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文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群

第七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蜀作家群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以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被人称道的蜀籍作家有艾芜、何其芳、罗淑、周文和陈铨。

艾芜是在“五四”时潮影响下投身于新文学的，蜀中新文化思想家吴虞因“乡贤”关系，对艾芜吸收新文化思想起着直接的导引作用。怀着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和抗拒包办婚姻热情，在将获得师范毕业文凭的前一年，艾芜离开家乡“南行”，并在“劳工神圣”时潮感召下，漂泊于中国西南地区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在漂泊中他干过杂役、马帮伙计、报馆校对、小学教师等工作，在生活底层的生存搏击，使艾芜对普通人生尤其是“大时代冲击圈外”的底层群众疾苦，有着深切的体味，那挣扎于险恶自然环境中遭受黑暗社会压迫欺凌的人生内容，成为他切实具体的“人生哲学第一课”。1931年回到上海的艾芜，在昔日同窗沙汀的鼓励下，将萦绕于胸久难忘怀的这段漂泊经历化为文字，并因其独特的题材，奇异的异域风情描写，尤其是活动于中的一群特殊人物群体形象的展示而震惊了当时文坛。30年代艾芜主要从事短篇创作，从表现的思想内容看可分两类：《南国之夜》、《夜景》等短篇集中的《南国之夜》、《咆哮的许家屯》、《左手行礼的士兵》、《夜景》、《张福保》、《山中送客记》等，都是在左翼文学大潮冲荡之下，表现当时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揭示民众苦难的作品，带有“红色三十年代”鲜明的政治批判内容，并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特征；另一类是以短篇集《南行记》、《海岛上》所代表的对中国西南边陲和东南亚异域风情的绘写，尤其是对一群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化外之民”人物的表现和歌颂，正是作为当时“文坛新人”艾芜显示自我艺术个性、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

《南行记》以一个漂泊流浪的知识青年的眼光和经历，描述着在山雾瘴气、荒岭夜月中奔行求生的特殊群体，包括盗马贼、烟贩子、滑竿夫、强盗、流浪汉等。他们都是饱受反动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而无法生存，被迫从事最低贱职业甚至采用非法谋生手段的苟活者，《山峡中》就是这类题材的典型。强盗头子魏大爷本为“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他懂得了“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从而率伙为盗，“在刀上过日子”；小黑牛、鬼冬哥等都是由老实农民被逼上绝境而投身盗贼，其经历都充满酸辛血泪。小说通过他们不得已的谋生方式，控诉着社会的黑暗丑恶，并从丑恶中发掘着其人性闪光处。而这些思想内容又典型地体现在“野猫子”身上。自幼丧母随父为盗的经历，养成了野猫子强悍的性格和高超偷盗技巧，她时时向往着用手里的钢刀砍向压迫者，为便利下手偷盗，她竟然以暴露同伙小黑牛去转移人们视线，表现出在险恶生存环境中求生的残酷，但当她一旦发现误陷其伙的“我”并无恶意并曾受之掩护时，又让其离开并赠之以仅有的三块大洋。她内心深处所向往的，是一块“没有忧，也没有愁”的自由天地。小说表现着对这批用非法手段求生的不幸者的深深同情和对其性格中美好因素的喜爱，并通过这群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悲惨命运，表现对不合理社会的强烈控诉。

抗战开始后艾芜陆续出版了《逃荒》、《萌芽》、《秋收》等众多短篇集，内容紧扣抗战现实，表现人民的抗战热情和40年代国统区艰难人生，被视为40年代的“高产作家”。如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尤其是短篇《石青嫂子》，后者写丈夫被抓丁后，石青嫂子随着生活的重压，顽强抗御着地主逼租、焚屋、毁地、砍树等残酷迫害，中国农民坚韧的生存意志和勤劳吃苦精神，对丈夫的怀念和对5个孩子的精心抚育，敢于反抗压迫者的斗争精神等性格表现，都使该篇成为艾芜40年代创作的精品代表。而小说中的南方乡村景物，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描写，也体现出作者的艺术新特色。本时期艾芜的三部长篇，《丰饶的原野》是对蜀中生活的看取，“在邵安娃身上看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35]，意图通过三个长工的生活历程去思考农民出路。《故乡》以青年学生余峻廷抗战后回故乡，与县城旧势力发生一系列冲突，表现抗战中内地社会的黑暗和旧势力的顽强。《山野》直接展现南方山村群众的抗战并描写着各阶层势力对抗战的不同态度。这些，都是艾芜对时代政治主潮的回应。

20世纪50年代以后，艾芜以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的工业题材，短篇集《夜归》、《南行记续编》等对新生活的描写，表现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歌颂，个性消融于“红色话语”大潮之中。80年代，艾芜以长篇新作《春天的雾》和《风波》表现着对自己曾满深情歌颂过的那段历史的冷静反思。

30年代高扬“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何其芳，以极具个性的“独语”审美方式和“梦中道路”奇幻绮丽，闪耀着炫目的光华而令人震惊，从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刻下深深的印记。

何其芳“独语”艺术的获得，是巴蜀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时潮碰撞交汇的结果。夔州地区那“枝叶复萌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庄严的坟墓，白色的山羊，草虫的鸣斗和翅膀”等自然景物，形成了他“一种对于阔大的神秘感觉”^[36]的心理图式，巴蜀大盆地“俗好巫鬼”民风和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都在他寂寞的童年心灵上刻痕甚深。这种心理格局导向着他去认同晚唐五代的“西蜀花间词”，即其《忆昔》所称：“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他“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在这种审美心理格局的制约下，他认同、选择了“忧郁才可以说是美的最光辉的伴侣”论者波德莱尔以及“T·S·艾略特的那种荒凉和绝望，杜斯退益夫斯基的那种阴暗”，还有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和泰戈尔诗的清纯优美，他的艺术个性就这样地形成了。

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是从《汉园集·燕泥集》开始的，继后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是《预言》，他悲吟着秋天的相思，绘写着透明的忧愁（《秋天》），咀嚼着往昔的记忆，叹息着轻柔的寂寞（《昔年》），在缥缈的爱情中感味人生的寒冷（《爱情》），幻想着夏夜的微笑和甜蜜的私语（《夏夜》），在思忆、赠言、感喟中，营造着梦境、病中、古城、风沙、花环、白鸽、鹦鹉等幽婉的意象。这种抒情个性可从《花环》中略窥一斑：“开落在幽谷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金色的小花附落在你发里/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愁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诗中充盈的幽谷花香、金黄碧绿的色彩，檐雨的人格化比拟，和匀称的诗行排列及整饬的音韵节奏，尤其是色彩、图案中包容的纤细精致感觉的“忧郁”，渴望与失落交织的孤寂体味，还有那清丽晓畅却“略去那些从意象到意象之间的连锁”的构思布局，都体现着何其芳早期诗作的抒情个性。也正是这种自由体式又包含严整格律音韵的诗作实践，正是当时“京派”文学最典型的艺术方式，这使何其芳既类同于徐志摩、戴望舒又区别之，他的诗作被人们所称道不已的原因亦在此。

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何其芳述说着自己的性格：“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义、那种境界和那种东西了”，其散文代表作《画梦录》就是这种审美个性的鲜明体现。他要“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37]。因此《秋海棠》的寂寞情境、《墓》中清幽的意象，《丁令威》和《淳于芬》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却贯融着现代情思的缥缈虚无，都在精心推敲的语汇映衬之下而饱含诗的意蕴。在其散文中，众多优美神奇的意象在强烈的情感浸润下，犹如笼罩着轻纱薄雾却又凸现着质感，仿佛万盏明灯交相辉映，又似群峰连绵峰峦叠起，而图案、物像、梦幻、典故、人物又无不成为他感味人生的符号，呈现着他特有的“独语”个性。正因其沉湎于想像中的虚幻，过分注重色彩、图案和声音的精细雕刻和语式的秾艳，曾被人斥为“感觉与趣味都保持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38]，但这恰好是何其芳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西蜀花间词审美特征的回应所致。《夜歌和白天的歌》尤其是《还乡杂记》，是何其芳追步着时代的足音，开始面向更切实人生的情感变移。现实生活内容的增强和对纤弱秾艳语式的弃舍，成为他在政治上投身革命的必然表现。《星火集》等作品体现着一个革命者政治思想的成熟和一个独异个性作家艺术的迷失。50年代以后，他主要是从事文学评论，并在现代格律诗理论建树上贡献极大。他死后出版的《何其芳诗稿》辑录着其50年代以来的全部作品，其中多系旧体格律诗，其难以调和政治宣传与艺术个性的矛盾苦闷，我们可从其诗中看到：“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相对于同是革命者的沙汀在40年代的创作，何其芳未能更好处理革命与创作的关系，这是令人惋惜的。

罗淑，是30年代文坛上突然跃升星空、光华四溢又迅疾消失的一位女作家。

罗淑留给世界的只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三个短篇小说集，其中除了《八月十三日早晨》、《被难者》等少量取材于“八·一三”抗战后上海人民的悲惨生活，表现着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外，她主要的艺术视角，是看取蜀中沱江流域那闭塞、偏僻、极度贫困却顽强搏击的人生形态。在她的作品中，社会贫困化的加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下层群众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最终不得已铤而走险的反抗斗争，都被表现得棱角突凸，形象鲜明，而人物生存环境如“桔林”、“草坡”、“盐场”等盆地中部丘陵景貌和蜀南盐业生产的描写，又给世人提供着一幅中国内陆“偏僻角落”（李健吾语）的世态风情画。也就是说，罗淑的作品既以蜀中艰辛的民生和普通群众在困厄中苦苦挣扎的描写，应和着左翼文学对阶级矛盾的强调，又以强烈的地域风习和地域人生状态表现而显示着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民族化趋向，体现出巴蜀作家特有的自觉的创作审美地域指向性。这主要表现在《井工》、《阿牛》等盐工题材和《生人妻》、《桔子》、《刘嫂》等蜀中农村题材两大类作品中。(www.xing528.com)

《井工》主人公老瓜在13岁时，因父亲不堪疲劳而掉进盐锅丧生，为生计所迫而顶替了父亲的工作，沉重的体力消耗和盐水泡饭的营养缺乏使老瓜“瘦得像鸡骨头样”，后来因偷吃死牛肉而被开除。人生的残酷在于，因为拖了20年盐车的老牛有功劳，盐场主“把它当人待，给它一副全尸”，老瓜父亲作了20年盐工的身体却被煮成“烂豆腐一块”，得不到任何抚恤，饥饿难忍的老瓜仅因偷吃死牛肉就受到严厉的处罚，小说以冷静朴素的描绘，叙说着一个惊心触目的人间惨剧。《阿牛》则通过主人公在沉重剥削压迫下萌发着反抗意识，去表现对那不合理世道的批判，《地上的一角》更是直接描写青年盐工长发等人拿起刀枪去“偷关”的反抗斗争，显示着作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想翘盼。

《生人妻》是罗淑最有影响的作品。小说从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矛盾的背景下，看取一对青年农民夫妇逐渐被剥夺一切生存条件而陷绝境的遭遇，在展现蜀中沱江流域山坳里那艰辛的生存形态，在中世纪般闭塞蒙昧野蛮的风习中，透视出巴蜀人文性格那顽强搏击的精神特征。失掉了土地、房屋，在山坡上搭茅草棚子靠割草度日的一对农民夫妇，相濡以沫地承受生活的磨难，再陷绝境的丈夫为了给妻子“一条生路”将之卖作“生人妻”，并将其卖身钱赎回妻子最喜爱的发簪。吃苦耐劳的妻子得知自己被卖时愤怒抗拒，指斥丈夫“负心”，而知晓事件原委后又爱恨交织，通情达理地自我牺牲以减轻丈夫负担，其临别时对丈夫那殷殷关怀，反抗小胡欺凌出逃后对丈夫处境的担忧，都表现着一个农村妇女那质朴真诚的伟大爱心。小说撼震人心地表现着丈夫以最不人道的“卖妻”去体现最符合人道的情义与爱，谱写着困厄中普通人美好心灵的颂歌。而“生人妻”那忍受人生磨难，勇于承担生活重担和自我牺牲的性格，尤其是对丈夫“卖妻”的怒斥，对欺辱的奋起反抗，以及那强烈的“妻爱”表现，都体现着现代“人”的鲜明特征。正是这个形象敢爱、敢恨、敢怒、敢争的强悍主体意识，通情达理勇于牺牲的襟怀，鲜明地体现着一个现代“人”而非“奴隶”的精神特征。人格独立，个性尊严的“五四”精神就被罗淑以巴蜀地域人生的形式表现出来。

《刘嫂》、《桔子》等篇，都是作者对蜀中困厄人生及其奋勇挣扎搏击的表现。也正是罗淑小说那明确的地域指向和独异的性格塑造，而被人所注重。巴金、李健吾等，都对之给予过热情赞誉，强调其审美“慧眼”、质朴的叙述及其中蕴含的爱与恨等，都享有“未来的光荣成就”并“影响长流”。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周文，是以对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川荒一隅”藏汉杂居人生形态和蜀中军阀混战现实的表现而一举成名的，又因特色鲜明和写作快疾被誉为当时的“高产作家”。

16岁进入军队作文书转战于川藏地区的周文，目睹着鸦片、麻将、官场争斗的社会黑暗腐恶，亲历着军阀混战的种种惨景，有着“在死的边沿上爬过几回”的人生体味，疑惑、愤怒，就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爆发，他毅然冲出那“黑化”人生奔赴上海，投身于新文学和革命斗争。1933年，周文的短篇《雪地》以“西康的兵”独特题材和弥漫着雪岭蛮荒的高原风情，尤其是对军阀的残忍与士兵们的抗争描写，而奠定自己的创作个性并引起广泛注意。对创作基点的准确把握，在鲁迅、茅盾指导下对生活体验的理性自觉，就使周文在短暂6年间贡献出《分》、《父子之间》、《多产集》等众多短篇集和中长篇小说《烟苗季》、《白森镇》、《爱》、《救亡者》等，这使他成为左翼青年作家群中成就较显的一个。

周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首先是直接揭示了蜀中军阀混战的现实，正面描写了下层士兵替统治者作炮灰的人生惨景。《山坡上》表现一场军阀混战后两个士兵受伤后苏醒，从满腔仇恨再次相搏，到终于认清彼此皆是受苦人的相怜相助，抒写了一曲关于下层士兵美好心灵的颂歌。而小说中尸横狼藉、污血四处的惨景，高原雪夜映照下的凄冷，野狗争夺尸体的嚎叫与未死者痛苦的惨叫，都被描绘得触目惊心。《雪地》叙述着一支在雪山中转战数年的部队换防返归的故事，严寒和伤病，深隐没膝的积雪，长官贪污导致的食物不足，都使士兵们挣扎在绝境之中。历经苦辛的士兵们走出雪山后却被旅长视为非嫡系而重遣入雪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奋起抗争寻求出路。小说通过军阀营长、旅长贪污军饷，肆意残害士兵的罪行描写，通过士兵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寻求生机而不得已哗变的生活场景，体现着生活的真实和内容的厚沉。蜀中军阀割据下的社会形态，在中篇《白森镇》中得到更广泛的展示，通过一个军校生被派往边陲小镇卷入两个县长矛盾纠葛的经历，小说描写了军阀、官吏、土匪之间为争夺权利财富倾轧不已而又互相利用勾结残害人民的种种腐败黑暗，多种矛盾的安排和众多性格的展示，都通过主人公在白森镇的几天时间经历而贯串一体，显示着作者驾驭小说结构的艺术功力。而其巨大社会意义正如茅盾所指出的：“在中国这个最大最富庶也最黑暗的边省里，封建军阀——大的和小的，曾经怎样把广大的幅员割裂成碎片，而且在每一个最小的行政单位（例如白森镇）内也成为各派军阀暗斗的场所”^[39]。长篇小说《烟苗季》以烟苗盛季来临时军阀之间争夺烟务肥缺而展开矛盾冲突，“旅长派”和“参谋长派”各自结成团伙，或出卖矿产换取外国势力支持，或动用武力全城戒严打击对方，在“禁烟”幌子下上演着一出大发鸦片财的人间丑剧。无法无天的巴蜀大盆地黑暗与丑恶，于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周文30年代创作的意义，在于表现着鲜为人知的中国西部高原“边荒一隅”人生形态，展示着蜀中军阀割据的状况尤其是揭示出军阀统治内部的丑恶黑暗。由于其亲历的丰厚积累和深切的体验感味，他所表现的生活都浸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并体现着高度的真实。而那直插天际的连绵雪峰，深厚没膝的积雪，“灰黄的碗口大的太阳”，崎岖弯曲山道上“方桌子似”大驮包与艰难攀行的驮夫身影，还有在险恶条件中顽强搏击的生存欲望，都使周文小说弥漫着一种沉重和厚深的人生意味。40年代，周文作为四川文艺界的共产党领导人，倡导“通俗文学”甚力，有《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论四川戏》、《四川话剧的提起》等理论文章，显示着他对文学本土化、地域化方向的注重和对巴蜀文化的强调，其《谈目前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一文，更显示着一个革命作家强烈的现实人生关注特点。

被称为“奇人”的陈铨，首先是以小说显示出他那狷介狂傲，凌厉奋进的艺术个性的。1931年出版的《天问》以20世纪初川南富顺县作者家乡人生为背景，以草莽竞雄、军阀混战的时代风云与雄浑而绮丽的蜀中山水交映，塑造了一个从药店学徒顽强进取官至旅长的林云章形象。围绕着林云章私恋老板爱女，自惭地位悬殊而从军终于官至旅长，又设计骗取老板之女张慧林爱情并杀其夫、终至奸情败露的情节线索，表现着兽性与人性的冲突，并展示着人性的最后胜利。在这个三角恋情中，作者思考着人生终极意义并抒发着生命多舛的悲哀。林云章自小失怙却心存大志，投军之后施展各种手腕而登上高位，为骗取张慧林爱情而支使人构陷其夫并杀害之。婚后却发现苦心追求的爱情亦不过是平常人生，又在混乱现实中失去权力，他平生崇尚的“醇酒、宝剑、美人”只剩下“对酒当歌”的无奈，只得在坦白自己罪恶之后自杀。

稍后问世的《彷徨中的冷静》、《欣迎》等长篇都是以作者故乡为人物生存空间，将人物置放于爱情或三角恋爱冲突中，表现人的性格与人生理想追求之间巨大反差形成的冲突，展示着人物自身追求的合理性与客观存在否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冲突。这就使陈铨小说带有浪漫悲剧的浓郁感伤和对人生意义深沉思考的悲凉特征，小说主人公那狂傲不驯的人生搏击经历和亦正亦邪的性格表现，最终失败的生命终结，都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艺术表现，根源于陈铨将文学创作视为“生命冲动”的艺术观，也正是对“文化文学”的自觉探求，使他的小说有着大量的蜀南山水风物的绘写，蜀中民俗风习、婚嫁丧葬场面，与沱江急流险滩，饱经风雨剥蚀的大佛崖像，既是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又成为触发人物情思的历史文化积淀物而化合参与人生悲欢。蜀中社会军阀混战和民生艰辛也通过人物的生命历程而体现着。陈铨曾借《彷徨中的冷静》人物之口表示自己的艺术追求：“文词可以堆积，风格可以做作，但是要创造故事，却非有伟大的想像力不可”，为了表现人物“生之意志”和悲剧性冲突，他常将人物置放于剧烈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以营造一种情绪的冲激震撼强力，这就使他的小说往往表现着“情节上有过巧处”（朱自清语）。其《革命前的一幕》、《死灰》、《狂火飙》等取材蜀地之外描写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激荡的作品，中心内容仍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天问”，并体现着其狂放不羁、浪漫传奇的艺术风格。正因如此，30年代朱自清在构筑中国新文学研究体系时，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纲要》中就设立专门章节评述陈铨。浪漫的爱情悲剧和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这两大母题，在40年代被发展为抗战与爱情牺牲及对“恐怖、狂欢、虔恪”的强力意志的狂欢，陈铨以戏剧的艺术形式，再度表现出自我个性而成为一种褒贬不一的现象。作为一个戏剧家，陈铨以《野玫瑰》为代表，连续推出《金指环》、《蓝蝴蝶》、《黄鹤楼》等描写抗战斗争的剧作，张扬起“浪漫悲剧”的旗帜。“浪漫”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的无限追求”的表现，被陈铨聚焦于“力人”形象的塑造上。

代号“野玫瑰”的女特工夏艳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弃舍了爱情、青春，嫁给汉奸头子为妻，在敌伪统治核心从事秘密抗日工作，忍受着仇敌伴陪和恋人的误解，并以超人的才智和强力意志成为秘密工作中令人景仰的“天字第一号”人物，通过她与刘云樵、曼丽的三角矛盾，剧作更渲染了她为所爱的人，尽力帮助促成其美好姻缘的高尚，而剧作那感伤情调也就通过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却落得个凄凉孤独结局的夏艳华体现着。《金指环》以我军守城旅长之妻尚玉琴为主人公，将之置于丈夫与昔日恋人的敌军军长冲突之间，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中，尚玉琴以超人的意志协调着丈夫与昔人恋人的矛盾，又借金指环之毒，用自杀来感化众人进行抗战，这与特工题材的《蓝蝴蝶》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对“力人”新型民族性格的翘盼的产物。作为“战国策派”的代表，陈铨以《从叔本华到尼采》等哲学著作思考着抵抗西方文化、思想、政治、军事的侵略，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其用心在于民族文化自保自立，自爱自尊，1936年的《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