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绪论现代性:反思与重构

一

思考中国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作出爬梳理析和辩驳，这在中国学术界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却有着言说不尽、弥久常新的学术魅惑，因为从过去来说，20世纪的学术思想“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现象”，就将来而言，“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因现代幽灵的纠缠而费神”⁽¹⁾。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时代视野和学科设置合法性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不免存有不少混沌、盲点和误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有待我们作更细致的分析和更理性的判断。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以此为起点，通过对文学事实的客观考察，进而对现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进行重构，仍然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从重塑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这是“重写文学史”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但对文学研究来说，它的学术意义是长期性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指标，它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仍将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引领着(指导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写文学史?文学史重写还有什么可能?或者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著述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只有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书写还存在问题，才可能赋予我们的文学史重写与重构以历史的合法性。然而，对文学史的反思、批判和重构，又并非是一种可以随意为之的事情，它最初可能起因于我们对一些固有的文学观念的质疑、对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的不满，而我们所有关于文学史的反思和重估，只有建立在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确切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显得更合理和更有说服力。从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相应地，对文学史的反思和批判也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和困惑，依然有许多的矛盾尚待解决，依然不断在产生着伴随时代前行而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他们的主要意图在于擦拭掉粘附在文学身上那层厚厚的政治尘埃，还文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推进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正常有序、健康稳定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多年的钱理群教授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历程时，归结出的不是自己如何如何成功的经验，而是一大堆的“矛盾与困惑”，这些矛盾与困惑，用钱先生的话说就是“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等等”⁽²⁾。钱先生所谈到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说明了目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地方亟待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现今和往后的文学史重写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检视建国以来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是不少的，包括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党的文艺政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阐释和定位，都存在许多欠妥的地方，没有哪一项令人满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欠妥之处，通过学者们的大胆探究，正在逐步理清，但拨乱反正得还不彻底，而且旧有的某种思想倾向一旦形成，往往会顽固地盘旋在人们的思维空间，驱之不散。比如一直以来，文学史的座次排列万变不离“鲁郭茅巴老曹”，这种由文学史的政治化写作带来的政治性排序，阻碍了我们对另外许多优秀作家的审美观照，而且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举例来说，创作了《大波》《死水微澜》等作品的小说家李劼人，其艺术成就就很高，在20世纪30～40年代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曹聚仁先生曾经说过:“其实，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之中，李劼人的几种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³⁾曹聚仁的这一评价，与我们现今文学史教材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至少来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对茅盾和巴金作了大书特书，很少讲到李劼人。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并非一定要求文学史把李劼人描述为创作成就如何超越了茅盾和巴金的大师，所谓“过犹不及”，任何偏向哪一极的做法都是对学术严肃性的一种消磨;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个作家以相当的关注，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家对李劼人的重视和研究至今都比较薄弱。其他很多优秀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恨水等，很长时间以来，要么一直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地位，要么就干脆被排挤在文学史的描述之外。我们现在都知道，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但他们得到文学史家的认可、进入文学史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而此前大陆学者写作的文学史中，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长期都不在叙述之列，直到海外学者如夏志清等人的文学史著作被引入大陆后，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些优秀作家迟迟不能纳入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之中，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除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恐怕或多或少也跟我们旧有的文学史观、跟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等有关。沈从文说他的小说《边城》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⁴⁾，但他在讴歌乡土上淳朴静美的人性和感人至深的原始生命力时，也从侧面对戕害人性的“现代文明”作了批判和鞭挞。很显然，沈从文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与中国社会不遗余力地追求现代化的节拍并不是那么吻合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精神也不谐调。这样，沈从文被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历史叙述价值依据的文学史著作长期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张爱玲曾把她的小说称作“新传奇”，“传奇”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学样式，张爱玲对自己小说的这一命名很容易使人想到她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正如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不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叙述笔调，都给人新奇、奇异和奇幻之感，小说的故事往往“用新的文字结构来描写，也渗用了一些通俗小说传统技法”⁽⁵⁾，有着唐传奇和明传奇的美学神韵。由此可见，张爱玲的艺术理想，与极力倡导的“推倒旧文学”的新文学运动有着较大距离。再比如鲁迅，以往一些文学史家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个彻底的反对传统文化的战士，其实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鲁迅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微妙的、复杂的，存在着相当紧张的关系。鲁迅的确曾劝青少年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但他一生又不知疲倦地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进行着研究和阐发，写下了彪炳后世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这一行动，可以看作他对传统文化明地里反对而骨子里无法舍弃的心理补偿。再比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在书写世人对一个没落读书人的百般讥嘲的同时，也暗透着对“失语”者凄惨命运的无限悲怜，孔乙己的遭遇事实上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所有知识分子的遭遇，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看作是鲁迅对传统生命方式所吟诵出的一曲挽歌。鲁迅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鲁迅的思想是复杂和深刻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紧张关系也是促成其丰富文学世界和深刻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从追求现代化的现代性角度来思考鲁迅，研究鲁迅，很可能造成对鲁迅文学思想和艺术世界的丰富复杂的某种遮蔽。再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旧体诗的创作是很有市场的，不少现代作家都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歌，但人们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却漠视它的存在事实，看轻它的文学价值。将现代汉语诗歌命名为“新”的诗歌，将现代时期创作的古典诗词命名为“旧”体诗，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就含有重前者轻后者的价值判断在里头。梁实秋说:“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西可辩。”⁽⁶⁾可见，对不同的诗歌类别用“新”与“旧”来称谓并不一定切合文学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此，要想对上述作家和现象作出更加准确的把握，我们有必要调整我们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并以此为基点重构现代文学史。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考察，应该立足于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全面观照构成现代文学的各种因素和各个方面，才能获得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准确认识，才能作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评判。

二

由于本论著是从思考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新构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因此对于“现代性”话语系统的梳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论著写作的重要内容，这将是我在随后的章节要做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想先谈谈美国学者安德鲁·芬伯格的现代性观念。在他的新著《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中文版序言里，安德鲁·芬伯格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一方面，它显然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现代性是一种全球现象，在它把其普遍的理性主义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最先摧毁了欧洲的传统文化。”芬伯格教授把这称为对“现代性的技术性理解”。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现代性是西方传统，更明确地说是美国文化这一特殊传统的表达方式”⁽⁷⁾。从第一个层面说，现代性指的是摧毁我们的记忆、文化和传统的一次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史，不存在任何文化偏见和文化侵略的内涵;从第二个层面上说，现代性又意味着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其中渗透着各民族文化必须加以抵制的文化帝国主义。

芬伯格教授对于现代性观念的阐释，是站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的着眼点上作出的，虽然只是东西方有关现代性这一命题阐释的一种，而且也算不上最有影响的一种，但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来说，仍然是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的。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履历，虽然可以远溯到晚明和清代，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却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中国的国门渐次向世界打开，中国文化也因此迈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着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也从此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深刻烙印，是应和着西方现代化的沉沉脚步的。芬伯格上述关于现代性充满“悖论”的言论暗示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中，也可能因这种现代性的“悖论”而充满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第一种现代性的角度来说，科技的飞速发展的确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极大的惠利，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及它赋予西方的物质优势，已经得到了作为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里，势必刻写着追摩西方的心灵印记和执著行动。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现代作家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在仿效、模拟西方，这种情形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现代文学里，显得极为普遍和自然。

但是，如果从现代性的第二种特征来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既然现代化也意味着西方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本民族文化的离析和消散，意味着文化传统和民族个性的丧失，这种情形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都是不能被国人所接受的。这样，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站出来，对西方文化、对现代化本身以及一味追随西方的思想提出大胆的质疑和驳难，并借用传统的生命理解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来对宇宙人生进行审美阐释，从艺术创作的层面上表现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和亲和。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现代性的某种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反现代”的。而在我看来，这种“反现代”的思维倾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而且和现代性之间构成一种张力结构。

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事实上体现为现代与反现代对立共存的繁复结构，是现代与反现代两种思维模式相互激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20世纪波谲云诡的风潮之中，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显示出了文本的丰富、现象的复杂和阐释的艰难，都跟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充满了张力这一特征有关。这里所谓的“张力”，就是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版图上，现代与反现代是共存于其间的，它们之间是相反相成的意义关系，二者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互相参佐、互相促发、互相渗透，从而使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了异常丰富和精彩的多元化景观。在二者之中，有意抬高任何一方而贬抑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是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进行重新构造的。

三

已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著述，大都只是把目光投注在张扬现代化的现代性这一点上。王一川先生认为，现代性文学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因此“现代性”应看作区划新旧文化和文学的一块界碑，他说:“现代性标明一种旧的文化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文化时代的开端，因而不能简单地从时间的前后延续上看待现代性同古典性的区别，而要看到这种区别所揭示的文化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这是两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状况的分水岭。”⁽⁸⁾王一川强调了现代性追求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不过，如果考虑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追求中的复杂性和文学表现中的多样性，文学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错综关系，王一川先生的这一论断就显得略微有些简单。与王一川先生的观点有些近似，吴炫先生也把现代性看作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概念，他指出:“不管我们在‘现代性’的理解上有多少歧义，但‘现代性’在政治上囊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在思想上依托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和近代以降的科学民主观念，尤其是历史进步论观念，在文化上产生了白话文运动、新启蒙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上产生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底蕴的审美观……恐怕则没有多少歧义。”⁽⁹⁾

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反现代性内容的观照，是近几年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事情，这其中以逄增玉先生的阐述最为典型。逄先生或许是受到了美国汉学家艾恺所著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的极大启发，在他的专著《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专用一章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主题与叙事”的问题，文中粗略描述了以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和“学衡派”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并强调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各种反现代思潮，都是在民族主义危机的压力下，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与示范下，在被迫启动现代性工程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重要的思想、精神、价值背景和资源，并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卡里斯码意识’和支援意识，程度不同地进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本’，影响和预制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主题和叙事。”⁽¹⁰⁾在这里，逄先生对反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积极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对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的分析和评价也较为合理和全面。不过，对于反现代性与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各自的美学特征以及二者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逄先生还未来得及作出更进一步的阐发。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与反现代的构成结构具有多维性。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与反现代的思潮是对立共存的，这其中包括激进文论与保守文论的分庭抗礼，新诗创作和旧体诗创作的各自为阵，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此消彼长，等等。在同一个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里，主张西化与主张民族化的多种声音同时存在，形成了杂语共存的态势。在每个作家个体那里，对传统的依恋与力图摆脱传统两种思想的对峙，对西方的大胆追摩与并不完全认同西方文化的心理矛盾以及在传统与西方之间的两难选择，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作家个体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www.xing528.com)

基于上述的研究现状，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本论著拟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近现代文论与现代性、新旧诗体与现代性、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等几个角度，来阐述在现代与反现代的张力中所显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历史现象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探询，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作出一些新的阐释。

【注释】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页。

(2)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3)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1页。

(4)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5)范烟柳:《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第271页。

(6)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7)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宋剑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9)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0)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