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研究：发展繁荣的原因

三、先秦叙事散文发展繁荣的原因

1．重视历史记述的悠久传统

我国先秦时代的中原文化是史官文化，尤其是西周以后更体现出理性精神高扬的特点。这是一种注重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历史探索的文化形态，其表现为重人事、讲求实际，这一文化精神鲜明而生动地体现在先秦叙事散文中。

《说文》云:“史，记事者也。”可见记事是“史”的最基本涵义。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传说从黄帝时代开始就有司文字的史官。殷商时代，军国的要务、君王的言行、祸福与灾祥等，都为巫史所记载。在对甲骨文的考古收集过程中，曾在殷墟发现一具人体骨骼，据推测此人为甲骨档案的记录者或保管者，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身份的“史官”，可见，在殷商时代已经有了专门的记事行为，“史官”显示了职业化的倾向。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典”，即是殷商史官记录的历史文献。不过当时的史官与巫官处于混沌状态，先秦典籍中常把史官和巫卜合为一体，称之为“巫史”。虽然如此，巫和史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各有司职，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说:“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因为巫史各有司职，所以巫史文化的分离就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巫风文化实现了向史官文化的转型，巫史由巫向史官身份的转换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周朝继承并发展殷商旧制。西周初年，由于周人在社会变革中认识到立德重民的重要性，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偏重人事”的史官文化逐步发展起来，史官从巫史中分离开来，史官制度也日渐成熟。周朝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柱下史等，分管各项文书工作。周朝的大史又称为右史，内史又称为左史，分别记载国君的言论和行动。《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者包之也”，是对其功能的很好概括。史官文化的确立使周朝的叙事散文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重要的成果就是《周易》《尚书》以及青铜铭文。尤其是《尚书》，在内容上不再是占卜的记录或吉凶判断，而开始记录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言论，宣传立德重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表现出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行为的注重。在散文形式上，已经是结构较为严谨的篇章，许多文章在写作上还具有起、承、行、合的特点。因此，文学史家一致认为《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是叙事散文的前奏，是记言文之祖，从《尚书》开始，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的散文。这不得不说是史官文化独立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史官文化进一步独立成熟。史官文化在西周初年就逐渐从巫卜文化中分离出来，但是，西周时期的史官只能被动地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却没能主动地反思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周王朝趋向没落，奴隶制日益解体，五霸兴替，七雄并峙，征战频繁，兼并盛行。在这样的时代变革下，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人们进一步把注意力从天意鬼神转移到人事上来，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于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这些言论都将对人的价值地位的认识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观念的更新，有识之士开始总结社会兴衰治乱的原因，并开始探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治世良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官文化终于摆脱巫卜文化完全独立而愈趋成熟。

史官们以理性精神为指导，自觉地承担起总结历史兴衰、探索成败规律的责任。史官文化的独立也带来了叙事散文的蓬勃发展。从春秋到战国末年，我国散文创作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其成就之大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实属罕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经典的叙事散文著作，如春秋时期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些叙事散文著作已经完全以历史为观照的目标，从历史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表现出对生存环境的重视。在叙事方式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出现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在叙事的文学性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创造出了中国叙事散文的经典之作。

2．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的现实为叙事散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春秋战国时期动荡不安。春秋初年，四周夷狄入侵，华夏区域缩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周初分封的几百个诸侯国，到春秋时只剩下一百多个，其中较强大的有齐、晋、楚、秦、鲁、卫、燕、宋、陈、蔡、郑、曹、吴、越等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想趁乱而起，成为诸侯的霸主，甚至取周天子而代之，因此兼并战争连年不断，造成了天下大乱、动荡不安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五霸迭兴，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相继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至战国时期，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上下一日百战”。各国都将精力用在不断壮大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他们励精图治，招纳贤良，改革创新，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战国中期，战争不断，出现了“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诸侯国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他们纷纷向四边开疆拓土，置郡县，修长城。战国末年，七雄的疆域范围已经颇具规模，东北过了鸭绿江，北面到了内蒙古河套地区、晋冀北部和辽南，西面到了甘肃洮河流域，南面已有浙江一半、赣北、湘全境及黔、川的一部分，为秦统一后的疆域打下了基础。战国各诸侯国在扩大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自身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合纵”或“连横”的力量，至战国末期，楚、秦并峙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诸侯国。“合纵则秦亡”，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秦国还不断地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之后，秦王嬴政任用李斯为相，开始以“法”制国，开始大规模的用兵，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赵都邯郸，活捉赵王迁;公元前226年，燕王喜逃至辽东，秦攻破燕国，公元前222年活捉燕王;前225年，秦以河水灌魏都大梁，水淹城破，魏王降;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兵攻楚，活捉楚王，次年完全攻占楚国之地;公元前221年，秦攻占齐都临淄，齐亡。这样，秦先后灭掉了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先后450余年的战乱状态，一统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可以说是动荡多变、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局势中造就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他们之中既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雄心勃勃的霸主;也有卫懿公，晋灵公那样荒淫无道的昏君;既有管仲、晏子那样伟大的政治家，还有屠岸贾、伯嚭那样的阴谋家;既有曹刿、孙武那样的军事家，也有囊瓦、先索那样的败军愚蠢之将;既有孔丘、孟轲那样的圣人学者，亦有督戎、古治子那样愚智的武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丰富的历史人物的画廊。

出于“争霸”的政治目的，各个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做出了全面的努力。他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理论的探讨及思想的交流，提出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他们记录历史，以求以史为鉴，完成统一大业。这些都为叙事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叙事散文从社会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素材，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的现实使叙事散文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多彩的人物形象也使先秦的叙事散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新风貌。

3．对叙事散文历史价值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西周以来，政治家、思想家们把关注的眼光从天意转向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尤其是春秋以降，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新旧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加剧，社会现实矛盾激化，在这种诸侯分据、各国争霸的政治局面下，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治世良方，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都在积极描绘心目中未来社会的蓝图。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已往的历史，以史为鉴，以史为证，希望能从对历史的追叙中获得帮助。这样，历史的价值就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激发了人们整理史籍、追记历史的热情，这一契机，促成了先秦叙事散文的繁荣。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关于孔子编订《春秋》原因，晋人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亡。’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可见，孔子修订《春秋》的目的在于辨真伪，志典礼，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法度，以示劝戒后人。司马迁也在《史记·孔子世家》作了这样的解释:“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关于《尚书》之“言”的作用，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这句话已精当地概括了《尚书》“宣王道”的功能。

对于《左传》的创作意图，《汉书·艺文志》也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见，得失与治乱是著史者最为关心的问题。(www.xing528.com)

对于《战国策》创作意图的描述，刘向在《叙录》中云:“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总之，这一时期人们对叙事散文的历史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历史的实用性、资治性非常重视，已经不仅仅视之为记载过去历史的工具，而希望其对现在和将来产生积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安书》)。这一传统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史家荀悦《申鉴·杂言》云:“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鉴乎前”即借鉴于历史，其拟定《汉纪》的目的就是用西汉的历史为当今统治者提供借鉴。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任贤》提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论。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亦总结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宋英宗为《资治通鉴》作序，对历史的“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极为重视，并说:“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屡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既是对《资治通鉴》一书命名的说明，又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历史资治性的最好论述。

●课程资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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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年体:即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历史的一种史书编写体例。编年体为先秦史家所创造，如《春秋》《左传》等书都属于这种体例，后世也有采用这种体例的，如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等等。

(2)国别体:是适应我国古代侯国林立的政治局面而创立的一种分国记事的史书编写体例，《国语》首开其例。《战国策》乃至后来的《三国志》也都属于这种体例。

(3)巫风文化:这是人类早期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认识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就神化各种自然现象，并想通过祭祀与之沟通。这一职责由“巫”来担任，这一人类的早期文化，就称之为“巫风文化”。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巫风文化”的洗礼。中原经历“巫风文化”是在殷商时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它“信巫鬼，重淫祀。”“巫风文化”反映了人类早期的蒙昧和原始宗教意识。

(4)“巫史”:早期的巫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文化角色，主管祭祀又兼掌记事，先秦典籍中常把史官和巫卜合为一体，称之为“巫史”。虽然如此，巫职与史职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说:“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后来，随着周文化理性精神的高扬，冷落神明而关注人事、注重历史，巫史文化的分离和转化就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巫风文化实现了向史官文化的转型，巫史向史官身份的转换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核心链接

(1)陕西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先秦散文研究》视听教材。

(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3)杨义主编，曹道衡选注·译评:《先秦散文选评》，岳麓书社。

(4)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齐鲁书社。

●思考与练习

1．谈谈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繁荣的情况。

2．简要说明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3．为什么叙事散文能在战国时代走上繁荣?

4．这一时期促使人们对历史价值的认识空前提升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