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死水微澜到风云初起
历史运行到20世纪，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历时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彻底崩溃，“皇帝不坐龙廷”使众多中国民众无所适从，拥兵自重的军阀乘机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政治巨变后的中国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因大盆地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等原因，巴蜀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运行状态中，因大小军阀割据争霸、自立为王，而显示出一种独异的存在方式。即自1918年蜀中实行“防区制”始，巴蜀大地被分割给各路军阀驻防，一个防区驻军长官就是土皇帝，“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置，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区内”[1]。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最高长官可以自立法律，任凭所为，甚至可以收取50年后的税赋，为扩大地盘而争战不已，胜者获取更大统治权（如作省主席），败者退守一隅占山为王，力求东山再起。这种暗无天日的混乱现实在巴蜀民众心理投下浓重阴影。因此，郭沫若的大胆反叛、巴金的愤怒控诉，李劼人、沙汀的冷峻批判，何其芳的忧郁，都是呼吸着这种地域社会风习的自然结果。蜀中战乱和战乱中民生的艰辛，就成为20世纪上半叶巴蜀作家创作反映的重要内容，其创作成就和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就由之而具。鲁迅对“浅草——沉钟”社作家笔下所表现内容的关注，正是由于从中看到“蜀中受难之深”的人生形态，茅盾对李开先等蜀籍作家的推崇，亦是基于同样原因[2]。
此外，由于大盆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常处“边缘”，明末志士、清之义和团残部大多流入巴蜀，是为“汉留”，在辛亥革命中蜀中帮会势力对推翻清王朝统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乘势而起的军阀“草莽英雄”因旧情和新政统治需要，有意识发展袍哥帮会势力，借助民间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另一方面，军阀混战、政权迭变使底层群众难以适从，底层民众盼望能自成团伙以保一方平安，这又促使着袍哥势力急剧发展，以至于“遍及四川城乡，其成员占全川成年男子90％左右”[3]。在现代巴蜀作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袍哥组织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阳翰笙甚至将自己早年袍哥生活视为“人生启蒙时所读的几本大书之一”[4]。袍哥的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和语言语义表现方式，几乎已成为巴蜀民俗风习和人文性格模式的集中概括，它自然就成为现代巴蜀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审美对象之一。
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按发生学理论，文学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清代乾嘉年间，蜀中经济高速发展而被称为“完富之省”，《玉昆奏折》甚至称：“川省财赋，占全国十分之一，滇黔甘新四省协饷，皆仰于川”。经济繁荣促进着文化教育的繁荣，《锡良遗稿》对1905年蜀中学校的统计数为：省城高等学校自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始，继有四川大学堂，四川师范学堂，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等和美国教会1910年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另外有“成都府师范、泸州川南师范各一堂，师范传学所一百一十堂，中学八堂、高等小学一百五十堂，初等小学四千零一十七堂，半日学堂三十四堂，或由官办，或由公立或由私立”。这种现代教育的发展，为巴蜀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近代科技文化思想的接受，奠定了良好基础。(www.xing528.com)
正是因为蜀中经济的繁荣和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才为一批青年学者旅日、赴法、求新声于欧美准备了条件。例如，赴法者须筹三、四百块大洋作路费，这是一笔极大的数目，而1918～1921年间蜀中赴法者达492人，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为人数最多的省份；在1901～1907年间，巴蜀学子留日者达千人，据吴玉章统计“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尤其是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外出留学的盛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蜀中青年“求新声于异邦”的出国数量，又决定着精英分子的质量，现代巴蜀文学创作以及政治领域“蜀籍群体”现象极为显著且成就巨大，就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前提。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对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的大胆破坏和彻底消解的，始自蜀人廖平。带着巴蜀人文性格特有的骄狂大胆和惯有的标新立异精神，廖平极端“放肆”地任意阐说“六经”为我所用，从强调孔子“感时忧国，改制救弊”的入世精神，去联系社会需要变革的近代现实。出于“通经致用为归”的现实变革要求，廖平任意编造事实以重造孔子形象，将一些儒学思想从孔子身上剥离出来而划为“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在廖平的描述下，“六经”中“人学”是孔子为全人类所制法典，“天学”是孔子为无限宇宙概括的法则，因此，万教归孔，人类崇经，就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这种大翻成案、“放肆说经”的思想模式和学术思想，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章太炎斥之为怪、奇，胡适贬之为“方士”之学，蒙文通誉之为“清代三大发明之一”等，都可说明其影响之烈。应该说，廖平托古变革、重塑孔学的思想，好翻成案、放肆说经的思维模式，“为学多变”的文化创新锐气，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大胆消解的精神个性，不仅直接影响和模塑着郭沫若重构现代文化的特征，也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先河，并且通过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及其同学杨锐、刘光第的变法实践，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变革作用甚巨。我们甚至可以在贯穿整个20世纪的“新儒学”几次浪潮中，看到廖平的身影。
但是，巴蜀新文化思想的第一声号角，被誉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部宣言书”，是邹容的洋洋宏文《革命军》。文章首先从历史趋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着眼，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视为拯救民族的唯一途径，并呼吁“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脱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以实现言论、出版、思想自由、建立“中华共和国”，并具体提出二十五条建国纲领。李泽厚指出：“它的特点是全面地、明确地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政策、原理，是整个革命派的最早最鲜明的号角”，其革命思想就如“彗星般的耀眼光焰突出地照亮了一个黑暗的世纪”[5]。邹容关于中国人“奴隶根性”的批判，及其对“大家鼓里且睡觉”、“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有奴隶之手段”的深刻揭露和“二十四朝之史实，实一部大奴隶史也”的精辟概括，都直接影响着鲁迅、巴金等的创作内容，正如鲁迅所赞誉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6]。与之同时的还有雷铁崖《警告蜀人》、“蜀人相如”的《四川革命书》和“望帝”的《四川讨满州檄》等革命战斗檄文，都是以激烈的言辞，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鲜明的巴蜀地域意识，鼓吹反封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之作。
继后，对中国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揭露最深、批判最力的，是蜀中吴虞。吴虞学说的根本内容是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攻击和对专制基础的深刻揭示。他剖析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社会腐败黑暗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而基础则在“孔子之学说，二千年来贻祸”[7]，即其在《辨孟子辟杨墨之作》中指出的：“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因此，要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就必须推翻专制尤其是肃清封建正统儒学思想。吴虞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贡献，在于对中国宗法制封建家族黑暗残酷的剖析和批判。他指出：“吾国终其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前进，推其缘故，实家庭制度为之梗也”，即“家族制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家族的孝、悌，正是社会忠、驯的思想基础，要使中国走向新生，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宗法专制思想和根除家族制度。其学说中关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的内容，正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特征体现，陈独秀、胡适赞誉其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实因其学说鲜明而典型地体现着时代精神。巴金小说创作的思想批判和题材处理方式，都带有吴虞学说的浓重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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