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农民诗人沙汀的创作历程

第六节　农民诗人沙汀

20世纪中国历经着两次翻天覆地的政体变革，辛亥革命推翻了沿袭千年的封建帝制，共和国的建立彻底铲除了私有制，其间又穿插着抗御帝国主义全面入侵的八年抗日战争和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大浩劫，这都使20世纪中国文学承受着过于沉重的政治负荷，政治斗争的表现与作家自我情感的抒写，社会集群的代言要求与个体创作审美特征的确立等矛盾，困惑着每个作家，沙汀的创作历程，正是这种矛盾的典型表现。

沙汀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川西北山区，他的家乡是邻靠松、茂羌藏地区的安县，闭锁的内陆型农耕经济状态下中国原始村落文化特征，在沙汀的内心深处留下重重的印痕；对原始强力的尊崇使当地民间帮会势力极为强悍和土匪众多，鞭长莫及的官府政权统治远逊于地方豪强势力，狭小而贫困的自然环境使人际争斗表现得异常剧烈，这都是沙汀体味甚深的社会内容。5岁丧父的沙汀过早地体味着人间的艰辛，因舅父落草为匪，12岁的沙汀开始奔行于城乡之间传书送信，偷运小型武器弹药，并涉及袍哥组织的许多活动。孤儿寡母家庭的社会角色，袍哥组织的秘密活动方式，铸就了沙汀冷峻、客观、不动声色看取社会的独特性格，“二十岁之前尚不知‘五四’新文化为何物”却对川西北人生体味甚深的青少年心理图式，就铸造着他后来的创作特征。穿着长衫到成都进入省立师范的沙汀，首次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去北京转武汉到上海的时代追求，以及赴延安回重庆隐居故乡的足迹所履，都使他更清醒地反观故乡人生，从而以对巴蜀乡镇人生的独特反映而卓然成为大家。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沙汀第一个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以及随后的《土饼》集，力图表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群众抗日热情，但“多是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讯拼制成的”^[28]时代精神传声筒，而选取身边时代青年生活的作品，也难显示自己的艺术个性。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沙汀曾弃舍自己刚刚获得初步成功的巴蜀乡镇人生题材，奔赴华北深入敌后，写出了如中篇《闯关》一类直接描写抗战的作品。50年代以来的短篇集《过渡》更是沙汀抛弃一切成功的艺术方法和为人赞许的艺术特征，“过渡”为平庸政治宣传品，其《卢家秀》、《归来》、《夜谈》等篇，纯粹成为政治理念的宣教，甚至“文革”后首次推出的中篇《木鱼山记》还仍然带有概念化痕迹。

但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航线》、《撤退》等创作的失败使沙汀警醒，几篇选自故乡生活的创作使他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也使他认清了自己应有的创作方向。《丁跛公》、《兽道》正是他自认“颇有意义”的转变标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使沙汀有了明确的创作观：“我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我却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29]，理性的自觉使他的创作选材具有明确的地域指认性，“道地的四川故事”的咀嚼，使沙汀从此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沙汀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对巴蜀农村基层官吏杂役那粗俗、贪婪和残暴行为的绘写，以及对反动军阀肆虐残害民众的揭露，尤其是关于袍哥帮会势力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作用的展示，都成功地绘写出中世纪闭塞愚昧和阴冷的大盆地人生状貌。作为沙汀“改换作风”起点的《丁跛公》，塑造了一个千方百计往上爬却屡屡被挤倒在困境的乡村杂役形象。丁跛公因继承跛子父亲收税职务而被人戏称“跛公”，他凭借袍哥势力心狠手辣逼人上吊，也因“弟兄伙”关系广结人缘，但这并未使他达到“盖房娶妾”的地位，直到儿子当了营长的马弁才被人恭维为“老太爷”。他有幸获得一张中奖卷却被团总吞蚀，他曾夸耀的奖金引来绑匪抢夺，抢不到钱的绑匪愤怒之下打断他的腿，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跛公”。如果说这个形象身上呈现着作者的厌恶、悲悯和嘲弄情感，《代理县长》则寄寓着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愤怒批判。一个十室九空的重灾县，乡下已出现吃人惨剧，前任县长以请赈为名躲进省城，县府秘书贺熙代理县长职务，社会一片混乱，一个兵油子出身的大烟客，一旦获得权位就大捞一把。每天拎一小块咸肉去别人家搭伙以混取一顿丰盛饭菜的行为，正是其无赖鄙俗的性格概括，而借口“为地方上保存点元气”不准灾民外出逃难却派人守关，勒索逃难者出境买路钱的残忍凶狠，颁令灾民买票候赈的荒谬和阴毒，更活画出专制统治末世竭泽而渔的黑暗和残酷，这一切都被作者浓缩为人物个性化语言：“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兽道》描写了军阀部队轮奸产妇的暴行，使人看到蜀中战乱暗无天日的惨景，但小说更多地却在展示普通民众那冷漠、麻木的病态心理，乡邻们对魏老婆子疯态的观赏取乐，更使我们震惊其残忍，小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深深的悲悯，就在貌似冷静客观的叙述中呈露出来。《在祠堂里》、《凶手》、《老烟的故事》等篇，都从不同的人生层面展示着地处偏僻的“堪察加小景”那中世纪式人生标本的状貌。

沙汀艺术个性的鲜明在于从“狭小”中去“深入”，以感味甚切烂熟于心的人生体验去思考时代和社会，如其所述：“我相当注意重大政治事件、措施在群众中的反映。而我小说中的出现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则大多是我一向，包括我童年时代就熟悉和比较熟悉的。写起来自然说得上得心应手”^[30]，《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其代表。小说以40年代国统区兵役问题为契机，通过小镇联保主任与乡绅豪强邢幺吵吵关于抓丁问题的矛盾，暴露反动官吏营私舞弊和反动政权的腐败和虚伪。小说将事件集中于其香居茶馆，通过“不忌生冷”与“软硬人”两个独特性格的矛盾交锋，将冲突安排得波澜迭起，又通过陈新老爷、张三监爷、俞视学等人物的穿插，使整个情节一张一弛，曲折有致。在正面展现茶馆中冲突时，又紧扣暗线背景使冲突体现出更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茶馆里冲突的高潮迭起与县城里对矛盾焦点的轻松化解，就构成了绝妙的讽刺效果，结尾的“突转”更使小说呈现着强烈的喜剧效果。政权官吏、袍哥势力、地方豪强几种势力的碰撞描写，以点概面的艺术构思，波澜曲折的情节和明暗两条线索并行发展又相互推动的构架技巧，尤其是将尖锐批判和强烈讽刺寓于冷峻客观描述中的语言艺术，都体现着沙汀小说鲜明独特的风格个性，从而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中具有经典意义。茅盾论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艺术成就时，首推沙汀之作，实为的论。(www.xing528.com)

40年代的“还乡三记”是沙汀在现代长篇小说体式实验的又一贡献。《困兽记》以抗战时国统区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为线索，描写他们思想受禁锢、政治受迫害的郁闷、愤激和迷惘。以田畴、孟瑜、吴楣、章桐等在那压抑黑暗“奈何天”中美好理想的破灭，揭示了一代知识者的悲剧，又通过富而无爱的豆渣公爷与吴楣、贫而多情的小学教员田涛与孟瑜“两家庭”^[31]生活状况和爱的寻求矛盾，去展示人们心灵深处的悲哀。报国无门，安家无术，“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一条出路”，小说在深广的社会背景下，揭示着大盆地中知识分子心灵世界，在描写人物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上，体现出沙汀的创作新特点。《还乡记》则通过青年农民冯大生从军队逃回故乡，欲报妻子被夺之仇，到处申诉告状无效，后联合群众反抗乡长、保长们假办合作社盘剥乡邻，将个人仇恨与阶级斗争结合，从而体现出社会的新内容。小说在立足于川西北农村现实的基础上，以冯大生个人复仇为线索，广泛地展示着40年代国统区社会民生凋敝，反动势力横行和在“抗战”“为民众办好事”幌子下残酷剥削人民的时代内容，并以“笋子事件”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沙汀创作该篇时已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意识地描写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里不仅写出了农民群众对恶霸地主自发性的斗争，而且通过这场斗争，我写出了贫苦农民的优良品质：他们聪明、朴实、勇敢”^[32]，小说符合逻辑地展示着农民们从个人复仇，寄希望于地方政权的幻梦破灭，在沉重剥削下奋起反抗的性格历程，作品那强烈的时代色彩于兹而具。

长篇“还乡三记”中最能体现沙汀艺术风格的是《淘金记》。小说以抗战时川西北农村北斗镇为叙事空间，围绕着开采烧箕背金矿的矛盾冲突，广泛地展示着国统区统治者大发国难财和腐败成风的黑暗现实，并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地方恶势力代表白酱丹施展各种计谋串联各方当权者，以达到巧取豪夺金矿的目的，袍哥首领林幺长子则肆无忌惮地抢先偷采金矿，地主何寡母因系祖先风水所在，坚决抗拒开采，致使矛盾紧张激烈，联保主任龙哥却以国家抗战的名义，在县里的支持下强行开采。国民党专制政权、袍哥帮会、地方富豪、社会恶势力就在金矿“试金石”矛盾焦点上，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各种性格也展示得充分而鲜明。白酱丹的阴狠、诡计多端、林幺长子的率直横行，粗鄙凶顽、土匪出身被招安的联保主任龙哥，精明能干的地主何寡母、懦弱无能的少爷何人种及破落无赖子丘娃子等，都以鲜明的个性而使人难忘。在结构安排上，小说以涌泉居、畅和轩、何家大院为主要矛盾方，其中又辅以白、龙和彭胖的矛盾，林与袍哥兄弟伙的矛盾，何家母子及丘娃子之间矛盾，从白、林明争偷挖冲突，何人种受骗加入开采，到丘娃子索要金矿产权，小说情节发展三起之落，张弛有序，结尾处何寡母同意加入开采金矿尤其是万事皆备后，人们却弃之转向更有时效的囤积投机冒险的情节，更是在令人惊奇中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小说中那封闭、保守、愚昧落后的生活状貌，黯淡阴郁的世情民风，精细准确的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绘写，以及客观冷峻叙述中让人物自行表现的形象塑造手法，还有那浓郁的巴蜀民俗场面和大量巴蜀方言的使用，都使小说在强烈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独特的艺术形象中，呈现着浓郁巴蜀地域生活色彩和民族本土化特征。

五六十年代，沙汀弃舍了自我艺术个性而努力向解释政策路线的宣传品“过渡”，“因为自己头脑里有些条条框框”^[33]而背离了已获巨大成功的创作之路，只是在经历了“文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他开始全面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重新找回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20世纪80年代的《青棡坡》、《木鱼山》、《红石滩》三部中篇，就是他回归自我艺术个性的历程体现。

《青棡坡》》（1978年）是沙汀复出后仅用两月时间完成、写作速度最快的一部中篇，它围绕川西北回龙乡青棡坡的前锋农业社建立的历程，集中于1958年前后农业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事件去表现“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因而带有回归自我艺术个性的“过渡”强烈印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呈现着重归自我初期“不成熟的婴儿”^[34]特点。《木鱼山》以作者特有的深沉冷峻笔调，反思着在好大喜功的“浮夸、共产”之风中“三年自然灾害”对人民造成的苦难，并描写着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群众“做贼娃子活路”的曲折斗争，蜀人惯有的聪慧狡黠，以各种恶谐的方式，蒙混极左路线获取自己生存权利等描写，都在对生活的真实描述中流露出作者特有的幽默风趣，从而体现着强烈的时代反思特点。

《红石滩》是沙汀完全返归自我艺术个性和总结性的“封笔”之作。作品内容是他50年代就开始酝酿且感味深切的一段历史生活，处于新旧社会变更之际的时局剧荡，在川西北乡镇的各种人生形态和各类人物的表现，就被作家自觉地创作审美指向所激活，具化为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动荡和人生躁动的图画。小说以解放前夕川西北乡镇红石滩社会为基点，描写了反动政权和地方豪强势力苦苦挣扎“螳螂挡车”的愚蠢可笑和费尽心机“应变”的狠毒可鄙。反动势力“太上乡长”方慎之、乡长焦继聪或依靠国民党政权残部，或假手袍哥、土匪势力，竭力阻挠解放，又在大趋势之下蒙混解放军及革命政权，与反动势力有宿仇的教员伍茂卿热切向往解放，与回乡青年学生联合迎接革命的胜利。作者明确地对“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相当直接的生活片断”的聚焦，一个强权社会在崩坏之前，如何最后一次运用权力来苦苦挣扎的大时代动荡，就通过一个偏僻乡镇人生诸般形态的、卞之琳誉为杰出的“风俗画”画卷中展示出来，

小说在浓郁的历史风貌表现中显示出欢快明朗的情感色彩和史诗式的审美视角，从而体现沙汀晚年创作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