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话语：机遇或陷阱？

现代性话语：机遇还是陷阱（代序）

我觉得，替人作序是一件离我相当遥远的事情，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名震天下的大师才有资格对人家的文字指点江山，“好为人序”与“好为人师”一样都是我自己现在必须警惕的东西。然而，张德明先生却有他的执著与认真，他坚持让我为他的论著写点什么。我们有过一段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交流史”，也都做过“现代性”的题目。这样我就无法推辞了。

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对张德明先生是怀着敬意的，因为他似乎明白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我们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观点，要直接从我这里获得赞扬和吹捧并不容易，然而，当我直率地道出我的顾虑时，他竟毫不在意，一再申明这仅仅是希望能够进行学术的对话与交流。这反倒让我心生愧疚！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现代性”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的，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将“现代化”、“走向世界”之类的用语认作是1980年代的关键词，而“现代性”则自然属于1990年代以后的新宠。我曾经借用目前收录最丰富、检索也最方便的中国期刊网CNK I对1979年以后中国学术论文上的一些关键词作数理统计，统计表明，从1979年到1987年整整九年中，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论文中没有出现过一篇以“现代性”为题目的文章，1988年出现了两篇，但很快又消失了。（就是1988年的两篇论文其实也与1993年以后的“现代性”论题含义根本不同）真正开始对“现代性”概念的追问大概得从1993、1994年的一些论文算起，这些论文的代表作包括张颐武的《对“现代性”的追问——90年代文学的一个趋向》（《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4期）、《现代性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3期）、《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90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4期），韩毓海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学术月刊》1994年6期），韩毓海与李旭渊的《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痛苦与毛泽东思想的双重含义——兼说中国当代文学》（《战略与管理》1994年5期），汪晖的《传统与现代性》（《学术月刊》1994年6期），彭定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寻找和创造现代性》（《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5期），文征的《后现代性与当代社会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2期），赵敦华的《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循环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4期）等。

对概念的提炼和重视反映的是一种学术目标的自觉。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随着1993年以后中国学者对“现代性”话题的越来越多的关注，“现代性”理念作为重点阐述的对象或立论的主要依托才逐渐堂皇地进入学术文本，构成其中的关键词语，大约在1995年以后开始“傲然挺立”起来。21世纪以后，无论是作为论题还是语汇的“现代性”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对西方文化意义的“现代性”含义的追溯和“考古”业已成为了我们的学术“习惯”，同时，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包括古代与现代）所进行的“现代性阐释”更是层出不穷，几近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语汇。至此，“现代性批评话语”似乎真的正在实现着对于1980年代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置换。

问题在于，这样的置换究竟对中国当代学术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我们学术发展的一次机遇。早在1994年，在“现代性”话题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学者迅捷地宣布：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被肯定的概念。它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

“而在这种对‘新时期’话语的超越和逆反中，对‘现代性’的追问业已成为‘后新时期’文化的最重要的潮流之一。‘现代性’在汉语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种位置？‘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激情和诗意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语言的？我们如何跨出‘现代性’的门槛？这些问题突然被置于90年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中心，被众多的本文所书写，它已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现象，成为我们探索‘后新时期’文化特性的重要方面。”

这是在“告别现代性”、“质疑现代性”的意义上强调“现代性”的讨论学术意义。另外的学者则从寻找学理的深刻出发区分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根本差异，据称这样一来，我们将有效地超越1980年代以至“五四”以来的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系列模糊认识，在一个更加复杂而丰富的语境中来读解历史的真实：

“五四”的一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却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算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不同。”(www.xing528.com)

“第一个问题便是所谓‘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不同。”

“作为一个迟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痛苦的‘现代性’经验，实际上，‘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几乎从人文上把人类统一起来。但这却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没有统一性的统一，一个充满斗争与矛盾，充满焦虑的统一，它许诺了‘创造历史’的原动力，但亦如郑敏先生所说，也产生了王起明式的充满暴力、欲望和乌托邦思想的破坏性力量，‘五四’完成了中国的现代性文化理论，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依然在艰难中行进，中国人对于处在此一进程中的自我的审视才刚刚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思考亦有待深入和丰富，值此‘五四’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一个泛化的、抽象的和完成式的‘现代性’，与此岸的、正在行进的和有待丰富的现代化进程加以区分，应该是必要的。”

这自然也是为我们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然而，综合观察1990年代以降的这些“现代性批评话语”，我们读到的却不仅仅是令人鼓舞的学术“机遇”，就像“现代性”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一样，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运用也十分的复杂，韩毓海先生所期待的那种超越“五四”式的“泛化”与“化约”的目标似乎远未实现，仅从以上我们所征引的两段文字来说，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们各自学术思路的重要差异：一个是对“现代性”意义的“终结”，一个却是在还原历史复杂性当中的进一步认识与开掘。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1990年代以降的中国学界，究竟在“现代性批评话语”中获得了什么？是赢得了机遇，还是落入了陷阱？要么就是两者兼有。

张德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当属于我所谓的从学理出发寻找解释现代中国文学的合理模式的努力，我觉得，他的工作就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是严肃认真的，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分析，这些东西都推动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它给我的启发而言，显然体现了我们当前文学研究的“机遇”，不过，我也同样想到，就如同“现代性”这一概念和批评方式今天带给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复杂影响一样，每一次学术的机遇本身就可能形成前进的陷阱，如果我们能够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可能也是一位当代学人的必要素质。

愿我和这本著作的广大读者一起，共同分享张德明先生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学术真诚，同时，对我们应该警戒的部分有所警戒吧！

李　怡　　　　　

2006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