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流传及对先秦散文研究的影响

二、《尚书》的流传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问题也最多。它的流传颇为曲折，其成书约在战国晚期，《尚书》篇目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术氛围异常活跃，为了配合宣扬学术观点，诸子纷纷研究《尚书》，各种著作中也竞相称引《尚书》，据统计，先秦书籍中征引《书》时，提到具体篇名的约有四十多篇，为《尚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书在先秦时以多种形式广为流传，文字也不尽一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很多典籍都毁于一旦，《尚书》也因此而散失不少。

汉代以后，到汉惠帝才开了书禁，文帝更是鼓励人民向上献书，《尚书》在西汉初存留二十八篇，秦朝的博士伏生就靠这些残卷，教授于齐鲁地区。后来，伏生年过耄耋，汉文帝知道了他的事迹，召他入京城，但因年事已高，经不起舟车劳顿，文帝特意派晁错来从他学习。由于朝廷的大力推广，再经过学生传承，《尚书》成为西汉的官学。因为这部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流传，就称之为今文《尚书》或今《尚书》。此后，武帝立五经博士，大力提倡儒学。宣帝时则将每一经又分立出几家，共立十四经博士，每一博士带领手下若干弟子，他们各立“师法”，有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由于经学已成为通向仕途的一大捷径，致力于学习经书的人数量激增。《尚书》的研究在西汉就已形成了一个高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马融都给《尚书》做过注。

到汉景帝时期，鲁恭王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在拆毁孔子旧宅时，在墙壁夹缝中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字书写的数十篇文献，其中便有《书》。这部书是用大篆或籀文等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因此称为古文《尚书》。这些文献被交还到了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处，他经过整理后发现古文《尚书》比当时的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将古文《尚书》献至朝廷，因为在文字解读方面的困难，这部《书》成为天书而深藏于皇家图书馆中。直至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掌管点校这些书籍，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来校勘今文《尚书》，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仪礼》《毛诗》及古文《尚书》立为博士，统称为“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们甚是不以为然，由此引发了刘歆与他们之间的一场辩论，《尚书》研究史中历时漫长的“今古文之争”由此开端。

所谓今古文之争表面上看来虽是推崇哪种经书的争论，但其核心问题却是关系到孔子与古代圣王之“道”的大小的争论，也有解读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当然，归根到底，还涉及两派当时的影响力与声望的问题。大致来讲，今文学派继承的是先秦诸子的风气，他们主张通经致用;而古文学派则主动担负起保存和传播文献的责任，他们主张在训诂、文字间寻找历史。他们之间的争辩直至东汉时期，书籍流传渐趋广泛，最终民间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后来由于《尚书》过于艰涩难读，《尚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式微。古文《尚书》后亡逸，仅存篇目，佚文散见于《汉书·律历志》等。(www.xing528.com)

谈及《尚书》的流传，还应提到一个人，即三国末年的魏人王肃。王肃非常博学，他伪作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此也可谓呕心沥血。首先，他搜集了众多文献中所引用的散佚文字，并将这些文字连缀成书，并伪造了孔安国的传，用以解释经典。为了凑足东汉儒者桓谭、班固所记载的《尚书》五十八篇，他先把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进行了拆分，增至三十三篇。另外，又从别处增加了很多致力阐明儒家以德治国的文字二十五篇。王氏苦心孤诣，其伪作言辞平易，毫无《尚书》佶屈聱牙之弊，所增二十五篇，经清代人阎若璩、惠栋等详加考辨，确证全属伪作。但也因其经文完整，注解清楚，很容易被接受，加之统治者的支持，逐渐取得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经学史上重要的一部经典，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为了疏通经文，此后的历代学者们下了很大工夫，深入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自唐代开始，对于《尚书》的研究逐渐由训释文字转向对其经文内涵的探讨，贞观年间的孔颖达主持编纂《尚书正义》二十卷，是当时《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又形成了《尚书》研究的新高潮，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的《尚书》研究著作数量达到二百余种，到南宋时和“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南宋蔡沈著《书集传》，废除前代烦琐考据，力求简明易读，有独到之见。《书集传》是宋代《尚书》注释的代表作。蔡沈是朱熹的得意门生，他的研究是在理学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提高了《尚书》研究的思想性，建立了《尚书》研究的“义理”之学。现存北京图书馆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是较好的《尚书》研究资料。

元、明、清三代将《尚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清代这一学术史上的鼎盛时代，关于《尚书》的研究著述多达190种，清代学者开始多角度研究《尚书》，从章句训诂、字文音义，到考证辨伪、校勘辑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如对于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进行辨伪的学者大增，他们在宋明学者提出质疑的基础上，严密钩稽，力排伪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等，都勘称为《尚书》研究历史中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清代以后，《尚书》研究在方法、理论方面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学者们不但继承了前代的研究成果，还特别注意采用西方的新方法研究《尚书》，并且成果斐然: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于省吾的《双剑尚书新证》都运用金文、甲骨文、地下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互证，多有创见。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竺可桢、顾颉刚等人则从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研究《尚书》，也新见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