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文主张和创作艺术

第十一讲　韩愈的古文主张和韩文的创作艺术

熊礼汇

出现在中唐贞元、元和、长庆年间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关于散文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从整合思想文化入手、旨在推进社会变革的文化革新运动。论其文学革新精神的由来，实是远承陈子昂开创的诗歌革新传统，而近与自天宝绵延至贞元前期的散文革新传统相续。古文运动得以在中唐蓬勃发展，除散文革新长期发展的大势所趋和社会环境的适宜发展以外，韩愈等人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

韩愈(769—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十九年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言京畿天旱人饥事，贬阳山令。元和元年(805)，自江陵法曹参军召拜国子博士。十二年随裴度平淮西，为行军司马，有功，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因上表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朝，韩愈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曾于长庆二年(822)任宣慰使，出使镇州说服王廷凑而解深州之围。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古文运动发展的贡献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提出了比较合理、可行的散文复古主张;二是写出了许多艺术特色显著的古文作品;三是培养了一大批古文写作者。比较而言，前二者影响最大，故本文就以阐说前二者为主要内容。

一、韩愈的散文革新主张

韩愈的散文革新主张也可称为古文理论，它们吸收了天宝以来前辈古文家倡导古文的诸多见解，但不少核心观点都出自韩愈的创造。其核心观点有如下几种。

(一)为古文，当“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而“本志乎古道”

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实际上从古文“句读”和艺术精神两方面确定了古文文体的本质属性。韩愈明确地说，他倡导的古文“句读不类于今者”，即其语句结构形式和审美要求与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迥然不同。所谓“今者”，就是他说的“下笔令人惭”的“俗下文字”(《与冯宿论文书》)，也就是骈体文。骈文是一种以双句为主，讲究语词对偶、声韵和谐，注重藻饰、用典的文体。六朝骈文创作取得辉煌成就，但也逐渐显出骈文写作风气的不良倾向，这种不良倾向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唐代，虽然先后有王勃等“初唐四杰”、张说、苏颋以及陆贽等人在骈文写作中锐意改革，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时至中唐，无论科考文字还是一般文士的应世之文，凡用骈体者几乎都有饰其词而遗其意因而内竭而外侈的毛病。韩愈说当时科考文字，即谓“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上宰相书》)，谓其“类于俳优者之辞”(《答崔立之书》)。柳宗元形容当时骈文“高手”的写作情形，则说:“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显然，韩、柳对写作骈文过分讲究形式而不太顾及内容的丰富和深刻是不满意的。韩愈强调古文“句读不类于今者”，实则反映出他认为骈文文体要求有碍于内容表达的看法。古文以奇句散行为主，其文章体制、结构虽不像骈体那样严密、规范，但也同样讲究文章外在形式的美，只是谋篇布局、组织章节、选字造句自有其法度。比如造句，骈文追求句式整齐，对偶工整，音韵和谐，古文却是以气运词，“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无论句子长短，还是声音高下，都词随气出，自然而然。古文是散体文，但并非所有的散体文都可称为古文。刘熙载说:“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艺概·文概》)除句读、风格、写法以及功用不同于一般不拘形式的散体文以外，古文文体还有一个区别于一般散体文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古文艺术精神必须以儒道为理论基础。韩愈“为古文……本志乎古道者也”，阐发的正是古文这一特有的文体特征。

古文创作是一种艺术创作，所谓“艺术莫难于古文”(方苞《答申谦居书》)。古文的艺术精神和作者的人生艺术精神具有同一性，是作者最高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人格精神在古文中的集中体现。韩愈服膺儒学，认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能进入圣贤行列(“纳诸圣贤之域”)，所谓“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伯夷颂》)。而圣贤是奉行儒道的典范，故自称“言行不敢戾于古人”(《上贾滑州书》)，“行己不敢有愧于道”(《感二鸟赋》)，而“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可见儒道亦即他说的“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尧舜之道”，正是他所追求的人生艺术精神的理论基础。韩愈又说“道莫大乎仁义”(《送浮屠文畅顺序》)，主张为人当“行之乎仁义之途”(《答李翊书》)，可见他所追求的人生艺术精神乃在“仁义”二字。韩愈认为古文家应“追古作者为徒”(《与袁相公书》)，或谓“蕲至于古之立言者”(《答李翊书》)，所谓“古作者”、“古之立言者”，正是“能行古道”的“仁义之人”，而“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所以他讲为古文必与“志乎古道”联系在一起，必和作者“所为合于古”(《题哀辞后》)联系在一起，本意是将作者以仁义为最高人生艺术精神作为古文写作的必备条件，而文学作品的艺术精神来自作者的人生艺术精神，故其从论述古文文体特征的角度提出这种要求，实则表明韩愈倡导的古文，除“句读不类于今者”外，还要求以有本于仁义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

(二)“修其辞以明其道”和“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说“修其辞以明其道”时二十五岁，说“不得其平则鸣”时三十六岁，两句话都出现在他积极倡导古文之时，实则反映出他对古文功用的看法。

“修其辞以明其道”出自《争臣论》，原文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明道”是韩愈赋予古文家的责任，也是对古文功用的限定。其“将以明道”之“道”，归根结底不出儒道之外。不但“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赵德《文录序》)，而且欲明儒道，必惟“正”惟“醇”是求。具体为文则有两种情形。一是直接阐说儒学道理，或正面立论，或通过反驳、批评“邪说”以维护、宣扬儒道。此类古文虽然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总以说明儒学学理为主，写作动机乃“思广圣人之道”(《重答翊书》)。二是依据儒学原理和儒家的礼法观念、道德意识观察现实社会、人生，用古文彰显正义、贬抑邪恶、释疑去惑，所明之“道”实为作者干预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生活的意见，这些意见虽出自个人的生活感受，多因具体事实而发，但包容其中的思想观念和赖以立言的理论原则却出自儒家学说。就像韩愈说的:“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无论退而“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还是进而“闵其时之平、人之不乂”(《争臣论》)，都自觉贯彻儒学精神、自然显露儒家之“道”。因此，我们不能将韩愈的文以“明道”，简单地理解为一味陈述儒学的抽象道理或空言儒道，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作者在表述他运用儒家世界观、人生观观察、体验现实社会生活、人生过程的心得。所明之道既然多为自得之语，故能见出作者识见的高低;又所见从作者社会生活、人生过程体验中来，故其“明道”与现实社会、人生结合紧密。

“不得其平则鸣”出自《送孟东野序》，原文有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认为“文辞(文章)”之作，乃作者“必有不得其平者”所致，换言之，作文(包括写作古文)是作者发不平之鸣的一种方式。显然，这一说法也是对古文功用的界定。所谓作不平之鸣也是在表达作者的人生感受，因而和文以“明道”有相通的一面，不同处在于“明道”说理成分较重，作不平之鸣则偏于“自舒其所怀”(《答侯继书》)，更多的是“发其郁积”(柳宗元语)，即抒泄其愤懑情绪。韩愈认为人是有情的，情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和外物接触而产生的，所谓“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原性》)。同时他又主张君子为人处世不可完全为情所左右，应该“动而处其中”(《原性》)。因而他主张作文发其郁积以鸣不平有个底线，就是不违礼义，或谓止乎礼义。即他说的“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亦不悖于教化”(《上宰相书》)。此外，韩愈并不反对古文具有娱乐功能，赞成以文为戏，自言其文即谓“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不过，这也是有底线的，即不“害于道”(《重答张籍书》)。

(三)为文“师古圣贤人”，贵在“能自树立”

韩愈《答刘正夫书》有云:“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从这些话不难看出韩愈为文学古的基本原则、方法和他所倡导的散文复古的本质属性。

韩愈说为文学古应该以古圣贤人之作为取法对象，学习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和“能自树立，不因循”。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辞”，主要是就如何学习古圣贤之作的“言、意”(《与李翱书》)即思想内容和语言词句而言。“师其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觉接受古圣贤之作的思想观点，如其所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答侯继书》)，“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进学解》)，都是在讲读圣贤书(旁及百氏之书)以领略其意为主的观点和如何领略其意的方法。二是在古文写作中自觉运用圣贤之作的思想观点，即他说的“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上宰相书》)。而他自谓“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说他人“读六艺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为辞章，可谓儒者”(《韦侍讲十二盛山诗序》)，则既言如何领略其意，又说到用其意于古文写作中，实是对“师其意”的完整诠释。至于“不师其辞”，要义所在，并非拒绝学习古圣贤之作的语言文辞，而是反对对前人言辞的硬性模拟和套用。韩愈一再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题哀辞后》)，“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并在文中屡屡言及前人文辞之美，流露出不胜欣羡之意。事实上，他对古圣贤人之作的“沉浸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就包含对文辞之美的体味在内。而他写作古文，不但采用古人文辞的句读形式，而且许多新鲜、生动的语言、词句都出自对古语的提炼和改造，有些则是受古语结构方式的启发创造出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韩愈于古圣贤人之作是既师其意，又师其辞，只是他的师法是一种极富创新意识的学习，所谓“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继承和弘扬的是“惟古于词必己出”的传统，声言“不师其辞”，实是对“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这种由来已久的因袭、“剽贼”风气的公开唾弃。

“能自树立，不因循”是韩愈师法古圣贤之作的原则。不但他讲“词必己出”、“不师其辞”体现了这一原则，就是讲“师其意”也是贵在自得，不以重复旧说为能。如他提出的“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不单指语辞而言，如刘熙载所说:“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艺概·文概》)又如方东树所说:“去陈言，非止字句，先在去熟意，凡前人所已道过之意与词，力禁不得袭用。”(《昭味詹言》)。正因师意、师辞都要求“必出于己”、“能自树立”，故为文立意遣词多新颖别致，不但作论能道古人、时人所未言，而且文章的结构艺术、修辞技巧、语言魅力大大超越前人，远非株守古人脚下、字模句拟的仿古之作所能比。正因如此，韩愈才能将为文师古变成集古人之长而用之，才能使散文复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革新。

(四)闳中肆外和养气以求气盛言宜

韩愈对古文作者内在本质和创作的关系有深刻认识，持有文以气为主和文如其人的观念，只是他特别重视的是后天的儒学修养、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他说:“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后二句“兼及内外”(何焯语);“成人”出自《论语·宪问》，完人之意。所谓“内外”即就作者内在道德品性和辞章修养而言。其《进学解》有言:

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这段话讲的正是古文作者如何加强文学修养(包括吸纳思想、艺术精华)以“闳其中”而将文章写得恣肆、奔放的情形。可见，没有创作主体文学修养的“闳其中”，就难有其古文写作的“肆其外”。其《答李翊书》则言及作者加强仁义道德修养的态度、方法和这种良好修养与古文写作的关系。所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三养”，即养德、养学和养气，养德的最高目标是成为“古之立言者”那样的“仁义之人”，养学是为了加强儒学修养，提高对“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以及学理“醇”、“杂”的辨别能力，而养德、养学最后演变为养气。所养之气正是营造古文神、形之美的极为活跃的因素，小至于“言之短长”、“声之高下”，大至于篇章结构，文章的风度、神韵，无不与气的运行相关，行气实为古文创作的重要门径。这从韩愈称美他人“为文辞有气”(《张君墓碣铭》)、“为文有气力”(《薛君墓志铭》)就可看出。所以，韩愈讲闳其中而肆其外，讲养气以得气盛言宜，都是从古文写作角度对作者主观修养提出要求。

(五)“无难、易，唯其是尔”与“辞事相称，善并美具”

“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是韩愈对以何种语言风格为文的基本态度，意谓只要立意“是”(最高标准是合乎古圣贤人之意)，无论采用哪一种语言风格都可以。李翱说当时“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答朱载言书》)，可见韩愈说“无难、易”实是对当时诸多主张的看法，表明他不赞成刻意用某一风格的语言作文，认为只要能恰到好处地达意、明理就好。不过，韩愈推崇的语言风格，仍以质朴、自然、爽朗为主，他强调语言创新，即要“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也要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他对语词质朴的要求大体有三:一要说得明白、透彻，反对用语艰深，语义难明，而要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韩愈不但说过“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还批评陈商为文“语高而旨深，三四读尚不能通晓”(《答陈商书》)。二要用语准确、简洁，所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送陈秀才彤序》)，“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上襄阳于相公书》)。三要“直而不华”(《韦公墓志铭》)，自然道来，“不以琢雕为工”(《答李秀才书》)，所谓“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寄崔二十六立之》)，“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醉赠张秘书》)。韩愈提倡质朴、自然、爽朗的语言风格，既是对古圣贤之作艺术传统的学习，同时也是针对东汉以迄中唐文风之弊而发，通过“反刓以朴，刬伪以真”(宋祁语)来转变为文动辄“嫣然华媚，无复筋骨”(陆希声语)的风气。

此外，韩愈讲如何遣词以达意、叙事，还有两句著名的话，即“出言适其要”(《送陈秀才彤序》)，“因事以陈词”(《答胡生书》)。两句话都强调遣词造句和语言风格与表达对象的一致性。如果把“出言适其要”理解为对说理文的要求，可见他十分看重说理文用语的简明扼要。说话能抓住要点，并且说得明白清楚，首先要对问题理解得透彻，然后才能披沙见金而知其“要”，一语道破。“因事以陈词”，主要针对叙事文而言。章学诚说“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章氏“期如其事”可以说是对韩愈“因事以陈词”要领的揭示，词如其事，进而文如其事，不单要求用语生动、形象，而且或质或文，语言风格也要与所叙之事性质协调。他称赞儒家经典中的叙事文字“辞事相称，善并美具”(《进撰平淮西碑文表》)，正表明他是将“因事以陈词”、“辞事相称”或谓“文章言语与事相侔”(《上襄阳于相公书》)作为叙事文修辞艺术的原则看待的。

此外，韩愈论文还有贵“奇”、尚“异”的倾向，说过“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科斗书后记》)，涉及古文风格以及作者如何创新和加强修养等方面的问题，所言皆与上述核心观点一致。韩愈不单用它们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也用来指导自己的古文写作。

二、韩愈古文的艺术特色

韩愈倡导的古文，是一种自具首尾、篇幅有限，遣词造句取法三代之文，行文一气贯注，重在明道、纪事，而以具有以儒学为本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单篇散体文。他倡导的古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作艺术的革新。韩愈今存古文三百多篇，纵然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其艺术风格则不外雄健奇崛、温润和易两种。裴度说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寄李翱书》)，张籍说韩愈“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祭退之》)。柳宗元说韩愈“怪于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求“恢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李翱说韩文“开合怪骇、驱涛涌云”(《祭吏部韩侍郎文》)，“其词与其意适”(《与陆书》)。皇甫湜说韩文“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出神入天”(《韩文公墓志铭》)。李汉说韩文“汗澜卓踔，奫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发。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韩愈文集序》)。王禹偁说“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答张扶书》)，欧阳修说韩文“浑厚而雄博”(或谓“文辨而义深”)(《记旧本韩文后》)，苏洵说韩文“温醇”(《上田枢密书》)，又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都是就韩文的某一艺术特色而言，或概论，或描述，虽然带有论者固有的审美趣味，却能反映韩文的两种基本艺术风貌。大抵韩文中的雄健奇崛之作，出自作者的“行峻而言厉”(《答尉迟生书》)，多为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发愤世之慨、作不平之鸣(包括自鸣不平)者，说理论事，往往情随词涌，不可阻遏。温润和易之作，则出自作者的“心醇而气和”(《答尉迟生书》)，多为辨析学理，说明礼仪，记述亭阁和向人陈述作文心得或直抒胸臆、倾诉心事者，行文或径遂直陈，或往而复还，无不优游有余。引人注意的是，韩文虽说“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但常见的情形是温润和易之中不乏雄直之气，雄健奇崛之中亦有温润和易之语，不论风格如何，都能将事理说得昭晰无疑，而使人读来有味。

韩愈“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潮州刺史谢上表》)，“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一生手不停披、口不绝吟，实则“学以为耕，文以为获”(《祭故陕府李司马文》)，不但深探力取的多为前人文章妙处，而且孜孜以求的也多是古文写作艺术的创新。故朱熹说他读书“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言语文字之工”(《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五)，甚至说他“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诸子》)，话虽说得有些过分，但韩愈毕生讲究古文的艺术美、追求古文的文学性，却是事实。韩愈写作古文，除合理取用先秦、西汉散文体格和修辞艺术外，实对包括八代在内的历代文学艺术上的长处采取集其大成、化而用之的态度。在这方面，突出表现有三。

一是以诗为文。钱穆说:“赠别有诗，公宴亦有诗，至于唐皆变而为序，此等序，其实皆诗之变体。惟韩公深于文，明于体类，故能以诗之神理韵味化入散文中，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杂论唐代古文运动》)韩愈以诗为文，除以诗情、诗味、诗境化入古文外，用得很多的还有诗歌比兴以言志、唱叹以抒情、寄意于言外等表现手法，这些在韩愈赠序、上书、杂说乃至祭文、碑文、墓志铭的创作中都有反映。如唐彪就说韩文“有若诗之兴体者，《送杨少尹序》、《王含秀才序》、《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诸篇是也。有若诗之此体者，《杂说一》、《杂说四》、《应科目与人书》诸篇是也”(《读书作文谱》卷十)。曾国藩也说《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犹，风神绝远”，《送杨少严序》“唱叹抑扬”，《罗池庙碑》“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情韵不匮”，《题李生壁》“低回唱叹，深远不尽，无韵之诗也”(《求阙斋读书录》第八卷《韩昌黎集》)。

二是以辞赋为文。韩愈以辞赋为文，一方面将小赋的情韵、风神之美植入古文，或采用刺世、愤世之赋敷陈讽谕的手法作不平之鸣;另一方面还将汉大赋特别是司马相如、扬雄之赋的创作经验用到古文写作中。曾国藩说:“韩文实与汉赋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致吴南屏书》)。又说:“韩、柳有作，尽取扬、马雄奇之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圣哲画像记》)曾氏欣赏韩文的雄伟、奇崛，认为其风格的形成受到过扬、马辞赋的影响。吴汝纶直言:“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与姚仲实》)。刘煕载则说韩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艺概·文概》)。除曾、吴、刘所言者外，举凡大赋的结构形式、铺陈手法以及为文行气之术也被韩愈灵活地用到古文写作中。而有些文章，如《进学解》、《讼风伯》等，其体式、风味几与辞赋无异。

三是以骈文为文。韩愈虽然唾弃一般骈体文的内竭而外侈，不赞成骈文的句读形式，但并不简单地否定骈文所具有的诗性质素和词句偶对、音韵协调、使典用事、词藻华丽等审美要求和表现形式，而是把它们作为古文创作的借鉴对象。如将骈文用“一简之内，音韵悉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造句方式以得声韵之美，转化成用词随气出的参差错落的句式自然显现声之高下、调之抑扬和节奏之快慢以得“宫石相宣，金石谐和”之妙(《送权秀才序》)。再如将浓缩史事以成典故代言今事今理，转化成将史事展开来说以论述其理。又如将造句必求词性、意义、声韵、长短、句式严格相对，转化成多用句式大体整齐的偶句和排比句，都可以说是对骈文表现艺术的取用。

由于韩愈为文“闳其中而肆其外”，不但继承和弘扬先秦两汉儒家散文的艺术传统，还对其他各家散文的艺术经验和古今多种文体(包括诗、骚、史传、传奇等)作品的创作艺术兼收并蓄，并在写作古文时综合运用，使之融为一体，故其古文艺术特色显著。论其特色，至少有四。

(一)辩、驳、论、说，气盛语直

韩文如此，自与作者少即“勇于敢为”(《进学解》)，“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韩愈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能以儒学传人、卫士自诩，力排佛、老，坚决果敢，宁死不屈。他对张籍说:“前书谓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然。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重答张籍书》)又对孟简说:“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与孟尚书书》)这种维护思想信仰(兼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政治理想、道德价值标准及为人处世之道)的坚定性，必然会带来他辩、驳、论、说时的高度自信。用这种强势心态说理论事，自易气盛语直，所作古文亦雄劲刚健，以气势胜。当然韩文说理有气势，也与作者善于使用一些艺术手法有关。所用手法很多，比如:

1.以警句开篇，入手即有先声夺人之势

此即魏禧说的“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日录论文》)，亦即人们常说的工于发端。像《原道》开篇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四句话接连而出，正面揭示儒学要义，既显出立论的庄重严肃，透出一股正不可犯的力量，还通过句式的变化(同中有异，由短而长)显出文势的跌宕。像《送孟东野序》起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也是劈空作论，立定一篇主意。不单此句所说道理概括性强，出语大气有力，且对下文一鼓作气、趁势作论有引发作用。

2.自占地步，把握话语主动权

说理论事有气势，关键在于所持之理充分、正确、深刻，所谓理直才能气壮。具体作文则有两种情况，一是正面辩驳，侃侃而谈，行文如同高屋建瓴。一是由于作者身份、地位和与所论之事有特殊关系，许多话难以理直气壮地陈述。自占地步，把握话语主动权，主要是针对后者的一种修辞策略。像《原道》开篇推出四句，提出立论标准，然后据以作论，也是自占地步，把握话语主动权，但更多的是见诸作者不得已而作的文章。如《与于襄阳书》本为求人丐贷之文，说事论理很难开口，作者却说得意色洋洋，毫不气馁。妙就妙在文章开篇就指出“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相须以存的关系，再作发挥，最后才落到求人施以援手上来。又像《后二十九日上宰相书》开篇放言周公纳贤事，说今宰相位与周公近，而百事不如周公时，理应用贤，“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作者拿当朝宰相和周公对此，当朝宰相对他当然难以非议，这样立论便站稳了脚。于是下面质问、泄愤之词连连涌出，语语显得气足势重。

3.论证时详言尽言，广征博引，说深说透;反驳时直击要害，一语道破

韩文说理继承了儒家说理文博引事例实证其说的传统做法，引例往往接连而出，不胜其多。像《论佛骨表》说帝王长寿且在位时久亦非“事佛”所致，即言:

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接下来又说到佛法传入中国后帝王年寿不永、运祚不长事，也是就其所知，尽数罗列。又如《送高闲上人序》说:“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亦以“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为例。如此援例以证，详言尽言，实是纳叙事于论说中，既有助于说清道理、增强说服力，又便于行气于铺陈中，使文势大增。和论事说理“老实说出紧要处”(刘煕载语)，务求昭晰无疑一样，韩愈作反驳文字常能抓住论敌要害，且明言其弊，一针见血。如《论佛骨表》切言帝王侫佛或“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或“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或“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即为显例。如此作论，真可谓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于人则见其胆识，于文则大增健拔之气。(www.xing528.com)

4.用特殊结构形式的句式壮大文势

常用的句式有排比句，而且多是连排。如《原道》说“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爰，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即八句作排。又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第、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作排者也有七句。从二例可见，韩文作连排，往往诸排句同用一类字，如前例就都用到“为之”二字。这就是陈骙讲的“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文则》)。

韩愈还习惯于用长句壮大文势。所用长句多为举例和说明情况以作论证，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或无限扩张主语内容而言之，如《送孟东野序》谓“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或由主语带出诸多描述语，如《进学解》谓“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或对所言对象特征加以描述，如《柳子厚墓志铭》谓“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长句容量大，结构形式灵活，有的不但出以单句，同时还兼容对句、排比句。长句劲气排奡，文势自然矫健。

此外，韩愈还爱在文中大量使用反诘句以助成文势，如《讳辩》谓:“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即按对方逻辑推论得出荒谬结论，借用反诘句式驳斥对方，由于反驳十分有力，常能置论敌于死地。又如《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自“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至“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竟连用十一个反诘句，连珠炮般的反问，自然会带来咄咄逼人的气势。

5.语气斩截，“与人商论不能下气”

韩愈说理，无论正面立论示人以观点，还是驳论直击要害而言之，都有出语斩钉截铁、逞性任气的特点。像《原道》中说“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疾废者有养也”，《争臣论》说“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云云，都属于刘煕载讲的“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艺概·文概》)。出语斩截，来得硬直，显出韩愈性格的倔犟，同时也反映出他作论好径遂直陈和“与人商论不能下气”的特点，而这些都有助于辩、驳、论、说的刚劲雄健，以气势胜。

(二)写人记事，辞事相称

韩文“其词与其意适”(李翱《与陆书》)，总能准确、明白地表达作者的意思。就其写人记事之作而言，则有“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章学诚语)的特点。写人、记事，就写作言，实不可分，写人离不开叙事，叙事往往离不开写人;就文体言，则有序、记、传、状、碑、志等。韩愈有两篇碑文非常有名，一为《平淮西碑》，一为《曹成王碑》，记述的都是当时平藩的大事。前者奉天子之命而作，体裁宏巨，句奇语重，“记叛变，记廷议，记命将，记战功，记赦宥，记论功，而总归于天子之明且断，井井整整，肃肃穆穆……西京后第一篇大文字”(沈德潜语)。《曹成王碑》叙事详细，突出特点是既用许多生僻的动词记述李皋攻讨李希烈之攻城略地的事迹，又用众多平易之字叙说他事。二文辞事相称，自为无疑，但最能见出韩愈写人记事、辞事相称艺术特征的，似乎还是那些为亲友和社会上一般人物所作的碑志。细读此类文字，可知韩文写人记事、辞事相称至少有三个特点。

1.写人重在突出大节和个性

古文中的传、状、碑、志，均以写人为主，而且写的是真人真事。作传、状、碑、志，说到底，是给已故之人作一个评价，因而坚持一种人物品评标准是第一位的。韩愈既以植根于儒家思想理论的艺术精神为古文的灵魂，其人物品评标准自然离不开儒家的道德价值观。难得的是，他为人作传、状、碑、志，并不从概念出发，死套“标准”，把文章写成干巴巴的几条筋，而能从人物生平事迹的实际出发，于巨公、重臣重在突出其功业或大节，于名流、奇士则重在突出其特长或个性(当然，也有借写个性以显大节或在记叙大节中显示个性者)，使其传、状、碑、志成为生动的人物画廊。李淦就说:“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文章精义》)

其实韩愈碑文亦有其妙。大抵它们妙就妙在写出了人物的大节或个性特征，和采用了显现人物大节或个性的独特形式。韩愈论人，有“巨人、长者”(《许国公神道碑铭》)之说。方苞说“退之于巨人(高贵之人)碑志，多直叙，其词之繁简一视功绩大小”(马茂元整理本《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引)，实已揭出韩愈为巨人、重臣作碑志重在突出功业或大节的特点。如其《许国公神道碑铭》为韩弘而作，文中即以叙说韩弘代任宣武军节度使所建功业为主，既记其“会诸军击少诚许下，少诚失势而走，河南无事”，再记其斩刘锷以肃治汴州，又记其严拒李师古“假道”而声援滑州，还记其不为李师道所惑和攻蔡州以除吴元济事，最后还记其平郓州后赴京师进献财、粮、马匹、兵械事。显然，所记赫赫功业无不显出韩弘忠于朝廷、维护国家统一的大节和坚定、果敢、威严的个性特征。《孔君墓志铭》也是详记孔戡强谏卢从史勿“为不法”以著其大节。《张君墓志铭》更是特写张彻因严斥反贼而遇害事而彰显其忠勇节概。《太原王公墓志铭》记王仲舒事，则主要突出他作为江南西道观察使治理地方的才干。《刘公墓志铭》则记事以突出刘昌裔长于“思念计画”的本事。《施先生墓铭》则叙事以突出施士丐通经学、执教太学十九年的学者生涯。像《樊绍述墓志铭》详记樊氏为文事，《登封县尉卢殷墓志》详记卢氏为诗事，都是有意突出墓主的杰出才能。像《贞曜先生墓志铭》特记孟郊为诗特点及其高才而穷的遭遇，《柳子厚墓志铭》特别说到“子厚之风”的高洁和柳文“必传于后”，也都是从墓主生平特征出发，叙议以凸显其人生亮点。甚至《李君墓志铭》专记王虚中深于五行、工于推算事，《卫府君墓志铭》独述卫中立采药铸金事，文中立意自在批判学仙服食的愚妄。就写人务显本质而言，也确实抓住了墓主为人特点。至于《薛君墓志铭》写薛公达气高务奇，《王君墓志铭》写王适为人“怀志负气”，皆为作者写人着力突出个性之显例。

从上述墓志可见，文中所写人物大节或个性，反映出作者对人物的基本评价，亦为文章立意所在，全篇皆由此引发开来。而韩愈写人能突出大节或个性，关键有二，即论人有识力与记事会裁制。论人有识力才能敏锐、准确地认识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和作出相应的评价，这一点对写好生平并无功业可言而命运多舛的人尤其重要。会裁制涉及如何选取重要事迹突出人物大节或个性的问题，最忌讳的是枝枝叶叶尽行阑入，看似全面细致，实则不得要领。写生平事迹丰富的人物，韩愈尤重裁制，不但精于选材，而且行文时主次详略恰到好处。要说明的是，韩愈为了突出墓主的功业或个性，于取材时必苦求其异于常人之事，但也决不违背事必真实的原则，有时为了使后人较然不疑，还有意叙写墓主的过失和毛病。

2.叙事多概叙而不废细节描写

传、状、碑、志本是记述人物事迹的文体(有的碑文以记事为主，但也离不开写人)，与史传同属一类。由于独立之文篇幅有限，叙事难以充分展开，于是韩愈便将《史记》、《汉书》概叙其事的手法大量用到碑志写作中。不但叙写人物世系、妻子、卒时、葬地极为概括，言其事迹也以简明为贵。如《太原王公墓志铭》自“公讳仲舒”至“改婺州、苏州刺史”就是概而言之。下言:

征拜中书舍人，既至，谓人曰:“吾志，不乐与少年治文书。得一道，有地六七郡，为之三年，贫可富，乱可治，身安功立，无愧于国家可也。”日日语人，丞相闻问，语验，即除江南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则奏罢搉酒钱九千万，以其利与民;又罢军吏官债五千万，悉焚簿文书;又出库钱一千万，以丐贫民遭旱不能供税者;禁浮屠及老子为僧道士不得于吾界内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诳丐渔利，夺编人之产。在官四年，数其蓄积，钱余于库，米余于廩。

文中所说治政措施虽然较为具体，但与后面说王氏为拾遗与阳城疏论裴延龄诈妄，为考功吏部郎遭谗而贬;“在制诰”“不以权臣为意，又被谗而出”;在婺州“按核群吏，奏其赃罪，州部清整”，“其在苏州，治称第一”，以及“公所为文章，无世俗气，其所树立，殆不可学”云云，终是概言居多。

不过他的概叙有两个特点:一是叙议结合，纳褒贬于叙事中，既概叙其事，又概论其人。尤有甚者，竟就所叙之事大发议论或再三慨叹，如《樊绍述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即是。二是置细节描写于概叙中，即概叙众多事实时，对其一事或数事用到细节描写。而所谓细节描写，主要是在叙事中引入相关人物的典型语言。借助人物语言叙事是韩愈的习惯作法，这样作的好处不单能见出叙事的生动性，还能彰显事迹的真实性、典型性。像《平淮西碑》连引“皇帝曰”的十三段话，就是靠记述重要言论叙述朝廷决策、调兵遣将以平淮西的大事。而《房公墓碣铭》、《唐故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墓志铭》、《李公墓志铭》等，或引墓主生前语、或引他人语、或引作者语以叙事，有时记述简短的对话，但总穿插在概叙之中。此类引语(不同于全借他人之口以叙事)往往构成传神写照的生动细节，使人读其语即知墓主节操、性情。当然，碑志概叙中杂以细节描写，也不全是引语而成，像《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写张署“拜京兆府司录，诸曹白事，不敢平面视;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醊，揖起趋去，无敢阑语;县令丞尉畏如严京兆，事以办治”，《孔君墓志铭》记孔戡事，言“从史为不法，君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从史羞，面颈发赤，抑首伏气，不敢出一语以对……坐则与从史说古今君臣父子道，顺则受成福，逆辄危辱诛死，曰:‘公当为彼，不得为此。’从史常耸听喘汗”，即以描叙细微之词展现细节。韩愈叙事多用概叙而不废细节描写，以及惯于用引人言语和细微描叙以显细节的做法，不单见之于碑、志，还见之于其传、状、记以及祭文中的叙事文字。这只要读读《张中丞传后叙》、《蓝田县丞厅壁记》、《祭十二郎文》就会知道。由于碑志叙事原本为了记人，而细节便于显露人物精神面貌，故概叙中用细节处多。少数碑志甚至有叙事故事化的倾向，借细节以为情节，尽显人物个性和本质特征。如《王君墓志铭》写王适“骗婚”故事，《张君墓志铭》写张彻就义事迹，《柳州罗池庙碑》写柳侯死而为神显圣惩治李仪的传说，事情或真或妄，写法都受到传奇小说的影响，都有借助离奇情节写出人物独特品性或“生时之屈抑”的特点。从“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呆)板”(黄宗羲语)的角度看，借助典型细节或情节写人，正是碑、志叙事气韵生动、饶有意味的重要手法。

3.结构形式、叙事方法、语言风格因人而异

曾国藩曾“将韩文墓志拟立一表，以明行文无常态，金石无定例”(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十八引)。又说:“志铭之文如神道碑，有于叙官阶逐段叙其政绩一法，昌黎《太原王公神道碑》用之。有先将官阶叙毕，然后申叙居某官为某事一法，昌黎《太原王公墓志铭》用之。后来王介甫多用此蹊径。”“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皆沿为金石定例。”(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十七引)曾氏实已言及韩文墓志结构、叙事方法多变的一些特点。

大抵结构、写法、风格多变，皆因人因事而异，目的则是突出人物的功业、大节或特长与个性。如曾氏所指《太原王公墓志铭》“叙居某官为某事”即为突出王氏功业、特长而设，《薛君墓志铭》记薛公达事，“独举其射标的一节，亦见其气高务奇”(方苞语)。二者皆可称为特写，而前者是在概叙生平之后作特写，后者却是在顺叙生平中作特写。像《施先生墓铭》入篇即道施士丐去世后韩愈作铭事，详记其学者授业特长，最后才叙及乃祖世系。像《樊绍述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纳议论、慨叹于叙事中，打破传统墓志重在叙事的写法，也与突出墓主为文、为人特点有关。

一般来说，韩愈墓志都会写到墓主世系、姓名、妻子、卒时、葬地以及生平履历，但所言顺序并不一样，这样便带来了结构的多变。又叙事用第三人称，类似客观叙说，但叙说方式并不单一。如《卢丞墓志铭》叙卢行简父母事，即引行简求韩愈作铭之语为文，所谓“通篇皆乞铭语，不自置一词”(方苞语)。《张君墓碣铭》叙张圆事，也全借张圆妻刘氏女奴的口说出。

至于语言风格亦因人因事而异，《平淮西碑》庄重典雅自与所记之事相侔，即如《许国公神道碑铭》记韩弘事，亦“严毅威重，与其人相称”(姚范语)。尤为特别的是韩愈为一些好友作墓志，还有意效仿对方的文风、诗风，如欧阳修就说“退之与樊绍述作铭，便以樊文”(林纾《韩文研究法》引)，林纾亦谓“昌黎铭贞曜墓，序既拗折，铭亦岸异。韩、孟平时联句，均镂肝肾，故铭幽之文，亦不能不见棱角”(同上)。而《柳州罗池庙碑》不但碑文取材受到柳宗元看重传奇的影响，并且铭辞如诗，颇具《楚辞·九歌》韵味，亦与柳宗元作赋好摹楚声、学骚体的艺术趣味相通。显然，作者如此苦心为文，对表现他与墓主的知己关系和突出对方的种种特点是有难以明言的作用的。

(三)抒怀泄愤，构思奇特

韩愈自道其文，尝谓“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又谓其“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进学解》)，“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可自嬉”(《送穷文》)。韩愈为文有尚奇倾向，命意恢奇、选材怪奇、结构新奇、涉想诡奇、用语僻奇都是韩文“奇”处，要而言之，可谓构思奇特。虽然韩愈称其“怪奇”之作主要是抒发“感激、怨怼”情怀，为“自嬉”或“求知于天下”(《上宰相书》)之用。但他尚奇的艺术趣味也常流露在为时所用的古文中，有些表达重要政治、文化“郁积”之思的文章也有构思奇特的特点。论其构思奇巧，可举三文为例。

一是《送穷文》。本文表现作者的“固穷(即使处于穷途末路，也不改变志节)”之志，但也抒发了他仕路淹蹇的一肚皮孤愤。文章构思亦由“固穷”二字生发开去，借正月送穷习俗编造主人与穷鬼的对话，以称扬己才己德和倾吐牢骚，末以将穷鬼“延之上座”作结，以明其志。文中写得最生动的是人鬼对话，主人历数五个穷鬼(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和交穷)为患于我的罪状，而穷鬼大表其功，一番论辩，把主人才德之高、不遇之甚表露无遗。而末段延鬼上座，大有“世界中利禄贵显一文不值，茫茫大地，足有五个穷鬼是毕生知己”(林云铭语)之意，虽然仍在发泄怨愤，却可见其“固穷”之志。文章用游戏之言抒愤言志无不酣畅淋漓，既引人笑，又引人思，其艺术上的成功，显然大半得益于构思的奇特和用语的诙谐。钱基博即谓“其体制原仿扬雄《逐贫赋》，然《逐贫赋》，雄与贫但一问一答，而愈之送穷，则再问再答，层次多而气郁厚。雄之逐贫……只是凡情常思，而愈则历数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正言若反，以自谴者自誉，愤世绝俗，划然轩昂。入后穷而不穷，曰‘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托之鬼口，意尤诙诡。然幽情诞思，不离人情，所以为妙”(《韩愈志·韩集籀读录第六》)。

其实，在写《送穷文》之前，作者就曾尝试用奇特的构思撰文以抒愤言志，《送李愿归盘谷序》即为其代表作。此序作于贞元十七年(801)，作者始脱汴、徐之乱，在洛阳闲住，因几次求官京师未能如愿，心怀郁愤而有是作。序托李愿之口揭露居高位者的赫赫声势和骄奢淫逸，勾勒出势利小人伺机钻营可鄙、可恨、可悲的种种丑态，发泄的是作者蓄之甚久、不吐不快的牢骚和不平。赠序一般以作者自言为主，叙事说理多用第一人称。此序却以记述被送者之言为主，在结构上也以记述被送者之言为主体，首尾所记作者之言都围绕被送者之言来安排。如此破格结构文章，自是为了便于作者泄愤以惩世，所谓“借题写意，惊人愦愦”(张伯行语)。林纾也说:“文之妙处，在‘愿之言曰’四字。一团傲藐不平之概，均出李愿口述，骂得痛快淋漓，与己一些无涉。”(《韩文研究法》)

从《送李愿归盘谷序》独白式的畅所欲言，到《送穷文》的人鬼之辩，作者实已找到一种如何通过构思奇特之文痛快淋漓地抒愤言志的表现方法。其成功之作，尚有作于《送穷文》之后二年的《进学解》。《进学解》也是用主客对答形式自鸣其不平，既显其才其德，又抒其愤。特别突出的是针对学生的诘问，先生答词的自咎自责，所谓“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其言正话反说，愈见其心难平。构思之奇，如林云铭所说:“其格调虽本《客难》、《解嘲》、《答宾戏》诸篇，但诸篇都是自疏己长，此则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看来无叹老嗟卑之心，其实叹老嗟卑之心，无有甚于此者。”(《古文析义》卷十一)亦如林纾所言:“文旨不外以己之能，借人口为之发泄，为之不平，极口肆詈，然后制为答词，引圣贤之不遇时为解。说到极谦退处，愈显得世道之乖、人情之妄……文不过一问一答而啼笑横生，庄谐间作，文心之狡狯，叹为观止矣。”(《韩文研究法》)

二是《送董邵南序》。此序因董生欲北上求仕于藩镇而作。韩愈既同情董生的“连不得志于有司”，又不愿董生投靠藩镇，临别作序，极难措手。作者构思之奇，在于采用“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苏洵语)的手法，表达明送暗留之意。文章结构，则如过珙所说:“通篇只以‘风俗与化移易’句为上下过脉，而以‘古’、‘今’二字呼应，含蓄不露，曲尽吞吐之妙。唐文唯韩奇，此又为韩中之奇。”(《古文评注》卷七)所谓“以‘古’、‘今’二字呼应”，关键语是“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和“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二句。前言语气肯定，表明据以推测出的“吾知其必有合”是有条件的，所说“董生勉乎哉”实含提醒意。后言出于疑问语气而意思肯定，对藩镇不行仁义、败坏风俗实有谴责之意，但并不说破，只说“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顺势跟上的“董生勉乎哉”，自另有深意(林纾说“是勉其决不可从贼也”)。显然燕赵古今有异，盖缘“风俗与化移易”所致，既然河北风俗已随藩镇政治教化而变，董生此去便未必“有合”，即使“有合”亦不可取。至此，作者本意已然明白，但他似乎意犹未尽，又另来一番叮嘱，请董生“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并请告诉他们:“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其颂扬天子威德以招徕河北豪杰，言外之意，董生自能理会。全文仅百余字，却有许多开合，转折顿挫，意味多多，虽然说得委婉含蓄，却意态淋漓，言外之旨显然。论其行文布置之妙，其起、结二句的乍然而起、戛然而止，也大有可玩味处。

韩文构思奇特而行文凭空结撰者多，《送廖道士序》亦为其例。此序旨在辟佛、老，于廖道士信仰持否定之论。文章构思奇巧，行文更是凭空作论，从远处、大处细细说来，然后轻轻落到廖氏身上。中谓“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郴之为州，在岭之上……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其无乃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学而不出邪”，这一段文字几占全文五分之四的篇幅，凭空作论的目的，在于替下言廖氏为人预留空间、预定尺度。有此务虚之论，故下文实论廖氏，用语极为简略，仅言:“廖氏郴民，而学于衡山，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岂吾所谓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与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别，申以问之。”出语简略，于廖氏为人实是连连否定，只是说得巧妙。言其“迷溺”于佛而称其本应为“魁奇”者，言其并不“善知人”(所知仅为僧人)却以问词言之，都显得意严词婉。结尾更是奇语顿生，曾国藩即谓“磊落而迷离，收处绝诡变”(马茂之整理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补注引)。

三是《毛颖传》。此文用拟人化手法为毛笔立传，用意大致有三:(1)通过纪述毛颖一生的功绩和他“以老见疏”的遭遇，借“太史公”对秦始皇的批评骂尽古代一切虐待功臣的君主，为“赏不酬劳”直至遭受不测之祸的功臣鸣不平。(2)用一些典型的双关语(诸如“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耶”)讥讽那些身居高位者的不称职。(3)如柳宗元所说，是有感于毛笔对文化的巨大贡献，“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借以勉励学者。传记构思奇特，全是以无为有，而规模体制酷似《史记》列传。大抵作者写毛颖，主要是抓住毛笔构造上的特点和它的功用以及它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再串以史实、神话、传说，运用想象和联想，以形成毛颖的生平，又将其行为纳入政治、文化活动之中，注入一种人文精神，将其家世、遇合、才学、性情、宠幸、朋友、退休、子孙“色色写到，色色如生，色色点染，色色涉趣”(孙琮语)。实是寓庄于谐，用游戏文字表达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

《鳄鱼文》也是一篇构思奇特之作。其构思之奇，表现在作者将鳄鱼视为蔑视中央政权、地方政府权威，擅自盘踞一方为害百姓的恶势力的化身，声讨其罪，挞伐其恶，严令“其率丑类南徙于海”，同时一再强调“今天子”的威德和天子命吏刺史的威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作者坚定维护中央政权尊严的决心，和对包括强横藩镇在内的一切割据势力的愤怒情绪。虽是借题写意，正告鳄鱼，令其远徙，却是先晓以大义，示之以天子命吏之威，再驱而逐之，而语势由平和而凌厉，终至咄咄逼人，显出词严义正、雄直刚健的风格特征。其文构思之妙，或如吴楚材、吴调侯所说:“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栗。”(《古文观止》卷八)

(四)词必己出，平易、畅达

韩文虽有奇崛诡异的一面，但总的语言风格仍以平易、畅达为主，所谓“未始句之难道也，义之难晓也”(王禹偁《答张扶书》)。韩文的“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显然与作者反对“文字暧昧”、主张“辞事相称”、追求昭晰无疑的表达效果有关，也与他“不以雕琢为工”和“妥贴”、“排奡”并重的审美观念有关。韩文语言平易、畅达，遣词造句都极富创造性，所谓“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在韩文写作中十分突出。而且用语的推陈出新，真能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即能使其营造的语句既通达顺畅，又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律。可以说，韩愈古文的艺术成就，主要是通过语言艺术革新显现出来的，韩愈实为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通过古文写作对汉语书面语言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师之一。

韩愈词必己出，除前已言及的造句破骈为散，句式参差，惯作长句(亦有以一字为一句者)，爱用排比(多至八九句作一排比)外，还表现在改造古语，吸收口语，借助虚字以创造生动、活泼、极富表现力的古文语言上。

先说改造古语以为新词。其中直接改造古语作为新词的较多，如将《诗·小雅·狼跋》中“狼跋其胡，载质其尾”改造为“跋前踬后”，将《诗·小雅·青绳》中“营营青蝇”改造为“蝇营狗苟”，将《战国策·楚策三》中“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改造为“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将《庄子》中“坎井之蛙不可语以海”和《尸子》中“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合而改为“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将李密《陈情志》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改造为“形单影只”，皆为其例。另外，也有融化古语自为新词的，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即从《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化出。他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熟视无睹、落阱下石、争妍取怜、海含地负、少安无躁、大放厥词、刮垢磨光、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许多短语新词，多为韩愈依据古语凝练简短而含义丰富、形象、生动的特点创造出来的新词新语(有的是后人对韩文语句的提炼)。

再说吸收口语。这表现在两方面(依郭锡良先生说)。一是口语词汇的运用，如对官名、地名和当代事物的名称全用时人称呼，不以古言今。如六朝后流行的佛、佛寺、僧、上人、道士、山人、修行、福田等，又如隋唐科考方面的术语，如进士、明经、甲科、主司、及第、考试等，皆是。他如“都”作“皆”用，用“太阳”代替“日”，用“眼”代替“目”，用“脚”代替“足”，用“写”代替“书”，用“到”代替“至”，都是大胆使用口语的例子。韩愈吸收口语以为新词，还表现在大量使用同义双音词。诸如恩爱、壹郁、葬埋、祭祀、器皿、货财、天下、国家等。同义双音词大量出现乃至代替同义单义词是唐代才有的口语现象，韩文中的双音词有的出自当时流行的口语，有的则是他受口语启发创造出来的。二是中唐新兴的汉语语法形式为韩文所用。如数词“两”字，不再只表示成双或成双的东西，有了“二”的部分用法，如《与崔群书》有“凡两度枉问”、《祭十二郎文》“韩氏两世”，《题欧阳生哀辞后》“惟自书两通”，皆是。再如以“第”为顺序数词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顺序词后带名词更是魏晋以后的事，韩文以“第”为顺序词很多，如说“公于次为第二”(《孔公墓志铭》)、“治称第一”(《王公墓志铭》)、“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灵”(《祭女挐女文》)等，皆是。又如处所状语的提前，也是汉以后才有，韩文例句亦多，如说“籍大历于和州乌江县见蒿”(《张中丞传后叙》)、“明日又于崔大处得足下陕州所留书”(《答侯继书》)，皆是。当然，新兴语法的采用只是丰富了韩文的造句形式，韩文语法的基本规则仍是和先秦、两汉古文相同的。

最后说虚字的应用。韩文语言极富表现力，与作者善于借助虚字表达说理、叙事的语气大有关系。虚字有“疑辞”(如乎、欤、邪、哉、夫等)、“决辞”(如矣、耳、焉、也等)之分，韩愈除利用虚字的“疑”、“决”语气造成文势的开阖外，主要是借助虚字传达说理、叙事、抒情时情绪的起伏不定，以增强表达效果。如《讳辩》中说:

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三句皆用虚字构成的反问句传达作者说理时不胜其愤的情绪，同时也增强了反驳谬论的力量。像《祭十二郎文》“文字反复曲折，悲痛凄惋，道出肺腑中事”(楼昉语)，“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茅坤语)，固然是作者“一面哭一面写”(吴楚材、吴调侯语)，文字传情，感人至深，把他悲极生疑、痛定思痛的心理活动表露无遗，虚字应用得好也是一个原因。费衮即言:“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莫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梁溪漫志》卷六)他如《杂说四》末句于叹词“呜呼”后续以用“邪”字构成的两疑问句“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邪?”寓肯定意思于否定语气中，言外自有愤慨不平之意。此外，韩愈造句还有连用二虚字为助词以表达深长意味或无尽情思的。前者如《送董邵南序》两言“董生勉乎哉”中的“乎哉”，疑辞在前，决辞在后，疑而后决，耐人寻味。后者如《祭十二郎文》说“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决辞在前，疑辞在后，决而生疑，更显出作者的哀思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