹铅杂录》卷九)其实，他的政论文，长篇、中篇在写法上也很有特点。最突出的是:结构谨严，说理清楚，行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

大抵王安石作大篇文章，论事单一，立意集中，即使所言涉及问题甚多，也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找到统率一切的核心观点，使之成为立意所在和结构其文的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长达八千二百字，于当时政治弊端，纵牵横连，在在有之，文章却拈出“人才不足”为纲，紧紧围绕这四个字作文章。这样论事单一，立意集中，自然容易突出主要矛盾，把问题说深说透，引起受言者或读者的注意。前人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只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方苞语)的确，此文之妙，主要表现在所说之事单一，立意集中，而行文“义皆贯通”，一气呵成。

此书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人才不足”的问题，而是经过一番层层递进的推阐，才使问题显现出来。文章先说仁宗圣明而国家未能大治，“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再说“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臣以谓无法度者”，乃“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这段文字颂扬君王、讲现今法度之弊、讲仁宗欲行改革的困难，涉及问题不少，但说来说去，都落到“人才不足”上。接着说到当时人才不足严重到何种程度，所谓“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这是王安石对北宋官员素质的估价。下面说如此素质的官员队伍根本无法帮助仁宗完成“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大业，真是高见卓识，辉耀古今。

这段文字的安排，从思路上看，是在解说何以谓人才不足就使仁宗欲行改革之事“其势必不能也”，同时也是由说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引出对何以人才不足问题的分析。故下文详说“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的道理，而谓今日“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再接下来，便是讲如何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然后先用四段文字依次正面陈述何为理想中的“教之之道”、“养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再用四段文字详说今日教之不以其道、养之不以其道、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道，且极言其危害性，谓“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显然，言此是为了引起仁宗的高度重视。就章法而言，言此实对下面建议有引发作用。而建议仁宗“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又是为了“能成天下之才”。故一篇长文，“滚滚万言，援据经术，操之则在掌握，放之则弥六合”(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八)。首尾细末，都离不开“人才不足”四字，既义不旁溢，又酣畅淋漓。

《本朝万年无事札子》，是王安石应神宗之问上的奏章。此文立论独到，已如前说。行文之妙，在于一方面说些“百年无事”的现象，一方面痛揭社会矛盾、历数百年治政之弊，而归总为“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说是“无事”，实言有事;说百年积弊，实说时政之弊，落脚点“正在今日”。故茅坤说:“此篇极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搏虎屠龙手。”(《唐宋八大家文钞》八十二)因为立意集中，所说事理虽多，却勾连得紧，出语反复驰骤，显得气盛词健。虽为长篇大论，却层转层接，语语相扣，无一脱钩断榫处。其结构之严密、行文之一气呵成，直如吴汝纶所说:“纲举目应，章法高古。自首至尾，如一笔书。”(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

王安石中篇政论，也多是论事单一，立意集中，而行文以气运词，如一笔书。如《材论》，论事则围绕人才问题展开，立意则落在君王对人才的态度上，所谓“天下之意，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文章先说“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的原因，“是有三蔽”，而三者都会导致他们失去人才，陷入“败乱危辱”中。再说如何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谓“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最后说到人才应时而出的道理，“人君苟欲之，斯(指人才)至矣”，进一步强调天下人才本多，唯“患上之不用之耳”。层层意思都在说“上之人”应如何对待人才。正因紧扣题旨作论，故文脉贯通，文气畅达，段落层次转接无痕。

其实，王安石的议论文，不论内容，不分长短，都有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文势流走，出语自然、明白、流畅的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论事确有所见，而且见识高深，非一般人所能言，同时考虑问题有很强的归纳能力和分析能力。而构思文章善于组织、剪裁材料，提纲挈领，架堂立柱，布置严密，行文则善于化一为万，依干生枝，伸缩开合，丝牵绳连。王文结构严谨，行文一气呵成，还在于作者作论善于找准论题的切入点。一旦切入，便有了纵横驰骤的天地。故其文开篇多点明题义，直发议论，中幅多详言细辨，申论其说，结尾往往结而未结，又作引申。自首至尾，绾合得紧。

前人论王氏文风由来，多上溯至孟、荀、扬、韩。刘熙载即谓“王介甫文取法孟、韩”，“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介甫文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艺概·文概》)。陈衍谓“荆公除《万言书》外，各杂文皆学韩，且专学其逆折处。桐城人之自命学韩，专学此类”(《石遗室论文》)。姚永朴亦谓“临川王氏差近退之，要亦不过峭折而已，未能雄浑也”(《文学研究法》)。刘师培则谓“介甫之文”，“法家之文也”(《论文杂记》)。大抵王安石作论，思想观念多取自儒家学者(显现为自得之言)，艺术手法亦多从儒家散文中来。诸如孟子善辩多气、荀子“好为其矫”(矫，矫正，指通过辩驳谬论以伸己说)、扬雄“好为其难”(包括为文多“眇然幽思”和好作奇语)、韩愈为文的务去陈言和力求奇崛峻峭，都对王氏论文艺术特色的形成产生过影响。刘师培称王氏古文为“法家之文”，不太准确，若说王氏古文，特别是论说文的艺术风格与法家散文传统风格有相似处，却是事实。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说理开门见山，径遂直陈，出语斩截果断，少有修饰，语气强硬，几无回旋余地，说理沉实、峻厉，而风格峭拔、刻深。王氏论文有这些特点，自与他偏好孟、荀、扬、韩古文奇峭多气关系密切，也不排除对法家散文传统艺术的吸纳。

(三)短篇驳论“长于扫”

前人评论王安石的古文，多注意到其“短作”之妙。前引杨慎之言即谓:“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丹铅杂录》卷九)储欣则说:“荆公短制，并驾河东，希风《史记》论赞，奇美特绝。”(《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刘师培亦云:“介甫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论文杂记》)他们注意到的短作，主要是一些短篇议论文。大抵王氏议论文长篇、中篇说理多正面立论，偶有驳议，终未改变全篇从正面来说的总体倾向。其短篇论文，则从驳论入手者多于从正面立论者，虽然两者各有其妙，艺术特点尤为显著的，却是以驳论生色的短篇。

王氏短论的总体风貌可用“瘦”“硬”“精”“悍”四字概括，其正面立论者，多开宗明义，推阐入深，出语简劲、顺畅;以驳议为主者，则直击要害，撇扫有力，出语剽悍、峭折，两者风格略有差异。正面立论者，如前引《上人书》说文论意见，入篇即道“尝谓文者，礼教云尔”，开门见山，再由此出发，言及以孟子之“自得之”为“作文之本意”。再提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并就此议论开去。可谓平顺自然。

又如前引《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次段说理，前三句“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财者吏也”，言理财官员重要，由财之重要推及法之重要，再推及吏之重要，开宗明义提出观点，三句话也是步步推阐，才落到要点上。接下来，说“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则反过来说，由“吏不良”推出“法莫守”，由“法莫守”推出“财莫理”，由“财莫理”推出“天子失其民”，把“吏不良”的危害性说得十分严重。显然前一层还只说到吏的重要，后一层则进一步说到择吏的重要，一从正面说，一从反面说，却都是“推阐入深”。最后合而言之:“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不能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至此，已将何以朝廷对度支副使尊宠甚备的理由说透，而说透此理，又为下段说任其职当为良吏，以入“吕君之志”(指吕冲之将前任度支副使题名厅壁的用意)，提供了推阐作论的起点。

从引文可以看出，王氏短论的“推阐”，实是“推”多于“阐”，作者善于借助逻辑力量增强文气，用推论方式陈述论点，行文多作论断，少有论述。故其文观点鲜明，言词简约，语气虽硬，但说得平实、顺畅。

正面作论的短论，还有《知人》、《兴贤》、《闵习》、《河图洛书义》、《答黎检正书》等。其中，《答黎检正书》说“窃以为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贵者道，苟不合乎圣人，则皆不足以为道。唯天下之英才，为可以与此”。由士尚志而及志贵道而及道须合于圣人，又由士而及天下之英才，也是“推阐入深”。《河图洛书义》释《河图洛书》之义，实以“图以示天道，书以示人道”立论，下言“盖通于天者河，而图以象言也。成象之谓天，故使龙负之，而其出在于河;龙善变，而尚变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书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谓人，故使龟负之，而其出必于洛;龟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皆承此“推阐”所致。《闵习》是先说一日常事理，再由此一事理“推阐”至“先王之道难行”的原因，为“先王之道不讲乎天下而不胜乎小人之说，非一日之久也”。

《兴贤》前幅立论在开篇二句:“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下言“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即从首二句推阐而出。接着说自商到李唐盛衰时代的例子，不过是实证其说。后幅用“今犹古也”过渡，作论的出发点仍是开篇二句所言之理。中谓“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天之，在君上用之而已”，稍作推论，即转入对君上用贤之道的论述。而论述只说如何做就会怎么样，所谓“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显然，每一单句都是一个论断，众多论断络绎而出，文气自然紧健。

在正面立论的短篇中，《知人》的文风很有代表性。文云:

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非终然也，规有济焉尔。王莽拜侯，让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玺而喜，以廉济贪者也。晋王广求为冢嗣，管弦遏密，尘埃被之，陪扆未几，而声色丧邦，以洁济淫者也。郑注开陈治道，激昂颜辞，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奸败，以直济佞者也。於戏!“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古今一也。

此文说君王知人之难，谓贪人以廉达到目的，淫人以洁达到目的，佞人以直达到目的，故难识其真。文以“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规有济焉尔”，概说坏人伪装好人以售其奸的特点，再以王莽、杨广、郑注为例，依次说贪人如何以廉济贪、淫人如何以洁济淫、佞人如何以直济佞。最后慨叹:帝王知人之难，古今一也。从思维方式看，作者是从三个历史人物的行为归纳出三种坏人的为人特点。从行文看，则先集中概言三种坏人为人特点(出语简约)，再说三个例子。举例自是对前面概括言之的推阐，但三言其例，彼此却无文字上的勾连，仅用慨叹将文意、文气作一收束。如此作论，自然文词简明，出语顺畅。虽然枝干挺拔，却也摇曳生风。

王安石擅长驳议，所作大小论文立论多从驳议入手，短论(文体并不限于论、说)亦复如此。大凡作驳论总要写到两个基本内容，即所驳之言和驳议之言，但如何写出这两个内容，却大有讲究。王安石的作法并不单一，有详言所驳之言者，有概言所驳之言者;有细辩细说以斥其非者，有不作细辩而直道其非者;有专就一说作驳议者，亦有迭作引论、驳议以成文者。如《与王深甫书》，即四用“深甫曰……某则以谓……”结构其文，所谓“深甫曰”，即为所驳之言，“某则以谓”实为驳议之词，两者都说得较为充分。分段说来，且引经据典作论，显得文势平衍。《〈孔子世家〉议》亦为驳议，所驳之言实为司马迁列孔子入世家一事。驳词的“关键词”是“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说它是“关键词”，是因为下面的驳议皆以此为依据。谓以孔子之才、孔子之道的伟大，岂可与公侯同列，直与帝王相当，依史迁的体例，就是入《世家》也不能显其道之大，入《列传》亦不能使其道变小。援“例”作论，三言两语即成其说。《读柳宗元传》，实借对柳宗元等八司马的评论，批评“所谓欲为君子者”为人不过有“其初而已”，很少有“其终，能毋与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文中所驳的是对八司马的片面看法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所谓“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立论的依据是作者对八司马后期为人的肯定，所谓“此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肯定和否定都只说结论性意见，但针对性强，故短文用语简括而文气廉悍。

王安石最具特色的短篇驳论，是《答司马谏议书》和《读〈孟尝君传〉》。刘熙载说“半山文瘦硬通神”，“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艺概·文概》)。又引谢枋得评荆公文语，说“笔力简而健”(《艺概·文概》)。读二文即可体味得出。《答司马谏议书》属于书体驳论，是对司马光来信反对新法的答复。司马光曾三次致书反对新法，此文虽作于收到司马光第二书之后，所驳论调，实见于二书(第一书长达三千三百字)所言。此文写法，作者说得明白，谓之“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但辩得有法。大抵行文思路在于“辨名实”，所谓“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司马光说王安石变法乃“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自是罪名，文中“某则以谓”云云，正是以事理证明对方所说罪名之名并不符合事实。既然名不副实，何罪之有?可见，此文驳得有力，“辨名实”的思维方法起了很大作用。虽然如此，作者自占地步甚高，文风简而健、傲岸崛强，以及“劲悍廉厉无枝叶”，却是通过如何“辨名实”体现出来的。其中，作者对司马光二书所说罪名的概括和对驳议之词内容、表述方式的选择，最为突出。他不与对方一一细辩，而将其数千言的责难概括为“侵官”等几大罪名，然后用简直、切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所说“受命于人主”、“举先王之政”、“为天下理财”、“辟邪说，难壬人”，无不堂堂正正，伟哉壮也，自占地位真高。再者，每辩一名不副实，仅用二三短句，且结句必出以断然否定之语，所谓“不为侵官”、“不为生事”、“不为征利”、“不为拒谏”云云，一组排比句，正显出文章“傲岸崛强”、“劲悍廉厉无枝叶”的特点。

读此文可知，刘熙载说王安石为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其奥妙在于善于抓住论敌责难之词的核心观点，加以反驳，不和对方作就事论事式的“一一自辩”，把握住反驳的主动权。而在反驳时，持论当从高处、远处、大处着眼，出言则斩钉截铁，一语中的。可见，王氏短篇驳论长于“扫”，离不开“揭过法”的运用。不但对论敌观点的归纳、选择是用“揭过法”，就是反驳时不一一细辩而出言简捷、切中要害，也是在运用“揭过法”。否则，便很难以少少语“扫却”论敌“数大段”。

比较而言，此文后幅驳“致天下怨谤”用语稍多，写法也有讲究，突出的是自占地步很高。不但一句“固前知其如此也”，扳回了反驳时的话语主动权，而且一再强调自己的变法活动乃“助上”“有为”之举，如此自占地步，说话自然更加理直气壮。如文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为何不汹汹然?”这段话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士大夫“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由来已久，“怨谤”新法，不过是他们“习于苟且”的必然反应。这既是讲作者“固前知其如此”，也是在严厉批评士大夫不恤国事、因循苟且的恶习，同时于司马光替彼等说话有讥刺意。二是既然“上”“欲变此”，我是“助上”而为，那所谓“天下怨谤”看似针对我王安石而发，实是针对今“上”而发。紧承这两层意思，故下面借言“盘庚之迁”“不为怨者改其度”说今“上”态度(实说作者态度);又说对方若责我“未能助上大有为”则可，“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因为“我”本来就反对士大夫“习于苟且”)。如此高占地步，出言自易理足气盛，显得笔力劲悍、凌厉。

王安石的驳论文，被称为“短篇之极则”、“尺幅中具有万里波涛之势”(吴闿生语)的，是《读〈孟尝君传〉》。文云: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尔，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文虽短而结构完整，前为所驳之言，后为驳议之词。文中说所驳之言用“世皆称”引出，这“世皆称”三字实为微词，隐含对“世”人之论不以为然之意。驳议之词仅三句，皆出语简、健。所谓“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金圣叹语)。首二句驳“能得士”，先断然否定，谓其不足以言得士，而称其为“鸡鸣狗盗之雄”，再用“不然”一转，说出理由。末句则紧承上二句“鸡鸣狗盗”云云，而驳“士以故归之”。前人说此文持论与司马迁谓孟尝君“好客自喜”相表里，又说驳词所说理由“不然”云云，实祖述韩愈《祭田横墓文》所云:“当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扰扰，不能脱夫子于剑芒?岂所宝之非贤，抑天命之有常?”(谢枋得《文章轨范》引)诚或有之，但末句“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实为愤慨语，联系王安石十分关注人才问题，其说当有其现实针对性。而出语斩截，妙有转变，陡然起笔，陡然断定，使得文势峭拔，笔力廉悍，却是王安石作短篇驳论的固有特色。

(四)“叙事中伏议论”，或谓“以议论行叙事之文”

王安石的记叙文，多数采用叙议结合的手法。其“结合”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叙事之后再作议论，议论因所叙之事而生，而所说之理又不可超越其事。如《游褒禅山记》，实就一次半途而废的游历生发议论，说出一番做学问的道理。虽为记体，由于“借题写己深情高致”(李光地语)，议论成分较多，成了“记之兼说体者”(吕留良语)。行文则前幅集中记游，后幅专作议论，妙在前后扣合得紧。诚如孙琮所说:“此文记褒禅所由名，记华山洞，记仆碑，记前洞后洞，记拥火而入，记怠而欲出，皆为游而记也。妙在既出而悔，忽发波澜，而思险远之多奇，慨人迹之罕至，期以有志，勉以深思而慎取。中间接连几转，一转一意。看他前面专是记游，却一一为后面地步。后面推开记游，却一一与前面叫应。空空旷旷，离离奇奇，几不知情生于境，境生于情，会心固自独异。”他如《芝阁记》、《君子斋记》、《石门亭记》等，虽论因事发，且记且论，皆论多于记，超越所记本事另作发挥，几有以论代记之嫌。记体之外，论因事生且叙议结合得紧的短文，有杂体文《伤仲永》。说它结合得好，不单见于“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云云，由总结仲永教训而论及一般情况，谓“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矣”，是论因事发，而且叙事有意记仲永由早慧能诗到“泯然众人矣”的过程，为下面的议论预留话头。

二是伏议论于叙事中或以议论行叙事。这种写法主要见于墓志铭中。王安石作墓志铭，选材极严，用字极省，用力最深的是对人物的品评。选材、用字都以其品评为准，品评之语则多见于作者的议论和慨叹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是王安石的名作，前人评论很多。孙琮说此文“起手述许君行谊，只数语可了。以下俯俯仰仰，都作若疑若信、可骇可异之言，以寄其欷歔欲绝之情，自成一篇绝妙墓志”(《山晓阁选本宋大家王临川全集》)。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说此文“起手叙事，以后痛写淋漓”。方苞则说“墓志之有议论，必于叙事缨带而出之，此篇及《王深甫志》，则全用议论，绝无仕迹可纪，家庭庸行又不足列也。然终属变体，后人不可仿效”(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四十八引)。刘大櫆却说“以议论行序事，而感叹深挚，跌宕昭朗，荆公此等志文最可爱”(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刘氏所说“以议论行事”，既指中幅议论而言，又指前幅叙事而言。前幅叙事，实记“行谊”者少，言未成之事则渲染者多。所谓“贵人多荐君有大材，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此即孙琮说的“起手述许君行谊”和二吴说的“起手叙事”的一部分。因为它是用论述方式叙事，故方苞视其为议论，刘大櫆称其为“以议论行叙事”。这种议论式叙事，最易显出作者对墓主生平遭遇的同情态度，出语往往多慨叹之声。

就《许君墓志铭》而言，文中以议论行叙事语，显然对下面纯发议论、感叹有引发作用。其《金溪吴君墓志铭》，开篇说“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尝及人过失……年四十三，四以进士试于有司，而卒固于无所就”云云，实以评议方式叙事。至于方苞提到的《王深父墓志铭》，入篇即谓“吾友深父，书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圣人之道为己任”云云，全是对王深父为人的评论。接下来一大段议论，则从远处大处道来，为王回早死而志未就、才未尽、事未成感慨不已。所谓“人皆曰:‘古之人，生无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后世莫不知。’若轲、雄者，其没皆过千岁，读其书知其意者甚少。则后世所谓知者，未必真也。夫此两人以老而终，幸能著书，书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虽能知轲，其于为雄虽几可以无悔;然其志未就，其书未具;而既早死，岂特无所遇于今，又将无所传于后。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这是议论，也是叙事(叙“其志未就、其书未具，而既早死……”之事)，是以议论行叙事。而拿孟轲、扬雄衬说王回，更是伏慨叹于议论中，文思沉郁，不乏情韵之美。

其《王逢原墓志铭》，也是用悲叹语气以议论行叙事，甚至仍是用圣人衬说王令的早逝和不遇，悲不胜悲，而叙事有限。所谓“通篇无事迹，独以虚景相感慨”(茅坤语)。这种写法，当从司马迁《伯夷传》中来。只是王安石以议论叙事所作之墓志铭，往往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说是以议论行叙事，实是将作祭文常用的以哀词叙事和借叙事致哀的手法，用到了墓志铭的写作中。但他的“致哀”又有露和不露之分，上举各例及其《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皆属以议论行叙事而哀情显露无遗者。其《王平甫墓志》则哀不大露，以致茅坤、王士祯称其文“无一天性语，叙述漏略”，而称其人品、心术不好。作者丧弟之哀实寓于以议论行叙事之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