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以记述纵横家策士等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为主要内容，以人物为中心来组织材料、描述事件。《战国策》的出现，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开了先河，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和贡献。而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更是达到了空前辉煌的高度。
《战国策》塑造的人物形象，不论其本质、感情、性格、行动等各方面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且，这样成功的人物形象在《战国策》中可谓比比皆是。如无视权势的士人颜斶、高风亮节的鲁仲连、阴险狠毒的郑袖、不畏淫威，不辱使命的唐且、醉心名利的苏秦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张仪等等，莫不如此。
《战国策》的人物为什么会塑造得如此成功?作者所运用的丰富娴熟的艺术手法是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
其一，作者非常善于描写人物的行动，这方面体现出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能选择重大的行动，而且描写得富有张力而动人心魄。比如在《冯谖客孟尝君》中写冯谖“焚券市义”，一个惊人之举，就表现出了冯谖超人的胆略气魄，也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他“经营三窟”的一系列行动，处处表现出他周到严密的思虑、高瞻远瞩的目光、把握复杂斗争的政治智慧以及报答孟尝君知遇之恩的忠心和努力。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事情的起因是秦王凭借着秦国的强大，提出了要以五百里土地换取安陵之地的要求，对这一无理要求安陵君予以婉言拒绝，并派唐且出使于秦。面对秦王的一再责难，唐且据理陈辞，达不到目的的秦王于是恼羞成怒，扬言“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公然以武力相威胁，而唐且则针锋相对地借历史上三位不怕牺牲，反抗强权，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刺客的英雄壮举来表明自己维护魏国利益的决心，并“挺剑而起”。吓得那个色厉内荏、不可一世的秦王变了脸色，“长跪而谢之，”跪地求饶，丑态百出。唐且也因面对强权不屈不挠，不怕牺牲，不辱使命，维护了国家利益而名垂青史。
二是作者在描写人物行动时非常重视人物行动的细节特征的描写，语言简练传神，形象而又富有情趣。比如写苏秦失败之后的行为是“羸縢履蹻，负书担橐”仅仅八个字，尽现其游说失败之后的落魄之状;“乃夜发书……伏而诵之”，表现了他内心追求功名地位的急迫;“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活脱脱地反映出他为了追求功名地位刻苦攻读，甚至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与执著。在《冯谖客孟尝君》中，孟尝君因冯谖“无能”“无好”，便给他安排了最下等的门客待遇，冯谖自然有所不满，三次“弹铗作歌”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而这三次极具个性的发牢骚的行为，让孟尝君府上的人提到他时则以“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而代之，风趣幽默之中，也给千载之后的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后来，冯谖在做了上等门客之后，作者通过“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九个字，三个行为，简练、明晰、形象，把冯谖受到的礼遇，如愿以偿之后的喜悦和炫耀之情尽现纸上。再如《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中写及触龙见赵太后时“入而徐趋，至而自谢”一个“徐”字则表现他年老体衰而力不从心，步履艰难之状。而一个“趋”字，则表现了他在礼节上对太后的尊重和思念之殷切，想见之急切。尤其是“徐”“趋”两个词义矛盾的词连用，描写同一时间的同一对象，这在汉语的用词中极为罕见，可在这里却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把这位老人心与力、力与行、心与行之间的不协调表现得可谓惟妙惟肖，非常符合一个老者的行为特征，也非常生动、非常传神地突出了这位老人为了国事急于见到赵太后时的情态。(www.xing528.com)
其二，作者还非常善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
在《战国策》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表现得非常突出，像前面提到的冯谖、苏秦、张仪、淳于髡、颜斶等人物的许多精彩言谈，都非他人口中所能道出。这类言谈在《战国策》中比比皆是。如《楚策三·苏秦之楚》记载:
苏秦之楚，三月乃得见乎王。谈卒，辞而行。楚王曰:“寡人闻先生若闻古人，今先生乃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不肯留?愿闻其说。”对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若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闻命矣。”
苏秦到了楚国，三月才得到楚王接见，苏秦对此当然不满意。于是打算在楚王接见之后离开楚国，楚王问其究竟，于是他就有了这连珠炮般的回答，其中又用了一连串的尖刻的比喻淋漓尽致地一泄其对于楚王慢待他的不满，也彰显了他面对大国之君时无视其权势的风姿和个性。
再如《秦策五·吕不韦贾于邯郸》记载: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
城。愿往事之。”
号为“阳翟大贾”的富商吕不韦开口闭口都离不开对利润的盘算，面对十倍、百倍之利心犹未足，还要去追求“无数”倍之利。尽管他也说过“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的话，表现了对辉煌的政治业绩的向往，但还是不能排除其是以商业的目的、也不惜以商业的手段投资于政治斗争。在吕氏父子的那番对话中，把吕不韦商人的心理，商人的人生理念、人生目标彰显无余。后来，在司马迁的笔下，那个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就成了价值无限的“奇货”，并说是“奇货可居”，于是也就有了那个著名的“奇货可居”的成语。
其三，作者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通过心理和外貌描写来塑造人物，刻画人物性格。
写人物写及心理，《战国策》虽然还远不及后世那样细致，但毕竟它最早运用了这一手法，给后世的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提供了新的借鉴。《战国策》的心理描写常常是通过人物的独白来体现的。如《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的两次感慨，都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人物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战国策》还通过人物神态的变化写及人物心理状态的变化，如《触龙说赵太后》中写到赵太后先是“盛气而胥之”，反映出这位老妇人内心对于劝长安君做人质的人们的强烈恼恨;再是“太后之色少解”，表现出对于触龙和她只谈老年人关心的饮食健康问题而内心发生的微妙变化，戒备心理渐渐消解;再接下来则是“太后笑曰”，表现了谈到爱子之情时得到理解的喜悦和内心的戒备已荡然无存的心理变化和心理状态。从而把一位溺爱儿子而固执地不顾一切的老妇人的形象表现得真实而鲜明。再如《楚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楚王》:“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不但以铺排的笔法详细地写了楚王内心的想法，而且还用“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表现了他内心的彷徨不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用“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的比喻，把原本抽象的心理活动表现地那样的生动形象。把楚王面对列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楚国面临的危险形势而六神无主，无法应对的慌乱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谈及《战国策》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貌衣着的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书中确也不乏精彩之笔。《苏秦始将连横》中“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状有归色”，仅仅二十字，则惟妙惟肖地写尽苏秦落魄之状，为后面进一步完成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作了精意而充分的铺垫。《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中“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返，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其中的“衣焦不申，头尘不去，”通过对人物外在的衣着形象的描写，尽现季梁听到魏王欲攻邯郸的消息之后的急迫之状，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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