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书》的基本情况
《尚书》原名《书》，自西汉开始改称《尚书》。因被列入儒家经典，亦称《书经》。《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组成，书中记载事件最早的是《尧典》，最迟的是秦穆公的《秦誓》。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对“尚书”的名称进行了解释:“尚者上也，言此为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所以，多数学者认同“尚”即上古，“书”是指书写于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因西汉距离春秋时期为时久远，故以此命名。《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由此可知，《尚书》的内容多和政事相关，记录了君王和大臣们的言论和政令。其所记之事，上起尧舜，下止秦穆公，是关于尧、舜和夏、商、周至秦穆公的历史文献汇编，也是研究中国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神权思想及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今存《尚书》共计五十八篇。《尚书》的篇目命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是所论述的中心内容的概括，有的取自人名，有的源自物名，有的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
《虞书》五篇，篇目为:《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虞书》的“虞”，相传是上古国名，舜是当时国君，其描写的时代大约是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尧典》记叙的是唐尧的历史传说，其余记载的是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的对话。
《夏书》是夏代的历史资料。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国君王为启。现存《夏书》有《禹贡》等共四篇。
《商书》大约成书于周，是商代的典籍资料，其内容为统治者的誓词、讲话以及贵族大臣的谈话记录。有《汤誓》等共计十七篇。
《周书》记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有一部分内容可能是商代的官方文件，其他大部分是周人所写。共有《秦誓》等三十二篇。
作为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体例历来说法不一，有“六体说”，有“十体说”。其中，六体说(典、谟、训、诰、誓、命)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首肯，其首创者是汉代孔安国，其划分的标准为《尚书》的主要内容的分类。他的观点得到唐人刘知几的肯定，因此，历代的学者多以孔安国所定六体为宗。“六体”的作用及代表性篇目如下:(www.xing528.com)
典:根据其甲骨文字形，上部为“册”，下部为“大”，本义指重要的文献、典籍。后世引申为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典籍。《尚书》中的“典”属于重要的政治文件，如《尧典》为虞史，追记唐尧之事。
谟:意思是计谋、谋略，同“谋”。这类文种记载的多是臣子向君主进献的计谋，如《大禹谟》《皋陶谟》便是记大禹、皋陶陈于帝舜之嘉言。
训:本意指教导、训诫、教诲，如《伊训》等。《尚书》中的“训”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忧国忧民之士为了借古讽今，追述祖训，如《五子之歌》便是缘于太康失国，他的五个弟弟追述大禹的公德，来训诫他;一类是贤明的大臣以恳切的语气向君主进谏，如典型的《无逸》便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词。
诰:本指帝王对臣子的命令，引申为告诫、勉励，或指帝王任命或封赠的文书。《尚书》中此类文种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其一，告知百官民众之文。这一类文章类似我们现在的公文中的公告、通告文种，如《盘庚》即是君主盘庚为迁都殷而告国民之作。其二，祷告之辞。古人多祭祀活动，其间必有向神灵祖先祈祷或通告的文章。如《武成》为武王将伐殷之时对山川的祭祀。其三，大臣进谏之词。这一类文章类似我们现在公文中的报告、请示，这一类篇目较多，是《尚书》的主体部分，如《召诰》《康诰》等。其四，同僚之间彼此相告之词，如《君奭》便是召公告老还乡之时通告周公的言辞。
誓:意思是当众或共同表示决心，誓师、誓愿等。在《尚书》中，这类文体多为出师时君主告诫将士之辞，类似后世的誓师，如《夏书》的《甘誓》《商书》的《汤誓》等。
命: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即命令。《尚书》中的“命”，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时所使用的册命之词。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君牙》《周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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