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揭示初步的民本思想

二、表现了初步的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在《左传》中，已有初步的民本思想的体现。它虽然不像孟子一书体现得那么具体、那么细致、那么系统，但那些进步的思想家还是看到并肯定了老百姓的历史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老百姓利益的重视和维护。

比如，在《曹刿论战》中，当曹刿得知庄公准备迎击齐兵时，就和庄公之间展开了一场围绕“何以战”的问题的谈话，针对庄公的回答，他就指出:“小惠未遍，民弗从也。”也就是说，君主的恩德没有普遍地惠及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是不会跟着你干的。直到庄公回答大大小小的刑狱案件都能尽心尽意，处理得合情合理时，曹刿才认为这是得人心之举，才说:“可以战矣。”可以看出，曹刿是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左传》一书中，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政治家的议论，表现出作者初步的民本思想。如襄公十四年(前559)载:“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对于发生在卫国的君主被驱逐的事件，同为君主的晋侯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事件的发生，他自然认为“卫人”的作法太过分。但师旷当着这位大国之君的面，理直气壮，侃侃而谈。他首先指出，卫人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君主太过分了。然后义正词严地讲到君主的责任，要养民如子，要以天地那样对待老百姓，保护老百姓。只有君主这样做了，老百姓才会崇敬他，拥戴他，还会驱逐他吗?他还指出老天是最厚爱老百姓的，绝对不会让某一个人在千千万万老百姓头上胡作非为。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步履是非常艰难的，在春秋时代，杀活人进行祭祀、用活人殉葬的野蛮做法还时有所见，针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作者借君子之口批评其“死而弃民，难以在上。”既表达了对贵族阶级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抨击，也表达了对人民生命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还有更深层的进步思想的体现。这就是殷、周易代之后。天命观念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头脑中发生了动摇，如《尚书·君奭》中周公曰:“天不可信，我到惟宁(文)王德延。”《诗经》中的《节南山》《十月》《雨无正》等篇也都表达了这一对天道鬼神观念的质疑。

春秋时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有的对鬼神表现为信与不信之间，有的表现为强调人事的重要，即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重人轻天的思想。桓公六年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伸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庄公三十二年亦云:“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享焉。神赐之土田。史曰:‘虢其亡矣，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社、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这段话是说，我听别人说过，一个国家要兴盛，就要顺应老百姓。将要灭亡，就听命于神吧。虢国的君主多有恶德恶行，他哪里能得到土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他们重民的思想。所以，他们反对以人祭祀、以人殉葬的野蛮行径也就不是偶然的了。(www.xing528.com)

贪婪当然是贵族剥削者的本性，他们的行径激化了社会矛盾，也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左传》对此也多有记述，如成公十五年云:“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反映了当时非常紧张的阶级关系。昭公三年记载: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

这是昭公三年春，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晋国提亲，晏婴在宴席上和晋上大夫叔向谈论齐、楚国情时的一段话。这段谈话的内容是说，由姜氏执政的齐国已到了衰亡之世，他们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了，难保不被陈氏所取代。因为陈氏借机以各种手段收买人心，他们大斗向老百姓借出，小斗收回;他们向老百姓出售木材，价格比山里还便宜;他们在市场上出售鱼盐海鲜，比海边还便宜。而现在齐国的当政者还在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老百姓民力所得的三分之二都被压榨而去，公室积聚的粮食财物朽烂变质，而百姓冻饿，市场萧条，老百姓对此痛恨不已。他们还用残酷的刑罚对待老百姓，被处以断足之刑的人到处都是，以至于市场上的假肢涨价。他们如此失掉民心，难免被陈氏所取代了。

在这方面，《左传》值得关注的还在于它对下层人民的反抗行动也有一定的反映。这既包括人们驱逐国君、驱逐贵族，甚或杀掉贵族、杀掉国君的事件，也包括广大下层人民的起义和反抗。如僖二十八年、文十六年、十八年、襄十七、二十、三十一年、昭二十三年、哀十一、十七、二十五年等，都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记述。如昭二十五年云:“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郑国统治者“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可以看出，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民众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从《左传》一书中还可以看出春秋时代人民的反抗是很普遍的，以至于成为政治家关注、思考、议论的话题。《左传》成公八年云:“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不但记述了政治家们的预断，而且也用事实证实了“君使民慢，乱将作矣”这一预断的正确。《左传》在这方面的记述虽然还不够具体，不够细致，但在我国早期史书中还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