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弗洛伊德致谢——解读西尔达·杜丽特尔

2．《向弗洛伊德致谢》

《向弗洛伊德致谢》(Tribute to Freud)完成于1944年，是H.D.献给现代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一篇回忆录。本书原名《墙上的书写》(The Writing on the Wall)，这一名称来源于H.D.的一次幻觉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承受的生活与情感的磨难以及疾病带来的痛苦使H.D.的精神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1919年在挚友的陪伴下，H.D.来到了满心向往的希腊，打算在那里休养康复。一次，在一家旅馆的空白墙壁上，H.D.突然看见了奇妙的图案和文字。这一神秘的幻象从此深刻在她的脑海里，她也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图形的意义。回到英国后，H.D.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1933年至1934年间，她两度前往维也纳拜会弗洛伊德，接受他的心理分析并最终获得了对墙壁上出现的图形的解释。与弗洛伊德的接触对她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弗洛伊德成为她后期的诗歌作品(如《三部曲》和《海伦在埃及》)里的原型人物之一。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不仅帮助H.D.找回了对生活的勇气和自身文学才华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分析方法给H.D.打开了一扇新的文学创作之门。弗洛伊德认为，个人对童年的记忆和人类早期的文化密切关联，个人的记忆和无意识体验可以在他身处的民族的文化记忆中寻找到对应的原型。这一全新的时空体验在H.D.中后期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在《向弗洛伊德致谢》中，H.D.一方面记录了她与弗洛伊德的一段难忘的交往经历，揭示了她对后者既敬重崇拜又不甘屈服于他的男性权威之下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H.D.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技术应用到了全文的框架建构上。就像一个驾驭时空的高明的魔术师，H.D.将自己对孩提时代家庭成员和日常生活的回忆与对弗洛伊德及其身边人的记忆交融在一起。在这个记忆的世界里，现实同梦境和遥远的神话传说彼此重叠呼应。H.D.以卓越的洞察力在看似凌乱无序的记忆片断里找到种种联系。她笔下的弗洛伊德具有多重身份，他不仅是伟大的医生和学者，也是一位父亲、母亲和引路之神。在书中H.D.把她的心理时空命名为第四维时间(the fourthdimensional time)。这是一种瞬间的无意识或直觉体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限被打破，时间不再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而是一张密密交叠的罗网。《向弗洛伊德致谢》正是H.D.巧手编织的一张记忆之网，其中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几个梦境的阐释都为研究其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全书共85个小节，为突出体现H.D.和弗洛伊德的交往过程以及她对弗洛伊德既满怀崇敬又敢于抗争的矛盾心理，编者分别节选了第一小节至第十四小节和第七十三小节至第七十七小节。

献给弗洛伊德

“无可指责的医生”

一

维也纳，1933—1934年。我住在自由广场上的瑞吉纳饭店里。桌上有本小小的台历。我数着日子，把过去的每一天从日历上划掉，计算着周数。我的心理分析时段很短，时间倏忽而逝。在我停下脚步、把钥匙留在服务台上的时候，饭店大厅里的服务员对我说:“等哪天，您能代我向教授问声好吗?”我说只要有机会我会的。他说:“还有，啊，教授夫人!那可是位出色的女士。”我说我还没遇到过教授夫人，不过听说她是教授完美的贤内助，这可算是——不是吗——最高赞赏了。服务员说:“您知道布格街吗?以后等——啊，将来教授不在了的时候，人们会把它叫做弗洛伊德街的。”我走向布格街，拐进熟悉的街口:韦恩区9号，布格街19号，就是它了。这儿有宽宽的石梯和一个围栏。有时候，我会碰见下楼来的人。

石梯是弧形的。楼梯之间的平台上有两扇门:右边的是教授工作室的门;左边的是教授一家的房门。显然，设计成两个单元可以尽量不使家人、学生和病人混淆去处;教授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他的家庭;这是个枝蔓丛生的大家庭，包括最亲的家人、远房亲戚和家庭成员的朋友们。楼上还有一个单元，不过，除了在我之前接受心理分析的人以外，我很少在楼梯上遇到其他人。

接受分析的时间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个星期有四天是从5点到6点;一天从12点到1点。至少，这是我接受第二轮心理分析的时间安排。我注意到，那是从1934年10月底开始的。实际上，战争打响后，我就离开了瑞士，并把一些书和信件留在那里，其中有我1933年在维也纳写的日记。在我的印象中，教授特意把第二轮心理分析的时间安排与第一轮的保持一致，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过一天中我最青睐的是傍晚时分。总之，我有五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一次作心理分析是在1934年12月1日。第一轮心理分析始于1933年3月，时间要长些，在3到4个月之间。我本不打算重返维也纳，可是从1933年夏天到1934年秋天，发生了许多事情。多尔弗斯事件^[31]多少令我不安，但还不至于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回到维也纳，是因为我听到了关于一个人的消息。我时常在他下楼的时候遇见他。他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会议上作演讲，驾着自己的飞机到了那里。在返回的途中，飞机坠落在唐纳尼卡。

二

我并不总在楼梯上遇到他。他可能会在教授的书房或咨询室里拖延一下时间，继续他和教授的谈话，这样的话，在我把大衣挂在大厅之后，我可能就碰不到他了。我会被直接带到等候间。要不然就是在我前面的他走出教授密室的同时，我刚好走了进去。在我放外衣的时候，他正要取回他的大衣或帽子。他个子很高，看上去像是英国人——不过是容易被人当成英国人的人。后来我知道，在获得欧洲大陆的学位之前或之后，他在牛津学习过一段时间——不管怎样，他不会是德国人，不会是美国人;不过有谁能弄清这些事儿呢?事实是，他就是我所认为的“容易被人当成英国人的人”——荷兰人。

好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叫J.J.范德留伊。有一次，在教授的要求下，他跟我谈过交换心理分析时间的问题。当时是夏天，在维也纳城外德布林的一所大房子里，那里是教授全家避暑的地方。那一天应该在1933年6月底或7月初。在那里，对我们的接待更显亲切随意，让人不太有在教授自己家中体会到的权威感和真实感。不过，在城郊一位陌生人的家里度过的时光并没让我永别维也纳。我回来了。

我告诉了教授我回来的原因。在接受第一轮心理分析的时候，教授已是77岁，我47岁，范德留伊博士比我年轻许多。教授告诉我，他们都管他叫“会飞的荷兰人”。他是位出众的学者。他正式与教授进行共同的研究，希望能把心理分析的原理应用到普通的教育中，切实地寻求国际间的合作和理解。他曾经接触过一名教师或者年轻的宗教人士，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但并不就此满足。他想将精神世界的法则用来解决尖锐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他是这份完美事业的完美人选。教授不曾向我提起，J.J.范德留伊自己已经意识到与他卓越的飞行本领相关的深层欲望或者说潜意识倾向。这位“会飞的荷兰人”明白，一旦到了空中——空气是他的组成成分——他就会飞得太高，飞得太快。“那才是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教授说道，“我可以告诉你，那才是我们真正在意的东西。”教授又补充道:“上次他走后，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真的找到了答案。但是已经太晚了。”

我对教授说:“每当我在楼梯上或是在大厅里见到J.J.范德留伊的时候，总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他看上去是如此自立自信，平和沉稳——您告诉过我他的工作。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就是使用、传递火炬——传递您思想的那个人，而且不是以墨守成规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您的心血、您的工作和您工作的未来方向都将特别地传授给他。哦，我知道有个叫心理分析联合会的庞大机构，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医生、受过训练的分析师和诸如此类的人!但是范德留伊博士和他们不一样。我清楚您深知这一点。我回到维也纳是来跟您说，我很遗憾。”

教授说:“你来是为了接替他。”

三

我不是有意地回想起这位“会飞的荷兰人”，特意把他与我的写作联系在一起，或者特意将他编织到我的遐想世界里。我自身的问题，我对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形态的展现的强烈兴趣，似乎都与他无关。他是那样富有个性，那样英俊潇洒、学识广博、生活优裕。我觉得自己妒忌他那看似简单的性格。他属于知识分子那一类，但也善于处事，有着外交官甚至商人的风范;没有人会认为他遭受了折磨或困苦;他身上完全没有狂飙突进^[32]的影子。他看上去是位翩翩学者，但绝不是死啃书本、寡言内向的那种读书人。你可以说，就像灰色或蓝色的外套非常适合他一样，他的身体就是为他而造的，姿态完美、平和儒雅;你可以说，他的灵魂就是为他的身体而生的，而他的思想就是为他的大脑所设的;他前额饱满而光洁;目光深邃，闪烁着水手眼中的蓝色光芒;他的眼睛接近蓝灰色，不过带着灰蒙蒙的北海的感觉。是啊，你可以说它们清凉、冰冷、深邃却风平浪静。是啊，当我后来又想起他时，他看起来有着墨丘利的气质——他成了墨丘利。

我想我几乎没有跟教授提起过这个生着翅膀的信使的名字。希腊人管他叫赫尔墨斯，罗马人管他叫墨丘利。不过有一次，我梦见了马克广场上有名的拉斐尔·多纳喷泉里的一个雕像，在和教授谈话的过程中，我曾辗转地谈到了他。那是个很美的喷泉，里面雕有河神的卧像，两位是女神，两位是男神。我的梦和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小伙子有着关联。他的名字并不是河流，不过名字带有溪流和河流的意思，所以我们都叫他河流。我把这位年轻的河流先生与出现在我梦中的较为年轻的男河神联系起来。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跟教授说，喷泉里那位躺着的河神铜像和姿容威仪的墨丘利倒有几分相似。我们都认为，相比之下，拉斐尔·多纳喷泉里的神像更加优美动人，不过要是扶起躺着的河神，让他站立起来的话，他也许会和墨丘利略有几分相像——要么，反过来，让墨丘利枕着胳膊躺下的话，他也许也能成为喷泉里的一个河神铜像。教授总能这样巧妙地得出结论，既给予谈话充分的重视，又不过分夸大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细节并不重要。

恐怕现在看来它依然无甚重要。然而，在回想中发现思维是如何转变的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曾经把拉斐尔·多纳喷泉里的雕像、雕像暗示的墨丘利，与一位迷人却普通的伦敦青年联系在一起，可是雕像真正对应的人却在维也纳，在那里——曾经在那里——此人平卧在这沙发上，每一次他躺下的时间都在我接受心理分析前的一个小时。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并不是存心要想起范德留伊博士，或者特意将他编织到我的遐想世界里。在他坠机身亡后，我也没有把他看成墨丘利——这位众神的信使和亡人的向导。

他是位陌生人。我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们只在维也纳郊外德布林的房子里交谈过一次。教授在宽敞陌生的会客室里向他招手。范德留伊博士鞠了一个躬，用礼貌而漂亮的德国话对我说，仁慈的夫人是否愿意改动明天的时间安排?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完全不介意，我4点来，他5点来。他用英语很友好地谢了我，语调里不带任何口音。那就是我和“会飞的荷兰人”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我们互换了“时间”。

四

教授77岁了。他5月份的生日是个重要的日子。那个陌生房子的咨询室里有他的一些珍宝和那张有名的桌子。除了那张桌子，房间还是老样子。桌上没有围成半圈的艺术品，却精心摆放着一组花瓶;每个花瓶里都插了一束兰花，或者一朵鲜花。我没有为教授准备任何东西。我说:“对不起，我没给您买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说:“无论如何，我想给您与众不同的东西。”我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漫不经心，有点傲慢无礼，要么是两者居其一，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不知道教授是如何理解的。他招招手，示意我走到沙发跟前，我对他生日显示出的轻率态度不知是令他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所以没给他任何东西。我们在布格街的老房子里聊天时，曾谈到过我们的旅行经历。有时候，教授确切地知道我去过的地方，有时候，他则要借助一个雕像或一幅画来了解，比如悬挂在沙发上方的那个老式的卡纳克神庙钢雕。我去过这座神庙，他没有。可是这一次，我们谈到了意大利;我们都去过罗马。时间向前翻，向后翻。岁月的梭子牵着一根纱线，把我的图案和教授的图案编织到了一起。“啊哈，西班牙梯子，”教授说。“那些杏树枝，”我说，“在所有的鲜花和花篮里，我对它们的印象最深。”“可是，”教授说道，“栀子花!在罗马，就连我都买得起一朵栀子花，把它戴上。”我并不是在回顾往昔，以激发对未来的想象。此刻，现实与往昔、往昔与未来都彼此融为一体。

就连我也能在维也纳找到一朵或一大把栀子花吧。可是我没能找到。过了一年，我从伦敦写信给一位在维也纳的朋友——一个在那学习的英国学生——请她费心，为教授的生日寻找一簇栀子花。她回信说:“我四处寻找栀子花。可是花商们跟我说弗洛伊德教授喜欢兰花，人们总是为他的生日预定兰花。他们想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我替你送去了兰花。”

五

过了一段时间，教授收到了我送去的栀子花。那天不是他的生日，也不在维也纳。我在伦敦见到了他。那是个全新的环境。他刚来不久，是流亡到此的。那是个带着花园的大房子。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和担心着教授收藏的大名鼎鼎的希腊和埃及古玩，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度的珍宝。箱子终于还是送来了，可是家里人还是怀疑宝贝——哪怕是其中的一件——是否完好无损。好在，在教授的好友兼门生玛丽·波拿巴夫人，即希腊的乔治公主的影响和慷慨救助下，箱子终究被送来。教授称呼她“公主”或者“我们的公主”。我很惊讶地看见他桌上放着几尊希腊雕像。这间房里的桌子，和1933年我第一次去维也纳时在城外度夏的房子里见到的桌子好像是相同的。可是现在是1938年的秋天。“您怎么把这些东西从维也纳搬过来的?”我问他。“我没有把它们带过来，”他回答说，“公主把东西弄到巴黎，等着我来，好让我宾至如归。”在这个尔虞我诈的邪恶世界上还是有忠诚和美丽存在的。飞行的旅程令人害怕。五年前，在维也纳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旅行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显然，那位始终在他身边，随叫随到的知名专家严禁他旅行。(如果没记错的话，正是在这位忠诚的朋友的陪伴下，教授飞越了欧洲大陆。)见到熟悉的桌子，见到桌上那些熟悉的半新半旧的摆设，我很难意识到这里是伦敦。老实说，还不如把这儿当成是某个稍显熟悉的临时住所，像是在德布林的那所房子。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令人舒适的地带相对于伦敦的位置，正相当于德布林相对于维也纳的位置。但是布格街，即未来的弗洛伊德街，是再也回不去了。

六

不过，在我一个午后的想象中，我仍是可以继续我的探求和搜索的。栀子花也许就在某个地方。在西区的花店里我找到了它们，在一张卡片上，我潦草地写道“欢迎诸神回来”。教授收到了栀子花，我收到了他的信。

马里斯菲尔德花园20号，

伦敦，N.W.3

1938年11月28日

亲爱的H.D.，

今天我收到了一些花儿。出于偶然，或者出于本心，它们是我最喜爱的花，我最欣赏的花。有几个词“欢迎诸神回来”(别人读成:诸物^[33])。没有署名。我猜想这礼物是你送的。如果我猜对了，不用回答我，仅接受我对这番美意的衷心谢意。

永远都爱你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七

我后来只再见过教授一次。那也是个夏天。在一片看上去很舒服的草坪上，几扇法国式的窗户敞开着。诸神或者说诸物都在书架上各归其位。我不是单独和教授在一起。他静静地坐着，若有所思，闷不作声。我担心，一直以来都担心会影响、干扰他的凝思，耗尽他的精力。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这样担心着。别人也在场，谈话以一种惯常的、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着。就像诸神或诸物一样，我们围坐成一个快乐的圆圈;一种符合常规，却又是受到克制的应景式的热情弥漫在四周。大家都做出有安全感的样子，至少没有人去回忆新近发生的惨况，或提起前景迷茫的未来。我到瑞士后，很快伦敦的官方新闻部门就宣告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旋即又宣布心理分析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开拓了无意识知识领域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死了。

八

我本来用的词是“走了”，可是我有意将这个词划掉了。是啊，他死了。我没有掺杂任何的私人感情。教授是个老人。他83岁了。战争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我并不为教授感到悲哀或者想念他。他躲过了巨大的灾难。他把研究集中在健康或不健康的思维机理上，你也可以说，他研究的是当代人的思维机理。也就是说，通过提出个人的童年就是人类的童年——或者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的童年就是个人的童年，他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到了一起。总之(无论反过来说是否准确)，在众多的发现中，他开辟了无意识这一特殊领域，进而证明了鲜为人知的原始部落人群的思维特点和倾向，以及存在于已消失文明里的仪式的形态和实质，仍旧扎根在人类的思想中——人类的心理中，如果你更愿意用这个词的话。不过根据他的理论，灵魂是明显存在的。当一个人头脑疯狂、精神错乱时，灵魂就借助他的思维和身体显现出来。关于比较超验性的问题，我们从不争论。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某种争论。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彰显某种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的脑子总被什么东西敲击着;我不是说我的心脏——是我的大脑。我想将它释放出来。我想把自己从——我自己的，也是我同代人的——反复出现的想法和经验中解脱出来。我并不具体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但是我明白，我和我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认识的许多人一样在飘荡。我们在飘荡。身在何处?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承认我们正在飘荡这一事实。至少，我清楚这一点——我要(在必然出现的历史洪流将我们席卷到意识的主流和大瀑布般的思潮前)站在一旁，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还为时不晚的话)，我要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你可以说我有——对，我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某种东西。我拥有我自己。当然，我并不真正拥有自己。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和我的处境拥有着我。但是我还是有着某种东西。它就像只桦树皮做成的小舟。未知的、超常的、超自然的广袤森林包围着我们。在涌动的浪潮中，我至少能及时地将小船驶入浅水，归拢我质朴的身心，请求那位居住在海角天涯的老隐士与我交谈，告诉我如何把握航行的方向。

我们只稍稍地讨论过更为抽象玄奥的问题。的确，我们把它们与熟悉的家庭事件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没有剪除，甚至是修改其中思考和想象的成分。我的想象天马行空;我的梦充满启示，许多梦都带有古典的或圣经的象征意义。思想就像事物，可以被收集，被联系，得到分析、规整和化解。看似无关的思想片断时常被发现存在于同一个特别的思想或记忆层面上，从而可以被聚拢起来;思想的碎片好像被拼连成精妙的希腊水罐、铮亮的玻璃碗和花瓶，在黄昏的天色下，它们在橱柜的架子上一闪一烁，对面的我伸展着身体，斜倚在韦恩区9号，布格街19号那所房子里的沙发上。只要还存留在记忆里，只要在梦中仍然被想起，死去的东西就依然活着。

九

永远都爱你的……不知怎么了，我突然触怒了他。我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双脚落在地上^[34]，不太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我保留了一些在维也纳时所作的记录，可是我从来没有整理过它们，以后也没有再读过它们。我不想按照一板一眼的历史顺序来回忆事件。我希望唤回种种印象，或者毋宁说，我希望种种印象能将我唤回，让各种印象自动浮现，摆出它们自己的顺序。“会有一大堆人去写关于教授的回忆，”沃特·史密德伯格^[35]对我说，“我料想萨赫斯和公主都已写好了自己的那份了。”

心理分析师史密德伯格不无讽刺地谈论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名在俄国前线作战的年轻的奥地利军官，担任“马的队长”。他早先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那时他的英语还没不太像样。对我来说，“马的队长”所传达的意义要大过“骑兵队长官”或“护卫队的长官”;正如同他某天嘴里蹦出的“针树”要比“松树”或“长青树”蕴含更丰富的意义一样。因此，和印象留下的烙印一样，语言留下的烙印可以是“正确的”，具有特别的风格，而词语本来的特质却丧失了。和史密德伯格一样，人们都很容易去做自我评判，随口说出“谁都会涂写几笔回忆的”，但我的回答是“是的没错，可无论是希腊的乔治公主，还是从前在维也纳和柏林，后来去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的汉斯·萨赫斯博士，都涂写不出教授留给我的那份印象”。此外，我想没有任何人能比史密德伯格，这位昔日年轻的骑兵队队长，更加温情、更加幽默地去描述教授了。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成了向布格街走私雪茄的一流高手^[36];教授在意大利身陷囹圄的苦难岁月中，一直对他信赖有加。不无讽刺的是，教授被关押时，战争已然结束。

十

关于那位公主、萨赫斯和曾在弗朗西斯·萨尔瓦特大公麾下担任奥匈帝国第十五皇家骑兵队队长的沃特·史密德伯格，我不想再多说了。我自己呢，从沙发上坐了起来，不按规矩地端直了身体，双脚落地。教授自己也足可以算是不讲规矩了;他用手，用拳头猛敲着马鬃编制的老式沙发的靠背。这座沙发听过的秘密，比任何一个最受欢迎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在忏悔室里听到的还要多。向神父忏悔是心理治疗和心理分析的初始手段。心理分析是理顺纠结缠绕的无意识思维，并在此过程中进行心理治疗的一门科学。在我的意识中，我没觉得说了什么令教授大发雷霆的话。即使当我坐直了身体，面对着他的时候，我还冷静地琢磨他是不是在采用什么方法，加快分析的速度，或者重新引导彼此关联的意象的流动。教授说:“问题是——我是个老头子——你认为我不配得到你的爱。”

十一

他的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吓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一言不发。他想让我说什么呢?真的，这就像是天神在我躺着的沙发后背上捶拳头。他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他一定知道我的感受。也许，他确确实实地知道;也许，他就是要我有那样的感受;也许，这只是一种计谋，为的是震慑我，击碎我不完全意识到的某种东西——某种不会，也绝不能被打碎的东西。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不让自己崩溃。如果我崩溃了，就不能和教授继续进行下去。难道他认为我远离友好舒适的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对抗他这条火龙，把自己变成他的兽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吗?维也纳?威尼斯?我的母亲曾在那里度蜜月，以新娘的身份疲惫不堪地“走完”了意大利。或许母亲那时已经身怀那个很早就夭折的女孩了。她谈起过维也纳，特别是那里的面包，自己是如何喜欢那些各式各样的面包卷，它们的形状，有一种里面掺的是罂粟籽，还有噢——咖啡!我为什么到维也纳来?教授说过，我之所以来维也纳，是希望找回我的母亲。母亲?妈妈。可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是说，在我肚子里呼唤着妈妈的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无论如何，他是个非常令人恐惧的老头，集苍老、孤僻、智慧和名望于一身，像一个用吃粥的小勺捶打桌子的小孩似的，挥舞着拳头。

我向沙发后面坐了坐。你可以说，我是偷偷地往后挪了挪。我故意精心地重新整理了一下滑落到地上的沙发毯子。沙发很光滑，靠背很硬。我的身体简直太长了;要是再长一点的话，我的脚就要碰到立在屋角的老式瓷炉了。《纽恩布格的炉子》是我母亲爱读的一本书。书里的故事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花时间举出一堆细小的例子，向教授说明我正想着一本叫《纽恩布格的炉子》的书。一切都很明显;那儿有个炉子，人们可以看见炉中令人快乐的火光，角落里立着炉子。我看到了瓷炉，想起了一本叫《纽恩布格的炉子》的书，可我又为什么花时间谈这个呢?

虽然有炉子，可有时人还是会觉得挺冷。我抹平沙发毯子上的褶子，悄悄地瞟了一眼手表。几天前，教授曾因为我支起胳膊看手表而责骂了我。他说:“我留意着时间——我会告诉你谈话什么时候结束。你不用动不动就看时间，好像你急着要走。”我摸了摸表带，把冰冷的手插进毛毯。每次进门的时候，我都发现搁在沙发脚边的毛毯被折得整整齐齐的。这毯子是小个子女仆葆拉从大厅里过来叠好的，还是我前面的谈话者在临走前叠好的?我也有这样的习惯。我前面的谈话者是“会飞的荷兰人”;他没准不去理会那毯子——男人会这样的。我该不该问问教授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走之前叠好毛毯，还是只有我才这样?从一开始，教授就把我和“会飞的荷兰人”归为一类——我们是学生。这个时代乃至未来都最伟大的思想家指引着我这名学生。但是教授并非永远正确。

十二(www.xing528.com)

我没有与教授争论。事实上，我是找不到答案。如果他想借此唤起我情感的抗争，那么他并没有成功——意识之根扎得太牢，意识之流潜得太深。有一天，他说:“今天我们隧道钻得很深。”有一天，他说:“我找到石油啦。是我找到了石油。不过油井里的东西只刚刚被取了样本，里面的油，里面的资源够研究开发50年，100年的——不会更久了。”他还说:“我的发现从根本上讲不能包治百病。我的发现是一种庄严哲学的基础。理解它的人凤毛麟角，有能力理解它的人凤毛麟角。”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就是我在人类身上发现的东西。”对所有这些话，我希望日后能做出我自己的回答。此时此刻，我正躺在沙发上，刚刚整理了一下滑到地上去的毛毯。我把手插进毯子，不知道教授有没有发现我看了一下手表。我真的有些被击垮了，但是我不做任何回答。

十三

在沙发的一角，有个老式的瓷炉。我父亲也有个这样的炉子，放在屋外的工作室或书房里，他把它搭在我们第一个家的花园里面。父亲的房间里也有沙发和叠好的，搁在沙发脚边的毛毯。沙发后背的靠枕也稍稍有些凸起。和这个房间里的一样，父亲的书房里也装满了一排一排的书。房里有一股皮革的气味，炉子的布头噼啪作响，和这里一样。墙上有一幅画，是伦布朗的《解剖课》，一个头盖骨被高高地摆放在父亲书架的顶端。铃罩下有一只白色的猫头鹰。我可以坐在地上，拿着一个布娃娃或者一叠纸娃娃，但是我绝对不能在他写字的时候和他说话。他“写”一行又一行的数字，而我那时还区分不了数字和字母，弄不清谁是谁。父亲摊开身体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同他讲话。因为他在晚上工作，所以白天躺在沙发上闭目休息的时候，是不可以被打扰的。可现在是我躺在沙发上，房间里装满了一排一排的书。

但是不对，这间房里没有那么多的书;装满一排又一排书的是另一个房间。我确信，这两间房的窗户都对着院子。但我不能肯定。反正，这里很安静。听不到街道上车辆的声音，也听不到房子一侧弗洛伊德家人做家务的声音。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单独相处。虽然共有两个房间，但是被宽大的双拉门隔开的那间房简直就是这间房的一个部分。我躺下的时候，天已黄昏，黑暗穿透开着的双拉门，一直延伸到炉子的右侧。穿过房间，有一扇门通向狭小的候客室。候客室的外面便是大厅，我们把大衣挂在大厅里的挂钩上，像人们在学校或者大学里做的那样。“会飞的荷兰人”来了又走了。我和他不仅与教授有着相同的关系，都是探求者或者教授所说的“学生”，而且我们与我躺着的这个沙发也有着相同的关系。最初，当我因为自己长得“有点太高了”，显得不太好意思时，教授宽慰我说在我前面的谈话者“其实还要高很多”。

十四

我的哥哥比我高很多。我五岁，他七岁，或者我三岁，他五岁。某个夏日。草儿有些干枯，我们的脚边有几片干裂的树叶。它们是从一棵梨树上飘落下来，这棵梨树能结出黄澄澄的大梨子。梨儿已被采摘了。这棵梨树的对面有另一棵梨树，结出的是小小的黄梨;它们成熟的时间要早些。我们的梨树旁边还有一棵苹果树，一大块木头躺在苹果树下。木头既像圆桌，又像厚实的板凳。它太重了，我们搬不动，可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埃瑞克(他在我们眼中已经是大人了)，很轻松地就把它挪开了。我们看见了重得搬不动的木头下面的世界。那里有各式各样好玩的展览品。像蚂蚁一样的小东西在迅速移动;它们四下里拼命赛跑，可总能回到同一个粘土坡或者小土堆上。在被分割成细条的小水沟里，一些白色的、不长翅膀的生物蜷缩地躺着。木头的底部原是个顶篷，盖在一溜整齐排列的敞开的坟墓上，没准里面摆着阿斯特科人或埃及人的墓室呢，不过那时的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这些蜷缩的白色蠕虫还没有被生出来。它们拼命挣脱，就像还未刺破的疖子。说不准，它们本来是不用挣脱什么的——它们也许是不用破茧而出的幼虫，时间一到，就被“孵化”了。不过我只是看到了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的身份，还有将来会长成什么模样。我哥哥和我目瞪口呆地站在这一片被揭示的天地前。埃瑞克仔细地盯着玩命打转的蚂蚁。后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木头放回原处，尽可能恢复保护小白虫的顶篷。

东西下还有东西，事件中仍藏事件。

十五

我祈求的仁慈的上苍已经把老教授带走了。在轰炸和战火吞噬这座城市之前，他离开了我们;他化作一把骨灰，被珍藏在瓷瓶里，或者抛洒在伦敦城外某处陵园的花草丛中。我猜想陵园的墙上一定有一块大理石板，或者园里小径旁的神龛里放着个小盒子。我甚至还不曾看过石板或盒子上那熟悉的名字，名字后面可能标注着日期，也不曾在被修剪过的紫杉或是芬芳的灰绿色薰衣草围绕的小径上逡巡过，缅怀着教授。因为我们的陵园设在别处。

　　　　　　你可知道那片土地?那里柠檬花开，

　　　　　　茂密的枝叶里金橘闪耀;

　　　　　　轻风掠过晴空万里，

　　　　　　桃金娘沉默不语，月桂树昂首挺立。

　　　　　　你可知道那里?

　　　　　　那里呀，那里——

　　　　　　我的至爱，我要与你同去!

　　　　　　你可知道那所屋宇?屋顶架在立柱上，

　　　　　　内室明净，厅堂敞亮，

　　　　　　大理石像在我面前将我打量:

　　　　　　“可怜的孩子，远方的人们对你怎样?”

　　　　　　你可知道那里?

　　　　　　那里呀，那里——

　　　　　　我的护主，我要与你同去!

　　　　　　你可知道那座大山?那座云桥?

　　　　　　骡马穿行在薄雾里，

　　　　　　老龙深居在洞窟中，

　　　　　　悬崖万丈，洪浪滔天!

　　　　　　你可知道那里?

　　　　　　那里呀，那里——

　　　　　　我的父亲，让我俩同去!^[37]

十六

我说过了，这些印象会牵引着我，而不是我牵引着它们。最初的印象将我带回我与教授的初次会面。葆拉打开了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小巧的维也纳女仆叫葆拉)。她帮我脱下大衣，说了一些欢迎的话，我却有些尴尬，因为我正在用英语思考问题，也只有英语单词才能让我反应过来。她带我走进候客室，那里有缀着花边的窗帘，墙上挂着名流的相框，我认识当中的一些人;哈夫洛克·艾利斯博士和汉斯·萨赫斯博士^[38]凝视着我，在反光的玻璃镜框下，他们熟悉的面容有些走样。房间里摆放着教授珍藏的，模样简朴却镶了框的新英格兰大学的文凭，我后来曾到那里参加过考试。此外，还有一幅充满死亡气息的、精心勾画的丢勒式象征画^[39]，画的是“活埋”或类似的主题。我在房间里候着。我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和博士将会打开我对面的这扇门。虽然我对此心知肚明，也一连几个月为这场考验作了准备，然而当门打开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震惊不已，好像他是在我等待后猛地出现在眼前似的。

不由自主地，我穿过了那道门。门关上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言不发。他在等我先说话。我说不出话来。我环顾四周。酷爱希腊艺术的我，不由自主地估量起房间里的陈设。在我左边和右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玲珑可爱的无价之宝。人们跟我讲起过教授本人、他的家庭和他的生活方式。我知道一些关于教授的鲜为人知的轶事。我听说过爱戴他的人如何出于爱护而批评他，仇视他的人如何气赳赳地呵斥他。我了解到他三五年前得过的重病又复发了，为了潜伏的口腔癌或者咽喉癌他又动了一次手术，还奇迹般地康复了(这让维也纳的医疗专家们大为吃惊)。说来奇怪，我仿佛觉得为了某个目标，我和他都被“奇迹般地拯救”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是种我能意识和洞察得到，却又无法言说的东西。即便当时我领会到它的意义，也不会将它说出来。我深知，确确实实地深知，到教授这里来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能来是因为萨赫斯博士建议我来，并且在给教授的信中介绍了我。萨赫斯教授满怀敬意地谈起过教授，有时候，还会半开玩笑地提起“可怜的教授夫人”。但是谁也没有跟我讲过，这间房里摆着一排排的珍宝。我将要问候海中的老人，但是谁也不曾告诉过我他有从海底深处打捞上来的珍宝。

十七

这里是他的家，他是珍宝中的一员。我远道而来，带着空空的行囊。他有自己的家庭，续着传统的家谱，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乃至更远古的圣地^[40]。

啊，普绪喀^[41]来自的地方，叫圣地!

他无比的老迈，在天平上称量着普绪喀——灵魂——得到分量。难道当灵魂跨过生命之门，进入永恒之界的时候，要向看门人问候吗?看似如此。我原以为在门槛那一边的看门人一定会问候全身颤抖的灵魂的。教授却不这样。不过，看我无话可说，他开口了。他说的是——想起来真有些悲哀——“你是唯一一个进了房间后，先看东西，后看我的人。”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一只像狮子似的动物正向我举步而来——是条狮子般的母狗。她是从沙发后面或者别的什么隐秘的角落里冒出来的吧，反正，她正一步步地走过地毯。我又羞又怕地弯下腰来跟她打招呼。但是教授却说:“别去碰她——她会咬人——她对生人很凶。”生人?难道对守门人来说，正跨越门槛的灵魂是个生人吗?看来是这样。我虽然不是十足的爱犬人士，却也挺喜欢它们的，而且它们有时竟也很待见我。如果这次是个例外，我愿意去冒这个险。我没有被教授喝止的举动震住，一边继续和这条狗打着招呼，一边俯身在地，好让她想咬就咬。犹菲——她的名字叫犹菲——在我的手里抽抽鼻子，又轻柔地在我的肩膀上蹭了蹭头。

十八

所以，我可以再说一次，教授不是永远都对的。也就是说，虽然他总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但是我特有的正确方式，我可以在须臾间(这在精神时间的计算上是举足轻重的)产生的直觉，却往往来得更快。在某个直觉的瞬间里，我能更迅速地做出判断。知识大树的小小茎须有时在土里反而钻得更深。他的知识好比那知识树的巨根，而我呢，有时候，比如听到“生人”这个词的刹那，凭着几乎看不见的发丝般的直觉触角，也能发出警告，解决问题。“我们要让他瞧一瞧，”我那根看不见的直觉茎须反驳着。在来不及形成任何想法前，“爱屋及乌”这个词触动了我。“他会看清楚我是不是无动于衷的人，”我的感情反扑了过来，虽然它无法用语言传达。“要是他真这么有智慧，这么聪明的话，”那根细小的茎须发出了信号，“你就让他看看你也一样有智慧，一样的聪明。让他看看你有你自己观察旁人的方法，那可不是光看看他们平常的外表而已。”虽然还不能用语言来传达，我的直觉已向教授发出了挑战。这种直觉真的无法述诸语言，但是一定要说出来的话，那就大概是:“我为什么要看您呢?您包藏在您钟爱的东西里，如果您责怪我先看房间里的东西，后看您的话，那么，好吧，我还要接着看房里的东西。它们当中有这条金毛小狗，她会咬人，对不对?您叫我生人，是不是?好，让我告诉您两件事:第一，我不是个生人;第二，就算我两秒钟前还是个生人，现在我不再是了。此外，对这只金色的犹菲来说，我从来就不是什么生人。”

无声的挑战继续着:“您是非常伟大的人。我局促难安，又羞又怕，不知所措得像个高个女学生。但是，您且听着。您是个男人。犹菲是条狗。我是个女人。如果这条狗和这个女人互相‘喜欢’，这将证明，在您暗示的因果评判以外——如果这可以被说成是评判的话——还存在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另外一套问题和答案。”毋庸置疑，教授从新的来访者，或者说病人的第一反应里发现了端倪。我当时全无心理准备。而如果我做好了准备，情况反倒会更糟。

十九

“或是机缘，或是直觉，”我在9月19日的日记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查了查“远古奥秘”的日历本，发现这一天对应的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墨丘利、透特^[42]和公正之秤的执掌者圣杰努里阿斯”。我们都知道雅努斯^[43]，他是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是一月的保护神，代表着神圣的万物之始。

雅努斯的头面朝两个方向，正如门既能打开，又能关闭一样。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有出口，也有入口。我还注意到房间的四壁，并提到过第四维空间^[44]的问题。“增加的一维空间存在于推理假想之中。”字典上会给出这样好笑的释义。雅努斯还守护着一年中占四分之一时光的季节。透特是最早的测量者，他是后来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的原型。我还把他和更后来的罗马神话里的墨丘利，还有我们的“会飞的荷兰人”联系到一起。

对我自己来说，我有个我珍爱的故事;我早已将它彻底“遗忘”了;如今，它忽然被我想起。故事里有一个叫一月船长^[45]的灯塔守护者和一个遭受船难的小孩子。

教授与我一起做的研究和“学习”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