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盆地农村生活的歌手——《大盆地生命的记忆》书籍推荐

第二节　大盆地农村生活的歌手

共和国建立后，在前辈巴蜀作家的影响导引、具体帮助甚至指导规范下，一批青年投身于文学创作，梁上泉、张永枚、傅仇、流沙河等诗人，描写农村题材的榴红、艾湫和写工业题材的火笛等，就在这样的前提下起步了。在他们中间，克非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20世纪50年代参加革命被分配到沙汀故乡安县从事农村工作的克非，从生活的朦胧感受去认识沙汀，在宣传报道的本职工作中练笔，个人农村生活的体验，就被沙汀的导引和时代思潮的激发而开始了其创作历程。鲜明的时潮印记和浓郁巴蜀地域色彩，成为克非创作的两大主要特征。

50年代中期的《阴谋》、《看碾磨房的人》表现农村阶级斗争，《伍其文视察灾区》对“右派分子”的讽刺批判，《毛主席来到养猪场》对共产党和领袖的崇敬和颂扬，都体现着在共和国红旗下成长的青年作家的共同思想特征和创作的时代模式。这种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受孕于50年代中期，于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潮急》中。基于对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到公有制“必由之路”的全面表现构思，《春潮急》以川西北农村梨花乡的农业合作运动为主线，描写着天灾、人祸、生产落后等形成再度贫富分化，以及阶级路线斗争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广大农民向往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小说对中国农民生活状况和精神向往的真实描写，对蜀中民俗风情的自觉表现及叙述语风，都被专家称许为“就其丰富性和真实性来说，是同类作品中所少见的”，“由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语言及艺术表现方法，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不同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的鲜明特点”^[4]，它也是“文革”中出版又极为难得的严肃的现实主义长篇之一。80年代初出版的《山河颂》是继《春》之后“必然之路”的第二部，围绕着“人民公社”建立而展开情节，作品在颂歌与反思的矛盾中呈现着生活观照和思考不成熟的特征。

自80年代的中篇《头儿》始，克非开始独立思考社会人生，真实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头儿》以一个亦正亦邪的农村包工头为主人公，描写其“极能巴结、笼络、买好权力人生，打通关节”承包一些国有企业不屑于干的工程，并以封建家长式的统治管理着工程队，在公有制经济中寻找隙缝以致富。小说在严肃的社会思考同时，也自觉地追求李劼人式对巴蜀民俗、词语典故的追溯考据，营造着一种巴蜀语风。其长篇小说《野花闲草》和《满目青山》立足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分别从农村和城市两个人生场面，去表现政治、经济变革的历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移。90年代的克非已达到艺术的理性自觉；“无论中外，凡杰出作家，差不多都各有自己的宝藏”，“拥有宝藏的作家，不会去体验生活，因为宝藏是他的，甚至他就是那宝藏的一个细胞，在那宝藏之中，不需要专门去体验。他要做的是尽量深层次地占有、开发、利用，使之成为永不枯竭的源泉”^[5]。一直生活于川西北农村的克非，对巴蜀人生状貌、风俗民情，人的心理思维习惯和语式语风，都达到娴熟把握和深切体味；沙汀小说的巴蜀乡镇风情的规范，李劼人创作的巴蜀文化风貌，已融化于克非的创作思维之中；新的文学潮流对文化学和民族历史“寻根”的荡涤，也固化着克非的追求，他的“人在奈何天”系列短篇，就体现着这种新特色。这些短篇，截取着巴蜀乡镇人生底层的种种世相，以一个遇事逞小聪明，有正义感却身份卑微，常因某些具体困难求人盖章办事而为权势奔走忙碌的小青年为主角，他或孤身奋斗，或与两三铁哥们作些也算违法却无伤大雅的事，自以为聪明得计，事后却发现自己的“盖章事业”实不过替人作“赶网子”，或仅因权势者某种怪癖需求而无意义。

围绕着主人公的“盖章”经历，小说展现着中国当代社会的种种荒谬：花去一生精力和钱财替人办事，只为了积存各种批文以证明自己能力的中年女干部（《仙娘》）；一心上爬不惜偷盗动物园娃娃鱼呈送上司；帮了倒忙的副科长（《浑虫娃娃鱼》）；为满足权力欲铸造“联合国办公厅”和“受命于天”玉玺等各种印章的铁匠科长和倾尽家产偷取这些印章的木匠科长；退休后不甘寂寞四处兼职，为续满百个职务组建“狗屁研究会”自任会长的某领导……这一幅幅荒诞的人生图画，使人在忍俊不禁中看到当下中国社会封建主义、权力意识的腐恶残忍。小说那似幻似真、亦庄亦谐的描绘，却产生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些小说关于“狗宝”、“猪砂”、“风水宝地”等怪异事物的描写，都复现着“巴蜀半道”“俗好巫鬼”的巴蜀民俗特征，从而呈现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自觉发掘自我的生活积累，有意识地看取巴蜀地域人生，是克非90年代以来创作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地域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鸦片王国浮沉记》是克非挖掘童年记忆，对“糜烂社会一角”的展示，这与周文关于“烟苗季”、李劼人、沙汀关于“烟馆”吞云吐雾丑恶事物的揭示有异曲同工之妙。《牛魔王的后代》、《无言的圣莽山》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烂熟于心的川西北农村生活为题材，从巴蜀远古神话传说的“集体无意识”文化积淀，和民间流传的巫鬼神怪情结，去审视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开放与闭塞矛盾冲撞中的现代人生命运，揭示着大盆地蜀人追求美好未来的搏击与精神的焦灼，从而将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与对地域人生形态的表现熔铸一体，呈现着浓烈的巴蜀文化色彩。

周克芹，无疑是80年代巴蜀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获得全国震响的原因，正在于苦难的生活磨炼和个人的不懈追求。出生于贫苦家庭的周克芹，幼年是在贫穷和疾病中度过的。50年代中期进入成都农业学校读书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曾在《西南文艺》上发表过小故事《在列车上》，随即被“反右”斗争所冲击，作为一个共青团团员和学生会干部的周克芹，被当作“废品”处理回乡当农民。政治生命的挫折，感情的受辱和农村艰辛的生活，却更激起他奋力向上的追求。60年代初，他发表了处女作短篇《秀云和支书》，以四川重要产棉区的简阳县家乡为叙事空间，通过塑造棉乡姑娘秀云和党的支部书记形象，歌颂着社会主义农村的大好形势。在当时的颂歌文学合唱中，因其浓郁的棉乡生活气息和对细节的真实描写而体现着一定的个性，因而被四川省文艺界作为“农村青年作者”而给予扶持。稍后的《井台上》以农村抗旱为背景，将各种人物性格聚焦于水井边，体现了作者在描写人物性格和语言个性的较好的艺术技巧，被时人作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的事例给予肯定。“文革”中歌颂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生产的短篇《李秀满》，曾被英文版《中国文学》转载介绍给海外。1977年，周克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收录了他60年代以来的小说《李秀满》、《希望》、《青春一号》、《早行人》、《石家兄妹》、《井台上》、《灾后》共7篇。(www.xing528.com)

以《石家兄妹》为代表的周克芹早期创作，体现了作者对自己所生活的家乡人生形态关注的创作取向，和注重沱江流域民俗与自然风情细腻展现的审美追求，呈现着对人物描绘、语言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等小说技巧刻意追求的艺术倾向。小说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作为一个“农村青年业余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诚颂扬。但是，在作者“生命的最健康、最富于创造力”的20年中，由于“红色话语”桎梏，他无法协调生活真实与主流话语的矛盾，只能“遗憾地”将“勉强过得去”的7个短篇奉献给社会^[6]，这正是一种时代的悲剧。自我艰辛困顿和遭受政治曲折回乡务农的周克芹，对中国农民的贫困人生状貌认识是清晰的，体味是深刻的，而时代颂歌主潮又强制着他去表现“幸福美好”，个人的体验感受和生活本貌存在形态与时代文学观念模式桎梏的矛盾，使他在困惑中寻求。虽然，他未像当时众多青年作者那样图解式宣传“阶级斗争”，但尽力发掘生活中人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精神以应和时代的颂歌合唱，也难成大器，这正是特定年代偏颇的文学思潮给周克芹等一代青年作者带来的“遗憾”。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变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勃兴，文艺政策的宽松和全社会的历史反思浪潮，使周克芹能够以自我深刻的人生体验去审视自己熟悉的人生。长期生活于中国农村底层，作过农民、生产队会计和农技员、基层干部的生活经历及与农民同样承受着生活艰辛的周克芹，对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烂熟于心也体味极深；多年来阅读各类书籍的思想修养又使他能够以较一般农民更高的思想境界去思考问题；近20年的创作努力已积累着相当的艺术条件；这一切都被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所激活。周克芹以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举成名，成为80年代中国文坛上突然跃升的一颗明星。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属于《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一类描写中国农村发展变化历程的现实性长篇。但它是带着新历史时期所赋予的清醒和冷静反思特征，去描写已经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中国农民，因历史的曲折和偏颇的政治尤其是“文革”浩劫而在贫困中挣扎的真实状况，真实地表现了极左思潮的高压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穷困，也折磨着人们的精神心灵。小说以作品人物在生活困苦和精神郁闷中的焦灼躁动和愤怒抗争，体现着对整个共和国农村社会发展历程和农民命运的广泛思考和全面反映，从而成为当时最具时代性和现实反映性的长篇巨著。小说以1975年冬这个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关键时期为背景，通过许茂一家尤其是四女儿秀云的人生遭遇和金冬水、郑百如等众多人物的描写，广泛地展示着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曲折历程中极“左”政治对农村经济的摧残破坏，表现着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存意志以及在困苦中的刚毅坚韧的生活追求，呈现着揭露批判极“左”政治和邪恶势力与“给生活的本质以满腔热情的肯定”^[7]汇熔一体的思想特征。

小说人物许茂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使许茂摆脱贫困与屈辱，使他成为一个爱社如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但“大跃进”以来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村极左路线，将他逼上贫穷更从精神上将他异化，他变得自私、吝啬、暴躁和冷漠。小说通过对许茂性格发展历程的描写，对中国社会一段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反思。秀云是作者饱含情感塑造的形象，她幼年丧母，青春年华中却被恶棍郑百如强夺为妻，多年备受欺辱后又被遗弃，归家却受父亲许茂冷遇，坎坷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物质严重匮乏中人们的极度自私，曾使她两次投河自杀。但她有着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和大胆抗争的勇气，她敢于主动地追求爱情，拒绝父亲要她再嫁别处的婚姻，敢于抗拒工作组干部要她与郑百如复婚的压力，并勇敢地揭露邪恶势力代表郑百如的罪行。作者通过秀云这个艺术形象“于艰难中含泪直面人生，在困苦中坚韧不拔地开拓未来”^[8]的性格塑造，表现着对中国农民美好品德的颂扬和满怀希望看取未来的信心。金冬水、郑百如则是小说中“好人遭难”“坏人得志”的一对矛盾体，带有80年代“伤痕”“反思”文学的流行模式特点，未能更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但总体上看，小说以许茂一家为焦点，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历程，去透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将葫芦坝茫茫迷雾等自然景物描写与当时社会政治气候和人物心理状貌交融一体，以人物的曲折命运和心理冲突来吸引读者。整个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多姿、曲折有致，都显示着作者创作技巧的成熟。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辉煌展示。

80年代周克芹的创作已体现出地域文化意识的自觉，创作选材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价值取向，都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这正如他自谓：“我的创作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影响较大。只要一动笔，一幅幅景象各异的乡村图画便出现在我的眼前，而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十分熟悉的人。我的创作幻觉往往来自家乡和自己的经历”，“我笔下的人物和景致全部来自我熟悉的并为之而感动过的乡居生活的一部分”，周克芹明确承认：“我是属于西南巴蜀文化环境的”^[9]。正是基于这种地域文化意识的自觉，周克芹充分调动自己多年农民生涯的生活积累和体验感受，以自己独特的观照视角去审视80年代社会巨变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性格变化和精神状态，既体现着“改革文学”的时潮特征，又超越着一些浮躁作品而体现了对社会复杂性的深沉思考。其《忽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相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获奖，可为佐证。

80年代周克芹主要从事短篇的创作，并体现着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基本特点，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总是敏锐地去感知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村的变化，寻找现实生活复杂矛盾中人物的心理冲突，从而使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性，体现着一种厚重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化、说教色彩退隐了，生活的真实性、复杂性描写增强了。在他最后的10年创作中，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农村改革中种种重要现象都被纳入其创作视野，从知青回城（《勿忘草》）带来的婚姻破裂问题，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中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变易（《山月不知心里事》），从兴办乡镇社队企业的艰难曲折（《邱家桥首户》）以及农村干部选举和不正之风的揭示（《难忘今宵》），还有市场经济与原有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冲突（《桔香、桔香》）等，即是。虽然，这些作品描写着中国社会改革大潮的汹涌激荡，冲破种种阻力而向前发展，作品人物也通过观念的嬗变和心理冲突而迈向幸福人生，但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和小农生产意识的沉重桎梏，以及商品经济观念对人的冲击，都使作品人物的生活搏击体现着艰辛和曲折，从而使这些小说总是弥漫着一种忧郁色调。周克芹短篇小说的社会价值也正在于此，生活是繁复多样的，社会巨变中新旧观念的剧烈冲突，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的交错，正是中国历史前进历程各种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必然表现，对之的反映描写，正体现着作者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理性审视力度。由两部连续中篇《果园的主人》、《秋之惑》合成的长篇小说《秋之惑》是后期周克芹的代表作。小说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的历程着眼，从果园承包者江路生一家艰辛劳作大获丰收，却被乡民嫉妒哄抢的事件，思考着改革中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其中又贯穿着农村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渴求与传统“雇工”观念的冲突，致富追求与社会体制制约的矛盾，农民热爱土地与新一代青年向往城市生活的观念碰撞，以及爱情与事业、个人价值实现与伦理道德观念等诸种矛盾。小说中塑造的江路生、华良玉、尤金菊、二丫等人物形象，都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典型代表意义，他们的生存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所蕴含的意义，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深入到各个角落。而作为技术员“雇工”与承包人江路生之间的矛盾，正是传统小农经济思维定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小说通过华良玉最终成为“果园的主人”表达了对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美好期望。

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发端的周克芹的最后十年创作历程，体现着作家的基本艺术个性，这就是他始终思考着中国农民问题，并追摹着农村改革的步伐，敏锐地感知并发现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段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是对农村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表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认识价值。周克芹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点和构筑的艺术世界，主要是蜀中沱江流域的人生形态，那种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敢作敢为的大胆搏击，尤其是四姑娘许秀云、二丫、尤金菊等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着巴蜀地域人文性格的精神特征，呈现着李劼人、罗淑等前辈作家的艺术印痕。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葫芦坝的漫漫迷雾，还是果园桔香阵阵，都体现着蜀中自然风物繁复多姿的特征。以景物描写来表现人物情感状态，将“山月”等自然景观与人物情绪活动“心里事”结合（这个艺术意象本来就是从晚唐西蜀“花间词”中取来），注重以人物心理活动的绘写去强化性格特征并借之透射时代社会问题，已成为周克芹愈益注重的艺术手法，成为其作品日渐明晰的艺术特色。他自觉地努力使每部新作“不重复自己”，但始终执著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又使他的创作仍保持一种基本风格。经历人生坎坷磨难人生体验的周克芹，面对着十年改革中农村的种种现状，笔下就常流露着一种深重和忧郁。这既有着作者的心理图式制约，更由于社会巨变的复杂矛盾所致，也许还包括那久远而厚积的历史负荷。他曾说：“我们面对现实的世界，而灵魂深处长存着一部悠久的民族历史，有时甚至会感到这历史过于沉重”^[10]。这不仅是周克芹个人的感受，“巴蜀怪杰”魏明伦的川剧《四姑娘》、“四川画派”代表作《父亲》等，都以一种独异的“乡土自然主义”特色享誉社会，当然，周克芹以其文学创造而具有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