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忠
“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建安时期在严格的历史意义上归属于王纲解纽、民难聊生的东汉末年。人们通常把“建安”从东汉末年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主要鉴于建安时魏、蜀、吴三国纷争，一统江山瓜剖豆分的特殊状态。建安散文的主要作家是三曹、建安七子和仲长统等人，虽说他们中因感兴而有文学之诗的人不在少数，但文学之文寥寥。社会分裂对人们命运的驱动，是用破碎的生活和无数人的性命感染着文人的心灵，让他们用笔参与到林林总总的生活中。这一时期，由于文学的因循惯性和作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自主作用，散文风格呈现出多元的格局。但在多元中存在两个不变的内核，即通脱与气势，它们构成了建安散文风格及其艺术表现的基本骨架。
一、建安文人的恃才傲物与散文的通脱任气
就建安时期的散文风格论，东汉桓、灵之际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政治割据，对于文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节，党人涌现，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局面。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过这样一番话:“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然而与它相伴而行的是党锢之祸，士人遭囚禁、贬谪、杀戮屡见不鲜，从而削弱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热情，影响到他们在自我生活中趋向于个性的放任自由。
这种情况在孔融少时就显端倪。孔融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十岁时随父到京城，曾私访洛阳名士李膺，自称是李膺的通家子弟，且不拘礼数地反唇相讥太中大夫陈炜，举止随性。更有甚者，孔融曾与友人祢衡放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这大违孝道之论后来成为曹操杀他的口实。孔融传世的散文并不多，最显性情的是几封给曹操的信，讽刺曹操之子曹丕私纳袁熙之妻甄氏、曹操远征乌桓以及曹操禁酒。譬如他说如果因酒亡国而禁酒，那仁义、谦让、儒学、女人都有导致亡国的先例，为什么就不禁呢?
孔融的恃才傲物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共性，曹操早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是恃才傲物的一个标志。建安诸子皆然。对此，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都有评说，而后者比前者说得更为明确:“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自谓”蕴含了各自以己为是而以人为非，难怪曹丕说出“文人相轻”的话来。可为引证的是，曹操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修学令》)其实，仁义礼让的衰退，也是人们恃才傲物的必然结果。
与它相辅而行的是文人们往往不拘细节。曹丕说过:“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与吴质书》)文人这样做的本质在于行为的率性，不以自我的名节为重。他为太子时也是如此。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病死时，曹丕说王粲好驴鸣，率诸友作驴鸣以示悼念。而曹植往往“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传》)。正因为人们的不护细行，品行上难免有瑕疵，故曹操求贤，方有不拘品行之令，大凡“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举贤勿拘品行令》)的人都可以为他所用。
建安时期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文人的如此心性，给建安散文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人们在评说曹操散文的时候，常引用鲁迅的名言:“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评说中的“通脱”最关键的内涵是性情一任自然，从而导致“想写就写”的内心冲动和散漫的外在形式。熊礼汇说:“建安散文艺术的发展，大抵有两种趋势。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可以曹操为代表;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可以孔融、曹植为代表。”(《先唐散文艺术论》)他看到了建安散文风格在“通脱”旗帜之下的差异，只是为文通脱而又忘不了“华靡”，那必然有散文语言或者说艺术上的追求，而与通脱直接表现的“本色”有了距离。
文人的“想写就写”必本于性情，但情形复杂不一。西汉初年贾谊的《陈政事疏》也可以说是“想写就写”之文，但他有过多社会政治的承载，那痛哭、流涕、太息之言，在放纵性情时又制约了性情，显得过于沉重，散文本身并没有随意的风采;西汉武帝时期东方朔的《答客难》，自诉智能海内无双、悉力尽忠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措辞婉转，有性情而不能尽性情。为文真尽性情的是东汉的赵壹，他作《刺世疾邪赋》，其文称为“赋”，风格却类散文，文中数说世道腐朽黑暗，虽有无可奈何的愤激情怀，终究是酣畅淋漓，只是把自我的情感社会化了。而赵壹主要活动在汉灵帝时期，大概稍长于曹操。
在建安散文中，客观上曹操之文也最显通脱任气之性。曹操身为北方政治、军事集团领袖，兴汉的大旗下是魏、蜀、吴政治、军事冲突的漩涡。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是可以师心使论、放言无忌的人。他可以这样求贤: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魏志·武帝纪》
可以这样求言: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戒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魏志·武帝纪》
曹操思想上的开放以及对政治、对人生的胸怀，是建安时许多文人包括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所不能及的。伴随着它们，曹操散文全然是率真性情的流露，仍为曹丕、曹植所不能及，应了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的名言。
在这方面，最能与曹操媲美的是孔融。孔融和其他建安六子很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后来归附曹操的，而是曹操早年的朝廷同僚，汉献帝时官至太中大夫。董卓秉权时，常直言以忤卓旨;曹操当政，孔融的习性不改，一仍正言直行。当曹操因杨彪与袁术有姻亲而要杀杨彪时，孔融拍案而起，说道你要滥杀无辜，我明天就拂衣而去，不再上朝了。孔融如是的血性，为文在畅达中充盈的是难抑的真情。他的《论盛孝章书》素为人称道，开篇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孔融的散文风格和曹操的散文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但他真情的流露和曹操是相近的，曹操在《军谯令》中说过这样的话:“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如是的情怀他在《蒿里行》诗中也有过。面临着社会的动荡不宁以及百姓遭遇的深重灾难，他们都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然而，他们通脱任气并不限于真情的表露。可以说，通脱任气在散文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风格的多元，这是由不同的文体特征和不同的作家性情决定的。对这二者，曹丕都有论说。他论文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典论·论文》
论作家: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典论·论文》
曹丕所论严格说来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它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建安散文的不同风貌于斯可见。
建安散文主要是奏、议、书、表、令，其语言风格的自然本色或华丽典雅且置而不论，而文气的流动最见散文通脱任气的特色。苏轼曾说“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郄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乐全先生文集叙》)。他论郄鸿豫书今已不见，而论盛孝章书，果然是烈丈夫的雄迈之气凛然:
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他引史说今，紧扣曹操匡汉求贤之心，短促的语言强劲刚健。虽是求曹操救助盛孝章，但有曹操不救助则不是真正求贤之意。
孔融如此盛气之文还有《肉刑议》、《难曹公禁酒书》等，而这一时期，有“英伟豪杰之气”的散文还有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文》等。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是声讨曹操之文，写于建安五年(200)。四年后的建安九年，他写了《檄吴将校部曲文》声讨孙权，当时陈琳归附曹操只有一年。前者虽是声讨曹操，文章却为曹操喜爱，名声也就不胫而走。陈琳在文章中奉辞伐罪，声色俱厉，历数曹操罪恶。其中说曹操在董卓乱后，“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随后说曹操残害太尉杨彪、议郎赵彦，率将士挖掘梁孝王的坟墓，甚至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无不破坏，尸骸暴露。再怒斥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矰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这些言辞声泪俱下，行文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势和愤怒。当时，陈琳为袁绍所用，颂扬袁绍像斥责曹操一样，不无夸饰之词;此后为曹操所用，斥责孙权而盛赞曹操，也用了同样的笔法，如说曹操:“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伏尸千万，流血漂橹，此皆天下之所共知也。”所以，颜之推说他“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曹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患也”(《颜氏家训·文章》)。但在文风上则是刘师培说的“孔璋之文，纯以骋辞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富”(《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建安散文的通脱任气，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精神的表露，是作家品性和文章品性的融合。其中，作家的不矫情造就了文风的率真和气势，与时代的氛围相碰撞之后，形成了建安散文的总体特征。
二、曹操散文直面人生而尚实用的自然本色
建安散文的诸种文体，多出于实际的功用。清代刘熙载曾说:“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艺概·文概》)这话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汉魏之间，文章的华彩影响或者说削弱了文章的内容;二是魏武帝曹操之文倒是文采不艳，如果文采艳丽，则会影响到实用。
文华而害用说的源头当是战国时墨子的以文害质论，后来南朝的刘勰论赋，也有“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文心雕龙·诠赋》)说。散文的文采与实用原本可以不相矛盾，但常常呈现为矛盾的两端为文人自我防范，促使一些文人或趋于实用，或趋于文采。建安散文正是在“实用”这一大前提之下，有不同的趋向，一者趋于自然本色，以素朴示人;一者趋于华丽典雅，并不失其实用的目的。
相较而言，建安散文家中，最需直面人生的是曹操，散文最为自然本色的是曹操之文，代表作是《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这篇文章中坦然自述人生:初欲为一郡守;再则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作征西将军;不意身为宰相，人生意愿已足。“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且针对有人说他有“不逊之志”，曹操说己势足以背叛，但知必死而守义，没有反心。针对有人要剥夺他的兵权，他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可辞让的只有封地，“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在这样的陈述中，无所羁绊，言之所至则性情必至，直切真率中敞开的是自我的内心世界。
不仅如此，曹操在建安八年(203)有《论吏士行能令》，反驳有功劳、有才能而无德行者不得任郡国之长的论调: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魏志·武帝纪》
曹操对于怎样看待功劳和德行现实，有很清晰的认识，太平时期重德行，战乱时期尚功劳，而此时正当战乱，所以他用管子之论将兴国之道归结为贤明的君主“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质朴而简洁的语言鞭辟入里，既有盛气，又有锋芒，为其他的建安文人所不及。又如他的《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
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疲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魏志·武帝纪》
这些直言快语，告诉人们社会的现实状态和他的内心世界，未经刻意修饰的语言，让怜悯和悲情更加凸显。
正因为直面人生，曹操散文的自然本色与他忧生而能淡泊死亡相关。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遗令》里。他的《遗令》写道: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
曹操有游仙诗流露过对神仙及其生活的向往，却又以一首《龟虽寿》道破人生命运的必然终结，所以他在《遗令》里对自我后事的交代是那样坦荡。言辞当长则长，当短则短，不作赘语，后人说他的语言清峻，本质上是高度的精练利索。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之作，且与政治、军事等密切相关。散文趋于实用且以自然本色为基本风格是生活的常态，也是其散文的常态。即使是引用历史故事，本义也不是增强文章的文化氛围或历史厚度，而是增强说理的力量，他仍然是以坦言直陈的方式保持着语言的质朴。如他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在这里，曹操把历史故事的内涵摊开，让它在表现上更显得松散和随意，而不是用历史故事与简洁的语言有意追寻散文的典雅风格。
西汉的辞赋大家扬雄曾说“言丽用寡”(《法言·君子》)，曹操的散文把实用和文风的自然本色融合在一起，是他的政治追求和人生态度使然。他处世率性的一面，注定了他不会在这些应用性的散文中玩弄文学的辞藻，从而使自己的文章也典雅起来。而这恰好是建安散文自然本色的两面，一面贴着社会政治，另一面贴着自我生活或心性。只是二者往往水乳交融，不能剥离。而王充说的实诚在胸，文见实露，正是这类散文的基本特点。
这一时期，以散文贴近政治的还有仲长统。仲长统少好学博览，赡于文辞，敢于直言而不拘小节，参与过曹操主持的军事。曾著《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论说古今和时俗行事。《昌言》大多篇什亡佚，仅存《理乱》、《损益》、《法诫》等篇，具有代表性的是《理乱》。
《理乱》论天下之兴亡，认为天下未统一之时，英雄豪杰争夺天下，虽然说是假借天命、天威，但在实际上是以武力决一雌雄，最后的胜利者享有天下。到他的儿子即位，见天下安定，就渐生骄心:“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宴然，皆归心于我矣。”殊不知在这样的时候，贤人的才能无处可以使用，勇士的勇力无处可以使用，天子即使是愚蠢之才，“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然而，“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从天下如是兴亡的历程中，仲长统得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结论，认为到了这样的地步，天下自然就灭亡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仲长统与当时社会仍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背道而驰，把得天下与失天下都视为人作用的结果，只是他把社会的发展看做是周而复始的过程，存亡迭代，就不免堕入历史循环论，自然有些狭隘。仲长统没有摆脱前人述古论今的套路，他说了这么多，是要为论述现实作铺垫，并以此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忧虑。在他的心目中，东汉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公侯、百姓的生活富裕只是一种假象，内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唯恐己意不为人们洞悉，在这篇文章里又说了春秋、战国、秦楚、西汉、王莽之乱，想救世又无计救世的情绪渗透在字里行间，仿佛是痛不欲言，却又不能不言。仲长统内心怀了很深的隐痛。
直面人生而尚实用创作出来的散文风格，本质上是为现实的人生精神决定的。真事、真情、真性、真言的记叙或表达，采用自然本色的语言形态，都有明快的特征，以求实际的功效。这功效是非艺术化的，但不碍于散文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同时，这些散文或贴近社会政治，或贴近现实人生，通脱仍然是不变的散文品质。
三、曹丕散文的乃父之风与雅致沉着
曹丕的散文有曹操散文自然本色的风范，不妨看他《典论·自叙》的开篇: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荣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这段文字记叙天下值董卓之乱，一时间诸侯纷争、天下蒙难、百姓遭殃，再现了那一段惨痛的社会政治史、百姓灾难史，与曹操“实录”性的诗《蒿里行》相得益彰。曹丕这样说，是为随后的自叙传作铺垫。
他的自叙传也重在实录，传中数说自我的骑射、狩猎生活，犹如现实的生活画面，特别是叙及自己和奋威将军邓展论剑、比试一节，更见性情:
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www.xing528.com)
这样素朴灵动的文字在曹丕散文中虽不多见，但在语言风格上可与曹操本色散文比肩。不同的是，曹操往往形于政令，即使是抒怀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因社会政治与自我人生纠葛在一起，多无曹丕这样轻快的文字。
建安散文如是叙说人生的并不是太多，班昭曾为她哥哥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让班超从西域回到家乡，可以归于这一类。她说班超奋勇战于西域，身先士卒，置生死于度外，“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以求建立一点微薄的功劳。如今“超以一身转侧绝域”，“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想报国而不能。如果不让人取代他，让他回乡，我忧虑的是“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后汉书·班超列传》)。班昭虽是代兄上书，为兄归乡计，也为国家长远的前途考虑，文章很有意味，先叙事动之以情，再说理晓之以害，言辞至为恳切。
话说回来，曹丕和曹操很不一样，曹操主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而曹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处在曹操的羽翼之下，不仅没有曹操承受着的社会重压，而且可以与一帮文人悠游于诗文的苑囿，在觥筹交错中享受生活并满足心理上对文学的需求。直到220年65岁的曹操在洛阳病逝，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随之称帝，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元年(220)。不过，曹丕在位的时间只有七年，他在黄初七年五月征吴回到洛阳后病死。
当代作家聂绀弩打趣似的说过曹操和曹丕:“曹操之所以被称为奸雄，是因为他的曹丕篡了汉，不用说曹操为曹丕的篡汉廓清了道路。曹丕做了皇帝，即追称他的父亲为武帝。在一定场合、一定解释下儿子产生了老子。”(《三国演义·前言》)这当然是政治上的联系。在文学上，曹操没有曹丕那样自觉的意识，曹丕视文章为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并劝诫人们不要慑于饥寒、流于逸乐而舍弃了流传千古的文章功业。所以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也不同于曹操，曹操没有辞赋，而曹丕堪称建安时期的重要辞赋家，有二十多篇文辞华美的辞赋传世，可惜多为残篇。
稍加追溯，可以说西汉初年承袭的战国纵横家的骋辞之风与辞赋铺陈体物融合在一起，构成两汉辞赋的华彩乐章，并不断影响着建安文人。在建安文人的创作视野里，辞赋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诗赋欲丽”，邯郸淳作《投壶赋》，曹丕还颂诏:“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朕何以堪之哉!其赐帛四十匹。”(《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可见辞赋的丽色正是建安文人基本的审美追求。除曹丕的《沧海赋》、《济川赋》等之外，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等都能体现这一点。尽管辞赋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然而，对既从事辞赋创作又从事应用散文创作的作家来说，辞赋风格对应用散文的渗透导致后者有辞赋般的风韵是自然的。
客观上，建安时期的议论文或应用散文，常常表现出文有赋心，在形式和风格方面辞赋的痕迹较深，曹丕也是如此。如他的《论孝武》:
孝武帝承累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余金帛，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灭匈奴而廓清边境矣。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画，设马邑之谋，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余举，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胥，禅姑幕，梁北河，观兵瀚海，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昆邪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千数，馘酋虏以万计。既穷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于救死扶伤，疲困于孕重堕殒。元封初，躬秉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彼时号为威震匈奴矣。
他以所谓的“灭匈奴”奠定文章的气势，以跳跃性的文字铺陈汉武帝战匈奴的历程，通过夸饰把战胜者的胜利和战败者的失败推向极致，既以胜利歌颂胜利者，又以匈奴人的失败歌颂胜利者，语言的雅致和情感的沉着尽在其中。曹丕的《奸谗》、《内诫》等也有类似的风格。
不妨再看他的应用文《与孟达书》。今传的《与孟达书》只有两段，表示对孟达前来投奔曹魏受到的欢迎和信任。其第一段写道:
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
这里多用历史名人的去就故事，说明孟达弃暗投明，也能像伊挚、百里奚等人一样，功名载入史册。而他对于孟达的情感，更胜于从前。这段文字不像上述的《论孝武》直接铺叙历史事实，而是用历史故事表明自我的所思所想，他先连用了伊挚、百里奚、乐毅和王遵四个历史故事，来说明他随后揭示的审废兴、知成败;随之又用了虞卿入赵和陈平就汉两个故事，表明孟达来奔将会受到的礼遇和封赏。如是的表现是叙事的高度浓缩，并使所叙之事变得含蓄婉转。文章的风格也因之雅致而令人玩味。话说回来，引史为证是西汉以来散文的基本特点，从贾谊的《过秦论》、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到《淮南鸿烈》，因史而论理，固然是表明历史的状态，但重在以历史说明现实，曹丕散文的引史为据保持着这样的特色。
曹丕的这些散文和曹操的散文比较起来，文人的气息重了很多。他为文也不及曹操坦诚，汉献帝延康元年禅让，本是曹丕的意愿，但他在《让禅令》中说自己“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他说自己是一个意愿有限的人，能统治魏国就足够了，怎么能统治天下呢?这里的谦让其实只是托辞。
同时，曹丕散文有的篇什文气舒缓，和《论孝武》表现出来的激急昂奋有所不同，但文风的雅致沉着则相近。如他在黄初三年写的《又与吴质书》叙说丧友之痛和感怀之思就是例子。他说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曹丕曾与建安诸子有“南皮之游”，他在此前的《与吴质书》里也有对“南皮之游”的回忆: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这段文字，言昔日之乐，款款而谈，那乐有无穷的回味;叙今日之悲，轻轻叙说，那悲有不尽的哀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舒缓语气里的深情灌注，都给人很多的感动。
在这一时期，散文写得雅致而沉着的还有人在，如王粲的《为刘表谏袁谭书》、《为刘表与袁尚书》，徐干的《中论》。王粲之文是为刘表写的，意在劝诫袁绍死后，失和的袁谭、袁尚兄弟协力抗曹，其前者写道:
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无惭顺之节，既已然矣，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疴，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
在恳切的劝导之词中，王粲用了历史上有名的郑庄公与母亲姜氏、虞舜和弟弟象敖的故事，说他们都能够和好如初，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
徐干的《中论》以儒学为本，论述经世修身之道，即政治和人生。徐干并不好烦琐经学，所论往往“俱正而实”(《艺概·文概》)，能切实用，如论人君之患: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图。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鹜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数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之足以动人之志。……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验，而远数者难效，非大明君子，则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于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于所易，而不能反于所难。是以治君世寡，而乱君世多也。
——《务本》
他论述君王详于小事之患，丝丝入扣，说明因小则会忽大，成为乱世之君。《中论》大体保持着这样一种论述风格。徐干并不看重语言表述的文采却不失雅致，重说理而有贴近事理的深沉之思，与他“恬淡寡欲”(《与吴质书》)的性情相吻合。
四、曹植散文的好美趣味与华丽风采
刘勰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情采》)这是文学的自然形态，文采与言辞、文采与情性总是一体的。两汉散文的发展显然先于这一理论的总结，本来，汉武帝时期“润色宏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文心雕龙·时序》)，文采和社会的繁荣相辅而行。结果却出现扬雄批评的华丹之乱窈窕，淫辞之淈法度的现象，为文失去了当有的厚重。建安时期的文坛，社会生活与散文发展并不是绝对平衡的状态。文人们不论面对苟安或是征战的生活状态，都没有舍弃为文的典雅，好文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曹操的“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是一种状态，虽说他的章表书令写得自然本色，但他的《观沧海》、《短歌行》也有丽色。而曹丕因为好文，对散文的辞藻有特别的关注。如他在黄初三年的《伐吴诏》中写道:
孙权小丑，凭江悖暴，因有外心，凶顽有性。故奋武锐，顺天行诛。骁骑龙骧，猛将武步，或修句践潜涉之口顽，或图韩信夏口之诳愚。接舡以水攻阵，六军以陆横击。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
这样的文辞在铺陈中不乏夸张，既把孙权的劣行放大，也把自我征伐的威武放大，在描写中充满了文学的韵味。
建安文人散文的自然本色固然是他们直面人生时的表现，而好文辞的华美也不失为一种风格。这在建安时期是一种风气，它不受地域的制约，也不因作家的身份不同而对文辞的华美持排斥的态度。身居朝廷的孔融，有惜贤荐人之癖。他的《上书荐谢该》、《荐祢衡表》行文极有才气而典雅宜人。他荐谢该时，说朝廷正是用人之秋:
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臣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
荐祢衡时说他才高:
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文中意气的飞动和《论盛孝章书》类似，但文辞的有意修饰，则不像《论盛孝章书》那样平易。而在袁绍麾下的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亦然。他本义是为袁绍联合刘备以抗曹，在文中数说曹操三代之过，气盛辞严，文采斐然: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协，好乱乐祸。
然后列叙曹操“承资拔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之过。刘勰说陈琳的这篇文章“壮有骨鲠”、“抗辞书衅，皎然露骨矣”，正在文风的刚健。在传统的铺陈之中，不说贪得而说“饕餮”，不说权柄而说“重器”，不说美德而说“懿德”等等，显然存在语言的雕琢，这其实是散文语言脱俗雅化的基本途径。在这样的表现中，作家对语言的修饰成为必然，也很容易导致散文的华辞丽藻，不再像自然本色的语言那样素朴。
在建安文人中，最重语言修饰的是“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三国志·陈思王传》)的曹植，这看似存在矛盾，实际上曹植为人与为文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车马服饰可以不重华丽，但在文学创作上则有意识地追求华丽的境界，散文也在其中，从而与建安诸子的散文风格有一些差异。
曹植是一个很好美的文人，读他的赋，眼前会出现这样一些景象:“夫何美女之娴妖，红颜晔而流光”(《静思赋》);“羡佳木之华丽，爰获贵于至尊”(《槐赋》);“皓丽之素鸟兮，含奇气之淑祥”(《白鹤赋》)。他对于美的欣羡和描绘，在赋中随处可见，并在《洛神赋》里描述了洛神之美后，止不住说道:“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同时，他的《七启序》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这些共同昭示了曹植的好美文的心态。
曹植的这种心态形于辞赋，辞赋均显丽色，形于散文，散文华丽亦然。如曹植在《与吴季重书》中想象与吴季重即吴质的宴饮之乐:
若夫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在想象中，他把现实与历史、写实与夸张融合在一起，说出“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以及“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之类的话来，这与语言平易的审美原则是不可等而视之的。而吴质在给他的回信中，也不禁说了一句:“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答东阿王书》)吴质说曹植的信文采巨丽，是他好美的自然显现。相应地，曹植也说吴质的信写得“文采委曲，晔若春荣”(《与吴季重书》)，同样是重文采的。
不仅如此，曹植的论说之文也有相近的表现，如《汉二祖优劣论》论述西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拨乱反正的功德，其中说光武帝:
光武秉朱光之巨钺，震赫斯之隆怒，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云也。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
这段华辞给了光武帝很多的美誉，颂扬他开国的功勋、圣德崇高而群臣倾心归附以及虚心纳下、勤勉政务，在铺排中，让人感受到曹植的景仰之情。他曾在建安二十一年(216)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这时的他还较多地沉溺于游戏人生的诗酒之乐中，但不因自己在辞赋创作上的成就而对辞赋的功用有所批评，说明他对文章功用的关注。实际上，曹植这里对光武帝的称道虽然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用心，但心目中的帝王楷模仍然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希望帝王有不朽之功，名垂史册。
同时，在上述提到的《与吴季重书》和《汉二祖优劣论》中可以看到，曹植华美的文辞和整齐的语言形式是一个和谐体。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无所不用。这并不是孤立的，清代刘熙载说孔融的文章“体属骈丽”(《艺概·文概》)，就孔融的文章来说，还不是真正的骈化之文，但语言的整齐明显是自觉的追求。上面提到的《上书荐谢该》、《荐祢衡表》所用的四言形式，语义递进而下，就是如此。又如王粲的《吊夷齐文》用六言:
岁旻秋之仲月，从王师以南征。济河津而长驱，逾芒阜之峥嵘。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心于悒而感怀，意惆怅而不平。望坛宇而遥吊，抑悲古之幽情。知养老之可归，忘除暴之为念。洁己躬以骋志，愆圣哲之大伦。忘旧恶而希古，退采薇以穷居。守圣人之清概，要既死而不渝。厉清风于贪士，立果志于懦夫。到于今而见称，为作者之表符。虽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誉。
他对伯夷、叔齐的追怀，想到他们的遭遇和气节，有很多的感动。六言的句式同时制约了语言表现的精练，华美也因之而生。还有四言、五言的杂用，如阮瑀《文质论》中说的“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著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易察，质之用也”，凡此等等，相对于通脱的散句单行之文，无形中透出雅致之气。
曹植在《七启》中借虚构的镜机子说过这样一句话:
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
他对艳丽辩言功用的认识，也许是他营建华美文风的重要原因。而他为文的华美，人们有不同的评价。明代王世贞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他对曹植的文辞过于华美有所批评。而称道者也有人在。明代的胡应麟就说:“子建华赡精工，类《左》、《国》。”(《诗薮·内篇》卷二)相较于建安诸子，曹植在文章的华美上有更为自觉的追求，他曾表示“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不然的话，则是“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在这二者中的选择，曹植更倾向于前者，为国家建功立业。
曹植曾在《求自试表》里表白自己的心志: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
他在这里首先崇尚人生当建立报国惠民的功业，以求“功勋著于景钟，名称著于竹帛”。其次才是立言以传名于后。不过他身前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顽劣任性，使他在父亲曹操主政时丧失了一些及时建功立业的机遇;并因与哥哥曹丕有过太子之争，其后在政治上也没能有所建树。这使他在郁郁寡欢中，以诗文辞藻的华美为建安诸子之冠。
不过，建安散文的本质与政治和人生融合在一起，这是散文会有自然本色一面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好美而有华美文风的曹植，他的《与杨德祖书》也应归于通脱本色之文。如他说:
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他告诉杨德祖(即杨修)这件小事，说自己喜欢改别人的文章却不敢改丁敬礼之文，丁敬礼除其疑难之言，他认为是“达言”，是“美谈”。这样很生活化的记叙，正因为与生活贴得很近，也就与华美的文风隔得稍远。
建安散文的通脱之风，使文坛的率性尚真成为一个自然的趋势，绵延不绝。同时，建安诸子的好典雅而为文华美，也驱动散文走更文学化的道路。它作为前驱，迎来的是西晋骈文的渐趋成熟和南朝骈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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