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城濮之战导读 | 先秦散文研究

一、《晋楚城濮之战》导读

颇具特色的战争描写是《左传》一书的重要成就。《晋楚城濮之战》是著名的春秋五大战役之一，是晋楚争霸的一次大战，也是我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作者对这次战争的精心描述就集中体现了《左传》写战争的特色和叙事写人的成就。

春秋前期，南方的楚国凭借其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及相对安定的环境，迅速占领并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成为春秋时期最先强大、率先称王的诸侯国。尔后，它相继征服了陈、蔡、申、曹、卫、郑等诸侯国，其势力迅速向北发展，使北方的其他诸侯国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齐桓公虽然做了诸侯的霸主，也未能使之屈服。晋文公重耳经过19年的流亡生活回到晋国，取得政权之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教育百姓，训练军队，使晋国迅速在北方崛起，也开始了争夺诸侯霸主的斗争，这样，晋楚之间在中原的争夺已成不可避免之势。终于在僖公二十八年(前632)，爆发了晋楚争霸的第一次大的战役——城濮之战。这次战役，就晋楚两方的军事实力而言，晋弱而楚强，但由于晋国采取了一系列极为出色的外交和军事策略，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将士尽心效命而终于以弱胜强，使晋文公因此而得以称霸诸侯。《左传》的作者对这次战争作了极为生动，极为精彩的描述，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对双方军事行动的描写，而是就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诸多因素着力进行交代，从而不断地从诸多方面对战争的结局进行预示。描述之中，处处透露出作者对战争胜败因素的剖析，对战争规律的探讨，对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体现出作者在战争问题上的思想原则，也表现出作者在战争问题上一系列的进步见解。

《左传》中关于城濮之战的有关文字，分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记述。在常见的选篇中，有的只选了僖公二十八年的有关文字，由“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开始，而所选内容较完备、较全面的则从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开始。

从结构上来看，这篇文字可以分为五大段。

从“楚子将围宋”到“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为第一大段，其中包括四小节。本段叙述了城濮之战爆发的原因以及双方为进行这场战争所做的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叙述之中包含着作者对彼此作法的对比和褒贬，并借以预示着战争的胜负趋势。

第一节从“楚子将围宋”到“何后之有”。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这段文字先交代了战争的起因，即楚国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准备进攻依附于晋国的宋国。接着写治兵情况。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子玉平陈有功，楚国原来的令尹(相当于北方各国的丞相)子文因为子玉有功不得封赏而闹情绪，就主动让位于子玉，子玉因此而做了令尹，统帅三军。《左传》的这一记述，本已使读者对子玉能否胜任三军统帅之要职打了一个问号。而写及此次治兵，“终日而毕”，已“鞭七人，贯三人耳”，表面看来似乎严厉而认真，而实际上却暴露了子玉与三军统帅的身份极不相称的粗率简单的性格，所以当一些人对子玉的这一作法盲目赞美之际，年轻的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并断言子玉指挥的军队如果超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这既是贾的预见，也是为楚军的最终失败设下的伏笔。

第二节，从“冬，楚子及诸侯围宋”至“齐宋免矣”，叙述楚围宋之后，认真商讨对策。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先轸认为“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指出了这次战役对于晋国称霸诸侯的重要意义并力主出兵救宋。狐偃则提出了攻打曹、卫而迫使楚国从宋撤兵的策略。这既表明了晋国对这次战役的积极态度，也表明了他们通过研讨、完善策略的认真作法。

第三节，从“于是乎于被庐”至“魏仇为右”。

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及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仇为右。

叙述了晋国扩充军队，谋求将帅的积极备战的作法。他们首先把原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增强了军事实力。其次，在将帅的选择上，他们采取了完全迥异于楚国的作法，即从“说礼乐而敦诗书”的既定标准出发而择帅选将，这表明了晋国对将帅总体素质的重视，也表明了晋国在这一问题上郑重其事、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作法。这与楚国确定统帅时迁就个人不良情绪，草率对待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然，晋、楚两方在这一问题上大相径庭的作法，必然会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节，“从晋侯始入而教其民”到“文之教也”。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追述晋文公经过19年的流亡生活回到晋国之后，采取种种措施对老百姓进行教育和训练，并借以争取民心的情况。这里着重写了晋文公对老百姓的信、义、礼观念的灌输和军事方面的训练，使老百姓知道事君之义，这在当时来讲，显然对于军队素质的提高和团结一致的军心的形成不无作用。作者也是借此表明战争的胜败与内政措施、民心、民情是息息相关的，也说明这次战争晋国之所以胜利，也是晋文公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而楚国于此却毫无举动，相比之下，在关乎战争胜败的这一问题上，晋国具有了独到的优势。

以上四节，可算作是全文的第一大段，通过对晋、楚双方备战情况的交代，战争胜败之端倪已约略可见。

第五节，从“二十八年”至“立舟之侨为戎右”。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蓺僖负羁氏。魏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先叙述晋国通过攻占依附于楚国的曹、卫而孤立了楚国，削弱了楚国。同时，也使原来依附于楚国的鲁国感到恐惧而开始讨好晋国。这些，显然对于改变晋、楚力量的对比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先打曹、卫是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的举动，这就为后来的决战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使晋国向着夺取战争胜利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第六节，从“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到“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写晋国设法把齐秦两国诸侯拖入这场战争的出色的外交策略。楚人兵临城下，宋人告急，从客观上加速了城濮之战战前形势的发展，使晋国出兵决战已成欲罢不能之势。况且，这也是晋国人梦寐以求的争夺霸主地位的绝好机会。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齐秦两大诸侯的态度。面对这一问题，先轸又出高招:一方面让宋人携带厚礼贿赂齐、秦，请齐、秦到楚国人面前为之求情;另一方面，私下又的把曹、卫之田赐给宋人，这就决定了楚国不会答应齐、秦的要求而和齐、秦之间产生对立，必然会对齐、秦的要求予以拒绝。果然，楚国人的态度激怒了齐、秦，使他们加入了对楚作战的行列，从而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再次发生了有利于晋国的重大变化。显然，出色的外交策略也是晋国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六两节，为本文的第二大段，叙述了晋国为夺取决战胜利而采取的初步的军事行动以及杰出的外交努力。

以下为第七节，从“楚子入居于申”到“诘朝将见”。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www.xing528.com)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这段文字初步交代了战前双方的活动情况。首先写了楚国君主与统帅在是否决战的关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楚国君主认为，晋文公阅历丰富，备受艰难险阻的磨炼与考验之后而作了君主，能体察民情，并把晋文公历经磨难之后而取得政权看做是天之安排，同时，还引用《军志》所说的“知难而退”“允当而归”“有德不可敌”作为撤军的理由，虽不无荒诞迷信之处，但撤军的理由是充分的;而子玉却极力主张决战，而其理由并非为国家着想，从战局出发，而仅仅是为了“间执谗慝之口”，即堵塞一下像贾那样说自己的坏话的人的嘴巴。完全是从个人私心、意气出发，足见其心胸之促狭，素质之低劣，这与晋军将帅之间的差距不啻千里。而楚国君主对此不仅未加批评，反而采取了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少与之师”任其胡为。简直是拿这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当作儿戏。叙述及此，这场战争的结局在读者眼中已是昭然若揭了。其次，写到子玉派人入晋军提出苛刻的条件想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晋国。而先轸独具卓识，又一次运用策略离间了曹、卫与楚国的关系，从而激怒了性情刚暴、头脑简单的子玉，使其急于决战。而此时此际，晋国又采取了子犯的建议，退避三舍，既实践了当年晋文公对楚国君主的许诺，也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巧妙地推给了子玉，又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并因此而激发了晋军将士的士气，又挑起了子玉与部下将士的矛盾，涣散了楚军的军心。双方军心与斗志的一消一涨，当然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再次，这一节文字还写了晋文公在决战之前的疑虑和因精神高度紧张而作的噩梦，并借子犯的巧妙圆梦而打消了晋文公内心的恐惧，表现了子犯的机智和时刻注意统一君臣思想的良苦用心。最后，在晋军各方准备已经充足、决战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答应了子玉决战的要求。

以下为第八节: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

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

文章至此，才真正写入城濮最后的决战，对于这场蓄势已久的战争的本身，作者也并没有花费多少笔墨详加渲染，也只是抓住和战争胜败关联甚紧的几个要点而简括交代:“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以示晋战争准备之充分;“少长有礼，其可用也”，以示晋军军纪之整肃、众志成城;记子玉之言:“今日必无晋矣!”以示其轻率狂傲之态;记晋军的兵力部署及“胥臣蒙马以虎皮”和“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等事，以说明晋军精心精意的战略战术安排。至此，作者仅以“楚师败绩”四字作为对战争结果的交代，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毫无突兀之感。

七、八两节为本文第三大段，是直接叙述城濮之战的一段文字。两军决战，兵力部署和战场上的军事活动以及策略的运用，可谓纷繁复杂，颇多头绪，而作者却叙述得简括明了，井井有条，表现了写战争驾轻就熟、成竹在胸的高绝的才能。

以下为第九节，即文章的第四段: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従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写周王对晋文公的封赏以及晋与诸侯结盟的盛况，晋文公霸主地位的确立表明了这次战争对于提高晋国地位及晋文公的声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同时也通过君子之口，对这次战争进行了评论，尤其是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的议论，固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崇尚仁、德、礼、义的观念，但也说明了战争胜败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

以下为第十节，即文章的第五段: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本段补叙了子玉之死及河神托梦的逸事。看似闲笔，实则不然，作者借此再次揭示了子玉那种极端自私的性格。这里形象而深刻地表明了作者的一个思想:统帅个人的心胸气度、品德思想和战争的胜败也是息息相关的，楚军统帅的人选失当不能不说是楚军遭到惨败的原因之一。最后，以晋文公听到子玉自杀而死的消息时不禁喜形于色的反应作为全文的结束，表现了晋文公对子玉死后，吕臣任令尹再也无力与晋国争雄的形势变化的喜悦。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一次重大战役，因此，就其性质而言，晋楚双方均无正义性可言。文中对晋文公的许多溢美之词显然是当时所谓“尊王攘夷”的陈腐观念的反映。但作者写战争而却未局限于军事活动的本身，能够从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入手，逐层叙述，条分缕析，对战争胜败因素不断作出预示，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推出战争的结果。这一切，都表现了作者对战争问题居高临下的全方位的审视，使这篇史述性质的作品表现出思辨的特色和理论的价值。

首先，就战争的胜败原因而言，涉及民心向背的问题。文中用多节文字交代了晋文公执政之后身体力行，以信、义、礼等对老百姓的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争取民心的努力，参之《国语·晋语四》的记载，晋文公回国执政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争取民心的措施，如:“弃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劝分，省用足财”等。《左传》作这一方面的叙述，说明晋国对于城濮之战的胜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晋文公长期苦心经营、争取民心的结果。

其次，还涉及君臣之间、全军上下能否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问题。晋国君臣在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策略和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并非没有分歧，但他们没有像楚国君臣那样意气用事，同床异梦，而是摆出问题，认真讨论，各抒己见，择善而从，从而达到决策上、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

再次，作者还把策略的正确与否放到了重要位置上予以交代，这既包括正确出色的外交策略，也包括卓越的军事策略。前者如通过让宋国“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挑起了齐、秦与楚国之间的矛盾，把这两个大国都拖进了这场战争的漩涡，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后者如决战中的兵力部署，“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等都体现了晋军策略的高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的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而益信。”毛泽东同志在该书中列举了包括城濮之战在内的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许多著名战例之后，还指出:“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为优势，转成了主动。”城濮之战开始之际，晋军处于劣势，但其“退避三舍”的策略，诱发了楚军内部的矛盾，涣散了楚军的军心。决战之际，先从楚军薄弱之处右军——由陈、蔡等国杂凑而成的乌合之众下手，一举破之，动摇其阵脚。然后集中中军和上军的兵力，攻击楚军之左师，以绝对的局部优势又大获全胜，从而夺取了城濮决战的最终胜利。

此外，文中涉及的有关战争胜败因素的交代还有诸如将帅的选择，甚至将帅个人品质、性格、才略等等。《左传》的战争描写，没有把重点放到头绪纷繁的战况方面，而是着力叙述有关的政治情况、策略运用、军事部署、将帅选择等方面，并借此从多方面不断地对战争的胜负趋势进行预示，线索清楚而序次井然。写及战争结果不仅使读者不感突然，而且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妙。这就形成了《左传》写战争的突出特点，也是《左传》全书在艺术上的突出之处。

就其艺术特色而言，除以上这些外，对比手法的出色运用也是其重要特点。文中晋楚两方面情况的叙述可说是两条线索，而这两条线索在许多方面形成或明或暗的映衬对比。如对策略的确定，晋军方面常常有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交锋，而最终却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反映了他们能郑重其事、集思广益，从而制定出一系列出色的外交和军事策略;而楚军方面，作者对此未置一字交代，似乎他们全然不知策略为何物，战与不战，如何去战，从君主到统帅似乎全是逞一时之意气，这些在叙述之中都形成判然分明的对比。再如对将帅的选择，晋国是先从“说诗书而敦礼乐”的既定标准出发，择优任用。而这既反映了晋国对将帅全面素质、文化教养的重视，也反映了严格按标准办事的认真和郑重;楚国方面，则是怕子玉有功不封而发牢骚，影响国之安定而轻率迁就，毫无原则性可言。对于子玉操练军队时粗暴简单之举，这本是暴露了一个三军统帅性格上的严重缺陷，而那些“国老”们却给予盲目而无原则的赞美。而在以后的决战中，子玉的这种狂傲、粗率、专横、简单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战与不战，本应从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而后定，而子玉仅仅只是为了“间执谗慝之口”而一意孤行。尤其是最后补叙的“河神托梦”一节文字，则更深刻地揭示了子玉丝毫不以国家利益为意的极端卑微的自私心理。而这些，也完全与晋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篇作品虽是着眼于战争全局的写战争之作，但其中涉及的人物也颇具个性特征，一个个栩栩如生，形象鲜明。如晋文公的从谏如流，谨慎虚心;楚国君主的意气用事;先轸的忠心耿耿，足智多谋;子犯的机智敏捷;子玉的专横自私、刚暴粗率，无不入木三分，神情毕见。虽全是三言两语的描述，但却无不体现着《左传》刻画人物的造诣。

《左传》叙事，前人评其为有“好正以暇”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严肃地叙述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往往穿插一些颇富情趣的小故事，以这篇而言，也体现了《左传》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文中写及的“子犯圆梦”“河神托梦”就属这类，既使文章呈现出文笔上的变化，也取得了谨严之中见轻松的艺术效果，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生动性和文学性。后世一些学者曾就此对《左传》提出批评，如晋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也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在我们看来，这里所说的“艳而富”“浮夸”正是其文学性的表现，它的确为《左传》这部著作增色不少。

此外，《左传》语言的准确生动、形象传神、通俗流畅也是人们公认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