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古文的风神美及表现艺术

第十五讲　欧阳修古文的风神美及其表现艺术

刘德清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今江西吉安)永丰人。北宋杰出的学者型政治家，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一生，信奉《周易》“变通”之学，坚持改革创新，他参与朝政改革虽然未获成功，但坚持将改革精神贯彻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获得丰硕成果。就文学创作而言，他领导诗文革新，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北宋中期当之无愧的文坛宗师。

欧阳修生活的时代，社会沧桑巨变导致文化转型与文学革新，他顺应时代潮流，倡导并主持北宋诗文革新。他为宋代文学提供了系统而正确的文学理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并重，声称“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既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又赞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旗帜鲜明地与重文轻道的时文派、重道轻文的道学家划清界限。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知古明道”，关心“百事”，“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并提出著名的文学创作“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他重视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既严词批评西昆体“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与荆南乐秀才书》)，又高度肯定西昆诗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坚持对西昆派有弃有取，又反对艰涩怪僻的“太学体”，指引了诗文革新的正确方向。

欧阳修创作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文学作品。他“文备众体”，“各极其工”(吴充《欧阳公行状》)，被誉为“文章百世之师”(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他的诗、词、文、赋，独步一时，都是一代名手，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对其文学作品表示钦敬。尤其是他的古文创作，开创宋代古文新体制、新格调，奠定了诗文革新的胜利基石。

欧阳修借助行政力量，打击文坛积弊，培育平易文风。他主持的嘉祐二年(1057)进士考试，痛抑怪诞文风，标志宋代文风的决定性转变。他利用其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奖掖后学，爱赏人才，培养大批文学新秀。一时文坛名流，尽出欧阳门户，“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序》)。欧阳修去世后，由他揄扬、擢拔的著名文学家苏轼、王安石、曾巩和苏辙等，同时活跃在文坛，开创宋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局面，迎来了诗文革新的全面胜利。

一、文备众体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以古文创作最著称。他的古文作品，数量可观，仅以《欧阳文忠公集》统计，就达两千余篇。这些文章体裁多样，有论说、记叙、序跋、赠序、赋颂、奏疏、书简、传记、碑志、祭文、随笔等。从表现手法上划分，可以分成议论文、记叙文与抒情文三大类。作为封建时代至情至性的文人，欧阳修的散文，无论何种题材，都注重剪裁、结构、语言等技法，注重内容的抒情化，在平易自然中呈现婉曲动荡，极具情韵之美。

(一)议论文

欧阳修的议论文，包括政论、史论与文论等，内容千差万别，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系乎治乱，干预时事政治，服务现实文坛，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战斗性。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就是逻辑严密，长于说理，持论平实，婉曲多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欧文中的政论，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陈述政见，针砭时弊，宣传朝政改革主张。这类作品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关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原弊》与《本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原弊》分析朝政时局，推究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从“务农”与“节用”两方面揭露“诱民”、“兼并”、“力役”等政弊，探求除弊兴利、富国强民的药方。文章陈词痛切，立论精当，鲜明地表现作者早期的朝政改革思想，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下文简称《文钞》)卷四一评曰:“中多切当时情弊，亦今当事者所宜知。”《本论》则是一篇针对朝政积弊而发的“治本之论”。作者分析宋王朝的百年积弊，旨在探讨治国安邦的根本。文章全面分析庆历初年(1041)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时局与现状，深入揭露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边防、人才选用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及潜伏的危机，提出补偏救弊的妙药良方，主张治国安邦，必须“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五者相互为用”。文章说理透彻，笔锋犀利，切中时弊要害，为“庆历新政”制造舆论准备。在艺术手法上，作者援引史例，对比三代之治与五代之乱，反差强烈而鲜明，尖锐地暴露了朝政时局的严峻危困，凸显了文章主题。

欧阳修的政论，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真理，是是非非，同反对朝政改革的守旧派作斗争。庆历四年撰写的《朋党论》，针对传统定说“君子朋而不党”标新翻案，肯定“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关键在于“辩其君子、小人而已”，规劝仁宗信任并支持“君子之朋”，疏远并斥退“小人之朋”。文章理直气壮，却不剑拔弩张，措词平实稳健，结构严谨周详。吕祖谦评此文“议论出人意表”(《古文关键》卷上)，茅坤称其足以“破千古人君之疑”(《文钞》卷四二)。正是这种文章，解除了仁宗心头的疑虑与隐忧，暂时稳住其改革决心;也正是这种文章，激发守旧派对欧阳修的更大嫉恨，招致新政失败后对他的诬陷打击。

史论是欧阳修议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常常通过纪传前后的“序”、“论”褒奖忠义，批判邪恶，提倡名节，直接阐述自己的史学见地。如《唐六臣传论》，这班唐末权臣，在朱温逼宫篡唐的活动中，背唐向梁，卖主求荣，积极迎奉新主，一个个当上梁太祖朱温的高官，欧阳修特地为他们作一篇合传，他们由唐入梁，却大书“唐六臣”，这种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诛心之法，使这群德行两亏的小人无地自容，也严正警告后世那些企图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们。更值得一提的是《伶官传序》。《伶官传》是《新五代史》中的一篇合传，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伶人而导致败政乱国、身死名灭的史实。作者总结后唐庄宗由盛而衰的历史教训，强调人事有政治盛衰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作者摒弃天命，强调人事，告诫统治者居安思危，不耽于逸乐，无疑是对因循苟且的北宋统治者的严峻警示。文章立意高远，一唱三叹，理壮而气盛。沈德潜称赞它“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四)。

欧阳修的文论，述说创作甘苦，讨论文章得失，探索诗文革新理论，不乏作者的经验之谈，也多有文学创作理论的总结。虽立足于议论，却纵横婉转，笔锋常挟感情，既发人深省，又感人至深。如《答吴充秀才书》阐述文道关系，反映作者的基本文学观点。它采用层层深入的笔法，先揭示学者求道而不能达到高境界的原因在于“学者有所溺焉尔”;又指出学者之所以溺于文的原因，在于文“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继而阐述“文”与“百事”的关系，以为只求“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就不能达到道的高境界;最后指出孔子作六经，花费时日很少，而求道传道却耗去大量时日，以此说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理。归有光评此文:“识深而论确。”(《欧阳文忠公文选》卷三)又如《苏氏文集序》，在交代集录苏舜钦遗稿过程后，文章引用作者对杜衍说的一段话，高度赞扬苏舜钦的文学成就，痛惜苏舜钦政治上不得志而造成文章被世人冷落的现状，充分肯定苏子文章不可埋没的文学价值，说明难得的人才被无端地毁灭，实在可恨可惜，感叹世间仁人君子应该为国家珍惜人才。序言以议论为主，语言低回深沉，一唱三叹，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归有光评此序:“子美为世所摈死，故文多悲悯。读一过，使人感慨流涕。”(《欧阳文忠公文选》卷六)《唐宋文举要》引刘大櫆评语:“沉著痛快，足为子美抒其愤懑。”沈德潜亦云:“序中极言有文无命，徘徊惋惜，令后人读之，犹觉悲风四起。”(《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一)

(二)记叙文

欧阳修记叙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记”名篇的作品。在这些记体文中，单纯的山水游记很少，大多是亭园堂院记，往往打破樊笼，自创新格。在他的笔下，亭园堂院的废兴始末，风月山水等自然形胜，虽有记叙和描写，但不是文章的重点。它们只是文章的关联点，由它生发议论，引发抒情，而且记叙、议论、抒情三者熔于一炉，相得益彰，叙事写景之中寓含深情或哲理，议论、抒情又使记叙的境界得以升华。

《丰乐亭记》记叙丰乐亭建筑与命名的来龙去脉。作为写景文，它描写了丰山的地理形胜，描绘了幽谷清泉之间“无不可爱”的“四时之景”。但这些记叙与描写都服务于议论，从而使文章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作品先写五代时滁州是用武之地，而今察访战争遗迹，因天下承平已久，故老无存而不可得。接着写宋朝承五代乱离之后，开拓太平世道，百年不见战火烽烟。最后写滁地闭塞，百姓安于畎亩，乐生送死，甚至不懂得自己是赶上了好时代。文章以浓墨重彩之笔，歌唱太平气象，称颂丰乐世道，而归根结底，在告诫人们珍惜今天的和平安乐生活，不要忘记过去的战祸，不要忘记太祖的功德，正是太祖当年的平滁之功，开创宋初以来百年太平丰乐景象。文章的写作宗旨，在于“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全文俯仰今昔，曲折开合，层层推出主题，极尽变化之妙。储欣评点说:“以五代之滁与今日之滁相形，凭吊最有深情。”(《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一)陈衍亦云:“永叔文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为最完美。……一波三折，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所谓风神也。”(《石遗室论文》卷五)

《真州东园记》被欧阳发誉为“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先公事迹》)。皇祐三年(1051)，欧阳修应侍御史许元请命，为真州东园撰写碑记。他并没有见过东园，只是凭着许元的一纸图样和一席解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象，描绘出东园的绮丽风光。从东园的面积、池台亭阁堂圃各种景观，到芙渠芰荷、幽兰白芷各式香花佳木，伴随着游人的活动踪迹，伴随着游赏者的感受，娓娓道来，一一生动形象地呈示在读者眼前。一座普通的园林，写得如此令人神往!结尾处转入议论，在议论中褒贬人物，称颂在真州负责漕运的施昌言、许元、马遵三个当权人物。文章就像一首散文诗，辞约意丰，神韵缥缈。茅坤称其“有画意”(《文钞》卷四八)，刘大櫆称其“更有情韵意态”(《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引)。

欧阳修另一些记体文，则抓住亭名堂号、园名院号而生发议论，大做文章，如至喜亭、丰乐亭、昼锦堂等，无不如此。《非非堂记》紧扣“非非”堂名，发抒议论，阐述自己的是非观，表明自己“是是非非”的处世原则。作者认为“是是非非”之间，“宁讪无谄”。议论有的放矢，针对真宗朝以来当政者文恬武嬉，社会上阿谀成风的现实生活而发。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一生身体力行“非非之为正”的原则，独立不移，刚正不阿，敢于直抒己见，力矫时弊，虽几经贬斥，始终无悔。其处世为人之大节，在《非非堂记》中自表无遗。林景亮称道此文写法:“起笔二叠，句法于整齐中杂参差。”(《评注古文读本》)《画舫斋记》也是通过对居斋命名由来的议论，表白作者的襟怀与思想。文章开头介绍以舟名斋的三个原因，描摹如画，又情趣盎然，妙不可言。既而作者宕开文笔，议论舟与舟行生活，就自身经历引发感慨叹息，可谓借题抒臆，以小见大。结尾处交代写作缘由，以朋友怪伟之字题斋名于楹，却担心朋友质疑其命名，所以作文解释之。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一波多折，峰回路转，都是借题发挥，道出作者宦途上的真心感受。全文融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三层翻跌，文情摇曳，充分体现了宋人写意古文特征。楼昉称赏此作“文字宛转”(《崇古文诀》卷十八)，浦起龙评此文“因名写趣，因名设难，因名作解，亦是饱更世故之言”(《古文眉诠》卷五九)，可谓深得此文三昧。

欧文中还有一种所谓的“记”，不是记叙山水亭园，而是记叙一些亲身经历的或是假托的小事，用以说明某种深刻的道理。其中多为感时伤己之作，发人深思，耐人寻味，有如寓言性的小品文，兼具形象性、现实性和哲理趣味。《养鱼记》借助《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文意，略变其说，推陈出新，演绎成一则小故事，揭示一个生活的真理:在过于狭窄的生存环境中，英雄人物受到钳制，不但缺乏用武之地，而且还要受到小人们的排斥与残害，小人们反倒悠游自在，猖獗不已。作者借童子之口，批判小池“足以舒忧隘而娱穷独”的思想，寄托其初入仕途时期渴望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

欧阳修的记叙文，数量最多的还是碑志传记。碑志包括墓志铭、神道碑铭、墓表等，传记主要见于《新五代史》等史著，文集中以传名篇的，仅有《六一居士传》与《桑怿传》，另有“行状”二篇，也具传记特色。欧阳修名冠一时，登门求作碑志者甚多，今存《欧集》，有碑志一百余篇。这些文章不仅描摹人物的品德、才华、个性与身世，而且笔锋常带感情，尤其是为亲朋好友撰写的碑志，叙骨肉之情，抒离合之感，表达追思与惋惜，感伤零落与孤独，往往声泪俱下，情文并茂。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其先父亡母合写的墓表，在碑志文中享有“千古至文”的美称。它在写法上有意打破一般墓表的常用格套，一碑双表，同时记叙父母的盛德遗训与精神风貌。由于先父故世时，欧阳修年仅四岁，难以知悉父亲的行状，文章由侧面落笔，避实就虚、以虚求实，巧妙地借用母亲的话语，以母亲的亲身见闻感受，展现父亲的居官至廉、奉亲至孝、为政至仁，在表彰父亲高风亮节的同时，贤惠、刚毅、深明大义与襟怀大度的母亲形象，亦浮现在字里行间，真所谓父德母仪，相映生辉。作者以“有待”二字统摄全文，虽然只记叙几件琐屑小事，却能以小见大，感人至深。这篇出自欧阳修晚年手笔的墓表，经由作者的精心构思，匠心剪裁，确实达到了“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四《竹溪先生文集》引)的艺术境界。可谓言简意赅，真情自溢，是一篇情文深婉、峻洁有法的千古佳作。薛暄称赏其“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薛文清公读书录》)。

(三)抒情文

欧阳修的抒情文，主要包括祭文、辞赋以及一部分以抒情为主的赠序、序跋、书简等。欧阳修笃于友情，政治、学术、文学知交甚多，彼此意气相投，共同推进北宋的朝政、学术和文学革新事业。他为这些朋友撰写的祭奠之作，往往感情真挚，哀婉动人。《祭石曼卿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章打破一般祭文的格局，既没有细写曼卿生平大节，也没有追怀双方的友好交往，而是凭借想象，对比亡友的英灵形象和墓地的凄凉景况，抒发感慨，寄托对亡友的深沉怀念。文中三呼曼卿，渐次拓展文思，逐层深化感慨。文章强烈的抒情性，催人泪下。作者为了充分表达对亡友的怀念和哀悼，始终抓住石曼卿的“应然”和“未然”、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生”与“死”、“形”与“名”、“肉”与“灵”之间的冲突，表现曼卿英年早逝，“不得至乎中寿”的强烈悲剧色彩，又强调其精神不灭、名声不朽。为了渲染这种怀念和哀悼之情，作者反复以忘情达观的态度立说，似乎人死不足悲，结束时却是不能不悲，如此几经周折，回环映衬，更添惋惜哀伤之情。这种低回唱叹的荡漾情致，确实令人心折神往，茅坤誉之为“凄清逸韵”(《文钞》卷五九)。

欧阳修的文序，有的并不着眼于对主人公诗文的评述，而是借题发挥，抒发某种郁积在心头的强烈情感。《江邻几文集序》就是这样的作品。文章以自己的“少习为铭章”起笔，旋即感叹人生，看似不着边际，实则独具匠心。尹洙逝世以后25年间，苏舜钦、范仲淹、杜衍、梅尧臣、江邻几、余靖、苏洵、蔡襄、刘敞等师友故旧，一一相继谢世，故旧飘零，所剩无几，令作者感极而生悲，在此借机发端，抒发生死盛衰的慨叹。出于感伤江邻几“虽知名于时，仕宦久而不进，晚而朝廷方将用之，未及而卒”，却同时拉上这么多不幸者，特别是梅尧臣、苏舜钦两位，意在悲伤才德之士怀才不遇，谴责当政者不珍惜人才。文章通贯强烈的抒情气息，结构上层层递进而又自然流转，多用感叹句式，使人心动情移，不胜呜咽。刘大櫆说“欧公诗文集序，当以秘演、江邻几为第一”，并指出“情韵之美，欧公独擅千古，而此篇尤胜”(《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八引)。孙亦云:“只是悼亡意，作感慨调，抑扬顿挫，便有无限风致。此文佳处，盖在字句外。”(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三引)

作于明道元年(1032)的《书梅圣俞稿后》，也是一篇构思精妙的抒怀之作。文章开头有一半笔墨，作者绝口不提梅尧臣及其诗稿，而是大谈特谈音乐，这似乎是游离之笔，文不对题，实乃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审美悬念。文章论述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论述诗歌的发展沿革，旨在称赞梅尧臣诗“本人情，状风物”，揭示梅诗具有像音乐一样的强烈感染力。开章的写音乐，初看不着边际，实乃处处写梅诗，处处赞梅诗;下文的作者论诗，又处处和音乐关联。诗如乐，乐如诗，诗乐的奥妙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梅诗的魅力也一并托出，文章的精妙亦在其中。全文新颖奇特，形散神聚，转合自然，情韵绵邈。《唐宋文醇》卷四评述此文:“今观欧、苏二人书跋，如遇圣俞于高山流水之间矣。”吕葆中亦评曰:“摹韩《送孟东野序》，而舂容雅澹，一唱三叹处，亦欧之所独擅。”(《唐宋八家古文精选·欧阳文》)

欧阳修的赠序也不乏抒情佳作。如《送杨寘序》，这是欧阳修庆历四年(1044)送朋友杨寘到边远地任低级官员时的临别赠言。杨寘好学有文，但蹇滞于场屋，最后还是托祖宗余荫，补剑浦县尉。杨寘体弱多病，任职又远在千里之外，欧阳修于是写此序勉慰他。文章作法出人意表，别创一格，先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叙述音乐疗病养体的奇效。继而一大段琴理分析，从琴声的强烈移情作用，引出舜、文王、孔子“忧深思远”、援琴寄怀的故事，引出孤子伯奇、屈原“悲愁感愤”、作曲明志的故事，揭示和谐的音乐可以陶冶情性，净化心灵，疏导胸中郁闷，排泄心头忧愤。这一切很有情韵的描写，看上去都与题旨无关，最后一段，文笔转向杨寘，点明文章主题，劝勉朋友寄情于琴，以音乐调养身心，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乐而忘忧，健康地生活下去。作者笔下的琴声，实是至爱朋友的一片心声。全文即物抒怀，写得迂曲婉转，纡徐有致。结尾的百余字更是饱蘸浓情，笔墨酣畅，字字句句倾注着对朋友的关爱，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

欧阳修骈文中也有一些抒情佳作。在诗文革新中，欧阳修继承韩愈在文体上变骈为散的改革大业，努力倡导古文，同时尽力改造骈文，开创宋代四六体散文化的道路。欧阳修的辞赋之作，继承魏晋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表现手法，保持其诗的特质和情韵。与此同时，吸收散文笔法，多用虚词，少用对偶，打破四六句式，不拘韵律，形成散文诗式的体制，开创宋代文赋。吴子良甚至指出:“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荆溪林下偶谈》卷二)

欧阳修的《秋声赋》，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之一，也标志着宋代文赋的形成。文章的开头，从作者夜读时忽闻秋声，引出对秋声绘形绘色的描写，作者继承汉赋铺张扬厉的表现手法，借助丰富的想象，运用生动的比喻，以诗一般的语言，把难以状写的秋声描绘成具体可感的形象。正文全在对答童子之中，先从“色”、“容”、“气”、“意”四方面描写秋声秋色，继而议论秋气肃杀的原因，援引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种种说法，揭示秋主兵主杀，它残酷地摧杀草木，戕害万物，出自其肃杀的本性。文章的主题，集中在后面的抒情段落。作者渲染秋声的肃杀可怕、秋意的冷酷无情，目的在于感叹人生。草木为无情之物，尚且难免在秋声中凋零;人为万物之灵，终日忧心劳形，没有金石般的体质，却想跟草木一起争荣，这是自我戕贼。作者发出如此感慨，看似提倡一种安天知命、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是作者几十年宦海沉浮，饱经风霜忧患之后的无奈与悲哀，是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伤感。

《秋声赋》打破宋代骈赋、律赋统治赋坛的格局，突破其僵化板滞的体式，在保留赋体铺张扬厉、富赡华美、注重韵律等审美特性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散文表现手法，以文为赋，句式灵活流畅，风格清新自然。作者的思路由赏秋声到思秋声到悟秋声，并以一个成熟的老者、智者的颖慧，通过理性的思辨，实现了对“悲秋”主题的超越，将读者导入豁然开朗的领悟境界。全文既华赡优美，又简峭警策，更情致隽远。楼昉评曰:“模写之工，转折之妙，悲壮顿挫，无一字尘涴。”(《崇古文诀》卷十八)储欣称其为“赋之变调，别有文情”(《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四)。

二、六一风神

最早而且比较准确地概括欧阳修古文风格特征的，是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所说的:“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它道出了欧文纡余委备、条达疏畅的特点。而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揭示欧阳修古文豪健俊伟、雄辞闳辩的另一特点:“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阂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欧阳修散文中的“豪健俊伟”、“雄辞闳辩”糅合于“条达疏畅”、“纡余委备”，在语言运用、构思布局及审美感觉等方面，形成其独特的艺术特色，这就是后人一再艳称的“六一风神”。

“风神”一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笔端，都是用于人物品鉴，大抵指人的非凡超俗的风度与神采。刘义庆称赞王弥“风神清令”(《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称道王夷甫“风神英俊”(《世说新语·雅量》)，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中的“风神轩举”，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中的“风神爽朗”，《晋书·裴楷传》中的“风神高迈”，以及《南史》、《北史》中大量用于人物描写的“风神”，基本上都是取这种意义。到唐代以后，“风神”除用于人物仪表、气宇外，还广泛运用于书法、诗歌、音乐、绘画等方面，表达一种超尘脱俗、生动含蓄的审美感受。孙过庭称“篆隶草章”各体都应“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书谱》)。张怀瓘品评书法“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议》)。姜夔《续书谱》则用以称指书法气韵。韩愈将“风神”用于诗歌审美，其《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诗“遗我行旋诗，轩轩有风神”，《南史·褚彦回传》描摹琴曲“风神谐畅”。唐顺之则以“此幅风神更不俗”(《题夏中书画竹》)状写观画的感觉。

最早多次使用“风神”一词来形容文章风格的，应该算明人茅坤。虽然宋濂有称“先生之文……风神自远”(《文宪集》卷七《曾学士文集序》)，但只是偶一使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频繁使用“风神”评论欧阳修、韩愈、柳宗元、苏洵等人文章，其中使用最多的，还是用以概称司马迁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钞引》云:“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驰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独得妙解，譬之览仙姬于潇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又称司马迁之后，“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其《文钞》卷四三《史论》评语指出:“欧阳公于叙事处，往往得太史迁髓，而其所为《新唐书》及《五代史》短论，亦并有太史公风度。”这里的欧阳修“得太史公之逸”、“得太史迁髓”、“有太史公风度”，就是“六一风神”内涵的雏形。最早用“风神”来概括欧阳修散文风格的，也是这位茅坤。虽然归有光评语有云:“风神机杼，逼真太史公。”(《欧阳文忠公文选》卷五《唐书兵志论》)却也只是偶一提及。茅坤在评点欧阳修散文及司马迁文章时，多次使用“风神”一词。如《庐陵史钞引》云:“《五代史》则出于(欧)公之所自勒者，故梁、唐帝纪及诸名臣战功处，往往点次如画，风神烨然。”《文钞》卷七三《朱宣传》评语:“欧公语次，风神可掬。”同书卷七九《刘旻世家》评语亦云:“刘旻传多风神。”

从文章风格的角度说，“风神”是一种生动遒劲，含蓄蕴藉，一波三折，感慨系之，具有超尘脱俗的风姿神韵的艺术特色。它首先用于特称以《史记》为代表的司马迁文章风格，谓之“史迁风神”，又称“太史迁髓”、“司马子长之神髓”等等，继而指称司马迁文章传人之一欧阳修的古文风格，到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手上，以“风神”称道欧阳修古文风格，已广泛使用开了。据黄一权《欧阳修散文研究》考证，最早使用“六一风神”一词的，是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同时又指出，在吕氏前后“分别还有林纾与陈衍的说法”。林纾云:“世之论文者恒以风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韵之美。”(《春觉斋论文》)陈衍亦云:“世称欧阳文忠公文为‘六一风神’，而莫详其所自出。”(《石遣室论文》卷五)可见至少在20世纪初叶，“六一风神”的称谓已经广为流行。

“风神”之说，在理论上承继魏曹丕“文气说”、南朝刘勰“风骨说”、晚唐司空图“韵味说”以及南宋严羽“入神说”的成果，既指不可言传的古文风姿、神韵，也指建筑在充实思想内容基础上的风骨、神髓。无论是“史迁风神”，还是“六一风神”，都有内容上的要求，清代桐城派作家大都漠视其关怀现实、关注人生等思想内容，主要从文章格调、篇章结构、材料剪裁、语言技巧等方面评说，实在有失偏颇。由于上文已经论及欧文的思想内容，下文仅就“六一风神”的艺术特征作些探讨。

欧阳修古文的“六一风神”，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其内涵是深刻而宽泛的，除了内容上的风骨、精神与气度之外，从语言上讲，它平易自然，感慨多气，又善用虚词以传神;从结构上讲，它纡徐委婉，跌宕有致;从审美意义上讲，它偏于阴柔，美在情韵。“六一风神”虽然主要表现在记叙类欧文中，但绝非只限于记叙文，欧阳修的议论文、抒情文都有“风神”。茅坤说:“序事中带感慨悲吊以发议论，其机杼本史迁来。”(《文钞》卷四三评点《唐书艺文志论》)刘大櫆评《五代史伶官传序》说:“跌宕遒逸;风神绝似史迁。”(《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八)又评《五代史·一行传序》云:“慨叹淋漓，凤神萧飒。”(同上)沈德潜也评《伶官传序》说:“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四)可见欧阳修议论文的抑扬顿挫，感慨系之，属于“六一风神”内涵。茅坤评《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说:“风韵跌宕。”(《文钞》卷四六)《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六引刘大櫆评语:“此篇有苍古雄迈之气。”又引吴汝纶评语:“此等跌宕，亦专取风神处。”可见欧阳修抒情文中也有“风神”。“六一风神”源自“史迁风神”，它有婉曲、清逸的一面，也有雄放、豪迈的一面。“史迁风神”后代传人中，韩愈得其“雄”，欧阳修得其“逸”。“六一风神”主要表现为婉曲清逸、美在阴柔，偶尔也见于雄浑豪放、美在阳刚的作品。

作为欧阳修古文主体风格的“六一风神”，其表现艺术具有以下四种特征。

(一)平易自然，慷慨多气

欧阳修古文在同典雅华贵的西昆体及险僻生涩的太学体作斗争中确立起来，是平易自然的典范。欧文渊源于韩文，却在语言风格上别树一帜，韩愈虽然标榜“文从字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但同时强调“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这就难免表现出一定的尚奇好险。欧阳修针对韩文奇险的弊病，呼吁“勿用造语”、“取其自然”(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引)，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欧阳修倡导平易，但不排斥文采，而是将平易和文采统一于“自然”。他在《与渑池徐宰书》中，说到文章要讲究“精择”、“峻洁”，但是“不必勉强”，“须待自然之至”。欧阳修还有意识地引骈入散，融化、整合四六文的骈偶排比句式，强化散文的语言美。受其影响，通体为文成为创作风尚，于是骈文中贯入古文气势，工整切对的四六文走向散文化，散文中又融入四六句法，形成一种平易自然、骈散相间的极富表现力的散体文。欧阳修非常重视虚词的使用，《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字，《真州东园记》连用三十二个“之”字，《新五代史》史论则频繁使用“呜呼”一词，它们使文章深情洋溢，充满令人神往的韵味。

朱熹称赞欧文“十分好”，并且指出“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杨东山形象地将欧阳修平易流畅的文风，比作饭中正味，吃而不餍，云:“欧公文非特事事合体，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气。盖读他人好文章，如吃饭。八珍虽美而易厌，至于饭，一日不可无，一生吃不厌。盖八珍乃奇味，饭乃正味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篇)卷二)谢枋得亦称颂“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沉馨”(《文章轨范》卷四)。林纾则推尊欧文“不为险语，而风神自远”(《春觉斋论文》)。有人误以为文章平易，即平铺直叙，质木无文，其实不然。欧阳修的平易散文，多出自艰辛锤炼。何薳云:“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春渚纪闻》卷七)欧文的平易自然，饱蕴着咏叹，显得慷慨而多气。茅坤评《释秘演诗集序》说:“多慷慨呜咽之音，览之如闻击筑者。……篇中命意，最旷而逸，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文钞》卷四五)刘大櫆评《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云:“历叙交游，而俯仰身世，感叹淋漓，风神遒逸。”(《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四六引)

《黄梦升墓志铭》就是平易自然而慷慨多气的优秀碑志文。黄梦升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七叔祖，是欧阳修童年时代歆慕的朋友。他才华横溢，然终生不得志，仅四十二岁就悒悒而卒。欧阳修对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在墓志铭中，沉痛的悲情溢于言表。文章没有集中叙写亡友的生平事迹，只是平易地记述与黄梦升三次会面的情景:

予少家随，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

第一次会面，黄梦升留在童年欧阳修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个眉清目秀而意气风发的奇俊少年的形象。

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唏，相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

第二次会面，黄梦升因仕途不得志，备受生活的折磨，形貌憔悴，只有从他愤激难抑、发泄不平的醉舞大噱中，方能依稀窥见少年黄梦升心雄志壮的影子。

后二年，予迁乾德令，梦升复调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常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饮之酒，复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读之，博辨雄伟，其意气奔放，犹不可御。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而独其文章未衰也。

第三次会面，黄梦升意气消沉，神态凄然，一代文才在封建庸官俗吏的扼杀下，屈居下位，穷困潦倒，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醉酒悲歌之中，只有其雄辩奔放的文章，仍向人们展示志高意远的内心世界。

欧阳修怀着对亡友无比沉痛哀切的心情，如泣如诉地描写了黄梦升生平的几个小片断，着墨不多，语言平易，但亡友的才华、志向及刚正、自负，中国传统文人的豪气、落魄与无奈的形象，浮现在读者眼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欧阳修的这类墓志打破樊篱，独辟新体，显示出强烈的文学美。方苞云:“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与程若韩书》)刘大櫆评此文说:“欧公叙事之文，独得史迁风神。此篇遒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四七)茅坤评点本文“叙生平交游，感慨为志”(《文钞》卷五七)，吴汝纶则称赏“此文音节之美，句句可歌”(《桐城吴氏古文读本》)。

欧阳修的随笔中也有一些平易记事的短篇，虽然只是素描式的淡淡勾画，人物形象却栩栩传神。如《归田录》卷一“卖油翁”的故事，记载陈尧咨的一则轶事，说明凡事只要多做多练就能因熟生巧的道理，记事生动活泼，寓意深刻，富有哲理性和趣味感，被后人广为传诵。又如《归田录》卷二所载:(www.xing528.com)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叹息。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

全文不足八十字，记叙一副绝妙对联产生的趣事。文章简洁平易，第一层略介梅尧臣其人，突出其怀才不遇;第二层记叙梅尧臣夫妇对话，得出一副绝妙对联。寥寥数语，勾画出梅尧臣放荡不羁的性格和诙谐达观的人生态度。

欧阳修的骈文中也有一些平易抒情之作。陈善说:“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扪虱新话》卷九)今存《欧集》中，《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属于骈文;而《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也大都是骈俪四六，属于“欧公变昆”之作。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的应用文体，却有一些抒情佳篇，写在十三首《采桑子》词前的《西湖念语》，就是典型的平易骈文。全文如下:

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遏酒便留于道上。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这篇用骈体写成的引言，与宋初杨亿、刘筠的藻丽华赡体制迥然不同，而是以古文气格，贯于骈体之中。它多用对偶，但不求工整切对，摆脱了死板凝重的四六形式。它只在平常字眼上着力，并注重虚词的运用，铸成文章气势，显得一气呵成，平易流畅。它也重视用典，但避免生僻艰涩，如首句王徽之爱竹、陶渊明卧舆之事，都见于《晋书》本传，熟为人知，读来不觉晦涩，有典雅凝重、清新自然的美感。它表达了作者晚年仕致后寄情大自然，徜徉于湖光山色的幽情雅致，抒情味很浓，读后令人心驰神往。

(二)裁节有法，回环婉曲

欧阳修古文“善用纡徐”，“来得柔婉”(刘熙载《艺概》卷一)，多用宕笔，曲折感人。茅坤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说:“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节有法，字不繁而体已完。”(《文钞》卷五一)评《相州昼锦堂记》又云:“以史迁之烟波，行宋人之格调。”(《文钞》卷四八)艾南英亦称欧阳修立言“剪裁详略，用意深远，得《史》、《汉》之风神”(《再与陈怡云公祖书》)。方苞说:“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古文约选序例》)可见裁节有法，纡徐曲折，是“六一风神”内涵之一。

《与高司谏书》被认为是欧文最接近韩文雄放风格的作品。方苞评点此文说:“欧公苦心韩文，得其意趣，而门径则异。韩雄直，欧变而纡余;韩古朴，欧变而美秀。唯此篇骨法、形貌，皆与韩为近。”(《古文约选》)其实，它还是深深地打上了欧文“纡余委备”的风格烙印的。作者虽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对高若讷严词斥责，但是，仍坚持从容说理，文章迂曲往复，依靠辩理而克敌制胜。

作品开笔于遥远的十四年前，用了三个层次，徐徐回顾对高若讷品质的认识过程。十四年间，共有三“疑”，终于转为今天的“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三“疑”而一“决”，充分揭示高若讷卑劣人格，给文章造成顿挫起伏之势，使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字平地生波，耐人寻味。进入正题后，作者还是没有顺理成章地严词怒斥，而是逆笔移转，纡曲设辞，代为高若讷开脱，实际上以退为进，揭穿其伪君子假象，还其“君子之贼”的本色。文章说: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看上去其设想之词，充满对高氏的“怜悯”之心，实际上，将高氏贬到连“庸人”、“愚者”都不如的卑下地位。当然，高氏面对这种辩理，还可以用“范氏不贤”来自解，于是作者再退一步，假设范仲淹果真不是贤良，然后用一个漂亮的二难推理，挤陷高氏于无可辩解之中。文章说: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严密的说理咄咄逼人:范仲淹果真不贤，高若讷有责任早该说话;范仲淹真个贤，如今的紧要关头，高氏更应该替他说话。正是这段逆转之笔，堵绝了高若讷退步自保之路。以下文字顺势而成，有引证历史，以古类今;也有踔厉风发的议论，义正词严的痛斥，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等。但通览全文，文章以徐缓的说理、迂回的假设、婉曲的语言，体观欧阳修古文的主体风格特点，故姚鼐誉此书为“偏于柔之美者也”(《复鲁絜非书》)。

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贬谪夷陵途中写作的《读李翱文》，也是一篇裁节有法，婉曲多致的佳作。作者在身受不公平待遇的时刻，耿耿萦怀的是国家的安危、朝政的利弊。文章抒发忧国忧政之情，表达对朝廷忠奸不辨、是非不分的不满，行文则大开大合，翻转跌宕，于自然朴实中见婉丽精巧。

作者先写自己重读李翱之文，认识李翱其人的曲折过程:“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时，心中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文章“不作可焉”，这是否定式的批评;继而“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时，觉得李翱颇有些愤世嫉俗，还算是“善论人者”，但又认为他之所以如此，只不过自身不得志罢了，这是半肯定半否定的批评;“最后读《幽怀赋》”时，倾慕之情油然而生，不由得叹为不世知己。文章一波三折，展示自己对李翱其文其人的认识转变轨迹。

接着，文章转入对李翱忧国忧政思想的赞叹。作者将李翱与韩愈相比较，韩愈仕途未通时，所作的《感二鸟赋》，“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李翱《幽怀赋》则不然，他不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愁叹，只为忧国忧政，“虑行道之犹非”。作者由此兴叹，推想当时君子都能像李翱那样“易其叹老嗟卑之心”，唐王朝就不至于乱亡了。作为“读后感”式的文章，到此似乎山穷水尽，谁知文笔一宕，又见柳暗花明: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作者由回顾历史转到现实政治中来，感叹李翱幸亏不生于今时，否则，他的忧愤一定更加厉害。可惜的是，生于今时的人，却并不忧愤，而一旦有了这种以天下为忧的人，一定要遭受排挤和打击。这是对当时朝政改革遭受挫折、爱国忧政者遭受贬谪的现实表达愤慨和指责，是文章写作宗旨所在。

全文不足四百字，文字七折八转，结构跌宕起伏，最后几句画龙点睛，感情慷慨而深沉。归有光评点此文:“感慨悲愤，其深情都在时事上。”(《欧阳文忠公文选》卷十)林云铭评曰:“文之曲折感怆，能令古今来误国庸臣无地生活。”(《古文析义》卷十四)唐介轩则称誉此文“情词悲壮，寄慨无穷”(《古文翼》卷七)。

(三)偏于阴柔，情韵绵邈

清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继承章学诚“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文史通义》)的说法，将文章风格划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他在《复鲁絜非书》中指出:“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并对阴柔之美作了形象的阐述:

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由此可见，具有阴柔之美者，一定饱蕴深情，具有令人神往的韵味。与阳刚之美在于气势不同，阴柔之美主要在于情韵。

《醉翁亭记》，历来被人叹为“欧阳绝作”(《唐宋文醇》卷二六)。它潇洒顿跌，情韵绵邈，最能体现欧文的阴柔之美。茅坤誉其为“文中之画”，并说:“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翛然长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文钞》卷四九)它揭示的正是此文的主要艺术特点。

文章着笔于记“亭”，更着力于表现“醉翁”心态，以物美人乐为中心，展示一幅风光绮丽的画卷，表现作者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思想。它由勾画醉翁亭四周优美的自然环境入手，从“环滁皆山”到“林壑尤美”的西南诸峰，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到“水声潺潺”的酿泉，到“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一步一景，步步推进。通过描写林泉相映之美，山水寄情之乐，推出“醉翁”其人，更推出了文章的主题:“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接着，描写醉翁亭周围朝夕不同之美，四季变幻之美，表现出“醉翁”“山水之乐”的内容之一: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这是“醉翁”身处优美大自然中“乐亦无穷”的情趣，然而“醉翁”的山水之乐，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即与民同乐。文章描写了滁人游山之乐和太守宴游之乐的场面: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太守醉也。

这两幅形象生动的画面，将滁人游山之乐与太守宴游之乐结合起来，把“醉翁”山水之乐的自然美景的内容，推进到与民同乐的更高层次。优美的山光水色，加上百姓的安居乐业，才使这位“醉翁”太守感到无穷的乐趣。最后，描写夕阳西下，太守与宾客兴尽而归的情景，并由“游人去而禽鸟乐”引出对本文主题的议论: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所谓“太守之乐其乐”，其内涵不仅是山水之乐，而且是滁人之乐使这位父母官看到了自己的政绩，并从中获取巨大的精神享受。

全文感情充沛，无论写景叙事，甚至于夹杂其中的议论，都跳跃着作者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情，文章就像一首抒情诗，紧扣一个“乐”字，层层推进，从容婉曲，笔墨酣畅，文思起伏，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句法则骈散结合，长短相宜，有利于情韵的表达。本文的抒情、写景，兼用了一些质朴自然、似骈似散的对偶句式，既讲究工整，注重声律，又参差错落，变化有致，如“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鸥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优美的文句饱含作者的欢悦情感。

此文的情韵绵邈，更突出地表现在虚词的使用上。虚词在文章中具有传神的作用，刘大櫆指出:“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论文偶记》)吴汝纶甚至夸张地说:“叹文章之难，第一在用虚字。”(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声色》引)文章神气，骈文在音律，散文在虚字，是有一定道理的。本文的二十一个“也”字，有规律地散见于全篇，反复出现，加强了文章的节奏感和抒情气息，也强化了文章咏叹的韵味，读起来琅琅上口，无怪乎《唐宋文醇》卷二六称道:“前人每叹此记为欧阳绝作。”

(四)含蓄呑吐，诗味醇浓

欧阳修古文一唱三叹，情韵绵邈，具有诗歌的韵味。清人方东树所说的“欧公情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昭昧詹言》卷十二)，道出了“六一风神”的主要特点。上文简析过的《醉翁亭记》，正是诗味醇浓的代表作。有趣的是，作者另有《题滁州醉翁亭》诗，表达寄情山水的雅趣，意境与《醉翁亭记》有相合之处，如“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远步就潺湲”。诗句几乎可以一一在文中找到注脚。更有趣的是，后人将《醉翁亭记》原文稍加改易，便成为词曲。如黄庭坚《瑞鹤仙》词云:

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游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觥筹也。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山谷隐括醉翁亭记》

又如林正大《风雅遗音》有《贺新凉》词云:

环滁皆山也。望西南，蔚然深秀者琅琊也。泉水潺潺峰路转，上有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试问醉翁何所乐?乐在乎山水之间也。得之心，寓酒也。四时之景无穷也。看林霏日出云归自朝暮也。交错觥筹酣宴处，肴蔌杂然陈也。知太守游而乐也。太守醉归宾客从，拥苍颜白发颓然也。太守谁?醉翁也。

又庾天锡《元人小令集双调》有《折桂令》曲云:

环涂秀列诸峰，山有名泉，泻出其中。泉上危亭，僧仙好事，缔构成功。四时朝暮不同，宴酣之乐无穷。酒饮千钟，能醉能文，太守欧翁。

这些据《醉翁亭记》文句删节而成的词曲，固然是文字游戏，然而，联系到吴泳《鹤林集》卷一《变欧阳子秋声》将《秋声赋》改写成诗歌，足以说明欧阳修古文本身的诗味醇浓。

欧阳修古文诗味醇浓，还表现在它的含蓄，意在言外。朱熹评论欧文说:“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朱子语类》卷一三九)魏禧也指出:“欧公之妙，只在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魏叔子集·日录》卷二《杂说》)《岘山亭记》就是这样一篇含蓄吞吐、诗意隽远的作品。岘山，在今湖北襄阳南面，东临汉江。晋初，羊祜镇守襄阳，功绩卓著。死后，襄阳百姓在岘山建羊公庙纪念他，又在他生前游山休憩处修建岘山亭。杜预平定吴国之后，将功绩刻于二碑石，一置岘山之上，一沉汉水之中，以为即使将来有陵谷沧桑之变，终究有一碑石留存人间，名声可垂后世。岘山因为这两人而闻名于世。熙宁初年(1068)，史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扩修改建岘山亭，“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并以自己的官衔命名为“光禄堂”;史中辉与欧阳修交情友善，托名襄人要为他立碑记功，延请欧阳修为之作记。欧阳修素来反对趋时邀誉，但碍于朋友情面，又不便断然拒绝，因而颇费斟酌，写下这篇含蓄吞吐的名篇。

作者显然并不赞同史中辉的好名举动，文章却不点破，只是慨叹羊祜、杜预的“汲汲于后世之名”，尤其是对杜预的贪名勒石，更是语含讥讽:

元凯(杜预)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二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话语之中，规劝史中辉立碑记功之举大可不必，情意已在不言之中。说到史中辉时，文中写道:

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羊祜)、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联系上文对杜预好名行为的否定，这里显然含有讽刺意味，当然，作者也希望朋友以羊、杜为榜样，在政事上有所建树。所以，何焯称此文“言外有规史君好名意。盖叔子是宾，光禄堂却是主也。史君非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盖心非之，妙在微讽中有引而进之之意”(《义门读书记》)。文章咏叹再三，笔姿摇曳，显得含蓄蕴藉，意味深长，既敷衍了朋友的请托，又含蓄表白了自己的观点。一篇难以下笔的文字，在作者手中写得如此言约意远，藏锋敛锷，真不愧大家手笔。姚氏(鼐)语曰:“欧公此文，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壒者，绝世之文也。”(《古文辞类纂》卷五四引)

欧阳修古文极具创造性，它以推尊韩愈古文开步，大胆变古创新，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无论叙事、抒情、议论，都能做到语言平易晓畅，文意纡余委备，结构严谨多姿，情韵婉转绵邈。这种被后人艳称不已的“六一风神”，在当时深刻影响了曾巩、苏辙的创作。尤其是曾巩的文章，委婉平和，雍容醇雅，受欧阳修影响更深，后人往往将他们并称“欧曾”。明代中叶以后，归有光的抒情小品文，情感真挚，文笔流畅，深得欧阳修“风神”。清代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古文，讲究雅洁、神韵、义法，风格偏重阴柔，与欧文风格一脉相承。除此之外，欧阳修古文还具有多方面开创性贡献，他大胆“变昆”，在骈文中贯入古文笔法，改造成宋体四六文。他创作《秋声赋》等作品，以古文手法写赋，开创宋代“文赋”新传统。他的《六一诗话》记载诗坛轶事，评论诗人创作，创立一种随笔体、漫话式的诗歌批评新体制，开宋人诗话先例。他的《归田录》、《试笔》等随笔，或叙朝廷遗闻，或记名物典章，或借题发挥，或戏笑调侃，写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开宋人笔记创作之先河。无论就古文的内容、形式或艺术风格而言，欧阳修都无愧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古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