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研究：孟子的机智辩论艺术

一、长于辩论

长于辩论，是孟子散文最突出的特征。读《孟子》全文，读者往往会被其充满机智与长于辩论的语言艺术所折服。如果从善于辩论的角度来看，孟子可以被视作中国的苏格拉底。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孟子本人也颇为得意地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言语之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自负与自豪。

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的时代，战国诸子们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展开论辩，百家争鸣正处于白热化的状态中。孟子在长期的游说经历中，在激烈的争论探讨中，积累了丰富的辩论经验，也创造了丰富的争辩技巧和方法，创造了卓越的辩论艺术，以善辩、雄辩而闻名天下。从而也使他的散文形成了长于辩论的突出特色。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非常善于把握和驾驭辩论的场面。客观地说，在战国时代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完全受到冷落的情况下，孟子的“仁政”和“王道”主张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此，他在游说的过程中，也常常遭受到一些婉言的拒绝甚至刁难。孟子为了不失去游说的机会常常表现出超出寻常的耐心而循循善诱。《孟子·梁惠王上》的开头就是一段饶有兴味的文字，足以看出孟子驾驭辩论的高度的技巧: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齐宣王一见孟子，劈头就问:“能不能给我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追求霸道的事情呢?”这实际上是齐宣王有意和孟子为难，因为齐宣王知道孟子是来向他宣传仁政和王道主张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堵孟子的嘴巴。对此，孟子当然心知肚明，但面对这么一个大国之君，孟子又不能一语道破，使对方过于尴尬而失去这次游说的机会。于是，孟子就对他说:“孔夫子的门徒从来不谈齐桓公、晋文公追求霸道的事情。”拒绝得委婉，理由又是那样的入情入理，齐宣王当然无话可说。而孟子则马上转守为攻，争取主动，不失时机地提出:“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那我只好说说王道的事情了。”话已至此，齐宣王只好提出:“具有什么样的德行才可以统一天下呢?”使这次谈话只能按照孟子的意愿来进行，而且处理得圆润自然，不露痕迹，不伤和气，让对方老老实实就范，孟子的高明于此可见一斑了。再比如，孟子对齐宣王痴迷于霸道是很清楚的，但当齐宣王提出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实行王道呢?孟子立刻回答“可”，一个字，非常肯定，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想给他一个支持和鼓励。这话却使热衷于霸道的齐宣王顿感意外，自然而然地提出:“你根据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就抓住“以羊易牛”的事情极力赞美齐宣王的恻隐之心，又针对老百姓说他贪财的议论为他辩解，使齐宣王深为感动，赋诗赞美孟子。两人在心理上的暗中对抗一下子得以消除，终于为这次长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其次，孟子的长于辩论，还表现为方法的灵活多变，技巧的多种多样。他时而循循善诱。比如，他在向齐宣王宣传仁政和王道主张时，就遭到了齐宣王“寡人有疾，寡人好乐”“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等不无调侃色彩的拒绝。孟子都能不愠不火，耐心启发。以至于把齐宣王的“好乐”“好货”“好色”“好勇”等连齐宣王本人都认为是“毛病”的这些东西反而说成是可以实行仁政和王道的条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心。

他时而语含讥刺，夹枪带棒。比如，自以为实行了仁政的梁惠王向孟子提出了自己的老百姓为什么还没有增加的问题时，孟子就说:“王好战，请以战喻。”一开口就是讽刺挖苦，揭露他奉行的是与仁政、王道背道而驰的好战政策，接下来又用了“五十步笑百步”的著名的故事，对梁惠王追求霸道的行径进行讽刺，使梁惠王尴尬万分，无地自容。

这一特点在《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里有更为生动、更为成熟的体现。这是孟子与农家的追随者陈相之间的一次辩论。农家也是“九流十家”之一，他们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即人人都要参加劳动，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之后再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当君主的也应该这样。这一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剥削的良好愿望，所以也吸引了一批热情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理论和主张也存在着反对社会分工的致命缺陷。陈相原本师从儒者陈良，在陈良去世之后转而追随农家许行。他和孟子在滕国相遇，于是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就是对这场辩论的记录。这篇作品体现了娴熟丰富的论说技巧、灵活多变的说理手法，是孟子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以下是该文主体部分的第一段: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www.xing528.com)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初见陈相，他表现得不动声色，只是围绕许行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的来源进行交谈，从他吃的粮食、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各种炊具、工具等这些东西是否都是许行自己生产的一一提出询问，表面看来是不动声色，实则是步步紧逼。一直问到许行所用的铁制、陶制的炊具及生产工具是不是都是许行自己生产出来的，逼得陈相只好承认，这些东西都是“以粟易之”，是用粮食换来的。这就等于是承认了社会分工和实物交换的合理性，从而使陈相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主张。这时的孟子就由询问变为质问:“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连续三个质问句，步步进逼，语含讥讽，语气强烈，措辞尖锐。在不断地质问中逼得对方不得不承认自己理论的缺陷和不合理性，“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当然，诸侯、天子以及那些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不可耕且为也。”以下三个自然段是该文中心部分的第二段，孟子又改换另一手法说理议论: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这一部分，孟子充分运用了事实论据进行说理议论，他先讲到尧面对洪水泛滥、五谷不登、禽兽逼人等多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自然灾难，深为忧虑，想方设法，寻找贤才，一个一个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其中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即如他们想要亲自耕种，那可能吗?用具体的事例说明了农家的主张根本就不具备实行的可能性。接着，他又以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为解决老百姓的饱食、暖衣、安居而尽心操劳，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他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又为教育问题而操劳，他还要慰劳老百姓，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的困难。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反问:“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圣人为老百姓忧虑操劳到了如此地步，他们有时间去种地吗?事实胜于雄辩，孟子摆事实，讲道理，以充足的事实证明了农家的主张不仅不合理，也丝毫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在本篇中心部分的第三段，孟子又从新的角度，转换手法进行说理议论。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末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陈相原本是儒者陈良的门徒，陈良去世之后他背弃师说，追随农家许行，孟子以下的说理议论是抓住了两点而展开的。一是就陈相弃儒而追随农家之“变”;二是背弃师门的行为。针对第一点，孟子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是说只能用先进的华夏改变四面落后的地方，不能用四面落后的地方改变先进的华夏。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原则。他肯定了陈良虽是楚人，却“悦周公、仲尼之道”，受到人们的赞美，被称为“豪杰之士”;而许行那个南方蛮子，攻击“先王之道”，你却背叛你的老师去追随他。我只听说从幽深的山谷飞上高大的乔木，没有听说从高大的乔木落到幽深的山谷的，你赞同他的学说，真是越变越坏了。针对第二点，孟子运用对比的手法，先对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之后对孔子的态度极力赞美一番，他们对孔子的感情一个比一个深，相比之下，也让陈相无言以对，只好避开这一话题为农家学说作最后的辩解。他认为如果按照农家许行的学说，人人都从事生产，市场上的东西就会很多，同一种东西就不会出现不同的价格。而孟子认为不是那样，“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他先从哲理的高度指出事物之间差别的存在是客观的。货物在轻重、大小、质量上都存在差别，如果都是一样的价格，那只能导致人们相从作假，那可是扰乱天下呀，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批驳地非常彻底，给对方不留一点余地。可以看出，《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虽然还是对话体，但它中心突出，结构完整，层次清楚，手法丰富，技巧成熟，体现出了孟子散文长于辩论的特点。

孟子说理散文长于辩论的特点还有非常精彩的表现，那就是他常常善设机巧，引人入彀，陷入他预设的圈套而尴尬万分，无言以对。《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对话就是这样: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次谈话，孟子原本是要和齐宣王谈天下治理不好的责任该由谁负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要直接去谈，恐怕一时之间不会谈出个结果来，孟子就采取了迂回曲折的谈话策略，先向齐宣王问了两件与他本人没有关系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孟子说:“你有一位臣子，把他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一位朋友到楚国去玩儿，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妻子儿女在挨冻受饿，像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断交!”孟子又问他:“管理刑狱的官员没有管理好他的下属，你说对他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回答说:“撤掉他!”孟子接着问道:“如果天下没有治理好，你说，该怎么办啊?”齐宣王尴尬万状，不敢面对孟子，左看看，右看看，只好把话题引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因为，这里他先预设机关，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按照他回答前两个问题的逻辑来说，这个问题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君主也该下台，他当然是不敢这样回答的，那就只有“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孟子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段之高明令人叫绝。这段话也充分显示了孟子的机智、敏锐与灵活。

同样的例子在孟子中还有不少，他惯用的手法是欲擒故纵，诱敌深入，预设机辟，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