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伦：巴蜀文化与文学

第三节　巴蜀怪杰魏明伦

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魏明伦的剧作多次轰动全国、震响海外华人文化圈，“怪杰”、“鬼才”、“奇才”等桂冠被人们毫不吝啬地奉送着。一个僻处蜀南自贡小剧团的编剧，短短几年里就以“连中三元”的辉煌成就令世人侧目，旋以“一戏一招”、“招招出奇”的不断突破和大胆创新，对中国舞台艺术进行一次又一次地轰击，其中包含的社会问题、道德伦理和人生的诸多思考，更是强烈地轰击着中国人既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习惯。其与三大现代伟人“对话”的杂文，更产生着惊世骇俗的效果。于此种种，都使魏明伦成为20世纪末期中国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魏明伦出身于梨园家庭，其父是川剧班中的鼓师（兼有音乐指挥、舞台监督职能），有较高文化素养，在与众多川剧艺人的交往中，他从小就受到川剧艺术的熏染陶冶。在魏明伦童年心理图式中，对川剧唱腔曲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和舞台表演艺术的感知，就熔铸在其心理结构中，形成“川剧思维”的雏形；7岁登台学戏，扮演生旦净末丑的舞台实践，更使他对川剧表演艺术有着更深入的体味和把握，也积累着众多的剧目、人物性格模式，但14岁时“倒嗓”中断了他的演员前途，使他只能做一些舞美道具、音乐伴奏的杂务。这种不幸却使他对戏剧的全过程有更广泛的了解和把握，对舞台演出全过程和各方面配合的综合性，对剧场中观众作为集体性欣赏的“接受”特点，都能以“陌生化”角度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掌握。但是，不甘平庸的魏明伦最终选择了编剧一职，刻苦“自修诗词歌赋”和阅读大量理论书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理论修养，正是他后来获巨大成功的理论准备。此外，四处巡回演出“长达半个世纪”的广泛社会阅历，对巴蜀大盆地人生状貌与传说故事的真切感受和积累，对巴蜀民众川剧审美接受的价值取向的把握，都使魏明伦有着丰富厚实的创作积淀。也就是说，其父口授身传、耳提面命的严格训练和与众多名角配戏的演艺锤炼，使他对川剧艺术的种种特征把握甚深，梨园家庭和川剧活动的艺术氛围铸造着他的思维方式，舞台演出实践经验的积累和长时期阅读的理论提高，都为他后来成为一代戏剧大家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此外，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派”以自贡为中心和大本营，当地盛行的“观众品”、“名角品”、“自我品”等严格的审美品评制度和对戏剧艺术精益求精的浓郁戏剧氛围，也对魏明伦的戏剧艺术思维的形成，提供着基础。这正如他自认：川剧的“绝妙，她的丰富，她的天然蜀籁，地道川味，早已化入我的潜意识，就连我‘荒诞’的思维方式，和笔下这点幽默也来自她的遗传基因”^[11]，这就是魏明伦创作个性的根本所在。

魏明伦将自己的人文性格概括为“胆大”，巴蜀地域精神传统对权威的蔑视嘲弄，“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文化品格，“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骄狂执著的搏击进取精神，都通过最能体现这种地域文化特色的“川剧思维”，通过长时间与民众的戏剧审美活动交流和反馈的模塑作用，以及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的途径，铸造着魏明伦的性格和思维特征。他那执著的“川剧恋”和对中国戏曲创新道路的顽强探索，那“一戏一招，招招出奇”、不断突破自我突破别人既有模式的创造勇气，尤其是其剧中对中国伦理道德、观念意识的强烈轰击和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都无不呈现着巴蜀人文性格的精神特征，而这些又无不基于他对巴蜀地域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

魏明伦是以《易胆大》而成名的，剧作根据民间流传的关于川剧艺人易胆大的传说，通过对故事人物的性格概括，将勇、智、力、艺汇聚其一身，用仗义疏财、打抱不平、抑强扶弱、演艺精湛等情节去突现一个民间英雄形象，又在传说基础上将近现代川剧名角康芷林、周竹风、李晓钟等人的性格节操和命运遭遇熔铸其中的形象塑造方式，都使该剧呈现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并有着生活真实感与传奇性交相辉映的艺术感染力。《巴山秀才》是作者被川剧善写“酸秀才”的艺术方法所吸引，并被1981年四川水灾中群众获八方救助的事件所激活，将川剧《剿东乡》、《一字狱》等描写清朝统治者不恤民情、诬良为盗的剧作重新审视，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去再阐释，并一反当时“阶级斗争”和“清官戏”旧套，慧眼独具地抓住史实中一群秀才为民生艰辛牺牲功名，在科举考试卷中告状申冤的奇事，叙述着一个悲喜交集的传奇故事。剧作以主人公寒窗苦读一心上爬的“拒告”开始，描写在反动统治迫害下民众苦难现实激发的“想告”的思想矛盾。从他对反动王朝心存幻想的“迂告”到奋起斗争的“智告”、“怒告”，最后定位于他“登科梦醒”的“悔告”，从而以其悲剧结局对反动王朝统治进行彻底批判，艺术地对比两种社会两种命运而激发起观众对新时代的热爱。剧作将主人公性格的“酸”、“迂”、“智”、“怒”、“悔”几个发展历程通过一连串事件和矛盾冲突去表现，使全剧充满着诙谐幽默却又蕴含着酸辛苦涩，“巴山秀才”这个艺术形象在观众脑海里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姑娘》是魏明伦对巴蜀大盆地“乡土自然主义”美学思潮激荡的一种价值认同表现。以罗中立名作《父亲》为代表的“四川画派”对大盆地艰辛而坚韧人生形态的表现，峨眉电影厂推出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体现的对物质贫困中人的躁动精神追求的悲悯，都强烈地激荡着魏明伦，“落花时节，我望着名画《父亲》沉思”^[12]的灵感冲激，使他将视线移向了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截取其中内容改编为《四姑娘》。剧作在思考“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结束”的基础上，将人物命运和矛盾冲突聚焦于“咫尺天涯三叩门”去叙述和抒情，充分运用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特点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剧中将金东水定位于“不怕政治高压，就怕男女闲话”的性格层面上，已体现着作者对中国社会反封建任务的深沉思考，从而在看取现实人生和名作改编再创作上，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岁岁重阳》是魏明伦沿着这种探索之路的再次努力，剧作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说原著和电影关于爱情悲剧在于贫穷的主题基础上，提出了“三十年前反封建，三十年后变成了搞封建”的论题，揭示出存妮的悲剧根源正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幽灵，从而体现出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考的特点。艺术的不断创新探索，促使着社会问题思考的逐渐深刻，魏明伦在“一戏一招”的大胆实验中愈益呈现出一个顽强的反封建斗士的形象特点。(www.xing528.com)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川剧《潘金莲》。《潘金莲》选取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淫妇”典型，用现代“人”的思想标准去重新审视其性格历程和命运原因，阐释主人公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性格发展过程，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特定人生在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婚姻制度诸种因素作用下逐渐变异的复杂过程，用真实的生活逻辑去说明“人物与行动如何历史的产生”。但由于人物原型在中国人意识中早成定型，深厚积淀的思维定势和习惯使剧作在全国甚至海外都激起了强烈的争论，褒贬之声历久不绝，这正说明剧作对“人”的思考的深刻和揭示问题的大胆。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莲》在戏剧观上展示着一种全新的思维，它从根本上把握了戏剧作为一种“代言体”和社会群体性接受艺术的特征，用貌似“荒诞”的手法打破时空界限，将古今中外文学和历史人物汇聚一处，这些人物出于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见解，实际上正是处于历史巨变时期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代言”体现。剧中人物的各种“主观镜头”和价值标准，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新旧思想和中外文化碰撞的复杂矛盾的体现，各种观念都可在剧中人物中找到代言者。因此，在该剧演出过程中，说好道坏褒贬不一的现象极为鲜明突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夕照祁山》是魏明伦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中国人既有价值观念的再次轰击。随着漫长的历史进程，也于人们各种需要和不同动机，诸葛亮逐渐脱离其生活基础而被塑造成中国文化道德的典范和知识分子的楷模，其性格中“仁、义、礼、智、信”兼备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千秋榜样，而历史上诸葛亮的诸多错误缺陷却逐渐被掩盖起来。魏明伦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将诸葛亮置于“人”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并通过其与魏延的性格差异，思考着一些深刻的问题。在剧中，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大小政务事必躬亲，眼中似乎没有能办事之人，六次出征皆循同一模式，不思求变，故每次征战皆无功而返，仅虚张声势而已。更可悲的是，尽管蜀汉最高统治者是“扶不起”窝囊废，诸葛亮明知不可而为之，劳民伤财，毫无成效，这都是封建传统道德和愚忠思想造成的悲剧。而魏延则相反，“敢破规矩，敢走崎岖”，敢于冒险求胜，这种创造性极强的开拓型人才，却被视为有“反骨”而被控制以至于被残害。剧作满怀激情地表现了“人才多有傲骨，但傲骨不等于反骨”的喟叹，其现实意义正在于我们通过本剧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社会众多类似现象存在，剧中人物的悲剧激起着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体验而产生着强烈共鸣。

《中国公主杜兰朵》是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热情的一种演绎，一个古老东方的传奇被赋予西洋文化的评判标准，以歌剧的形式成为流传欧洲几百年的经典。魏明伦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并结合当代意识，以川剧的艺术形式对之进行再度阐释，并将结尾改为“两叶扁舟，一前一后，杜兰朵追逐无名氏于烟波深处”，这其实正是川剧《秋江》、《思凡》的结尾一幕的化取。

魏明伦艺术道路的根本特点在于“大胆”地创新和不断地探索，其艺诀“喜新厌旧，得寸进尺，见利忘义，无法无天”正是其创造精神的精辟概括。其艺术个性的形成，既有着他生活的巴蜀文化背景的历史积淀，又有着地域人文精神氛围的熏染，更有着他对巴蜀大盆地文化精神的理性自觉和大胆张扬以及对现代思想的体认，“背靠传统”又“面向未来”，无论是对历史题材的再度阐释还是对现实人生的冷峻思考，不管是化取五大声腔于一炉的艺术构架还是对西方荒延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都立足于作者思考的自我主体。而对川剧语言艺术诙谐幽默特点的发扬，对民歌、古典词典的溶汇，尤其是对戏剧作为综合性艺术本质的注重并将舞台气氛、场景画面、歌舞动作充分调动的匠心独运，凡此种种，都是魏明伦戏剧最终在舞台完成和吸引广大观众的原因。魏明伦的戏剧创作，既以深刻的思想性被人们所推崇，又以其独特的艺术性为中国戏剧的发展，为传统戏曲的振兴提供了一条坚实可行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