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叙事散文是后世史传文学之滥觞
先秦叙事散文在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方面都为后世史传文学提供了创作经验，直接启发着后世史传文学的写作，成为中国史传文学之滥觞。
从体例上来说，先秦叙事散文创立了编年体和国别体的体式，尤其是《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著对后世的叙事散文影响更为直接。《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开创了纪传体，其体例即是在先秦编年体、国别体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而成的，《资治通鉴》则是对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的直接继承。
从思想上来说，先秦叙事散文在叙事时遵循秉笔直书的记事原则，尽可能地忠于历史事件本身;同时，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中带有鲜明的褒贬倾向，表现出著史者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这也被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秉笔实书，直言揭露，并把这些作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重要方法。后世的史传文学也继续了《春秋》的“微言大义”的叙事思想，或借助具体的历史事件表达思想倾向，或用“论”“曰”等方式来直接陈述价值观念，如《史记》将其批判精神发挥到空前的深度与广度，这不得不说是对先秦叙事散文创作思想的继承。
从文学上来说，先秦叙事散文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构思、语言生动个性等方面都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即从《左传》《战国策》中汲取了不少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源泉，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如《赵世家》行文与《左传》相仿，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与《战国策》如出一辙。具体来讲，《左传》开创了既叙述历史事件，又刻画历史人物的写史传统，同时，重视事件的因果关系及发展过程，对历史事件进行故事化的叙述，因而叙事井井有条又生动活泼，司马迁、班固、范晔等继承了这一写作传统，生动而又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在语言方面，《战国策》铺张恣肆，《左传》则简练蕴藉，这也都为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如《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先秦叙事散文的成就对后世的史传文学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其影响下，后世的史传文学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也形成了中国史学与文学综合的特点。
2．先秦叙事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先秦叙事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楷模。
《左传》成书于《春秋》之后，《史记》之前，在中国叙事散文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春秋》处在叙事散文的草创阶段，《史记》是一部囊括几千年史事、体制严整的不朽巨著。《左传》从著史范围、著作规模和修史方法等方面都为司马迁提供了足以仿效的范例，为产生更加成熟的史学巨著准备了条件，司马迁撰写《史记》，无疑从《左传》中获取了不少的成功经验。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左传》备受古文家的推崇，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国语》在体制上首创国别体，为后世所效仿，其语言艺术也受到后世的赞誉。东晋孔衍曾著《春秋后语》十卷，记秦、齐、燕、楚、韩、赵、魏七国事，体例文字都有意模仿《国语》;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分国纪事，也可以看出《国语》的影响。至于《国语》的语言艺术，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肯定“其文深阂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明黄省曾说:“外传实多先生之明训，自张苍贾生马迁以来，千数百年，播颂于艺林不衰，世儒虽以浮夸阔宏为病，然而文辞高妙精理，非后世操觚者可及。”明王世贞曾指出:“(《国语》)其所著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班班详窍，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驰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均见《经义考》引)可见，《国语》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战国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战国策》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其驰骋俪句和排比敷陈的文风和笔法对汉大赋有着直接的影响，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如西汉初年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在构思和布局方面与《庄辛谓楚襄王》十分相似。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
此外，在叙事散文的写作上，《战国策》也上承《左传》，下开《史记》，据统计《史记》采引《战国策》九十余处。《史记》的“列传”体溯源于《战国策》，不仅《刺客列传》与《战国策》关系极密切，而且在苏秦、张仪、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虞卿、范雎、蔡泽、乐毅、鲁仲连等传中，也直接从《战国策》中采用了大段的文字。《战国策》许多篇章颇具文学性，如《苏秦始将连横》《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等，这些文章叙事细致生动、情节安排富有戏剧性、人物描绘具有形象化和典型化，不仅对《史记》等史传著作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后代的小说和戏曲都有很大的影响。《战国策》的语言明朗通俗、简练生动，《史记》等史学著作与文学著作也吸收了其语言风格的特点。《战国策》中还有些“小品”文及寓言故事，这些文章短小精悍、人物不多、情节单纯，但是却在活泼的形式中隐含着深刻的内容，如《邹忌修八尺有余》《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魏王遗楚王美人》等，都是文学色彩浓厚的佳篇。
这些短篇佳作对后代文人创作影响很大，如唐代韩愈、柳宗元、陆龟蒙等的“杂说”“小品”，都与《战国策》中的短文一脉相承。明代刘基的《郁离子》中的寓言故事，清代的“小品”和现代“杂文”，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战国策》的影响。明代李梦阳在《空同子集》中评论《战国策》对后代影响时说:“《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他又将其影响详细地总结为“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工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袭智者谲，模辞者巧，证变者会，迹事者该。”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叙事散文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
3．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
首先，先秦叙事散文有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有直接的影响。先秦叙事散文记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显示著史者的观点和立场，因而，著史者必然会有意识地流露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其中必然包含着明确的褒贬倾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著《春秋》乃是借用了《诗经》之义，即褒贬善恶是非的“大义”，这开创了以文学的精神和笔法书写历史的先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认同了这种观点:“《史通》所谓‘晦’，正《文心雕龙·隐秀》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施用不同，波澜莫二。刘氏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可见，孔子开创了寓褒贬于史实之中的写史传统，这一传统延伸到之后的史传文学中，表现在《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的创作中，又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对事件的评论或对人物的臧否。从更为深刻的意思上来讲，先秦叙事散文也开辟了劝恶从善的创作传统。
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在《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中就已形成的传统。记录事件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必须对连续发生的事情做出观察、归纳与选择，这种难度与时空跨度和复杂程度成正比，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国别体就提供了解决记史难度的方法。编年体框架性的特点决定其有利于追踪一件事情的始末，如《左传》对晋文公重耳的记述:
骊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四年)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www.xing528.com)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
及楚，楚子飨之，……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
——(僖公二十三年)
三月，晋侯(重耳)潜会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若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僖公二十四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僖公二十七年)
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四年，记载了重耳避乱出逃;二十三年，记载了重耳流亡列国;二十四年，记载了重耳回晋为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重耳中兴晋室;二十八年，记载了重耳伏楚称霸，在这五年中，分别记叙了重耳人生中最重要的五个阶段。但是，这一过程共计24年，若将这24年的经历分别罗列于每一年的叙事中则显得行文拖沓繁冗，于是《左传》便选取了代表性的五年，运用各种方式来追叙或补叙与该年相关的事件，常常用“初”作为引导，将前后的事情合理地衔接起来。由此可见，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叙事散文为鸿篇巨制的小说提供了建构结构的叙事方法，《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无不从先秦叙事散文中获益。
再次，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古典小说常常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言行、生动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性格，这种创作手法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中已形成。在以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人物形象时，《战国策》可谓先秦叙事散文之顶峰。如《秦策三·范雎至》中范雎陈辞: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崦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
这番言辞可谓披肝沥胆犯颜直陈，活脱脱一个为国担忧、大义凛然的策士形象。
再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载邹忌入朝见齐威王时陈辞: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这蔽甚矣。
这番言辞循循善诱，触类旁通，使齐威王接受了自己纳谏的建议，展现了一个平易智谋的策士形象。这番言辞慷慨激昂，锐气逼人，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侠义勇敢的策士形象。
最后，先秦叙事散文为古代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作品直接或大量取材于先秦叙事散文。就志怪小说来讲，《聊斋志异》受《左传》的影响比较明显，像《霍生》描绘鬼厉“披发及地”的狰狞面目，即模仿了晋侯梦大厉的情景;《画皮》中对狞鬼“坏寝门而入”的描写，也明显地由《左传》中的情节而来;《续黄梁》描写曾孝廉梦中接遇宾客的细节，就模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回国的情节。先秦叙事散文中对战争的描写也为后代小说所继承。《左传》中对战争的描写尤为人所称道，后世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在情节构思上也受到其启示，《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都从中汲取营养，在对战争及战术的描写上取法于此。如《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张飞用计，“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这明显是受到了《左传》的启示:襄公十八年晋齐平阴之战，晋军用战车曳柴，使尘土飞扬，以佯示强大;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栾枝也使战车曳柴伪遁，以为疑兵。此外，先秦叙事散文中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常常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后世小说及戏剧中，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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