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讲座13: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

第十三讲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古文创作艺术

熊礼汇

一、唐末散文发展的特点

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一般文学史讲唐末散文，多介绍此时的小品文，作家则锁定为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三人。介绍其小品特点和成就，也多从鲁迅说的“抗争和愤激”、“挣扎和战斗”，来描述其“光彩和锋芒”。小品兴盛是晚唐(包括唐末)散文发展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三家散文就不能全称为小品，因而仅言小品是不能概括唐末散文发展特点的。

唐末散文发展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作者们大都认同韩、柳等人的古文主张，有意继承古文艺术传统。如皮日休不但肯定韩愈所标榜的道统、文统，而且发挥其道统说，认为韩愈确实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文统，表明自己也要承续其统绪。所谓“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系公之力也”(《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一方面，他把韩愈看做王通的后继者，声称自己“嗜先生(指王通)道，业先生文”(《文中子碑》)。另一方面，他仰慕韩愈“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或“身行其道，口传其文”(《文中子碑》)，为文亦求明道，自谓其文“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皮子文薮序》)。至于陆龟蒙，也是“有志扶荀、孟”、“为文通古圣”(《村夜二篇》，《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九)，“自小读六经、孟轲、扬雄之书，颇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规矩，无出于此”(《唐甫里先生文集》卷十八《复友生论文书》)。就是罗隐，虽十次应考十次不第，他为学为人的态度，也与韩愈对古文家的要求相合。曾对人说:“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欤?……其进于秉笔立言，扶植教化，当使前无所避，后无所避，岂以吾道沉浮于流俗者乎?”(《答贺兰友书》，《全唐文》卷八百九十四)

二是强调古文“救时补政”的社会功用。皮日休《请孟子为学科书》说“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理由就是读庄、列之文，不可能使人“汲汲以救时补政为志”。而他肯定贾谊《新书》，就因为它讲“抑诸侯而尊天子”、“灭胡越而崇中夏”，都是针对汉初重大政治问题而发。自道作文特点，亦谓“日休于文尚矣……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桃花赋序》)。陆龟蒙曾批评江淹《青苔赋》，谓“置苔之状则有之，劝之道则未闻也。如此则化下讽上之旨废”(《苔赋序》)，也是主张为文当讽时劝世。皮、陆强调古文救时补政的社会功用，除时政腐恶、弊端丛生急需疗救外，还与彼等尚儒学风重在实用有关。皮日休既谓“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又说“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悼贾》)陆龟蒙好读经书，尤喜钻研《春秋》，推崇王通的《春秋》学，也服膺啖助、赵匡、陆质以意解经、联系社会实际以论道的学风。应该承认，皮、陆、罗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士，由于身处末世和个人境遇的限制，他们的“救时补政”之术实难为世所用，因而他们的古文多停留在对时政之弊的揭露和抨击上，虽然在揭露、抨击的背后，有理想的政治境界存在，但对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即如何实施政治变革就极少触及。当然，这也是对儒道的“用”，但追求的主要是“在于百世之后”的“用”。

三是文章写作出现了篇幅短小、风格峭直、出语愤激、用词尖刻的倾向。这一倾向主要表现为杂文小品的大量出现。对唐末小品的认识，似应注意两点。一即唐末小品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和从一般意义上讲的(特别是明清人讲的)小品是不同的。准确地讲，它们应该称为古文小品，属于唐末古文中篇幅较小的一类。二即不能将皮、陆、罗文集中的散文都视为小品，也不宜用小品概指唐末散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笠泽丛书》就说:“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看来，《提要》编纂者是不赞成将标举“伟论”之作，划入“闲情、别致”之作的小品范围的。若依此论，皮日休那些篇幅甚短、“有骨力的文章”最好像鲁迅那样称为“短文”。他实在算不上唐末重要的小品文作家(汤高才等主编的《历代小品大观》，就连皮氏一篇短文也未选)，就是陆、罗的短文，也只有一部分是小品。因此，对三家散文，还是称为古文比较恰当。

二、皮日休古文的艺术特色

皮日休(834—883?)的古文，主要见于《文薮》。《文薮》是他在中进士第的前一年(咸通丙戌年(866))自编的文集，编辑的目的是为了行卷，希望能遇到元结因《文编》而深受有司赏识那样的机会。加上这些文章多作于隐居鹿门和漫游吴、越之时，故可称为处士之作或山林之文。皮子古文最重要的特点，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的“多能原本经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除《请孟子为学科书》、《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外，所作书、序、论、原、辨、碑各体之文，持论皆本于儒学。即使文中出现惊世骇俗之语，诸如《原谤》中说“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鹿门隐书》说“吾谓自巨君、孟德已后，行仁义礼智信者，皆夺而得者也”，最终的立论依据仍是儒学。像前一句，观念和文风都是学的《孟子》。

由于皮子古文可视为处士之文，便带来它的第二个特点，即多数文章偏于从理论(或理性)层面论析古今事理，和用儒家政治理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衡量现实政治、规范自己和他人的现实人生。即使抨击时政、时俗之弊，总是超越众多具体现象，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特征，概括言之。

由于论事好概括言之，好从理性层面言之，故皮氏古文的第三个特点是用语精练，说得十分明白。因为用语精练，所以短文多;因为要讲得明白，所以少有掩饰或不加掩饰，直言尽言以至锋芒毕露。

作为应试前储备学养、加强写作训练(即嗜道业文。嗜道——求道之用;业文，为韩子之文)成果的皮子古文，多数是借古文献、古代人物、古老命题以儒道尝试论之。如《春秋决疑十篇》、《补大戴礼祭法文》、《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易商君列传赞》、《汉斩丁公论》、《文中子碑》、《首阳山碑》、《诮庄生》、《旌王宇》、《斥胡建》、《鄙孝议上下篇》等。其中不少是用写读后感的方式写的，诸如《读韩诗外传》、《题叔孙通传》、《题安昌侯传》、《读司马法》等。另有一类文章，实是写作者对如何为人问题的思考，也属于求道之用，反映出他要用本于儒学的处世态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规范士人行为的愿望。代表作有《六箴》和《动箴》、《静箴》。《六箴》虽言作者“检身敕己之志”，实是既讲君道、臣道，也讲士人的处世之道。像《祝疟疠文》，表面上看，是“讽刺‘上弄国权，下戏民命’的权臣”，或谓“是全面揭露晚唐官场种种丑恶的”，其实，仍是在用儒家的人文精神规范官员的为臣之道，只是表现形式比较特殊，即借对疟疠的祷告，通过对臣子不规范行为的揭露、批判，来推行符合儒家规范的为臣之道。

在皮子古文中，《十原》和《鹿门隐书》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韩愈写过《五原》，皮子《十原》之作系学韩而为。立论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儒学及相关理念，但论述的问题比较具体，众多探本之说并未构成理论体系。其《十原系述》有云:“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其在《十原》乎?呜呼!谁能穷理尽性，通幽洞微，为吾补三坟之逸篇、修五典之堕策、重为圣人之一经哉!否则，吾于文，尚有歉然者乎?”可见，他十分看重《十原》弘扬儒学、订正讹误之说的意义。

读《十原》，知《原宝》、《原用》、《原谤》、《原刑》皆言为君之道，《原己》是既言君道，又言臣道，还可以认为是言士人君子之道。作者讲“敬于己者以道”，说到底，强调的是儒家“劳一心而安天下”“劳一身而安万世”这样一种兼济天下的献身精神。《原化》尚儒、排佛一如韩愈《原道》，但不像《原道》从理论上清算佛、老罪行，树立儒学的权威，而是慨叹儒学、圣人之道在当今教化中主体地位的失落，和无人应世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呜呼!今之士，率邪以御众，握乱以治天下……不曰难哉!不曰乱哉。”《原化》居《十原》之首，颇堪玩味。事实上，《原化》所讲的儒学、圣人之道在教化中的地位为佛教所取代，正是唐末政治文化思想背景的突出特征。风俗与化移易，在皮子看来，唐末官场、士林、民间种种风衰俗弊之事，皆因此而生。这样，才激发了他弘扬儒学、扶树教道的主动性，才引出了他运用儒道“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的古文。

持论本于儒学，始终维护圣人的伟大，慨叹儒道的不行于时，是《十原》思想内容的基本特点。像《原弈》说:“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从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岂曰尧哉!”(孙绪《无用闲谈》言:“《博物志》载弈棋为尧所制，以教丹朱;皮日休极口谓不然，乃谓起于战国纵横之士。孔子谓‘不有博弈者乎’。则是春秋时已有之矣，日休偶不察也。”)《原兵》“以为蚩尤乃黄帝之诸侯，盖其为人暴，黄帝征而灭之”，《原祭》说“师祭”不当祭蚩尤，而“轩辕，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乱，以德被后。今之师祭宜以轩辕为主，炎帝配之，于义为允”，都是通过推究事物的本原，辨析成说，以赞颂圣人之道。思维方式则是“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而将今人今事作为比照之物。论其辨析之精，真能做到“穷理尽性，通幽洞微”。论其文笔简洁，则表现为说理直进直出，决不拖泥带水;语少意明，针针见血;虽慨叹有声，总融入立论之中。故《十原》之作，篇幅短小(《原化》最长，不到四百字;《原祭》最短，仅有百余字)，却意深词新，不少句子直可作为警句看待。

《鹿门隐书》六十篇，写的是作者习道观古以鉴今的心得，大概是学有所思，思有所得，即笔录之。故行文单刀直入，多古今对比;出语简明、深刻;多讲结论，少有论述。除五六则可视为完篇，另有几则类似文章片断外，余皆为警句集锦，有的两句即为一则。由于是“隐(藏而不露)书”，又是记自家心得，故言事论理不掩情性，不但说得脱皮露骨，还出语犀利，辛辣味浓。作者在《〈隐书〉序》中说:“醉士隐于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惭其所未周，故复草《隐书》焉。”文以明道，道、文本为一体。看来，作者作《隐书》是为了弥补他所读明道之文的不足，自命不可谓不高。就古文写作而言，他作《隐书》，似有积聚材料(主要是文章的理、意和语言材料)，为构思相关古文预作准备的性质。像《隐书》所录下列句子:

洁者，不观其穷，观其富;慎者，不观其危，观其势也。苟当穷能洁，当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其十一

古之宫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已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其十二

舟之有舵，犹人之有道也。舵不安也，舟之行匪舵不进，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犹舟之有舵，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

——其十六

小善乱德，小才耗道。

——其二十四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其二十六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后患何!

——其二十八

不以尧、舜之心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为臣者，具臣也。

——其三十一

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

——其三十八

惮势而交人，势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其四十四

爱虽至而不媒，仇已危而不挤，势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识已，岂小人之能哉!

——其五十二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www.xing528.com)

——其五十六

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

——其五十七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其五十九

引文所言涉及问题颇多，一些说法和类似的语句就曾为皮子成篇古文如《原谤》、《读司马法》、《祝疟疠文》、《六箴》等所采用。

三、陆龟蒙古文的艺术特色

陆龟蒙(?—881)举进士不第，从湖州刺史张抟游，作过湖、苏二郡从事，后隐居秋江甫里。陆龟蒙和皮日休相知相交，同为晚唐诗文兼擅而古文创作尤有特色的作家，有“皮、陆”之称。

陆龟蒙的古文，清代四库馆臣称为“杂文小品”，并谓其“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现存陆氏古文均为完篇，篇幅并不比皮子成篇的古文短小。四库馆臣称其为小品，大概有三个理由(从此也可见出他们的小品文体观念)，一是篇幅较小，二是不作“伟论”，三是自有“闲情、别致”、“自成一家”。文章篇幅大小，本是相对而言，很难说死。拿陆文和宋明小品相比，就显得篇幅较大;拿它与唐宋鸿文相比，自然显得篇幅较小。所谓不作“伟论”，是指不议论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或未就此类问题发表重要看法)，不以探讨重要的学术问题为中心内容(或未专就某一学理、某一人物、某一事件发表颇具理论色彩的见解)。陆文确实没有坐而论道的大作，就像众多学者说的，陆文的重要内容“是对唐末现实的真实揭露”(郭预衡语)，除了用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表示作者忿忿不平的心绪外，主要是用聚焦手段将现实社会中的腐恶现象凸显出来，并不作理论阐述。至于“闲情、别致”、“自成一家”，看似就内容言，郭预衡先生就说:“龟蒙的杂文杂感，确能自成一家，但大抵都是愤悱之辞，不是‘闲情别致’。”(《中国散文史》)显然，郭先生认为四库馆臣讲的“闲情、别致”，指的是文章内容，并将其与“闲情逸致”(悠闲、舒适的情趣)等同。

其实，“别致”不同于“逸致”，“闲情、别致”是指陆文立意和表现形式的新奇而言。“闲情”，指的是陆龟蒙作为“江湖散人”、“布衣之士”的写作心态。他不是在朝重臣，没有机会火急上表汲汲乎用。纵然有话要说，但“敢谏鼓不陈，进善旌不理，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开，平津阁不立，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宰执”(《自怜赋》)。只好以闲淡之心静心构思“别致”之文，以揭时政之弊。“别致”即新奇，指文章立意以及构思和表现形式的新奇。皮子之文有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者，论立意、构思和表现形式之新奇，仅有一篇《祝疟疠文》。余皆径言其理，虽然立意深刻，表达方式多是直来直去。大概皮子为文用力最多的，是对说理警句的锻造(力求其深刻、犀利、耸人听闻)，不太讲究构思的奇特和表现形式的新异。陆龟蒙为文尚奇，自谓“我书奇奇，浑元未衰”(《哀茹笔工文》)。陆文“奇奇”，自指意奇、语奇和构思方式、表现形式的新奇。既如此，四库馆臣说陆氏杂文小品，在以闲淡之心作新奇之文方面，确能“自成一家”，就符合实际。

就一篇文章而言，陆氏立意新奇、构思新奇和表现形式的新奇，是完美地统一在作品之中的。比如《登高文》，意在抨击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不肖和揭露社会动乱、百姓遭殃的现实，表达作者的愤世、厌世之心。但并不是开门见山，径遂直陈，而是用九月九日“稚子”问“予”是否有意登高，“予”说不愿登高理由的方式引发出来。说理由也不是直斥腐恶现象，却先对稚子无知来一番感叹，乘势说出自己为人“时孤笑以独愤，乐正直而非险艰。为书摭之，与善治顽。有行同而迹类者，尚愤疾乎声颜”的特点，和不愿登高“肆远目而务周旋”的原因。如此行文，既能表白自己的正直、清高、疾恶如仇，也对下写登高“周旋”对象的可恶有提掇作用。故接下来四节文字，分别细写三种人的恶行和老百姓的痛苦之状，均以“如此者又欲见耶”作结以寄愤。最后再来一段和首段照应，申说稚子所言登高“灾眚可逭，郁陶可披”是不可能的。因为“惨戚在下，吾宁忍欺”(意谓面对高台之下老百姓愁惨悲戚的境遇，我哪能自己欺骗自己、视而不见呢)，“我中时病，言开怒随;我感物悴，遐瞻迩噫。是使灾眚弥炽，郁陶愈悲”。如此认真诉说不愿登高的理由，对社会腐恶现象的抨击和揭露就显得十分自然。

又如《野庙碑》，意在抨击当今官吏鱼肉百姓、作威作福，而“一旦有天下之忧”，则“乞为囚虏之不暇”。大概作者平日对民间好事鬼、多淫祀就很有感慨，以为野庙“无名之土木”无功无德，不应受人奉祀。转而一想，现实社会中的官吏无功、无德于民，却要受人供奉，岂不远甚于野庙之神?于是便有了古文《野庙碑》行文的思路，有了因神及吏、借题发挥、大放厥词的表现方式。具体写作，则先说瓯越间淫祀情形，有意突出“氓”对“神”的敬畏心理和奉祀之恭谨、虔诚，再对此加以评议。评议既“以古言之”，又“以今言之”，自以后者为重点。后者揭露、抨击官吏恶行劣迹，接得自然，骂得痛快。接得自然，盖因由神及吏转折无痕，语云“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说的是官吏，却巧用比喻，由说神过渡到说吏，承中有转，文气顺畅。骂得痛快，一是因为作者“言开怒随”，斥责有声;二是因为他用叙议结合的手法，尖刻的批判性语言，憎恶倾向鲜明的长句、反问句，把官吏作威作福、为人酷虐，百姓有难不关于心，国家有难辄投敌求生的行径揭露无遗。揭出歹行本身就有很强的批判力量，更何况语带讥刺、连珠迸发呢!试读: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

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

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贵其真土木耶?

直觉句句火气灼人。的确，“以今言之”正是本文的喷火口，本文“别致”，妙就妙在这个“喷火口”选得好!

陆氏作愤世、骂世之文，无论出语夹枪带棒，还是旁敲侧击、影射其人其事，都与皮子说理论事开门见山、径遂直言不同，总爱借说他事引出，或编一寓言、故事巧发愤激之词，立意、构思都给人新奇之感。像《送小鸡山樵人序》，实借写樵夫回应“吾”之责备的答词，记录黄巢起义之后，赋役沉重，农民不堪负荷的惨状。像《记稻鼠》，实借记乾符己亥岁吴兴稻农蒙受鼠灾事，抨击官家对灾民“赋索愈急，棘械束榜棰木肌体者无壮老”。作者构思得巧，由今日食稻之田鼠思及古代“重敛”之“硕鼠”。在议论中浩叹一声:“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其联想因事而发，浩叹又因联想而生，一切顺理成章。又像《蠹化》，意在抨击“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的官僚，警告他们将要面临“为大蝥网而胶之”的下场。但文章却从“桔之蠹”写起，再巧妙引申，谓“天下，大桔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云云，直落到官僚身上，然后对其歹行好一顿数落。再如《马当山铭》，实是痛骂小人心地阴险，是借为马当山作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先概言太行、吕梁之险，细写马当之险，再说太行、吕梁、马当虽险，尚可一一征服，而“全是三险而为一，未敌小人方寸之包藏”。由议论山水之险而说到小人心地之险，也是借题发挥。好处是在铺陈山水之险之后，再说小人心地之险非“三险合一”所能“敌(匹敌)”，能给人一种穷冈峦而乍见奇峰的新奇感、震撼感。

其实，好假事以言理是陆氏为文的一种艺术习惯。其愤世、骂世之文如此，表达其政治愿望和人生态度的文章也是这样。如《冶家子言》是借写“冶家子”讲他祖孙三代由作田器而工器而兵器的变化，使周武王闻之而惧，“遂包干戈，劝农事”，以表达作者的愿望。《奔蜂对》是借师旷应对晋悼公“奔蜂”之问，所谓“今君先有晋国，宜乎上保宗庙之基，下近百代之资，择而可化而化，无俾奔蜂逞术于君王”，表达作者对当时君王的希望。《招野龙对》则借野龙和豢龙的对话，表达作者鄙薄爵禄、热爱自由，耻于被统治者所豢养的人生态度。《蟹志》更是借对蟹生活习性(“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从其所之”，由稻田入江，再入海)的议论，说治学的大道理。所谓“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杨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沮洳也;孟轲、荀、杨氏，圣人之渎也;六籍者，圣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求渎，由渎而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虫下”。

要深入认识陆氏古文小品特点，其《祭梁鸿文》、《哀茹笔工文》不可不读。前者有谓“先生为《五噫之歌》，汉天子闻而病之”，“适乎道而无颇，比要离(春秋吴国侠士)之列魄”，“所以法先生之义者，庶《五噫》之可作”。可见他的人格精神和诗、文创作倾向，是其来有自的。具体说，他为人服膺儒道(准确地说应是大中之道)坚定不移，为诗为文敢于讥刺、抨击时政之弊，曾受到乡贤梁鸿的激励和引导(至少使他有古有知音的感觉)(梁鸿本为东汉初年扶风人，晚年在吴居于臯氏廊下小屋，为人佣工舂米，其墓在吴西门外，可称为吴地先贤)。其古文小品(诗作亦然)用讥刺语言揭露、抨击社会腐恶现象的方式及其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即出自他对《五噫之歌》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后者有谓“我书奇奇，浑元未衰”，这是陆氏自道文章特点。“浑元未衰”是说文章内含天地元气，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书奇奇”自是说文风之奇。其语虽出自韩愈说的“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但陆氏所言却是实话。文风之奇，是陆氏的自觉追求。其《怪松图赞序》，即谓“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他是从奇文能产生强大社会功用(或社会效应)的角度，追求文风之奇的。其《甫里先生传》，又谓其“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也讲到通过奇特的题材、奇特的构思、奇特的形象、奇特的语言，来创造平淡、自然的诗歌境界。由于尚奇，所以他对孟郊、李贺写诗追求意奇、语奇、境奇的苦吟功夫评价不低(《书李贺小传后》)。有意思的是，陆龟蒙求奇，其借事以言理、借论事以吐愤，与李贺借事以抒怀也有相同处，即都有探寻前事或借助神话、传说资料创作故事来构思作品的习好。当然，作为古文家，陆氏继承的主要是孟子、扬雄、元结、韩愈的文风。他学孟子，主要是学《孟子》的尖锐、泼辣;学扬、元，主要学其不合流俗的精神，并不推崇其语词的僻深、想象的谲诞。学韩，则着意于其“怪于文”的一面。论奇，不少文章都能得韩文之仿佛。如《管城侯传》之于韩文《毛颖传》，《告白蛇文》之于韩文《鳄鱼文》，《野庙碑》说官吏歹行文字之于韩文《送李愿归盘谷序》说“大丈夫”为人文字，皆是。当然，陆氏之文“奇奇”，也不单是学韩所致，如其《招野龙对》、《后虱赋并序》、《蚕赋并序》等，分明就受到柳宗元寓言和骚体小赋的影响。

四、罗隐古文的艺术特色

罗隐(833—909)，本名横，字昭谏，十上不第，遂更名。罗隐“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传》卷九)。其诗文以讥刺为主，前人或以为是他“既不得志”，有一肚皮的牢骚要倾泄。所谓“所为《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罗昭谏〈谗书)跋》)，“观《谗书》及所赋诗，大抵忿势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蕴焉耳”(《罗昭谏〈谗书〉题辞》)。罗隐诗风、文风如此，自与其人生境遇有关，同时也受到他为人简傲、性格谐谑、好高谈阔论、出言不逊的影响。罗隐并不认为其诗其文只是发一己之牢骚，而是将诗文写作纳入他“广圣人之道”、“秉笔立言，扶植教化”的活动中。他在《〈谗书〉重序》中就说:“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谗书》是作者自编的散文集，成于咸通八年(867)。当时他已来京七年，屡试不第。大概编辑前所收文章已为时人所知，故其《〈谗书〉序》言书名来历，即谓“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书耳，目曰《谗书》”。这当然是发牢骚，和他作《谗书》志在“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并不矛盾。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过:“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据此，有学者认为罗隐确实是晚唐小品文作家中的“第一位”，还有学者具体指出“愤激不平，本是唐末杂文小品的共同特点，但罗隐同皮、陆诸人相比，尤为激烈。……隐之身世更寒贱，对于世事更不平，见事更分明，吐辞也更尖锐。行文短小而精悍，其锋芒所向，有非《文薮》、《笠泽丛书》可及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引)其实皮子《文薮》所收古文并非小品，一定要将三家当做小品文作家，论艺术造诣，也是各有所致，很难分出高下。若论文中“抗争和愤激之谈”，“吐辞”之“尖锐”、“激烈”，皮、陆并不亚于罗隐。实际情况是:皮子是将他尖锐、尖刻的愤世、骂世之言，用议论方式或格言、语录方式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陆氏是将他尖锐、尖刻的愤世、骂世之言，用述说寓言、故事的方式引发出来，借事作论或借论事抒怀，不但把时政之弊说得脱皮露骨，而且用语夹枪带棒，不掩锋芒。总之，皮、陆揭露、抨击现实弊端，既带愤激情绪，又用讦直、犀利之语。而罗隐《谗书》“所次论说杂出，间以韵语。大率愤懑不平，议古刺今，多出新意，颇以崭削自喜”(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文学》)。其文虽刺时讥世，除《刻严陵钓台》借议严陵、刘秀“故人之道”，明白指斥今日风俗偷薄(所谓“今之世，风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族人，暮为九品官，而亲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呜呼!往者不可见，来者未可朋，已而!已而!”)，其余“议古刺今”或“体物讽刺”，多就“古”就“物”作“愤激之谈”，虽然意在批判现实，却是指桑骂槐、影射今人今事。故《谗书》愤激、尖锐主要表现在“议古”、“体物”之中，当然从此也可看出他对时政之弊的极端不满，若就明言直斥时政之非而言，所吐之辞，并不比皮、陆“激烈”、“尖锐”。另外，对“世事”的“不平”、“见事”的“分明”，皮、陆也未必不如罗隐。但说罗隐和皮、陆二人相比，“身世更寒贱”，“行文短小而精悍”，却是事实。罗隐《谗书》抨击时政，吐辞“激烈”、“尖锐”，不但不如皮、陆骂世之文，就连其愤世之诗也赶不上。其诗感时伤事，激楚悲凉，即使说得幽默，也语语带刺。如《帝幸蜀》云: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金钱花》云:

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厮将。

《感弄猴人赐朱绂》云: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

皆直接针对现实中事，冷嘲热讽，作不平之鸣。罗隐作《谗书》，既然不是为了一泄愤世之慨，而是志在“疏善恶”、“警当世而诫将来”，故书中短文，绝大多数都是对古人古事的评议(这一特点与包括罗隐在内的晚唐诗人好作吟史诗的风气相通)。当然，作者评议古代何人何事，自有其现实针对性。但在表述上，却使人感到“刺今”力弱，“警世”味长。

《谗书》评议古人古事以警当世，大抵有三种表述方式。一是明言古人古事之非以警当世。如《英雄之言》，以刘、项为例，说明古代“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的虚伪，似有警告当今皇上“防乎盗也”之意。点题的话是“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汉武山呼》实论为君之道，言“前后左右之谀佞者”、“穷游极观者”及“发于感悟者”为“国之大蠹”。文谓武帝“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乃“东山万岁之声”所致，断言“东封之呼”实“为英主之不幸”。就唐末君主而言，这似乎不是他们所应吸取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救夏商二帝》从一全新角度论述夏桀、商纣的历史作用，谓“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闻尧、舜者必气跃心跳”，点题的话是“慕之者未必能及，惧之者庶几至焉”。这可以说是对包括当今皇上在内的“惧之者”的讽刺，也可以说是对当今皇上的提醒。《伊尹有言》实说为臣之道，立论角度亦新。中谓“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则臣下有权始于是矣”，又谓“伊尹不耻其身不及和仲、稷，而耻君不及尧、舜，在致君之诚则极矣，而励己之事何如耳”。作者对伊尹放、立太甲苛求君主持非议态度，似因晚唐宦官废立君主、掌控其生死命运而发，但文中并未点明。《题神羊图》说“尧之庭有神羊，触不正者”，后人画其像不应“使头角怪异”，理由是尧之羊犹今之羊，只是尧时“淳朴未去，故虽人与兽，皆得相指令，及淳朴销坏，则羊有贪很性，人有刲割心”，“贪很摇其正性，刀匕刲其初心，故不能触阿谀矣”。这是讲后世谏官不能谏的原因，既归咎于世风不淳，还归咎于谏官“贪很”和“不正者”“有刲割心”。这也可以说是对现实政治的抨击，但这种抨击是通过话中之话表达出来的。《越妇言》构思巧。作者就《汉书·朱买臣传》“居一月，妻自经死”展开想像，编出一段骂词，将朱买臣“通达”前后言行不一揭露无遗。所谓“饥寒勤苦时节”，“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翁子果通达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急于富贵，未假度者耶?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作者这样写，显然不是专为朱买臣妻作翻案文章，而是借越妇之言剥下古今大大小小“朱买臣”的画皮，以发其愤。

二是在评议古人古事时说出某种道理以“警当世而诫将来”。所说道理往往是大道理，很难说就是指斥现实中某人某事，或用以指导某种现实活动。如《三帝所长》说“是以土阶之际万民亲，宫室之后万民畏”，《风雨对》说“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丹商非不肖》说“是陶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秦之鹿》说“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似乎都在讲为君之道，有规范当今皇上行为之意，但又何尝不是总结历史经验、泛泛作论呢?要与现实挂钩，至多意在启导君主而已。至于《辩害》说“虎豹之为害也，则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蛟蜃之为害也，则绝流不顾渔人之钓网。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是以佐盟津之师，焚山、绝流者也;扣马而谏，计菽粟而顾钓网者也”，似讲为臣之道，意在鼓励臣下为国除害以改变“君臣上下之不正”的局面。由于尽用古人古事作论，并不确指今事，读者思索其理便各有体会，郭预衡先生就认为:“在罗隐看来，当时‘君臣上下之不正’，徒‘抱空器’，已不济于用了。……这样的文章已是易代之际的呼声。”(《中国散文史》)他如《梅先生碑》讲“宠禄所以劝功，而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杂说》讲“是以有用者丝粟之过得以为迹，无用者具体之恶不以为非”，《道不在人》讲“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槎客喻》讲“苟人能安其所处而不自乱，吾未见其有颠越之心也”，《善恶须人》讲“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后为善;恶不能自恶，人恶之然后为恶”，多出自作者现实生活感受，有的实为其人生慨叹。体会语气，讥世之意或有一二，说全是“抗争”之词、“愤激之谈”，似乎不当。

三是寓意于故事，或在对事物的议论中，字面上全不涉及现实问题。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叙说史实或议论事物，用语虽未涉及今人今事，却极易使人从中悟出今人、今事当如何的道理。比如《龙之灵》，既说“龙之职，水也。不取于下，则无以健其用;不神于上，则无以灵其职”，又谓“苟或涸一川然后润下，涸一泽然后济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鱼鳖已敝矣，故龙之取也寡”。所说并未涉及时政，但读者却能由龙的特有文化意蕴想到作者的用意。他认为君王或朝廷应该向百姓收取一定的赋税，但所取要少，不能竭泽而渔。而且，朝廷收取一定的赋税，是为了“润下”、“济物”。《吴宫遗事》全不作论，只在叙说夫差赐伍员死而用伯嚭的情节后，用交代故事结局的方式冷静说出“明年，越入吴”五字。文章立意何在?这五个字已作了提示。

第二种情况是通过叙说故事或议论其事显示思想倾向，由于指意性的议论过于概括，作者警世之意实难确指。比如《市傩》，是就“市傩”之时“都会恶少年”装扮成鸟兽模样“丐乞于市肆间，乃有以金币应之者”一事作论。其论有谓:“复安有为人者则不得人之金币，为鸟兽者则可以得人之金币乎?岂以鸟兽无知而假之则不愧也，以人则识廉耻而取之则愧焉?”从字面上看，作者认为恶少假冒鸟兽以牟利，是一种不顾廉耻的行为，但说“岂以鸟兽无知”云云，实际上还是承认他有“廉耻”之心，而“复安有为人者”云云，分明是就何以假冒鸟兽能牟利的原因质疑。作者只是说了假冒者“假鸟兽以为名”的心态(巧妙的批判)，而未言及假冒者屡屡得手的社会根源。故此文立意所在，当是痛斥社会上那些不顾廉耻、惯于用假冒手段牟利的人物。有人说此文“实际上是骂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中饱私囊，比恶少更无廉耻”(廖士杰、樊修章《晚唐小品文选注》)，是否更合文意，难说。《齐叟事》通篇只记一故事。说齐叟让子弟轮流掌管田庄，却不信任他们，于是便叫“犹吾之家隶”的“邻妪”来监督长子。谁知“邻妪”却鼓动农户殴打、驱逐齐叟长子、次子，到了齐叟将用老三替代老二时，旁人才告诉齐叟:不是农户不好，问题出在以妪督制上。齐叟醒悟，逐妪而复二子之职，当年秋收太平无事。故事结尾说:“则前之谋悖者果妪也，而农户何能?”末二句应是点题的话，但仍是在说故事。由于形象大于思想，读者对作者记这一故事的用意就会有不同理解。可以说他在讲为父之道，也可以说他在影射晚唐君主借宦官钳制朝臣之事。另有《说天鸡》、《荆巫》也以说故事为主，虽篇末致慨有点题之意，究竟讥斥今日何事，实难坐实。如对前者，有人说“这是对那些尸位素餐的腐朽官吏的影射”(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还有人说“这是针对唐末以貌取人的吏治而发”(廖士杰、樊修章《晚唐小品文选注》)。此外，如果说作者是在慨叹今日养才之道的败坏，似乎也不无道理。对后者，读者多以为作者讲荆丞“牵于心，不暇及人”，是“讽刺统治者因私害公”(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不能说不对，恐怕还可以作别的理解。因为作者为之感慨的是:“以一巫之用心尚尔，况异于是者乎?”大千世界“异于是者”的，当然不只是为官者。

从《谗书》三种表述方式可以看出，罗隐的文章风格与他为文“警当世而诫将来”的目的是很一致的。即使骂世刺今，也是概言、隐言，并不采用短兵相接的战法。这样，文风的尖锐、泼辣就远不如皮、陆。若论艺术构思、文学意味，罗隐之作却不在皮、陆文章之下。

要说明的是，除《谗书》外，罗隐还写有不少人物传记，其记人叙事最有特点的是《记石烈士》和《拾甲子年事》。另有《上招讨宋将军书》，是他作布衣时写的。文中数落节度使宋某罪过，出言激烈，云:“自将军受命，迄今三月，关东之惨毒不解，杀伤驱辇之不已，乃将军为之，非君长、仙芝所为也。……今将军勋业不若卫公靖之多也，出师非郑薛之敌也，而横拥仕伍，鞭挞馈运，以愚度之，将军之行，酷于君长、仙芝之行也。”真是单刀直入，词正义严，和《谗书》文风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