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艺术探析：《论语》、《孟子》及先秦儒家视角

第二讲　《论语》、《孟子》和先秦儒家散文艺术

尚学锋

先秦儒家的散文主要有《论语》、《孟子》和《荀子》。儒家以继承周代礼乐文化为己任，提倡仁爱，关心世道，重视道德修养。这些思想特征影响到他们的散文，便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这些作品从来不谈论超现实的事物和玄远难测的道理，总是充满对社会与人生的强烈关注，表现出作者的仁者情怀和鲜明个性，同时又善于罕譬而喻，喜欢引经据典，温文尔雅、斐然成章。由于时代和作者不同，这三部著作又各有不同之处，一般来说，《论语》雍容和易，《孟子》犀利善辩，《荀子》醇厚缜密，都在散文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三家而外，《礼记》和《易传》等战国儒家之文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雍容和易的《论语》

《论语》是记录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及其弟子言论的文集，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孔子身后编纂而成的。作为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所记录的，是孔子在不同时间发表的只言片语式的看法，或孔子和别人简短的对话。一般情况下，孔子只是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结论说出来，而不加以分析论述，更没有过多的修饰。例如:“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些简短的段落只是真实记录了孔子的谈话，而没有多少加工。但另一方面，孔子推崇西周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尚文，他曾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同时，他又是一位温雅仁厚的学者和老师，因此，记录其言行的《论语》就带有一定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雍容和易的仁者风范

《论语》在记录人物谈话的同时，也表现了说话人的语气、口吻，使人能够感受到其个性、情感和态度。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从《论语》中，人们时时能感受到他那雍容和易、循循善诱的风度。例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通过三个排比式的反问句，耐心诱导，语气亲切和易。又如下面这段对话: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论语·阳货》

孔子以戏言的方式表达了听到弦歌后的满意之情，子游不解，严肃地向老师发问，孔子这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态度。这段对话生动再现了孔子的风趣以及谈话时的融洽气氛，使人如沐春风。

孔子总是深入浅出地教导学生，他善于把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平易可亲，而从不故作高深之论。例如，他开导弟子安贫乐道，就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把自己的人生准则描述为具体而普通的生活方式，浅显通俗而又充满情趣。孔子的弟子也擅长这种平易通俗的表达方式。曾皙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情趣盎然的生活场景，把自己的理想具体化、形象化。《论语》中这些段落显得温文尔雅、平易可亲而又颇富诗意，体现了主人公的儒者风范。

仁者爱人，仁者坚守道义，不懈地追求理想。孔子以博爱的情怀去面对周围的人和事，更以理想和道义去评价他人。他的话语中常常充满感情。他赞美自己心目中的圣人:“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他称赞弟子颜回能安贫乐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弟子伯牛患了绝症，他痛心地说:“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同上)而遇到让他不满的事，他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例如这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

儒家最重丧礼，讲孝道。宰我在孔子面前反对三年之丧，令孔子非常气愤。在这里，他简直是咄咄逼人地对宰我加以质问和斥责，直至宰我离开，还余怒未消地指斥他不仁。千载之下，人们还能从中感受到孔子的怒气。《论语》中这些爱憎鲜明的话语，读起来也自有一种感染力。

(二)罕譬而喻的表达方式

周代的礼乐文化尚文，非常重视人的言语能力，提倡连类譬喻、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在周代学校向学生传授的“乐语”中，包括兴、道、讽、诵、言、语等不同的言说技巧，其中的兴，即是一种譬喻感悟的方式。《礼记·学记》中也说:“故君子之教，喻也”，“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孔子继承了周代礼乐文化的这一传统，他提倡学《诗》，认为“《诗》可以兴”(《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论语·学而》篇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与孔子讨论道德修养，孔子非常欣赏他能以《诗》为喻，领悟出不断提高修养的道理。他所说的“告诸往而知来者”，即是一种联想感悟、举一反三的能力。孔子认为，有了这种能力，才可以领悟《诗》的奥义。在日常谈话中，孔子常常用譬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面对流淌的河水，他想起飞逝的光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为了勉励弟子进德修业，他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同上)谈到治国之道，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些譬喻，可谓“约而达，微而臧”，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孔子有时只是用某种形象感发起兴，而不作正面的说明，以期引起听者的联想。例如“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里只是客观地描述松柏耐寒这种自然现象，而不点破其中包含的道理，因而能够引发更为广泛的联想。这种方式如同诗歌中的因物起兴。孔子师生经常运用兴喻的方式进行交流，在《论语》中不乏这种委婉含蓄的对话，例如: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

子贡想了解孔子是否有出仕的打算，但他却不直说，而采用委婉含蓄的方式来发问。孔子对此心领神会，顺着他的话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双方一问一答，都用譬喻，显得机智幽默，妙趣横生。

(三)趣味盎然的生活片断

《论语》在记录人物言论的同时，还记载了一些小故事。这些故事有一定的情节，表现了一定的人物关系，有的还带有一点儿矛盾冲突。例如《阳货》篇记载季氏的家臣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头小猪，想让孔子来向他道谢。孔子却故意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访他，不料却在路上与他相遇，双方发生了一段对话。阳货以傲慢的口吻教训孔子，孔子不愿理他，却又不得不虚与委蛇。这段记述颇有故事性，还能从中看到不同的人物性格。又如《微子》篇记载的这则故事: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向一位老人问路。老人批评他不事劳作，却又热情地款待了他。第二天，子路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孔子，孔子让他回去再找，不料老人却不知所往了。故事不长，却有几分曲折，其出人意料的结尾也为老人增添了神秘色彩。

《论语》中还有一些片段能够通过人物的谈话再现当时的场面，表现人物个性。例如《先进》篇记孔子与弟子谈论人生志向。孔子先是启发弟子畅所欲言。性格莽撞的子路“率尔而对”，谈话的内容也不谦虚;然后是冉有和公西华先后发言，他们都很谦虚，公西华尤其长于辞令;最后孔子问到曾皙，他停止了鼓瑟，站起身，说道“异乎三子者之撰”，然后在老师的鼓励下才描述了自己的理想生活，引起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文字生动再现了孔子师生间谈话时的场面和气氛，并且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犀利善辩的《孟子》

《论语》之后，儒家的又一部散文集是《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85—前304)，名轲，战国时期的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他是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一书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共同编定的，全书共七章。从形式上看，《孟子》的文章是由《论语》的语录体发展起来的，但其中多数章节已形成篇幅较长的对话。其说理之畅达，章法之巧妙，都大大超过了《论语》;加上充沛的气势与生动的文采，形成了独有的艺术特征。在先秦散文中，《孟子》的艺术成就仅次于《庄子》，而为后世所称道。

孟子生当百家争鸣最激烈的战国中期，他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一面积极劝说各国当权者，一面与其他学派展开论争，在当时有“好辩”之称，见诸文章，也就表现出浓厚的论辩色彩和高超的论辩艺术。《孟子》长于推理论证，他在发表正面见解的时候，能够围绕中心观点，严谨细密地展开论述，前后照应，环环紧扣。例如《公孙丑下》这段议论: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是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文中先开门见山地提出论点，然后对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层层分析比较，最后又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总括全段。文章步步深入，首尾相应，虽然还保留着语录体的痕迹，但实际上已具备了完整严密的论说文的雏形。《孟子》中更多的还是那些论辩性的对话，它们更能表现孟子的论辩技巧。这些对话有的是在宣扬孟子自己的主张，也有的是批驳他人的观点。在宣扬自己的主张时，孟子善于抓住对方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一次，齐宣王向他问起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不愿意谈，而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仁政上来。他先提起齐宣王不忍以牛衅钟的一件小事，称赞他有仁心，引起他的好感;进而又批评他虽有仁心却不行仁政，是“不为”，而非“不能”;然后揭穿他“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野心，并且指出，以武力征服天下，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必有大灾，只有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终于引起齐宣王对仁政的兴趣。在对话中，孟子始终掌握主动，使对方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牵着鼻子走。“篇中钩勒顿挫，千回百转，重波叠浪，然后归宿于王道。”(牛运震《孟子论文》)孟子还常常采用迂回战术，先设好圈套，让对方钻进去，然后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他为了批评齐宣王未能治理好国家，就先问他:“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回答说:“弃之。”又问:“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回答说:“已之。”经过这样两问两答，孟子突然把话题转向治国，问道:“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在批驳他人的观点时，孟子往往先设问，使对方在回答中暴露其理论弱点，当找到突破口之后，再发动猛烈反击。在同农家学派的陈相辩论时，他针对其老师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观点，层层追问对方:许行的各种生活用品都是从哪里来的?迫使他说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话，然后反问道:“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孟子·滕文公上》)紧接着就展开论述，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又举尧舜为例，说明圣人忙于治理天下，无暇亲自耕作，充分揭示了许行的观点不切实际。在此基础上，还批评陈相背弃儒家师说而追随许行，是“不善变者”。由于抓住了对方的理论破绽，有破有立，文章具有锐不可当的逻辑力量。这种驳论文章，在《孟子》中很有代表性。

《孟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感情充沛，气势强劲，生动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孟子志向远大，具有强烈的救世责任感。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种宏大的理想为他的作品增添了豪迈的气概、奔放的激情。弟子公都子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接着便从历史的角度，回顾禹、周公、孔子的业绩，列举现实中“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现象，然后指出: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王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以圣人的继承人自居，表达了必欲拯万民于水火的决心，这段文章也因而显得大气磅礴，激情滚滚。孟子蔑视权贵，鄙薄利禄，在当权者面前表现出高度的人格尊严。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设饮，驰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带着强烈的自信与自豪，他在统治者面前放言高论，无所规避，令人感到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凛然难犯之气。孟子爱憎鲜明，倔犟直率，从不苟合于人。对自己憎恶的人物与现象，他辛辣讽刺，猛烈抨击，毫不留情。他鄙视浅薄的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其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当面质问好战的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指斥公孙衍、张仪为“妾妇之道”，甚至骂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孟子锋芒毕露、刚直倔犟的个性。当然，孟子在同人辩论时，绝非一味谩骂，而是满怀着捍卫真理的正义感，因而便能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孟子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发而为文，便带有充沛的感情和强劲的气势。例如论及生命与道义的关系时，孟子说:(www.xing528.com)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

文中围绕生与义的关系反复论述，讲得激昂慷慨，堂堂正正，其间运用一系列排比照应，加上反问语气，更显得气势非凡。

孟子又以善用譬喻见长。精彩的比喻和寓言在书中俯拾即是。这些譬喻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平易通俗而又发人深省，例如把百姓盼望施仁政比作“大旱之望云霓”，把百姓归附仁者比作“水之就下”，把行霸道而欲君临天下比作“缘木求鱼”，把道义与生命的关系比作鱼与熊掌，等等。孟子在运用譬喻的时候，往往信手拈来，左右逢源。梁惠王好战，他就说:“王好战，请以战喻。”告子以水喻人性，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立即反驳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些比喻灵活巧妙，充分显示了孟子的机智。书中的寓言篇幅大都不长，其中很少刻意渲染，但又寓意鲜明，涉笔成趣。如“日攘邻人之鸡”、“揠苗助长”、“弈秋”等，都颇为生动传神。最为精彩的是《离娄下》中的这则故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文中把齐人的无耻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鞭笞了为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人。故事不长，情节却有几层曲折，“良人”的丑态和妻、妾的语气、行动都写得细腻逼真，尤其是结尾的场面，更富于戏剧性。明代传奇《东郭记》和清代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都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

《孟子》的语言浅显自然而又明快畅达，前人称“七篇之言，近而远，浅而深，疏畅条达而详允精密。不为钩深索隐，而肯綮盘错，通会无迹”(郝敬《读孟子》)，“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题辞》)。文中语汇非常丰富，富于表现力，描摹叙述，往往情态逼真，宛然如见。例如《万章上》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子产让校人把别人送的鱼放养在水池中，校人吃了鱼，还煞有介事地形容鱼在水中游的情景，子产信以为真，校人出来自鸣得意地向人炫耀。双方的口吻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充分表现了孟子语言的生动性。《孟子》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语气词和排比、感叹、反问等句式，既保留了口语的特点，又带有强烈的感情和气势。例如孟子分析齐宣王发动战争的“大欲”时，就质问他:“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然后又讲到战争的危害及仁政的威力:“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虽然只是一段对话，却大量运用排比和反问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又如前面征引的“鱼我所欲也”、“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等章，都有这种特点。《孟子》这种语言风格是形成其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醇厚缜密的《荀子》

《荀子》是荀况的作品集。荀况(生卒年不详)，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孟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荀子》一书共有三十二篇，是汉代刘向编定的，原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后来又经过唐代杨倞的订正注释，始定名为《荀子》。一般认为，书中前二十六篇为荀卿自著，《大略》以下的六篇是门人纂辑的荀子语录。

《荀子》的散文已发展为完整而详密的鸿篇巨制。除了《成相》以下的八篇，其余各篇都是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每篇有一个揭示全篇主旨的标题，篇中围绕中心观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证。其构思之缜密、结构之严整、论证之周详、条理之明晰，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劝学》篇，一开始便提出“学不可以已”的中心论点，然后分五层说明学习的重要作用;接着又分段论述学习的正确态度，学习的具体内容、步骤、方法以及学习中的注意事项;最后归结到学习应持久专一，以达到全而粹的最高境界。每一段内部又围绕一个分论点条理分明地展开论述，段与段之间互相联系，环环紧扣。全文意脉贯通，条达舒畅。其他如《不苟》、《王制》、《富国》等篇，也都是这样严密详赡的专论。荀子还发展了驳论文体。他常常在文中先列举一个对立的论点，然后旁征博引，反复辩驳，最后表明自己的正面观点。例如《正论》: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胥)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也，上偏曲则下比周矣。……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从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所谓“主道利周”，是说君主统治之道利在行事周密，深藏不露。荀子在文中对此展开批驳。他先从君主的职分和上下关系，说明主道应“宣明”、“端诚”、“公正”;然后进一步说明“宣明”、“端诚”、“公正”导致国家大治，反之则乱，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由此又进一步分析利弊，指出“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最后，又引《传》、《书》和《诗》，归结为“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全段议论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深入，针对所批驳的论点，由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展开论述，不仅揭示了对方观点的错误之处，而且在批驳中树立起正确观点;不仅用细密的分析加强自己的观点，而且引经据典，以增强说服力。像这样严谨周密的驳论文章，在荀子之前还没有出现过。

《荀子》的另一个特点是淳厚渊雅，文采斐然，带有浓厚的学者气。在讲道理的时候，荀子不以巧辩和气势取胜，而是侃侃而谈，反复申说，有一种温文尔雅、谆谆诱导的意味。荀子也善于运用比喻阐明道理，但很少使用寓言，其比喻也取自常见的事物。他喜欢对同一对象反复譬喻，文中的譬喻往往层见叠出，精彩纷呈。荀子重视修辞，他的文章辞藻繁富，句式整齐而多变，他特别爱用排比和对偶句式，间带韵语，造成滔滔汩汩，宛转流利的美感。例如《劝学》中这段话: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

整段文字几乎全由譬喻构成，句式或层层递进，或两两重出，后几句还用了韵语，读起来浅显生动，韵致悠然。此外，荀子还爱在文中引经据典。适当的征引，不仅有助于论证，而且增添了作品的文采，使其学者气更为浓厚。

《荀子》书中还有两篇韵文——《成相》和《赋》篇。《成相》学习民歌的形式用以抒发愤懑，《赋》篇则是古代散文史上别具一格的新体式，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荀卿《赋》篇共有十篇作品，现仅存《礼》、《知》、《云》、《蚕》、《箴》五篇，后面还附《佹诗》两篇、《小歌》一篇。这几篇赋用隐语的方式，假托君臣问答，铺陈描写了不同的事物，文句以四言为主，间杂散体，例如《箴》: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室。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纵，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者小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文中用铺陈、拟人、双关等手法，巧妙地描写了针的特点。一问一答，全为隐语，韵散相间，意趣盎然。《赋》篇的这些特点被后来的汉赋所继承，成为赋体文学的基本形式。它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四、《礼记》和《易传》

战国时期儒家散文的代表还有《礼记》和《易传》等。《礼记》是一部儒家讲礼文章和资料的汇编，大部分出自战国儒家之手，也有一部分由秦汉间的儒家人物所增益。书中的主要内容是对礼制、礼仪的记载和论述。在汉代，《礼记》是儒家的“五经”之一，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说，当时“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所传共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戴圣所传共四十九篇，就是今天所说的《礼记》。

《礼记》中的文章兼备众体。其中很多篇章如《曲礼》、《内则》等讲述丧礼的规定，属于说明文。由于所叙述的礼仪极为烦琐，因而文章也就非常繁缛。另有一些议论和记叙文，则写得很有特点。

议论文中的《大学》和《中庸》讲道德修养，《乐记》讲儒家的音乐理论，《学记》阐述儒家的教育思想，这几篇对后代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文章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比较成熟的议论文，代表了战国后期文章的特色。《礼运》一篇，假托孔子与言偃的对话，表达了儒家政治理想。其中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狐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相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文中描述了“大同”与“小康”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并且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论语》和《孟子》中都不曾出现过，它实际上是战国后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这种内容相适应，这篇文章显得境界开阔、感情充沛，一系列排比句的运用，更增添了高屋建瓴的气势。

《礼记》中的《檀弓》记载了七八十个小故事，它们本来是讲丧礼的，但故事本身短小生动，并且能在行动和言语中表现人物的个性。例如“曾子寝疾”一段: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矍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期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参病危，在弥留之际听到童子的话，坚持要换掉季孙氏赐给他的卧席，以至于“反席未安而没”。故事赞扬了曾子这种严守礼制、一丝不苟的精神，也表现了他认真得有点迂腐的个性。故事发生时的场面、人物谈话的语气都写得生动逼真，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和精神。像这种简洁生动的小故事，在《檀弓》中还有不少。由于这一特点，《檀弓》历来受到古文家的推崇。

《易传》是先秦儒家解释《周易》的著作，共有六种十篇，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这些文章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它们虽然是解释《周易》的，却没有了《周易》的神秘色彩，而是纵论天道人事，成为相当完整透辟的哲理散文。《易传》中，《系辞》是总论《周易》的，其开头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这是讲天道变化和阴阳对立的道理，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又讲到社会事物，但其中仍充满了哲理。例如:

《易》曰:“天下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这些都是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不难看出，《系辞》以哲理贯穿其中，涉及自然和人事，内容相当丰富，文章也颇为完整，不仅不同于卦爻辞的简短片断，也不同于《论语》、《孟子》中的语录和对话。作者从日常习见的现象中总结出某种道理，虽是在讲哲学，却又显得平易浅近，这也是儒家散文一贯的特点。文中特别爱用排比对偶，句式也较为整齐，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这样的文章，可谓议论宏阔，气象不凡，突出体现了战国中后期散文的特点。

《易传》中的《文言》相传出自孔子之手，虽不可尽信，但其文章确实别具一格，在《易传》中最富于文采。例如其解释《坤》卦说: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这也是由哲理而讲到社会人事，但其语言更富于节奏感，并且用韵，读起来自有一种铿锵悦耳的效果。这个特点显然又接近道家老庄的散文。

《易传》既是解释《周易》，其中也就带有一些评论的成分，文中探讨《周易》产生的时代及作者的创作心态，分析总结《周易》的特点，例如: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兴时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系辞下》

这里已由阐释《周易》的哲理变为探讨其创作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而又指出其文辞的特点。这些地方已带有一些文学评论的性质。汉代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就明显受到《易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