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成就及特点：先秦散文研究成果

二、《国语》的成就及特点

由于史料来源不一，《国语》的内容也颇为庞杂。总体来看，其思想倾向近于儒家，书中既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作者大力提倡代表周代社会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礼，书中记载了很多重礼的言论，如“夫礼，国之纪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晋语四》)，“夫礼，所以正民也”(《鲁语上》)等等。

书中还体现出对国君的品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唯厚德者能爱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晋语六》)，“国大而有德者近兴”(《郑语》)之类的议论在书中比比皆是。《周语上》记内史兴对周襄王说:“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他把礼与德看作关系国家兴衰的关键，又进而提出了忠、信、仁、义等具体的道德准则，对晋文公的霸业也持肯定态度，这些看法都具有春秋以来的时代特色。

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国语》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长勺之战前，曹刿问鲁庄公凭借什么同齐国作战，庄公说:“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无不听，求福无不丰”(《鲁语上》)。他认为，神与民固然都很重要，但“民和”是神降福的前提，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当政者“布德于民而平其政事”。在讲到君民关系时，一些篇章强调尊重民意，保民安民。邵公劝厉王弭谤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周语上》)，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及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伍举谏楚灵王说:“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外匮，是聚民得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为之?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楚语下》)这些以民为本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是对西周以来敬天保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纪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各篇作品写定时间早晚不一，有的篇章保留了春秋时代的史料，有的则出自战国人之手，因为其素材来源广泛，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因此，全书的风格也有较大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有的与《左传》相同，但文字不如《左传》精彩，但也有为《左传》所不载的辞令，这些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吴语》)等，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总体看来，其艺术成就虽不及同时的《左传》，但比《尚书》和《春秋》却有了长足进展，其中不乏精彩之笔。此外，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彩的各地民风，如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所云:“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

《国语》通过记言来记史，其语言的生动、精练，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论，是儒家思想的体现;《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的资料来源。

《国语》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书中侧重记载那些与治乱兴衰有关的言论，寄寓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其语言朴素自然，接近于日常口语。为使道理易于接受，论者往往广泛征引譬喻，侃侃而论，形成了婉而多讽、平实而剀切的文章风格。如《晋语八》“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郤邵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后来，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就是借鉴此文而写成的。

《国语》中还有些人物对话写得风趣生动，情态宛然。如《晋语四》记晋公子重耳在齐流亡，贪安忘返，文姜与子犯将他灌醉，放到车上载离齐国。重耳酒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指子犯)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重耳的暴怒，子犯的幽默，都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相比之下，《左传》的有关记载倒显得过于简略无华。又如《晋语九》“董叔将娶于范氏”一节，也幽默而富于讽刺，堪称绝妙的小品文。

《国语》中还有一些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了较多增饰。作者有意吸收一些民间传闻，甚至加以适当的想象和虚构，造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其中骊姬深夜向晋献公进谗言、优施为骊姬说里克等处，描绘当时的情景细致入微，显然带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另外《吴语》和《越语》亦以曲折恣放、富于文采见称，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情文并茂。这些生动的文笔不仅出自史官的记载，而且吸收了宫廷说唱和民间传说的内容。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比《尚书》和《春秋》的简略记载有了很大进步。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国语》虽然在叙事记言的总体水平上不如《左传》，但也不乏技巧高超多变、修辞手法丰富多样、语言精美凝练的篇章，如《邵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www.xing528.com)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的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邵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文章对这一历史事件叙述得相当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邵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邵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试分析此作品，以便更好地把握《国语》的特点。

厉王强禁舆论，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从而引出邵公的劝谏。邵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民言胡可壅?”“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什么民言不可“壅”而必须“宣”?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邵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邵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用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邵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而且言之成理。但是，只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即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邵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处?邵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也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邵公以水设喻、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这里运用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生动。

本文偏重记言，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阐明主旨。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全文叙事无一字之累赘，至简至练，极其概括且富有表现力。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王怒”，一个“怒”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没有理性，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情景。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只用了“流王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国人暴动前的准备，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没有写，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真是精练到了极点。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文章重点刻画了暴君周厉王的形象，完全略去了对外形的描写，重在对内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暴虐。用“怒”“喜”写出了厉王的愚蠢。文章的结尾“国人莫敢出言”与开头的“国人莫敢言”照应，仅多用一个“出”字，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从思想价值来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广开言路，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