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古文主张和柳文的创作艺术简介

第十二讲　柳宗元的古文主张和柳文的创作艺术

熊礼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出生在长安。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十四年应博学宏词科及第，得授集贤殿正字。三年后调补蓝田尉，贞元十九年调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顺宗(李诵)即位，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擢为礼部员外郎。八月宪宗(李纯)即位，“二王”被贬，九月，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尚未到任，十一月再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正月应诏赴长安，三月出为柳州刺史，十四年十月卒于柳州。对柳宗元为人、为学、为文影响巨大的因素大抵有三个:一是啖助、赵匡、陆质治经不守章句，“冀行道以拯生灵”(陆质《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以“大中之道”为处事之“当”的经学理念。二是和“二王”一道实行政治改革的壮举和“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实用精神。三是十年谪居永州和四年担任柳州刺史的经历。

一、柳宗元的古文主张

柳宗元早年致力于骈文写作，受时风影响，以文辞美妙为工，不大顾及文章的内容和功用，即他说的“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后来厌弃这种文风，便想把精力全用到“辅时及物”的实际行动中去。即他说的“仆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对古文的重视，包括古文主张的形成，和他长而学道(即通过吕温学习啖、赵、陆三家所讲的“圣人之道”)大有关系，同时也受到古文家韩愈、独孤申叔等人的影响。但他热心古文写作，深入研究、总结古文艺术创作的历史经验，形成系统的古文艺术主张，是在谪居永州之时。他曾对杨凭说:“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等，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与杨京兆凭书》)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柳宗元由早年的耽习骈文到后来“究知”古文“为文之道”的转变过程。

王安石说韩愈、柳宗元“尝语人以文矣”，“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上人书》)。韩、柳并未把尚“辞”当做“作文之本意”，不过他们十分重视“辞”在文中的作用，却是真的。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讲古文艺术创作的修辞原则和策略，所言则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古文的功用

柳宗元不少言论说到古文的功用和价值，如说“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尔”(《与杨京兆凭书》)，又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还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亭》)。此外，说韩愈作《毛颖传》“以发其郁积”(《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自谓“颇以文墨自慰”(《愚溪诗序》)，“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答问》)，皆是。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文以明道。柳宗元讲的文所明之“道”，自属儒道，所谓“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与杨京兆凭书》)，“其归在不出孔子”(《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但又具有极强的实践品性，所谓“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简言之，其所明之道，实为以儒道为本的辅时及物之道，即他说的“圣人之言，期以明道……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他讲的士人借文以“立言”，其“立言”亦以此“道”为本。柳宗元讲古文功用颇具新意的，应是其“发其郁积”说，此说与韩愈以文发不平之鸣说相通，而更明确地表明古文有“舒泄幽郁”的功用，再进一步，就可明言古文有明道、抒怀的功用了。至于他讲古文的褒贬作用，使人“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作用，“自娱”、“自慰”的作用，前人早已言及，不过从此可以看出他并不将古文功用定于一端的观念。

(二)古文的文体特征

柳宗元没有像韩愈那样明确提出古文“句读不类于今(指骈体)”的文体模式，但从他批评骈文写作者“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乞巧文》)，“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和自谓“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可见他讲的古文体式与骈体是大有区别的。事实上，他所提倡的是西汉流行的散文体式。在他看来，“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因而他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与杨京兆凭书》)，肯定韩愈等人复兴古文的取向，说“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浃于汉氏，与之相准”(《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从他对西汉书、奏、诏、策、辩、论之辞的推崇和对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王褒、刘向等人的称美，可以想见他理想中古文“句读”等方面的文体特征。又从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云，可见他所追求的古文文体美的内涵。

(三)“道”和“文(辞)”的关系

柳宗元既然主张文以明道，自然会强调道在古文写作中的主导性。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实将“以辞为工”视为“文者以明道”的对立面，而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道假辞而明……要之，之道而已”，则明确指明了“辞”为“明道”所用的依从性。难得的是他从“明道”的目的出发，十分看重“文(辞)”在古文写作中的作用，所谓“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不但反对徒工于辞而不及道(或谓“辞有枝叶”)，还力斥辞美道谬之作，说“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同上)。所欣赏的，乃是道、辞俱美，即所谓“旨趣博大”、“词采蔚然”(《答贡士萧纂欲相师书》)之作。

(四)古文家的修养问题

柳宗元谈古文家的修养，主要从两点出发，一即古文写作和写作主体的关系，所谓“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讲古文家为人方面的修养，是内、外并重。他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圣人以为重。”(《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而内外并重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人力行大中之道，以及物行道为是，所谓“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同时强调为人尚诚忌伪，说“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二即从古文写作道、文(辞)并重的要求出发，一方面强调对圣人之道的学习(偏于取用圣人的及物之道，所谓“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一方面强调广泛吸收前人著述文字的艺术经验，因为“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学存焉，辞不至焉，不可也”(《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故既总言“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又细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些话，实从如何构建古文文体美的角度说到古文家如何学古以加强道、辞修养的问题。此外，从他对庄周之“博”、屈原之“哀”、孟轲之“奥”、李斯之“壮”、司马迁之“峻”、相如之“富”、贾谊之“明”、扬雄之“专”的赞许，亦可见出他主张古文家当学诸家文章长处之所在。和韩愈主张相似，柳宗元也说学道要纯，而且要长期坚持，“勿务速显”。所谓“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慤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也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主张学古道、为古辞，亦志在继承和弘扬儒家散文艺术传统，为了使古文更具文学性和艺术美，在取用前人文学艺术经验时，并不限于儒家散文的代表作，甚至并不限于散文文体，直将诗、骚、赋等多种文体的创作经验融而为一，因而讲古文家的文学修养，承学之面就比较宽。此外，从其《复杜温夫书》大谈助字用法，可见他对古文家练好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功，也是很重视的。

(五)古文家的写作态度

也是从文以明道的目的出发，柳宗元十分强调古文家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自谓“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说在写作中，要采用诸多方法提高古文的表现力和增强其文学性，即所谓“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同上)。而对作文立意、修辞不自己出，只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扶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这样做只能是“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夺朱乱雅，为害已甚”(《与友人论为文书》)。

(六)古文的风格取向和批评原则

柳宗元把圣人之道归结为大中之道，说“立大中者不尚异”，论文自然推崇中正、平和的风格，故其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而“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务，谓宜藏于简册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称美他人之文，亦以“宏博中正”(《答贡士沈起书》)相许。可贵的是，他有一允许多种文风并存的观念。如他既说自己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复杜温夫书》)，提倡为文自然天成的一面;又韩愈作《毛颖传》，谓“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并谓人类“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有尚奇尚怪的一面。此外从他主张学习前人不同风格文章的艺术创作经验和其文风的不拘于一，也可看出他的多元取向。

柳宗元论文，也涉及古文文学批评问题。他认为古今号文章为难，难就难在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而知之愈难，实与古文家个人的人生遭遇和品鉴者个人的好恶有关。所谓“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而“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述”(《与友人论为文书》)，也是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他是反对在古文文学批评中因人废言或以作者尊卑贵贱而褒贬其文的，同时也反对用一己之好恶作为鉴别文章好坏的标准，更不赞成怀着“荣古虐今”的心态评价古今作家。他在《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中明确提出评论文章“无可私者”，要有以秤称物那样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可用私意己见当砝码。所谓“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这些实可视为柳宗元论文的基本原则，而他在具体的古文批评中，又显现出两种突出的倾向。

一即“道”的标准第一，“辞”的标准第二。柳氏论文，往往道、辞并论，如《辩列子》、《辩文子》以及说萧纂之文“旨趣博大”、“词采蔚然”，说杨诲之所作书“言文章极正，其辞奥雅”，“其他但用《庄子》、《国语》文字太多，反累正气，果能遗是，则大善矣”(《与杨诲之第二书》)，皆是。但在评论其总体价值时，总将“道”列为首要标准。如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论，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又说他作《非国语》的原因，谓“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就是用“圣人之道”即“大中之道”作为论文的首要标准以检验《国语》所明之道的真伪、醇杂、正邪。然后才言及文采如何，而于文胜言尨之作大不以为然。

二即只要古文立意“有益于世”，并不否定其表现艺术的“怪异”性。其盛推时人“大笑以为怪”的《毛颖传》，热情赞扬韩愈用俳谐文字“发其郁积”的做法，即为显例。由此不但可以看出柳氏论文有一兼容多种文风的审美心态，还可看出他鉴赏文辞之美时对“明道”或“发其郁积”所采用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重视。

二、柳文的创作艺术

柳宗元被贬以后，许多精力都用在古文写作上，所谓“仆稚呆，卒无所为，但趑趄文墨笔砚浅事”(《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纵然说过“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与杨京兆凭书》)，实际上仍然坚持写作。其上人启即谓“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犹未能去之。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幸以废逐伏匿，获伸其业，类于向者，若有可观”(《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后来甚至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而上表宪宗，亦谓“思报国恩，独惟文章”(《献平淮夷雅表一首》)。可见，柳宗元不但长年尽力于古文写作，而且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是很自负的，所谓“(余)颇以文墨自慰，潄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诗序》)。

事实上，柳氏是唐代乃至整个古代古文史上少数几个优秀的古文家之一，所作各类古文无不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表现手法。韩愈尝评其文，以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刺史柳君集序》引)，又言其“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刘禹锡品味柳文则称“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答柳子厚》)。刘熙载说柳文与韩文风貌有异，则谓“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艺概·文概》)。顾云说“柳州文格近方，似从骈俪入，然廉于出笔，故峭拔而有逸气，洵一时之隽”(《盋(bó)山谈艺录》)。林纾特别欣赏刘禹锡对柳文审美特征的概括，说:“刘宾客果道得柳州真处矣。夫所谓‘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此四语，虽柳州自道，不能违心而他逸也。”并解释说:“凡造语严重，往往神木而色朽，‘端’而能曼，则风采流露矣。柳州毕命贬所，寄托之文，往往多‘苦’语，而言外仍不掩其风流。才高而择言精，味之转于郁伊之中，别饶雅趣，此殆梦得之所谓‘腴’也。‘佶’者，壮健之貌，壮健而有生气，柳州本色也。‘癯然以清’，则山水诸记，穷桂海之殊相，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柳文研究法》)陈衍拿韩愈和柳宗元作比较，则谓:“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如《封建论》之类，甚至如《河间妇人传》则大过矣)，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卷四)上引诸家所言，都能道出各人的审美感受，反映出柳文总的特点。由于柳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艺术风格并不单一，艺术特色亦因文而异。欲知其主要特色，可分类而言之。

从内容、功用特点着眼，柳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论、辩、说理之文，愤世嫉俗之文和舒泄幽郁之文，各类文章都自有其风格取向和表现艺术。

(一)论、辩、说理之文的风格取向和艺术特色

韩愈说柳宗元早年与人论辩，往往“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柳子厚墓志铭》)。用文如其人的眼光审视柳文，和这种论辩风格最为一致的当属论、辩、说理之文。此类古文的突出特征大体有四，即:一，识见出众，颇不犹人;二，出语廉悍峭直，不掩锋芒;三，“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而论证精细严谨，无一处懈弛;四，以气运词，造语多用短句，文章起、接、转、止干脆利落，峻洁特色显著。

柳子论、辩、说理之作，多数反驳前人旧说，少数批判时人言论，也有正面阐述自家见解的，所说之理则涉及政治学、史学、文学、法学、伦理道德学说和一些纯学术性的问题。无论内容如何，都有识见杰出、言人所未言的特点。如《封建论》说封建制的产生和存在并非圣人之意，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而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说实行封建制必然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说世袭的封建不可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等，皆为前人所不及。苏轼即谓“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论封建》)。又如《天爵论》认为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未之尽也”，而说“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六逆论》论《左传》所载“六逆之说”，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晋文公问守原议》以晋文公问守原之人于寺人为非;《驳复仇议》以陈子昂建议对“手刃父仇，束身归罪”的徐元庆“诛之而旌其闾”为“过”;《桐叶封弟辩》以周公迫使成王落实戏言“封小弱弟于唐”为“不然”;《守道论》说“守道不如守官”，“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以及《辩列子》、《辩文子》等对前代典籍编者、内容的考辨;以及《非国语》六十七篇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无不以识见超拔、新异取胜。识见、观点是说理文的灵魂，识见高明、持论拔新领异乃说理文价值之所在，故柳宗元的论、辩、说理之作，多数都是思想价值很高的古文。

柳宗元论、辩、说理，无论驳斥前人旧说，还是批判今人观点，凡所论有现实针对性者，总是出言廉悍峭直，凌厉猛烈，惟讨论纯学术问题者(如《辩列子》、《辩文子》、《论语辩》二篇等)，语气平和，不大动声色。如《封建论》批驳封建制优于郡县制的论调，实针对中唐藩镇割据日甚一日而鼓吹封建制的观点不时出现的现实问题而发，故“作论横纵放恣”(浦起龙语)，“一篇强词悍气”(茅坤语)，语语雄健有力。如文中说封建制的由来和周、秦、汉、唐的历史经验，云:

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故封建非圣人意，势也。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制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又如连驳三说(“或者曰”、“或者又曰”、“或者又以为”)起句依次为“余又非之”、“尤非所谓知理者也”、“是大不然”，皆用语简直，语气决然悍然，不单论述多用论断句式，而且说得斩钉截铁，大有其说当然、必然、不容置疑之势。

再如《晋文公问守原议》以晋文公问政于寺人为非，“实隐讥德宗之迁政于阉人”(林纾《柳文研究法》)，故批驳古人而出言咄咄逼人，有不胜愤慨之意。中云:

余谓守原，政之大著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

作者先说“守原”之事乃“政之大者”，“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为据理驳斥摆出理论依据，继而两用“不……而……”句式，连说“晋君择大任“谋及媟近”之为非，指出其最大弊病是“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并结合当时“不乏言议之臣”的现实，再次申言“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的不可取。其言词的廉悍，除“悍然落笔”(茅坤语)、“一口气直下”(邱维屏语)、直言其非、尽言其非外，突出特点是语气的愤激和句式的跌宕变化。如“虽或衰之贤”以下诸句说理，即以退让求转折，既用“况……乎”的肯定句式，又用“可……乎”的疑问句式，反复表达作者对晋君问政于寺人颇不以为然的看法，而寓愤慨于言说中。

其《与韩愈论史官书》实为驳论，驳斥的是韩愈为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看法和“恐惧不敢”、“行且谋引去”的想法，显现出作者为官尽职、勇于敢为的担当精神。书中行文，乃就韩愈原书《答刘秀才论史书》逐条反驳而切责之，“篇中一起，总驳韩书之非。下分段备细痛责:一段责其避人祸，不肯作史;一段责其避天刑，不肯作史;一段责其推委同列，不肯作史;一段责其惑信鬼神，不肯作史;一段责其下负所学，上负君相，不肯作史。末幅一收，作三段看:一段勉励之，一段激发之，一段切责之。皆是疾风骤雨之文，劈头盖脸而来，令人不可躲避。又是一种笔法”(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如分段痛责有云: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将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将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

前段责其避人祸不肯作史，两用“设使”推论退之为御史、为宰相“不作为”之难堪事，层层深入，反复形容，将作者内心的不满说了个痛快淋漓。后段仅一长句，也是一层进一层，尽称其能，衬出退之“所云若是”的太不应该，尽显遗恨于切责中。

从上引语句可以看出，柳宗元驳论的廉悍峭直，除直言尽言其意、不作掩饰外，最常用的手法是使用疑问句式、反诘句式。他爱用此类句式，显然看中的是这类句式便于宣泄积愤的功用。像《桐叶封弟辩》中说:

王之弟当封邪……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

若将其中的疑问句或反诘句换成意思肯定的陈述句，肯定会改变现有的气涌言激的特点，失去其论、辩、说理(尤其是驳论)雄辩滔滔、锋芒毕露的本色。

至于柳宗元论、辩、说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本是对儒家说理文传统做法的因袭，突出的是，他所取用的古今之事和经、史、百子之说，都是用“大中之道”检验过的。严格的衡量标准使得他对许多史料、观念的看法往往与传统说法相左，因而其说理文不单论据丰富，且用法新颖。再就是论证精细，说得全面、深刻，无一字懈怠，这是一般气盛之文很难做到的。又柳宗元辩驳以气运词，固然句之长短随气而定，但他造语却多用短句，句短气促，廉隅尽露，故其文廉悍峭厉有余而少有从容轻柔之态。此外，入题不用配说，单刀直入;论述直言其非，一针见血;承接直来直去，极少转折;收结利落，达意即止，既是其辩驳之作行文的特点，也是其文风廉悍峭厉的一种原因。

(二)愤世嫉俗之文的风格取向和艺术特色

柳宗元愤世嫉俗之作颇多，像《谤誉》(立意与韩愈《原毁》相近)、《师友箴》(立意与韩愈《师说》相近)、《送薛存义序》、《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等“皆是愤世嫉俗之言”(孙琮语)。但就风格取向和艺术特色而言，却不是柳宗元愤世嫉俗的代表作。柳宗元用心写过相当数量的愤世、讽世以至骂世的古文，此类作品的重要特点有二:一是痛恨、愤激情绪强烈，即李淦说的“退之虽时有讥讽，然大体醇正，子厚发之以愤激”(《文章精义》)。王若虚则说成是“恶语多而和气少”(《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二是托物寄意，借事说理。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柳宗元在强化古文艺术美方面所作的努力。事实上，经过这种努力，不但产生了寓言文体，而且大大增强了明理、抒愤之文的文学性。柳宗元愤世嫉俗之文的代表作，多分属于说、传、骚、戒四种文体，论其特色，当分体选择名篇以作剖析。

1．说体文中的愤世嫉俗之作

此类作品构思和写作的共同特点是借题发意，即找一个话题由此及彼引申其说，以表达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慨。如其《鹘说》，实就鸷鸟鹘冬日之夕暖鸟之身、旦则纵而放之生发议论，一说爪吻毛翮之物笃守“仁义之道”，“斯固世之所难得也”，讥讽的是为仁人君子所恨的“腥风逆气弥漫宇内”的社会现实。二说“今之说”“以喣喣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翘翘而厉、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为未得”，再次肯定鹘的仁义，而致讥于貌似恭顺而实为暴徒者。《复吴子松说》借与吴武陵讨论“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是“气之寓”还是“为物者裁而为之”，而致“恨”于当局褒贬黜陟人才之不公，所谓“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于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暓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谪龙说》则通过记述马孺子所说谪龙化女，怒斥贵游子弟狎侮之举，后化白龙登天而去的故事，生发议论说:“呜呼!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显然，作者说出如此愤世嫉俗之言，自与他作为“僇人”的现实遭遇和持操自守的心态大有关系。《罴说》则因猎者吹竹为音诱杀鹿而终为罴所食之事引发议论，谓“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所言已超出捕猎之事而论及为人之道，有很强的警世意味。

借题发意以写愤世之慨的名篇，应是《捕蛇者说》。此文借捕蛇以论苛政，揭露和抨击的是天宝以来近六十年赋敛之毒甚于毒蛇之毒的社会问题。文章构思，或如朱宗洛所说:“作者意中，先有‘苛政猛于虎’句，因借捕蛇立说，想出一‘毒’字，为通篇发论之根。”(《古文一隅》卷中评语)朱氏所言，值得注意。其说实已道破一个事实，即柳宗元部分借题发意的愤世之作，是作者先有关于某一个社会问题的愤世嫉俗之慨，然后借助合适的事、物生发议论，点明用意所在。和《鹘说》、《谪龙说》、《罴说》先说其事再引申作论略有不同，《捕蛇者说》实是将捕蛇者之说和作者之说打成一片，用二者对谈的形式结构其文，层层深入地说明问题的实质，以表现作者的愤世之慨。文中先用捕蛇者之口诉说捕捉毒蛇所遭遇的不幸远不如缴纳赋税带来的不幸那样严重，再由作者归纳点题:“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二人说词多寡不一，却都是出语悲咽凄怆，令人心寒胆栗。尤其是捕蛇者极言“吾氏三世”捕蛇之不幸、乡邻供赋之不幸，而说宁愿忍受捕蛇之不幸、不愿承担供赋之不幸，其言其意最为惨痛可怜。又文中写作者与捕蛇者对话的感受，既言“余悲之”，又言“余闻而愈悲”，所发慨叹也是悲愤交集。由于借捕蛇者之口发露其意，用作者之口点明其意，而二者语语含悲，加上所言涉及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故此文对读者(包括“观人风者”)的震撼力，较之《谪龙说》、《罴说》等文出语峭直，与所说事物若即若离的简短议论要强烈得多。

2．传体文中的愤世嫉俗之作

此类古文当以《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和《蝂传》为代表。黄震说柳子“惟记、志人、物，以寄其嘲骂”(《黄氏日钞》卷六十)，正指此类传记而言。爱新觉罗弘历说柳子所为私传“以发抒己议，类庄生之寓言。如《梓人》、《郭橐驼》等，皆与此同，非所为信以传信者矣”(《唐宋文醇》卷十一评语)。邓绎说“唐之韩、柳为《橐驼》、《梓人》、《王承福》诸传，用孟子语齐人之例耳。借人立论，意不在其人也。庄周寓言，亦犹是耳”(《藻川堂谭艺》三代篇)。两家所言则说出了柳子此类传记借人立论的寓言性质，和所言人、事未必真有而立意旨在讽世、骂世、劝世的特点。

读这类传记文，各篇的规讽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如《梓人传》是以梓人之事谕为相之道，批评的是不知体要，而“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衒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的为相之术。《种树郭橐驼传》是以种树谕居官，批评官府对百姓的烦苛之扰。《宋清传》“亦风刺之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评语)，“只是借宋清不速望报，调侃世人一番，痛骂世人一番”(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评语)，一则讥嘲世上“小市人”的“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一则感慨“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而痛骂“居朝廷、居官府、居痒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的争为“市之道”。其所以如此，或如何焯所言:“柳子激赏宋清，悲穷途之无与援也。”(《文史通义》外篇三)《蝂传》则讽刺世上嗜取财物、追逐高位之不知止者。诸传所言涉及为相之道、治民之术以及士人的处世态度和心性修养，从中不难看出，柳子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有些是出于正面阐述，更多的却是通过对不合其说的言行的批评表现出来的。

此类传记既是借人立论以致慨、即事明理以讽世，所记人、事必须蕴含其理，有利于引发其说。柳子的成功，在于写人记事切合立意，或谓记叙处处彰显其意，能为立论抒慨预作准备。如朱宗洛说《种树郭橐驼传》善于达意即言:“尝谓大家之文多以意胜，而意又要善达。其所以善达者，非以词纠缠敷衍之谓也，盖一意耳。或借粗以明精，如此文‘养树’云云是也;或借彼以证此，如以‘他植者’来陪衬是也;或去浅以取深，如‘既然已’，及‘苟有能反是者’与‘甚者’云云是也;或反与正相足，如中间‘其本欲舒’数句正说，而后又用‘非有能’以反缴是也。至一段中或先用虚提，中用申说，后用实缴;或两段中一正一反一逆一顺错间相生;或一篇中前虚后实，前宾后主，前提后应。变化伸缩，则题意自达，不犯纠缠敷衍之病矣。”(《古文一隅》卷中评语)朱氏评语虽也从全篇着眼分析《种树郭橐驼传》达意的艺术手法，重点却是讲传中如何凸显郭氏种树之道，这是因为文中种树之道的要领说得愈清楚，就愈有利于借“问者”和郭氏的对谈阐述正确的“养人术”，和有力地鞭挞官府的扰民行为，而后者正是该文立意所在。

《梓人传》看似前幅、后幅、末幅内容有别，但都因意而设。前幅详写梓人总体设计、指挥施工事，后幅详说相道并言不合者当去，实际上“前半幅写梓人处处隐伏下半幅，后半幅写相道处处回抱上半幅。末幅另发一议，补出不合则去，于义更无遗漏”(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评语)。具体来说，柳宗元立意在胸，借梓人发出，行文则由宾入主，借梓人发其端以作论。故过珙说:“写梓人却写得体尊望重，运筹如意，便不是单写梓人。入后通于相道之大，句句就梓人回抱说，乃知写梓人早已写相，故特地写个体尊望重也。”(《古文评注》卷七评语)也正因前写梓人处已显露其意，故后作议论，横说竖说，无不如意。

《宋清传》意在慨叹、痛骂士大夫的“市道交”，文章布局亦因此意而设。全文三段用一“市”字贯彻始终，而用“远”、“大”二字作为意脉。前段叙事为主，写药商宋清“取利远，远故大”的经营方法。中段用“小市人”的“翦翦”为利衬说宋清取利“远”、“大”的“市道”。后段则由对宋清“市道”所体现的待人态度而论及“今之交乎人者”以及“以士大夫自名者”争为“市之道”的可悲。前二段或叙或议皆着眼于宋清，目的是将宋清其人其事意义说透，以便自然带出后段的作论致慨。

《蝂传》分前后二段，前段充分写出蝂生活习性，后段引申作论以讽世人，两段意思扣合得紧。常安说“后半不说出，止作此体，更蕴藉”(《古文披金》卷十四评语)，似乎忽略了柳宗元此类传记借人(物)立论必叙事显露其意、作论以回抱前幅所叙之事的写法，和含而必露，即寓理于事而作论必明言其理、讽嘲必时指其人其事，且出言峻直、峭厉的风格特征。又吴德旋说:“《史记》未尝不骂世，却无一字纤刻。柳文如《宋清传》、《蝂传》等篇，未免小说气……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纤太刻，则亦近小说。看昌黎《毛颖传》，直是大文章。”(《初月楼古文绪论》)“用意太纤太刻”固有其局限性，不过由此也带来了此类文章讽世嫉俗题旨鲜明、针对性强的特点。

3．骚体文中的愤世嫉俗之作

此类古文当以《乞巧文》、《斩曲几文》、《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辨伏神文》、《哀溺文》等为代表。其写法，除《乞巧文》学扬雄《解嘲》、《逐贫赋》反话正说方式以骂世外，余皆托物寄慨以讽世。作为骚体，诸文除具备《离骚》抽心抒愤的特点外，还学得《离骚》以虬龙、鸾凤、香草、美妇托君子，以恶禽臭物指谗佞小人的譬喻手法，如上述文中的尸虫、王孙、蝮蛇等即指小人谗佞之类。另外，正文尽用楚声古韵，也是诸文学《骚》的一种表现形式。林纾则明确指出:“《宥蝮蛇》、《斩曲几》、《憎王孙》，则又与《卜居》、《渔父》同工而异曲。”(《春觉斋论文》)

诸文讽世各有所指，表现手法及风格特征也不同。《乞巧文》用向天孙乞巧的方式构思其文，通过柳宗元的乞巧之词写出作者拙于谋己的为人特点和不能为世所容的境遇。又借天孙使者托梦而言肯定其拙，鼓励他“坚汝之心，密汝所持”，以表达他“抱拙终身”的决心。和韩愈《送穷文》相同的是，二文都是用奇特的题材、构思和表达方式抒发身世不遇的牢骚和愤世之慨。只是《送穷文》的愤世主要是写“主人”五鬼缠身的遭遇以讥社会之不公，《乞巧文》的愤世则不但尽写柳宗元拙于谋己的遭遇以泄其愤，而且用对比(与柳宗元之拙相比)手法充分揭露世人的种种逞巧之术和“为世所贤”、“长享终天”的殊遇。两者同为奇诡之作，论文风的峻急、峭直，《乞巧文》似乎更突出一些。

《斩曲几文》的主旨，即文中说的“今我斩此(指曲几)，以希古贤。谗谀宜惕，正直宜宣”，讥嘲对象为当时以谗曲获用的人，而对弃直用曲的居上位者亦有微词。文章总言曲之可恶宜弃，前幅说器物之曲，谓“器之不祥，莫是为敌”，后幅说人道之曲，谓“人道甚恶，惟曲为先”，最后合说以道斩曲几的用意。《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结构与《斩曲几文》不同，皆前有序言叙说其事、引申其意以致其慨，正文言词则唱叹有声以表达作者强烈的憎恶之心。大体《骂尸虫文》骂尸虫实骂进谗言者，《憎王孙文》憎王孙实憎“外以败物”、“内心争群”、“排斗善类”之小人。二文数落尸虫、王孙之恶皆尽言直言，作者痛恨、厌恶之情溢乎言表，峻急、峭直特色显著。《宥蝮蛇文》正文立意与序言同，意谓蝮蛇虽然凶厉，害物害人，死不可宥，但蝮具怪僻之形，含祸贼之气，实受之于天，非蝮之罪，有可宥处，况人“密居”、“易庭”，“不凌奥，不步暗”，也不会为蛇所害。作者何以立意如此，如林纾所说:“盖子厚尝世变深，知小人之毒，万不能校，只合听之而已，方有此作。凡慨世之言，慨深甚于詈酷也。”(《柳文研究法》)据此，则茅坤所谓“柳子不杀蝮蛇，胸次亦大”(《柳柳州文钞》卷十评语)，并非的当之论，因为茅氏之言忽略了该文“慨深甚于詈酷”的表现效果和文风近于含蓄的特点。

《辨伏神文》因“余”为药商所骗，食假药(药商用老芋冒充神伏)而使病加重事作论，慨叹的是“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众矣，又谁辨焉”，警告世人遇物要识别真伪，所谓“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书而为词兮，愿寤来者”。文章取材与杂题文《鞭贾》类似，但立意之深、愤世疾邪之痛切，远不如后者。后者因鞭贾造假马鞭(以栀染成黄色，以蜡抹亮光泽)致使买鞭者驭马受伤事作论，而引申至朝廷用人，直谓为公卿者为“假货”，言其“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如果说《辨伏神文》着眼于辨析物之真伪，故文风近于平和;那《鞭贾》则着眼于对朝臣中看似盖世英才、实则内里空空、用则坏事之辈的挞伐，故文风近于峭厉。《哀溺文》立意与《蝂传》大体相同，因一船破落水者不愿扔掉腰间所系钱袋而被淹死事兴叹，点题的话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文中虽细写大氓(包括官员)为财而亡的情状，言语中不乏讥讽之意，但或叙或议终以哀叹为主，故文风近于沉郁。(www.xing528.com)

4．戒体中的愤世嫉俗之作

古代戒体文多为警世之作，文辞则有韵、散之分。柳宗元所作戒文有二，其中《敌戒》为韵文，《三戒》为散体。《敌戒》虽为韵文，却以议论为主，旨在说明“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而慨叹“矧今之人，曾不是思”，警戒对象，当为德宗、顺宗。

《三戒》托物以喻理，写法特点显著，人们多视其为柳子寓言的代表作。全文由序言和三则故事组成，序说:

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

可见，柳宗元是以愤世之心作警世之文，三则故事依次嘲讽的是世人“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的行为，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然卒迨于祸”。林纾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皆“喻恃宠之小人”，《黔之驴》则“喻全身以远祸也”，“故君子处乱世，终以不出其技为佳”(《柳文研究法》)，应是他阅读《三戒》的感受。由于托物喻理或寓理于故事中，人们实可从文中悟出更多的道理，考究柳子本意，似仍应以序中所言为依据。

至于写法，一是托物寄意均以小动物的故事为题材，描叙生动，像《黔之驴》已用到拟人化手法。二是即事作论，议论文字皆就故事本身而发，且用语简洁，除《黔之驴》稍长外，《永某氏之鼠》仅一句慨叹:“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临江之麋》更是以与叙事密切相关的“麋至死不悟”作结，是叙又似作论，冷隽之至。三是作者立意集中在序中说出，不但能强化三则故事彰显其理的功能，使人读来饶有余味，而且有利于寓言文体的定型和独立。

考察柳子说、传、骚、戒等文体中的愤世嫉俗之作，几乎都是托物寄意、借事说理，其中用小动物的故事引申其说以愤世者尤为突出，而拟人化是描叙动物故事的常用手法。托物寄意则经历了由叙事直接切入人心、世道作论，以至详说明言、锋芒显露无遗，到既论其事又论及人心世道，到仅论其事且用语极为简略(往往一语双关)，和叙事密不可分。由于“不作详尽语，则讽谕亦不至漏泄其本意，使读者无复余味”(林纾《柳文研究法》)。这样，寓言文体体制和独特的写作规范便基本上形成了。

(三)舒泄幽郁之文的风格取向和艺术特色

曾国藩说:“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圣哲画像记》)这里说的舒泄幽郁之文，即曾氏所谓“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者。柳宗元十年谪居永州，愤悱积于胸中，日甚一日，不得不吐。其愤世嫉俗之作，虽然谈的多是有关人心世道的公共话题，其致慨之由和情绪之激愤与作者的人生境遇大有关系，但毕竟直言其心境者少。其舒泄幽郁之文，则以直接表现他作为迁客的“孤囚”境遇和“郁抑”心志为主，伤悼不遇，怨悱流露，个性色彩极浓，故其文风取向和表现手法与前者有异。柳子舒泄幽郁之文，用到的散文文体有问对、序、书、记等，论其文风和艺术特色可分类言之。

1．与书之作

林纾说柳文“其亲切处，累见与书中”(《柳文研究法》)。柳子与书，特别是贬永以后写给亲友、故交、师长的书作，除词气亲切外，突出的特点是出语悲苦凄怆，真切动人。其代表作如《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裴埙书》、《与萧翰林俯书》、《与李翰林建书》、《与顾十郎书》等，无不如此。如《寄许京兆孟容书》说:

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集，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而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敌。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蛮獠之乡……茕茕孤立，未有子息……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复何敢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耶!是以当食不知辛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今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钟仪南音，卒获返国……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婴恐惧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此文混然写来，词随气涌，直将困苦境遇、难堪心情、难解之恨、至痛之隐，和盘托出，文风悲怆、凄厉，表现手法则是俗语说的“掏心窝子说话”，真情真事，不加修饰，思之所至，即形之于书，且“措词视觌面语言，多用加倍写法，使人动听”(陈衍《石遗室论文》)。茅坤说《寄许京兆孟容书》乃“子厚最失意时最得意书，可与太史公《与任安书》相参，而气似呜咽萧飒矣”(《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卷一评语)。孙琮则说:“鹿门先生谓此书与马迁《报任安书》相似，然亦有大不同处:迁书激昂，此书悲愤;迁书写得雄快，此书写得郁结;迁书慷慨淋漓，此书呜咽怜惜。分道扬镳，各臻其妙。”(《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评语)。其实，柳宗元贬永之后，凡言及心事之书，无不细道其详，与《寄许京兆孟容书》同一艺术风貌。如《与裴埙书》说:

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今亦久矣，而嗔骂者尚不肯已，坚然相白者无数人……

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师，当已平奚虏，闻吉语矣。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数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谓仆为明时异物，死不恨矣。

《与萧翰林俯书》说:

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只益为罪。兄知之勿为他人言也。

《与李翰林建书》说:

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此类言语在《与杨京兆凭书》、《与顾十郎书》以及上书《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中都曾出现。此外，尚有论事情不自禁随笔带出自家境遇而抒发牢骚的书作，如《答贡士廖有方论为文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皆是。故茅坤又说:“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断肠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卷一评语)大抵柳子此类与书，文风和写法除从《报任安书》、《报孙会宗书》中来以外，还受到过邹阳颇具战国策士文风的《狱中上梁王书》的影响，故其泄怨抒愤，明白说出，且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不同的是，邹书比物连类，但借对众多历史人物遭遇的评论泄愤以明冤，柳子则直言困苦境遇、难堪心思为多。两者都以气胜、以情胜，而柳子感怀身世，声调尤为凄楚。

2．问对之文和诗序

这组古文的代表作为《对贺者》、《答问》、《起废答》、《愚溪对》和《愚溪诗序》。同是舒泄幽郁，写作策略却不同于与书的逞性直言、细言其悲苦之心，而是以其“浩浩”之貌写其“戚戚之尤”。其自道用心所在，即谓“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从古文艺术史的角度看，它们实从西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一类文章中来，多用问对形式结构其文，借主客问对巧妙舒泄作者愤懑。

诸文既以作者“浩浩”之貌写其“戚戚之尤”，其构思和表现艺术自于“浩浩”处用力最多。如《答问》借“问柳先生者”说柳宗元“遭有道不能奋厥志，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不如“今之贤智，莫不舒翘扬英”，引出“柳先生”言“其德”、“其理”、“其学”、“其文”均不如“显进者”的长篇答词。并说“且夫一涉险厄惩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将窃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将其“不能奋厥志……废斥伏匿”说成是理应如此、自当如此。又作歌谓“跹跹蓬藋，乐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几乎于“废斥”乐不可支，于“伏匿”甘之如饴，真“浩浩”得可以，当然寄寓其中的戚戚之悲也更深切。

《起废答》亦用柳先生和溪上“黧老壮齿”者关于永州启用“东祠躄浮图、中厩病颡之驹”的对话，托“黧老”为柳宗元的“一废不复，曾不若躄足涎颡之犹有遭也”鸣不平，而出以“先生”“吾以德痴伏焉，岂躄足涎颡之可望哉”的自解之词，以显出其“浩浩”。《愚溪诗序》，则以柳子自嘲为“愚”以写其“浩浩”。

除了在总体构思上以其“浩浩”写其“戚戚之尤”外，在具体写作中还用到多种修辞手法凸显其艺术效果。其中用得较多的是对比、映衬手法。常见的情况是用柳宗元的不遇和显达者的得意对比，用柳宗元的不平境遇和他的自咎、自嘲、自遣对比，如此相互映衬，就容易使人窥见其隐藏在“浩浩”之后的真实人生感受，也容易引起人们对他胸怀“戚戚之尤”而故作“浩浩”的同情。他如《愚溪诗序》，“本是一篇诗序，正因胸中许多郁抑，忽寻出一个愚字，自嘲不已，无故将所居山水尽数拖入浑水中，一齐嘲杀”(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五评语)。全篇连用二十七个“愚”字，写尽作者人生体验中的“愚”拙之感，尽显其自嘲式的“浩浩”之态，而很少言及其何以自称为愚的道理(只说“余以愚触罪”一句)，人们由其“浩浩”之甚，亦可想见其牢骚之盛。何焯即谓此序“词意殊怨愤不逊，然不露一迹”(《义门读书记·河东集》评语)。《愚溪对》除以“愚”写其“浩浩”外，还借溪神对柳宗元的责问、柳宗元对“我之愚”的解说，以显其“浩浩”之真，只是说“我之愚”，尽用夸张形容之词而极言之，看似“浩浩”，实则愤激，不如《愚溪诗序》含蓄。

3．山水记

柳宗元舒泄幽郁，除见之于散体古文外，还见之于古、今体诗和古赋。此类诗、赋以抒情见长，且言悲咏愁为多。柳宗元在永州寻山觅水，本是在幽郁塞心的境况下企望暂得一乐的举动，而结果常常是“游复多恐”，故其山水记模山范水，往往浸透着哀情愁绪，与他抒发同类情感的诗、赋在表现艺术上有相同处。

对柳子的山水记，前人或称其“多幽邃夷旷”(茅坤语)，或肯定其辞无町，“纵心独往，一无所依藉”(方苞语)，或赞美其“闲适之趣”(曾国藩语)，或谓其“文有诗境”，言“此等文字，须含一股静气，又须十分画理，再著以一段诗情，方能成此佳构”(林纾语)。其实，柳宗元记山记水，实写其人其心，比兴意味浓。所记山、水、石、丘，既有象喻作用，又有作为自然景物的审美价值，从作者托物舒泄幽郁和自鸣不平的角度看，诸记在构思和写法上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极写山水异态之美和它们不为人知、为人所弃的命运。显然，作者如此构思和写作，是有意借山水的不遇写自己的久被废斥，不能为世所用。就此而言，他笔下的山水，实是表现出他强烈审美感受的山水，它们甚至具有作者的生命精神、人格气质和好恶之情。

文中极写山水异态之美，其笔法有二。一即极口称道其美。如说“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游黄溪记》)，“自余为僇人……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他如《袁家渴记》说“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皆是。

二即极力描写山水形态之美，所谓“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像《游黄溪记》说:

祠之上，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

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

《始得西山宴游记》说: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钴潭西小丘记》说: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急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袁家渴记》说: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

柳子写景角度新颖、摹写细致，尤其善于化静为动写出山水景物的勃勃生气。论其生动传神，真所谓“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林纾《柳文研究法》)。

柳子极写山水异态之美，除刻画形态外，还通过写人置身其中的美妙感受显现其美。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说:

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作者对西山“特立”精神的体悟，对沉醉西山解脱之感的描述，无疑都是对西山之美的赞扬。他如《钴潭西小丘记》说: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煕煕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悠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也是对小丘形胜的赞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说: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仍然是在用作者的审美感受表现小石潭的境界美。

柳宗元在极写山水异态之美的同时，常会用不同说法(如说“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等)，道其不为人知或为人所弃的遭遇，以形成“落差”，显然落差越大，越有利于蕴涵作者的不遇之慨。

二是托论山水以舒泄幽郁。最典型的例子是《钴谭西小丘记》和《小石城山记》中的议论，前者说: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后者说: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前者就“唐氏之弃地”无遭、有遭作论，哀其无遭，已有自鸣不平之意;贺其有遭，则有自吊、自慰之意，表现的都是作者作为迁客无限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何焯说“‘唐氏之弃地’，‘弃地’比迁客”(《义门读书记》)，高步瀛说“以上因贱直得丘而发感慨，即隐以自喻”(《唐宋文举要》)，皆是。细言之，则如林云铭所言:“末段以贺兹丘之遭，借题感慨，全说在自己身上。盖子厚向以文名重京师，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门下，犹致兹丘于沣、镐、鄠、杜之间也。今谪是州，为世大僇，庸夫皆得诋诃，频年不调，亦何异为农夫、渔父所陋，无以售于人乎?乃今兹丘有遭，而己独无遭，贺丘所以自吊，亦犹《起废》之答无躄足涎颡之望也。呜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气短矣。读者当于言外求之。”(《古文析义》初编卷五评语)

后者就小石城山“类智者所施设”生发议论，既说对造物者有无的怀疑，又说小石城山为何生于永州以及“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原因，实则故作话题“一吐胸中郁勃”(孙琮语)，或“借题发挥，用寄其以贤而辱于此之慨”(林云铭语)，总之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茅坤语)。

大抵柳子舒泄幽郁之文，由与书的直言尽言、不掩悲苦之音，到问对文字以其“浩浩”写其“戚戚之尤”，形于此而神于彼，到山水记借山水异态之美一吐胸中之气，可以看出作者在利用非告语门类的文体抒怀时，十分注意表现艺术的巧妙，而托人(物、事)寄意是常用的形式。这种倾向也反映在他愤世嫉俗的古文中。其托物寄意以写幽愤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庄子借助寓言写其怨悱，司马迁通过叙事写人“发愤以抒情”相通，故曾国藩说古代“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者，特举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为例。至于韩愈说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表明他也看出了柳子托人(物、事)寄意以抒怀言志与司马迁借叙事写人发愤抒情手法相通，因而文风相近的特点。《漫斋语录》的作者解释“雄深雅健”为“含蓄不露”(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实亦着眼此类古文托物寄意、曲折道来的特点而言。只是柳文抒愤泄怨并非全然含而不露，而是深含巧露，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上论柳文特色，系从文章功能入手言之，其实讨论柳文艺术成就，还可从文体、题材、语言入手言之。但无论从哪种角度入手，人们都会注意到柳文的两大特色，即体物写人之工和造语铸词之美。两者都是作者努力增强古文文学性和艺术美的结果，具体成因则与他惯于托人(物、事)寄意以抒怀言志和善于取用骈文语言艺术为古文所用关系密切。

前人说柳宗元体物写人言事之工，或谓“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刘煕载《艺概·文概》)。或谓“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如永州、柳州诸游记，咸能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刘师培《论文杂记》)。的确，柳子体物、写人之妙，多出自他的“形容尽致”、“穷形尽相”。如《段太尉逸事状》记太尉三逸事，一写其刚正，一写其慈惠，一写其清廉，事事描叙生动，典型言语、动作，使人过目难忘，真所谓“刻画情事，能使太尉须眉毕现”(《古文渊鉴》评语)。又如《梓人传》“次序摹写，井井入构”(茅坤语)，《哀溺文》“写溺状如画”(林纾语)，《憎王孙文》“能曲状小物，皆尽其致”(林纾语)，《三戒》“妙在写麋、写犬、写驴、写虎、写鼠、写某氏，皆描情绘影，因物肖形，使读者说其解颐，忘其猛醒”(孙琮语)，《愚溪诗序》“写景处历历在目”(蔡铸语)、“指次如画”(茅坤语)，《始得西山宴游记》“生意始得，顿觉耳目一新。摹写情景如化，画家所不到”(汪基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一小小题目，至于穷形尽相，物无遁情，体物直到精微地步矣”(林纾语)，《钴潭西小丘记》中“‘嵚然相累’四句，状潭处向上向下之石，工妙绝伦”(陈衍语)，《袁家渴记》“只如一幅小山水，色色画到。其间写水，便觉水有声;写山，便觉山有色;写树，便觉枝干扶疏;写草，便见花叶摇曳，真是流水飞花，俱成文章者也”(孙琮语)。总之，“柳子厚记山水，刻雕众形，能移人之情”(方苞语)。其体物、写人、叙事，皆因形容尽致而得其形、传其神，以至别具意味于言词之外。其论文章的“形容尽致”，主要表现为说得精到、透辟、详细、充分，与其说理尽极辩之能事相通。如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为恣意、恣笔之文”(金圣叹语)，“于文章之根柢枝叶，数词皆备”(《古文渊鉴》评语)，“示为文根柢，倾囊倒囷而出之”(沈德潜语)，“反复驰骋，曲折顿挫，极文章之胜观”(朱宗洛语)，“论文章处，曲尽平日揣摩苦心”(林云铭语)。

柳宗元造语铸词往往独出心裁，自加组织，尤其善于“拼字”(林纾语)，山水记中如“黛蓄膏渟”、“萦青缭白”、“纷红骇绿”，皆为其例。其遣词造句取径较多，引人注意的是对骈文语言艺术的活用。林纾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读之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畏庐续集》)。孙梅甚至说“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ɡōu)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四六丛话》卷三十二)。二家所言，即因柳子古文内含骈体文学质素而言。柳文骈体成分除表现为文中不时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四六对句，和“文中措辞亦偶著齐、梁隽句”(章士钊语)、长句用韵(如《答周君巢书》)，以及作为“子厚文中特色”(章士钊语)的数十字乃至百字以上的长联对句(如《张公墓志铭》“公患浮海之役”云云)外，还表现在受骈文(旁及辞赋)艺术影响而形成的写作特点上。如用字著色选声，造句务求亮丽(或谓奇丽、峭丽、古丽，总之要“丽”)，体物、写人、叙事，以至议论“形容尽致”等。尤为突出的是，多用短句，且多用四字句，这类四字句，多出现在体物、叙事文字中，它们或上下构成对偶，或句中平仄协调，或句式相同、相似，大量的只是字数相当、大体整齐，间或在四字句组前、后插入一长句以疏散文气。这一点和《国语》造句有相似处。《国语》造句多用短句，尤其多用四字句，故有学者视其为“骈俪所自来”(陈衍语)的代表作之一。柳子作《非国语》，但对它的艺术经验并不否定，为文即学得它的曲折纵横，峭削奇特，不但于其“巉险可怖”语“刻意模之”(平步青语)，而且有意效法它的多用短句，尤其是多用四字句，使其文化骈而非骈，虽含多种文体(包括骈体)质素，却难掩其古文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