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的张力结构：探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

第一节　旧体诗: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会通

当中国新文学在人们普遍的关注之下，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时，还有一种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联系更紧密的文学体式也在默默地生长着，那就是旧体诗。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都把旧体诗词排斥在外，旧体诗词始终都没有在文学史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久而久之，我们也逐渐习惯(认同)了文学史的这一叙述理路，对现代史上一直存在、而且至今仍然活跃的旧体诗词这种文学样式漠然视之。然而，当我们今天把现代旧体诗词纳入文学研究的观照视野，对它们进行艺术上的甄别和论析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旧体诗创作者的阵营之庞大⁽¹⁾、实力之雄厚，旧体诗创作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²⁾，是可以与现代文学中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白话诗歌媲美的。我们不禁要问，旧体诗歌一直徘徊在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之外，其原因何在呢?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它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呢?

众所周知，“五四”文学革命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要求各种文学体裁都改用白话文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载体，极力打击用文言文创作的作家作品，形成了新文化派共同的文学策略。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古典诗词，从而历史性地被冠之以“旧”体诗。旧者，陈旧也，过时也，在新文化派看来，既然白话是“活的文字”，白话写作的诗歌是新诗，那么，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旧体诗自然就是过时的、陈旧的诗歌样式了。当时用文言作诗的学衡派、甲寅派诸人，尽管创作成绩不俗，但也一直没能进入文学史的名册之中。在20世纪的文学舞台上，白话新诗和旧体诗词充满了明争暗斗，一方面是白话文学据守主流话语的地盘，对文言诗歌进行排挤和打压，文言旧体诗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和生长着;另一方面，在8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新诗还不成熟，整体的创作成就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满意，尤其是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新诗创作显示出异常疲软的态势，在广大的读者群中，读古典诗歌的人超过了在某种程度上还读现代诗歌的人，唐诗宋词的集子比当代诗人的诗集卖点好，这使人们开始怀疑用白话作诗的有效性，新诗的不太成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起20世纪的旧体诗词来。这样，旧体诗不仅获得了历史的追忆和认可，而且还被人们寄予很高的厚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20世纪白话文学铺天盖地的境遇之下，旧体诗创作不仅没有消亡，而且一直坚持下来，并在21世纪里获得新的生机，这些都表明了旧体诗词有自己的独特性，有自己的长处，有新诗无法取代的地方，正如钱理群所说:“旧诗在表达现代人(现代文人)的思绪、情感……方面，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旧体诗在现代社会不会消亡，仍然保有相当的发展天地。”⁽³⁾正是意识到旧体诗的若干优势，钱理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20世纪的诗词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20世纪的旧体诗是对中国传统血脉的接续，是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手法与充满苦难和沧桑的20世纪这一时代的遇合。旧体诗词的创作者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那里吸取了丰厚的文学养料，又结合当下文人(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理解和自我的认知，谱就了如许感人肺腑的心曲，写下了许多迷人的华彩乐章，20世纪的旧体诗因而既具有民族的特性，又具有现代的气质，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融，有着相当独特的美学魅力。

旧体诗与古典文学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当中国新诗沿着脱离传统的创作轨道渐行渐远的时候，旧体诗词却在传统文学光芒的照耀之下默默地耕耘和收获着。回眸现代时期的旧体诗歌创作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诗歌作品还是创作者本身，都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决定这些关联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诗人的情感态度，诗人的知识结构以及旧体诗的创作规律。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始终流淌着淙淙的诗韵。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代辞赋到乐府诗歌，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多少优秀的诗人用他们如椽的豪笔写下了光照千古的动人诗篇，这是人类艺术宝库中永远的财富，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古代那些优秀的诗歌作品仍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被广泛的吟咏和记诵，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后来者不断地去学习它，模仿它，继承它，并将它发扬光大。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代表诗人胡先骕曾为渴望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开了一长串古诗人的清单，希望他们去通览这些诗人的名篇佳什。在这份名单里，胡先骕几乎把古代所有优秀的诗人一网打尽，他说:“即以文学论，至少应浏览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班固、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韩愈、孟郊、李贺、张籍、柳宗元、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李后主、欧阳修、晏殊、梅尧臣、王安石、李商隐、苏轼、柳永、黄庭坚、陈师道、周邦彦、陈与义、范成大、姜夔、陆游、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史达祖、吴激、元好问、虞集、高启、刘基、归有光、阮大钺、王夫之、黄宗羲、钱谦益、魏禧、吴伟业、王士祯、朱尊彝、吴嘉纪、方苞、纳兰性德、姚鼐、恽敬、郑珍、蒋春霖、陈三立、郑孝胥、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谟、赵熙诸家之集，再及传记、小说、笔记、诗词话等杂著。”⁽⁴⁾这段话里涉及到了从屈原以来直到晚清的各朝各代的大诗人。在强大的诗人阵营展示的背后，我们不难读到胡先骕对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的由衷景仰和眷眷依恋之情。

中国古代诗歌迷人的艺术光环不仅令旧体诗歌的创作群体流连忘返，即使在新文化的代表作家那里也是不能不折服称叹的。面对光彩熠耀的古典诗歌，郑振铎甚至放弃了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新旧文学泾渭分明的主张，他说道:“文艺的本身原无什么新与旧之别，好的文艺作品，譬如清新的朝曙，皎洁的夜月，翠绿的松林，澄明的碧湖，今天看他是如此的可爱，明天看他也是如此的可爱，今年看他是如此的美丽，明年乃至无数年之后看他，也仍是如此的美丽。荷马的《依利亚特》与《亚特赛》，庄周的《秋水》《天运》，屈原、宋玉的辞，莎士比亚的戏曲，陶潜、李白的诗，伊索、拉芳登(LaFontain)的寓言，曹雪芹、托尔斯泰、莫泊桑、柴霍甫的小说，几曾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他们的真价的一丝一毫!‘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又谁能辨得出他是两千余年前的人所说的话呢。‘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又谁能辨得出不是千年后的读者所想象而欲说出的话呢。”⁽⁵⁾从郑振铎这段充满诗意的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古代诗歌的由衷赞美之情。郑振铎的思想代表了大多数新文化派作家的思想观念，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等，在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地要写一些旧体诗词，也许都与他们对传统文学的眷顾有很大关系。

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的情绪是很浓郁的，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诗的丰富和发达，使中国现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又不能完全完全漠视它，对它弃置不顾。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同志并不主张人们写旧体诗歌，认为它束缚青年的思想，但他一生不仅始终钟爱古典诗歌，而且还写下了不少艺术质量较高的旧体诗词。在有生之年，毛泽东从没放弃对旧体诗的阅读与品评，据统计，他一生亲自圈点批阅的诗、词、曲、赋有1865首之多，涉及到445位古代作家⁽⁶⁾。可以说，是情感上的依恋把毛泽东以及其他写作旧体诗的诗人们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紧紧联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早年大都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模式，传统文化素养成了他们日后走入文坛的最初的知识准备，许多新文化作家之所以在从事白话文写作之余，还能对旧体诗词的写作驾轻就熟，恐怕都得益于他们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鲁迅童年的学习时光是在三味书屋度过的，在那里，他就初次登上古典文学的殿堂，开始了对诗经楚辞的阅读，这样的学习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从而不仅使他的白话文学作品散发着古典的韵味，而且也使他的旧体诗歌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郭沫若在自述自己作诗的经历时，这样讲道:“诗，假如要把旧诗包含在里面，那我作诗的经过是相当长久的了。我自己是受科举时代的余波淘荡过的人，虽然没有做过八股，但却做过《赋得体》的试帖诗，以及这种诗的基步——由二字至七字以上的对语。这些工作是从七八岁时动手的。但这些工作的准备，即读诗，学平仄四声之类，动手得尤其早，自五岁发蒙时所谈的《三字经》、《唐诗政》、《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基本工作。”⁽⁷⁾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促进了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和认知，为他们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旧体诗歌与古典文学传统的血脉相连提供了先决条件。正是有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系统学习，现代作家们创作旧体诗词时，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精神气质上，都显示了与古代诗人极大的亲和。例如，郁达夫通过对李商隐的学习和借鉴，其旧体诗歌呈现了浓厚的晚唐意蕴，柳亚子对宋代豪放派的模仿，使他的诗歌具有了苏辛风格等等。

如前所述，旧体诗歌采用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学表现形态，这决定了它在形式上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规律的依从。无论从语词择取、音韵节奏处理、意象选用，还是篇什规模、情感形态等，现代旧体诗词都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与规范。旧体诗歌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律诗和绝句，因此它的平仄规律沿用的仍旧是古典诗歌的平仄规律。在题材的处理上，现代旧体诗虽然较之古典诗歌来说有了很大的拓宽，比如反映异域生活的、反映抗战的旧体诗，就是古代诗歌中很难找到的。但传统诗歌中的那些重要题材仍然占据了现代旧体诗的较多篇幅，这些题材包括赠答酬谢、羁旅乡愁、怀古抒愤等等。在意象的选用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许多经典意象，一些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原型”，打上了民族的心理烙印，因而在诗人们创作现代旧体诗时仍被大量采用，这些意象不外明月、银河、旅雁、残荷、暮秋、柳梢、夕照、幽谷等。典故的使用是现代旧体诗和白话新诗表现手法上最明显的差异，白话新诗是在胡适的“八不主义”创作原则基础上生产的，因而很少用到古代典故，现代旧体诗因为遵循着古典诗歌的创作规范，使用典故便成为了一种极为常见的诗意生成方式。典故一般分为事典和语典，所谓事典，即在旧体诗歌中言述到古代历史和传说中的某一事例;语典，即旧体诗中直接运用了古典诗歌的某些词语和句子。比如柳亚子的《消寒一绝》:“袁安高卧太寒酸，党尉羊羔未尽欢。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第一句和第四句都可以看作是运用事典⁽⁸⁾，同时，第四句也可以看作运用了语典，因为杜牧《阿房宫赋》有云:“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可以说，现代旧体诗词在意象的选取和典故的使用上都显示出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丝丝缕缕的联络，这是现代旧体诗与文学传统体现亲缘关系的最可靠标志。

有了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密切关联，现代旧体诗某种程度上就在中国文学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有了自己历史的合理性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因为有丰厚的文学传统作为自己的创作资源，现代旧体诗词才可能在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基础上，通过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诗意书写，不断开拓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地，让传统的文学形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绚丽的光彩。相比之下，中国新诗在20世纪末却因为远离传统既久，逐渐显出了缺陷和疲态来。新诗人们只顾求新骛时，既没有传统的底蕴，又没有现实的地基，诗坛充斥着缺乏诗质的伪作品。对此现状，“九叶”诗人郑敏不无痛心的说道:“只顾求新反而疏远了诗本身。某些诗人写出了只有他自己能陶醉其中的诗，这种诗对于其他读者则除了‘新’，没有其他的意义。新奇本身不等于艺术。这种完全摈弃共性的诗很难留下来。诗、语言都不能没有历时性，我们不要回归传统，但传统是我们发展的出发点，是创新的资本，没有了传统，或传统极为单薄也就难说什么创新。自从我们克服了对传统的无条件尊奉以来，我们一直在埋葬几千年的我们的文化，这种慢性文化自杀在一个世纪以后已显出它的恶果，在21世纪更将暴露出它带给我们的灾难，在遗忘了自己的文化，又不理解世界的文化的中国诗人中很难出一个有21世纪代表性的大诗人。”⁽⁹⁾“九叶”诗派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较高成就，作为“九叶”派诗人，郑敏在白话诗的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诗人没有被暂时的成绩和荣誉所迷惑，而是站在世界文化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她的这番话指出了新诗创作摈弃传统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富有历史深意的。应该说，在继承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一点上，现代旧体诗词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有现代旧体诗词的存在，我们悠久的古典文学传统才没有因为土壤的缺乏而在现实中枯竭。

领袖诗词与政治现代性

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历代的统治者都要附庸风雅，作诗赋词。事业成功了的刘邦，政治失败了的项羽，开创盛世的汉武帝、唐太宗，昏庸淫靡的隋炀帝，甚至农民起义的领导者黄巢、洪秀全，等等，历代帝王都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他们的心灵轨迹，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胸怀和人伦情感。尽管这些诗词整体的美学品位并不高，能进入文学史的寥寥无几，但因为统治者地位的显赫，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帝王地位的尊奉，这些诗词对人们的影响决不比历代的文人诗词小。在这些帝王诗词中，汉高祖、曹操、李后主、康熙各自代表了几种不同的类型，让我们稍作阐析。汉高祖的《大风歌》写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果单看前两句，不过是刘邦收服天下，荣归故里的傲慢之气的张扬，诗味是很不够的，但有了第三句就不同了。该诗的成功就在于有第三句话的出现，它吐露了诗人在一统天下后的内在隐忧，体现出“创业难，守业更不易”的政治逻辑，正是这句充满忧患意识的句子把前两句体现出的帝王的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作了消解，从而使诗歌具有了无限的张力。曹操的诗歌有两类:帝王诗和平民诗。《步出夏门行》四首显露出帝王的胸襟和气概，《蒿里行》、《苦寒行》则以平常人的身份书写了乱世的满目疮痍，但不管帝王诗还是平民诗，魏武帝的诗歌中都满溢着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凉，这种慷慨悲凉的底蕴无形中提升了曹操诗歌的审美品质。南唐后主李煜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多描写宫廷豪华浮艳的生活，艺术价值是不高的，只能看作他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后期作了宋军的俘虏，身世不幸，诗歌创作却因此达到较高水平。李后主在后期创作中表现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而是以平民的身份在写诗词。残酷的现实逼迫他褪去了帝王的傲气，而能以普通臣民的心怀来观照这世间的一切，将江山败落的叹惋引入到对宇宙人生的感怀。这使他的诗词在美学内涵上极大地超越了他的父亲李璟。康熙皇帝一生作诗一千余首，但他始终以帝王的口吻在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康熙自以为君临一切就能对世间诸物一览无余，殊不知他帝王的霸气和对世间万物不屑一顾的心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世界真谛对他的敞现，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品位。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0世纪的文化巨人毛泽东，借助传统的文学表现形式，书写了他对世界、对中国、对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理解与认识，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毛泽东诗词是现代旧体诗词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现，使得20世纪的旧体诗词整体上呈现了较高的水准，并不比旧的时代“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诗词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魏帝汉武，而且整体性地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框套，体现出政治现代性的文化深意和精神内涵。(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毛泽东是基于怎样的创作动因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大胆背离和理性超越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相互补充为基本核心而构筑起来的文化类型，而不管是儒道佛哪一种文化，都呈现了过于成熟的态势，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熟稔世界的极富经验性的真情道白，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明显的老年人的特征。”⁽¹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揭竿而起，希望颠覆的正是传统文化的老年化情态。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重要刊物取名为《新青年》(第一期为《青年杂志》)，恐怕就是倡导者这种思想倾向的表露。1915年，陈独秀在创刊号的发刊词里这样写道:“窃以为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乎?”在陈独秀看来，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教养、浸润和熏陶，当代中国有不少青年已经“身心不一”了，“吾国之青年……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而真正的青年应该是“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仞之新发于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二卷1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里，提出“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并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年之历史”，未来是否能成为“青年之历史”，“则系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毛泽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更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改变中国文化的老人形态，创造中国文化的青年形态，或许就是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内在动力，这种情怀又通过文学创作而吐露出来。站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位置上的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写下的旧体诗词，用满腔的青春激情，写出了对于革命的礼赞和对于青春的颂歌。如果说古代帝王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诗歌也呈现了中气不足、饱含沧桑、过于沉静的老年气息的话，那么在“五四”新文化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其诗歌则呈现出壮怀激烈、底气十足的青年质态，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又是现代性的一种昭示。

毛泽东诗词首先是一曲曲青春的颂歌，充满了火热的激情。他抒写自己的青春时光是“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这些诗句向我们展示了青年毛泽东青春年少、英姿飒爽、愤世嫉俗、敢于蔑视权贵的迷人风采。从这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还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经有了投身革命，报效祖国，领导时代风潮的远大志向。诗人通过追忆峥嵘岁月，也对自己有能力主宰国家前途和命运，有能力砸碎旧的时代，建设新的时代的雄才远略作了铺写和表白。诗人不仅用青春激情书写了自我的心灵世界，也以这种视角来观照他的同志们。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刻画了一个威武遒劲、叱咤风云的革命指挥官的高大形象。这种形象，在历代帝王的诗歌中，甚至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诗人写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丁玲同志》)对丁玲的文才进行了热情的赞美，同时对她加入革命队伍，开始行伍生涯寄予了极大的厚望。

其次，毛泽东的诗词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是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于1927年，当是正值大革命失败后，党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斗争，革命有了新的出路。站在黄鹤楼上，诗人抚今思昔，浮想联翩，尤其最后两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写出了诗人在新的革命斗争又将开始的特殊时刻，胸中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内心无法平静下来的情形。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的诗词生动地记录和传达了他在战争年代的心灵世界。《清平乐·蒋桂战争》写了革命在挫折中的奋进。当革命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阻力的时候，在“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的严峻时刻，面对“红旗是否能打下去?”“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诗人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嗟叹，而是通过描述革命根据地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来回应那些悲观论者:“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根据地一片热火朝天，丝毫看不到革命有什么垂落和衰败的迹象。毛泽东的很多诗词，都是对革命斗争中遭遇困难，又以乐观的精神面貌迎受困难，最后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战胜困难的过程的展示，如《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等等。

第三，在创作风格上，毛泽东诗词属于豪放派，但也不失婉约，是豪放与婉约的和谐统一。在豪放的层面上，毛泽东诗词显然受到了宋代词人苏轼、辛弃疾的影响，但毛泽东的诗比苏辛显得更旷达、更开阔，这种旷达和开阔的豪放气度，是历代的帝王都无能与之匹敌的。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并非一味的旷达，在旷达之外，诗人又能显示情感纤细的一面。如早期写作的《贺新郎》:“挥手自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该词描写诗人与恋人杨开慧依依惜别的情形，情意绵绵，感人肺腑。更可贵的是，诗人将豪放与婉约并置在一起，以豪放写婉约，更写出了婉约的风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也是豪放与婉约融为一体，借豪放写婉约的典型。

从政治的角度审视毛泽东的诗词，把它与历代帝王的诗词相参照，我们确乎可以把捉到毛泽东诗词中流淌的青春热血、澎湃的革命激情，直面一切困难并战而胜之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与现代性

在现代作家群里，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是相当优秀的，他们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本性著述，这是学界一致公认的。同时，这些作家也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虽然文学价值也很高，但至今没有受到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尤其在以旧有的现代性观念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文学史中，这些旧体诗词往往很少被提及。然而今天，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重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在文学和文化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既然无法回避现代性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些旧体诗词时，就将被迫接受这样的质询:现代旧体诗词有现代性吗?

现代旧体诗词在形式上直接承袭了古代诗歌的艺术形式，因而是不具备现代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内容上没有现代性的思想质素。分析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看它们在内容上是否具有现代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些现代作家在白话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主题是否也出现在那些文言作品中，这样的主题通过旧体诗词来表现是否也一样能达到鲜明的表达效果。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汉语作品里所表现的主题，无外乎爱国、启蒙、救亡以及对宇宙人生的生命感怀等，这些主题，也一样出现在他们的旧体诗词之中。爱国是各民族的一种基本的情感形式，从古至今，这种情感形式都不曾间断过。中国现代作家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古代人把爱国家与爱国君密切相连的传统价值观念，“爱国”这一古老的情感在现代作家这里有了新的内涵。随着中国文化的近代变革和中国知识分子时空观念的变化，传统的家国一体、家国天下的基本思维模式已经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意识所取代，现代旧体诗词同白话文学作品一样，以文学的形式传达了作家们这种将民族命运的担忧与国家衰亡的怅惘融为一体的深厚爱国之情。在现代作家眼里，爱国首先体现为时刻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帝国列强用枪炮轰毁中国人的尊严，宣告中华民族的衰弱朽败时，为了拯救祖国，不少仁人志士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觅求真理，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他们身在异域，心忧华夏。在日本，郁达夫写下了《秋兴》一诗，诗中写道:“桐飞一叶海天秋，戎马江关客自愁。五载千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桨独浮。旧事厓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诗人用“舟沉桨难浮”作比，来喻指中国国破家也亡的严峻，进而号召“诸公努力救神州”。在日本，郭沫若也写下了《少年忧患》的诗歌:“少年忧患深沧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尔，神州是我我神州。”这首诗写出了郭沫若深似沧海的忧患，表达了他胸怀祖国，心忧天下的思想情怀。在现代作家眼里，爱国更体现为投身革命、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鲁迅的《自题小像》就是这样的典型。鲁迅将这首诗写在自己的剪发小像背后，不仅剪发明志，还用小诗来表明自己的报国血诚。诗句为:“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深知:在祖国风雨如磐的恶劣环境里，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只有积极主动地“以血荐轩辕”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有志之士的神圣使命。这首小诗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鲁迅精忠报国的勇气和决心。

以旧体诗的形式来宣扬启蒙大义，这在鲁迅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卢梭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但20年代在中国受到了梁实秋等人的批判。鲁迅为了替卢梭辩护，曾写作了一首《吊卢骚》的旧体诗，发表在1928年4月23日《语丝》周刊四卷第17期上，这是一首五言绝句，诗句为:“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赞扬了卢梭尽管一生穷困不得志，但能坚持用文字来宣传他的启蒙主张的精神。诗歌的第三、第四句还用幽默的语词，对梁实秋借用白璧德的理论来批判卢梭这种做法进行了调侃和反讽，进一步强调卢梭启蒙思想在中国的重要意义。对愚昧落后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小说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在他的旧体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1933年写作的《二十二年元旦》:“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诗的前两句写革命群众惨遭屠戮，后两句写落后群众对此情景麻木不仁，两下对比，鲁迅暗示了对愚弱国民进行启蒙的艰难性和长久性。

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风云和历史沉浮，表现出救亡的主题，这在现代白话小说和新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旧体诗词中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我们通读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旧体诗词时就会发现，表现救亡主题的篇章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艺术质量也很高。鲁迅的《无题》(“风波一浩渺”)、《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惯于长夜过春时》《湘灵歌》表达了柔石等左联烈士的悼念之情，《所闻》《题三义塔》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了猛烈的抨击。郭沫若的旧体诗《七律》(“哀的美顿书已西”)对北洋军阀进行了鞭挞，同时也写出了诗人投笔从戎的报国壮志，《为〈救亡日报〉复刊作》《铭刀》《和朱德同志韵四首》《题慰劳前线书》《感时四首》《抗日书怀四首》《三和黄任老〈屈原〉演出后》《祝《新华日报》五周年》等，都是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旧体诗，这些诗歌指斥了日本侵略军的可耻行动，歌颂了抗日军民的英勇顽强，也表达了只要同仇敌忾，终将能战胜日寇的坚定信心。郁达夫在抗战期间也写了不少旧体诗，如《闻鲁南捷报，晋陕浙北叠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感时》(“明月清风庾亮楼”)、《戊寅夏日偕眷属自汉寿来辰阳避难同君左作》等，诗歌《前线不见文人》这样写道:“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草裹尸。谁继南塘征战迹?二重桥上看降旗。”对文人不上战场的情形进行了披露和讥讽，寄予了对草革裹尸、战死沙场的将士的讴歌与颂扬之情。现代作家的救亡诗歌，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当时的民族救亡运动，为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呐喊鼓劲，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同他们的白话文学作品一样，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还有力地表现了他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的深刻理解，写出了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生存境遇。鲁迅的《自嘲》反映了一个对同志爱、对敌人恨的爱憎分明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答客诮》表达了对下辈的爱与反对奴化教育的主题。郭沫若的《有怀》(“百般忧恨向谁诉”)表露的是诗人追求自由恋爱的爱情观，《暴虎辞》寄托了对既成权威的反抗，《平生多负气》吐露了诗人志存高远的心曲，《有赠》(“人生四十始”)抒发了老当益壮、心怃天下的襟怀，表现了旷达乐观的思想。现代作家通过自己的旧体诗词，向人们敞现了他们丰富的人生内涵。

由此可见，借助旧体诗词，现代作家一样达到了书写社会、表现自我的写作目的，旧体诗词并非如以前的一些文学史所讲的乏善可陈，而是充满了美的韵味。另外，从同一作家创作新旧诗的情况对比来看，也能说明某些问题。鲁迅一生所写的旧体诗比他写的新诗要多得多。郁达夫平生一直在创作旧体诗词，新诗却写得很少。郭沫若是新诗创作的行家里手，他的诗集《女神》《星空》《瓶》《前矛》《恢复》等都是中国新诗的佼佼者，但郭沫若从事新诗创作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和20世纪20年代，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郭沫若创作新诗的热情锐减，而这一时期，他倒是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样在白话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作家，都始终没有放弃对旧体诗词的写作，旧体诗词在他们的创作中也一直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我们在这里褒扬旧体诗，并不是要打倒新诗。在新诗与旧体诗之间，抬高前者贬低后者或者抬高后者贬低前者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正如梁启超在1920年说的那样:“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的。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¹¹⁾正确的态度是:新诗也主张，旧体诗也提倡，“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郭沫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