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集，是商周时期记言史料的汇编，其时间跨度与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相近，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
《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刘知己《史通·六家》亦云:“《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可见，《尚书》的功能为记录政治号令，其记言特征也由此而决定，而典、谟、训、诰、誓、命也被后人归纳为《尚书》之六体，显示了商代史官文体意识的萌芽。尽管《尚书》六体仍显得非常粗疏，但却是古代文体的渊源所在。因而，《文心雕龙·宗经》曰:“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文体明辨序》亦曰:“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
在《尚书》的各种文体中，“诰”“誓”“命”又是最为重要的，多记周公言论，反映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的社会关系。“诰”即“告谕”，约占了今文《尚书》的一半篇目，所以韩愈在《进学解》中用“周《诰》殷《盘》”来指代《尚书》。在“诰”中保存了训诰之辞以及统治者对臣民的话语，最能体现《尚书》发号施令的特点，带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和政论性。这种政论的倾向使《尚书》的叙事具有了一定的风格特征。其一为直陈其意，直言不讳。因为《尚书》论事以政治为出发点，因此必须鲜明直接地发号施令。如《盘庚·上》记“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其二为情感激昂。因为统治者在发号施令时，一定要使自己的评议具有感染力，具有激昂的情绪，慷慨陈词，才能令人听信并服从。如《秦誓》记:“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其三为严辞峻语。因为《尚书》所论之事都与政事有关，因而，统治者不仅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有做到恩威并重，用严辞峻语以确保施令的施行。如《甘誓》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拆告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拏戮汝。”其四为重复言说。由于《尚书》多出于口语，不少篇章显得逻辑性不强，且有重复繁缛的感觉。
《尚书》除了“论事”的功能及其显示出的语言特征外，还频繁地使用比喻，这与日常社会生活有关，因此，《尚书》的有些文字也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许多语言还频繁地使用在今人的生活之中。如: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盘庚》上)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盘庚》上)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牧誓》)
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益稷》)
《尚书》中还有作品兼及记言与记事，《周书》中的《金滕》和《顾命》即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与臣启《金滕》之事，亲迎周公回朝，情节曲折且具有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死，康王立，事件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
总之，《尚书》的叙事水平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在叙事散文萌芽的过程中，如果说《尚书》以记言为主，那么《春秋》则与之同享盛誉，以记事为主。《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文心雕龙·史传》亦云:“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
《春秋》原本是史书的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它大纲式地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间242年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明了孔子修订《春秋》的原因及原则: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可见，《春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记事”来传道，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取向。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春秋》表现出了如下的特点:
其一，依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明《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如果说《尚书》的记言是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中进行的，《春秋》则显示了明确的时间观念，这在叙事散文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开启了中国史书编年体的体例。《春秋》不仅按年、季、月、日记事，同时，还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分年记事。如《桓公四年》记载“春正月，公狩于郎”，清楚地表达了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这种叙事方式表明至《春秋》叙事散文的发展也渐趋规范，以时间为纲的叙事方式，使历史不再是孤单的独立事件，而是相互关联，共同组成了历史的网络。编年体的开创也为后世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做了必要的准备。
其二，叙事简明扼要、凝练精悍。如果说《尚书》在记言时具有繁缛拖沓的不足，《春秋》则在记事时显示出其简明扼要、凝练精悍的特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称赞《春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诚然如此，《春秋》在叙事时处处都尽量将文字精减到最大限度，历来为人称赞。如: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www.xing528.com)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定公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僖公十六年)
但是，由于过于简单，《春秋》还不是成熟的叙事散文。叙事散文的功能为记事，表达清晰、叙事完整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春秋》长则40余字，短则仅1个字，为读者解读历史带来了困难。因而王安石便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即破烂的官方文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
其三，叙事表示出明确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观念。《春秋》被称之为“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其非常明确的目的在于维护周礼而“使乱臣贼子惧”，因而具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褒贬倾向，对此，《文心雕龙·史传》评曰:“褒贬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孔子并非把这种褒贬倾向用议论性的文辞表现出来，而是渗透在对史事简略的记述之中。《春秋》可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以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看法，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还可以在称谓中表现褒贬，如僖公九年称宋襄公为“宋子”，即是因为宋襄公在宋桓公尸骨未寒之时就去参加诸侯之会，因而在行文中显示出贬义。此外，《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虽然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一些历史的真相，但的确也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思想观念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春秋》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依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叙事风格简明扼要、叙事倾向性明确等特点构成了中国叙事散文的传统风格。在叙事散文萌芽的时代，《春秋》当之无愧地成为叙事散文之典范，并且成为后世叙事散文创作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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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龟甲兽骨文，甲骨刻辞、卜辞、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是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也是中国叙事散文最早的雏形。今天甲骨学已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科。
(2)金文:是殷商时期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也叫青铜铭文，又称钟鼎文。它在文字、语言艺术、叙事技巧等方面较之甲骨文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后期著名的《毛公鼎》已经长达497字。商周青铜铭文广泛地反映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其特殊的载体传递着历史信息，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叙事散文真正地开始萌芽。
●核心链接
(1)陕西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先秦散文研究》视听教材。
(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3)杨义主编，曹道衡选注·译评:《先秦散文选评》，岳麓书社。
(4)谭家健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齐鲁书社。
●思考与练习
1.简要说明甲骨文、金文的价值。
2.《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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