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研究》: 《韩非子》的艺术成就

三、《韩非子》的艺术成就

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末期诸子散文中，《韩非子》有着独特的地位，坎坷的人生与不懈的追求使得韩非的文字彰显出冷峻、犀利的风格。明人茅坤评价他的文章是:“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韩非子评选·后语》)。

概括来说，《韩非子》的散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韩非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锋犀利，切中肯綮。比如《亡征》一篇，分析能够导致国家灭亡的途径竟达四十七条之多，实属罕见。《说难》中列举的进谏的困难也有十五种之多，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试读其文: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夫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此段以“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为中心，详尽地分析了因此而招致祸患的种种可能，谨严而冷峻，颇有警世之意。其中也包含了对游说对象的细致入微的揣摩考察，也反映了人们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韩非对游说之难的深刻感受和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读其文也让读者感慨良多。

韩非在严密的结构中进一步完善了论说文的写作技巧。常常针对一件事情进行长篇铺叙，如《五蠹》一文便长达七千余字，《孤愤》《说难》《显学》等文章篇幅也都很长。这些论说文中不仅有专题论文，而且也有《难一》《难二》《难三》《难四》等分专题的论文，其中采用的论辩技巧不仅有专一的驳论，还有问答式的驳论。其中，被司马迁归纳为“广说诸事，其多若林”的《说林》则是韩非首创的笔记性质的文体。这些论文都表现出内容广博、结构完整、构思精巧等特点。

其次，韩非的文章感情强烈，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上文中我们也提到过，韩非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儒、道、墨、法各家不同。他在《五蠹》一文中将儒家、侠客、纵横家、患御者、工商等五种人比喻成社会上的蠹虫，在其他文章中攻击儒家及墨家思想乃是“愚诬”之学。在韩非看来，只有重视“治急世之民”，关注社会现实，才能“察社稷之利害”“得人君之所任”(《八说》)。

基于这样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观念，就文化思想而言，韩非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他讨厌文学之士，轻视一切属于艺术范围的东西，发愤著书时也不刻意追求文学以及情感色彩。他不讲人伦、道德、“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事时则语言激烈尖刻。但是，远大的追求与现实的残酷又令韩非抑郁失志，他的满心悲愤之情无以发泄，只能倾诉到文字中间，所以，《韩非子》一书，其文学特色也如他“法”“术”“势”相结合的冰冷无情的学术思想一样，峭刻严厉。他尖锐的思想通过峻峭的文风、锋利的语言、各种论说手段以及坚决专断的语气不停地得以缓解和宣泄。

《说难》分析了进谏之难，罗列了种种深不可测的情况和“身危”之感，如揣摩迎合、溜须拍马、纵横捭阖、装聋作哑等等情况都被韩非总结进了文章之中，实为集战国游说之大成。其后，他写道: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进谏之难与被进谏者的心理是密切相关的。司马迁评价《韩非子》时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之所以司马迁能与之产生共鸣，是因为韩非作《说难》一文并非仅写游说之难，实则借机宣泄文士们在专制君主面前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

韩非的这一类文章，不仅大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许多丑恶现实，而且有了明显的抒情因素，有了不平的牢骚和心灵的独白。他的这一类隐含感情的作品也是最珍贵的，其感情之真实，其主体意识之强烈，在先秦学术散文中，可以说是独呈异彩的。《孤愤》一篇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

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发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从表面看起来，这段文字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冷峻分析。但是，对于“处势卑贱，无党孤特”等生活情状的描述，充分地展示了韩非悲痛、压抑的情绪，这些情绪隐含在文字之后，让读者很容易体会到韩非自身的尴尬处境。

再次，韩非子还善于运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先秦时期，用寓言和譬喻来讲道理是诸子散文的一个普遍特征，其思想之深刻、艺术之出色、数量之众多，均为后世寓言所望尘莫及，其中《战国策》《墨子》《孟子》《庄子》对寓言的采用频率很高，特别是《庄子》中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技巧已达到高峰。然而这些寓言的使用仅仅作为叙事或说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未独立成体。与诸子使用寓言说理相比，韩非对寓言的使用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一，就数量而言，《韩非子》一书寓言故事多达三百余则，位居诸子寓言之首。他对散见于各书和流传于民间的众多寓言故事作了系统性的收集和整理，再加上自己的创作，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推出了寓言专辑，载于《说林》及《储说内外》篇中。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韩非著博喻之富”即是对此的赞誉。

第二，就体制而言，韩非之前的寓言创作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而在韩非的文章中形成了巨大的寓言群，韩非把那些寓言故事“连珠”似的运用在文章中，形成了寓言群的说理结构。所以，明代学者杨慎在其《升庵外集》中说:“‘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韩非书中有连语……谓之‘连珠’”。例如，《内外储说》便是一部专门的寓言集，共计6篇，30组，180余则故事，这些寓言经过韩非精心组织有着明确的思想，有如红线串珠，既能系统而集中地说明文章主旨，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又如《外储说右上》的主题下韩非自注“君所以治臣者三”，其他三篇各有中心，不过未用文字明确标明而已。所以，运用寓言、故事群说理的结构体制，韩非在中国散文史上是第一个。

第三，就取材而言，韩非的寓言故事多取材于历史或真人真事。基于宣传政治主张的目的，韩非寓言故事中很少出现如庄子般荒诞怪异的想象之事，所以，在理论上更能取信于人。如《五蠹》中的“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再如《外储说左上》中的“买椟还珠”: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

诸如此类，如“远水解不了近火”“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等，这些寓言以历史人物为原形，已经成为成语，广为流传。(www.xing528.com)

第四，韩非子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如《卜妻为袴》: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毁新，令如故袴。

郑国人让妻子做条裤子，妻子问他裤子做成什么样子，他回答说，就做成原来那条裤子的样子。他妻子把裤子做成以后，就把新裤子毁成旧裤子的样子。韩非借这个寓言讽刺了那些因循守旧的人。

但是，韩非取例极端也是一眼可知的。试读《难一》中的“自相矛盾”: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韩非通过“自相矛盾”的故事说明“尧的明察”和“舜的德化”二者不可能并存于一时，表现了韩非对于逻辑严密性的要求。

其他如“郑人买履”“滥竽充数”“讳疾忌医”“老马识途”等，都是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艺术及文学价值。与《孟子》中从容淡定的寓言相比较，《韩非子》中的寓言文字极其简短，但风格尖锐严肃，这也与韩非子严厉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最后，就文学艺术而论，《主道》《杨权》两篇文章都具备了韵文的体式，与荀子的《成相》《赋篇》相似，对后世散文的骈俪化有一定影响。

总之，韩非的论辩散文艺术成就颇高，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的进一步发展。

●课程资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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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制思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术、势，分别是战国前期法家思想的三个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提出来的。商鞅重“法”，他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严明的法令与奖惩合一的刑赏制度，在于在全国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申不害重“术”，即权术。他认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君主的统治之术，这就要求君主必须要有能力驾驭群臣，有能力和手段使大臣为自己服务。“法”与“术”不同，“法”是全民的规范，是应该公开的、明确的，要使人人都看得到;而“术”则只是管理者一人的秘密武器，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无法知道，这就是“其用人也鬼”。慎到重“势”，他认为君主必须要“抱法处势”，拥有绝对的权势地位，方能令行禁止，治理好天下。

(2)《五蠹》:韩非说理散文的代表作品，全文长达七千余字。《五蠹》一文将儒家、侠客、纵横家、患御者、工商者等五种人比喻成社会上的蠹虫，认为他们是危及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五种社会势力，应该对他们给以严厉的打击。文章还表现了韩非进步的历史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制思想，也体现了他反对复古，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的政治观。就艺术而论，它也代表了韩非散文突出的艺术成就。文章中心明确，逻辑严密，比喻巧妙，深入浅出，说理充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该文也典型地体现了韩非散文冷峻峭拔的风格特征。

●核心链接

(1)陕西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先秦散文研究》视听教材。

(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3)杨义主编，曹道衡选注·译评:《先秦散文选评》，岳麓书社。

(4)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齐鲁书社。

●思考与练习

1.简述韩非进步的历史观。

2.谈谈韩非散文的风格特点。

3.试析韩非寓言文学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