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是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具有强烈启蒙主义意识的思想家达州人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开始了对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四海之内，日益困穷”根本原因的探索，并汇聚为历30年而成的《潜书》97篇。首先，他以唯物主义哲学上强调“万物皆有精，无精不生”，天地万物皆化生于之；其次是他能够用变化的眼光，看到“君长上下”等社会关系都处在变化之中，“皂人”、“丐人”、“蛮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从而对“天不变，道亦不变”、上下尊卑的纲常伦理统治思想进行彻底的消解，这与西方法兰西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人生来就是自由而平权的”可谓异曲同工。这种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更表现在君主专制的彻底批判：“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封建帝王“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实则为“民贼”，因此，他吹响了彻底反封建专制的号角：“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之所能也，君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大手”，将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归结于封建统治和皇帝专制，把封建君主看作是杀人的刽子手和罪恶的渊薮。
他甚至向帝王专制发出振聋发聩的宣战：“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24]以至于后来终身从事思想启蒙的梁启超，在读到《潜书》时，仰慕其“皆惊心动魄之言”更盛赞其“心胸广阔”的识见[25]。而唐甄的富民论是他经济思想的主要的和最有特征的部分，他强调：“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而富国的根本是“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26]。唐甄还特别重视丝绸业的发展，把“桑肥棉茂，麻苎勃郁”列为“上善政”标准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养蚕缫丝，时短利厚，比种田更易获利。他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因此“我欲使桑蚕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反映了唐甄对发展工商业的重视和由此富民的强烈愿望。
唐甄的富民思想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带有明显的市民思想的特色。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鲜明的激进色彩和民主思想。与杨慎、李贽等人倡导的经世实学学风合成时代启蒙的强音，杨慎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根本错误在于“师心自用”和“一骋己见，扫灭前贤”的境地。今人赵园在反封建的文化思考中，就有“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识人’，似乎隔着一大块时空在向我呼唤”的感受，并引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潜书》的说法，盛赞唐甄“赤子般的真挚与热诚”之战斗精神。[27]
这里我们自然联想到被誉为“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石鲁（四川省仁寿县人）。艺术大师石鲁的成功，在于其大胆骄狂地创造意识：“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这种骄狂豪迈的地域文化性格，才是巴蜀作家卓然独立于中国文坛的根本原因。因此，清代“蜀中三才子”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为代表的巴蜀作家群，呈现着明显的家族群体特征，清初“三费”、雍正时的“三彭”和继后的“三李”、乾嘉时的“三张”等，也就不奇怪了。
一为残酷肆虐的文字狱，一为质木无文的考据学风，清前、中叶为审美创造最为黯淡无光之期。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把这种时代精神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是巴蜀作家仍然在严酷的条件下，贡献着自己的努力。
“新繁三费”继其父费经虞之后崛起于文坛，其中又以“诗词雄川西”的费密成就最显，费密号燕峰，有《燕峰文集》、《诗余》、《燕峰诗钞》等作品集流传，屈大均、陈维崧、孔尚任、吕留良等皆对之青眼有加，钱谦益赞其诗为“必传之作”，李调元誉之为“其诗以汉魏为宗，遂为西蜀巨灵手”，《朝天峡》一诗是其代表作：“一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暮色编悲客，风光惑榜处。明年在何处，杯酒慰艰辛”，王士祯誉其“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二句“十字堪千古”。在学术思想上，他是清代蜀中成就最大者，对宋明理学的“道统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欲不可纵不可禁，道非虚行乃实用”，因此被胡适列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容，并认为清代思想的发展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倾向，在这个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就特别值得重视，胡适又专文《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对之进行论述：“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漠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漠学’的风气”[28]。清代学术大师章学诚“更吸取了清初学者费氏父子的学术史的意见。学诚读了费锡璜《贯道堂文集》，曾深加赏识，说：‘纵横博辨，闳肆而有绳准，周秦诸子无以过之’”[29]。张邦伸《锦里新编》卷五云：“蜀中著述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杨主综览旧闻，密则独摅己见，较杨更精”。在医学（如《金匮本草》等）、易学（如《太极图记》等）、史学（如《古史正》）、伦理学（如《费氏家训》）、哲学（如《宏道书》）等诸方面建树颇丰，且均有独到见解，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其子费锡琮有《白雀楼诗集》、《阶庭咏叹集》传世，费锡璜有《掣鲸堂诗集》并自称“有诗五千，文二百”，章学诚、李调元等皆赞许之，沈德潜谓其“熟古乐府，诗中莽莽苍苍，时有古音”，如《高句丽》：“河伯外孙日之子，被发东走遇大水，鱼鳖为梁踏海日，追者不及投弓矢。建国乐浪由此始。黄裙赤胯乌皮靴，金花高帽垂袖紫，为君翩翩舞不止。大国勿笑小国装，簪饫传来汉时制”。有“自抒心得，直凑单微，洵能发前人所未发”的《汉诗总说》10卷，是清代系统整理学术的代表作。
“丹棱三彭”的彭肇洙以《竹窗巽言》和《抚松亭文集》行世。其弟彭遵泗有《丹溪遗稿》等诗文集遗世，由于系统整理巴蜀文化的需要，彭遵泗《蜀碧》一书对蜀中山川地理、文化思想、社会习俗、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都辑录了许多珍贵资料，其清醒自觉的乡土文化意识亦弥觉珍贵，当然，该书使用的是第二手资料和根据传闻，有许多不实之处。由于《蜀碧》一书记载张献忠据蜀事迹颇详，被鲁迅推崇为“不仅是四川人，而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翻一下的著作”，因为书中据史实录，而“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30]；二彭之兄彭端淑，被时人誉为“盘空出硬语，不肯落当时科臼，自有雅音”，在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创新的勇气，有《白鹤堂文稿》、《雪夜诗谈》等作品集多种，还须强调的是他在建构巴蜀文化方面的贡献，其《国朝蜀名家诗钞》将清代巴蜀作家作品搜集成集，以光大故乡文学事业。彭端淑《戊戌草·寒食》记载他辞官归蜀后主持锦江书院的生活：“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在他的《薛涛井》表现得尤为明显：“吾慕宋若昭，才堪宫中师。惜哉李季兰，芳心不自持。校书闺中秀，奈何亦若斯。遗井落江边，千载尚护之。汲水清且洁，人愿携一卮。花笺虽失传，想见挥毫时。唱和来群公，风流世共推。自古重名媛，在彼不在兹”。记锦江春色的有《清明》：“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普通民众的贫穷也在他的《夏镇》一诗中得到表现：“粟米贵如珠，顿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呈现着深沉悲惋的情调。其《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序自谓：“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其《为学一首示子侄》入选初中课文而影响极大。
出自彭端淑门下的“罗江三李”中的李调元，号雨村，为人旷达通脱，不拘礼法，时人以“浮躁”目之，又爱好广泛，不避杂学，言行文章喜谑谐，据说他在担任江浙两省主考官时曾戏弄当地才子：“李白诗仙名千古，调雅意奇品行高；元是蜀中学院客，也使两江尽折腰”，既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其中，又表现着对巴蜀地域文化的骄傲。其“立意学大苏”的创作追求，“富贵如云天上看，功名各似水中捞”（《示谭、鼎二弟并诸生》）的地域文化精神，被袁枚誉之为“才豪力猛，雄健挺拔”、“定当传播士林，奉为矜式”。他写当时城市风貌的有：“春到城头花木饶，雨余始觉鸟声嚣。旅人饭罢浑无事，闲上东门万里桥”，又如《升仙桥》：“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耦，桥南无数白莲花”，仅28字即描绘出成都平原上生活的悠闲、富庶、美丽和雅致。记录重庆风貌的有《渝州登朝天城楼》：“五鼓城头画角催，四山云雾黯然开。三江蜀艇随风下，万里吴船卷雪来。剩有小舟来卖酒，更无诗客共衔杯。少年壮志无人识，袖手寒天寂寞回”，该诗写出了山城的壮阔、交通的繁忙。又记广元千佛岩的：“山神知我爱看山，雨洗诸峰献好颜。唯有白云偏不许，只叫窈窕露双鬟。石砏砏处是龙门，上有雕镌万世尊。千佛名经龙定评，莫令烧尾去回奔”；写峨眉山的：“拾级登天路又分，混茫浑不辨氤氲。人言峰顶真如月，我见峨嵋尽是云。四壁银光千古雪，两廊铜锡万年文。昨霄风雨何方降，夜半龙归隔寺闻”；其他还有《游武乡侯祠》：“垂老偏安亦苦辛，后来王孟尽破尘。柔桑到处如车盖，谁是当年织席人？”其《清明》：“乌鸦啄肉纸飞灰，城里家家祭扫回。日落烟村人不见，薛涛坟上一花开”，咏绵竹大曲酒的：“系复序齿竟就座，转瞬瓶罄空壶畅，枯肠得酒高兴发，亦自起舞如巫娘，群儿拍手父老哭，醉翁元乃今之狂”；说芋的如：“气作龙涎香，色过牛乳腻”，说豆腐的如：“诸儒底事口悬河，富贵何时须作乐”，说竹的“斑竹笋香供夏馔，来年麦老当秋收”等，有《童山诗集》、《童山文集》等传世。
他涉猎极广，包罗历史、考古、地理、文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画、农艺、姓氏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成果。罢官回乡后，置地10亩，建楼藏书，名“万卷楼”，时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而其辑录自汉迄明蜀人著作罕见秘籍150余种编为《函海》，对巴蜀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整理，使一些几乎散失的巴蜀文化思想资料得以流传，可谓功在不朽。李调元的《剧话》、《曲话》对中国戏曲的尤其是巴蜀戏剧的发展轨迹及艺术特征，进行了整理研究，是研究川剧的重要史料。他创作的剧本如《花田错》、《春秋配》、《节传》等，都成为川剧经典曲目，演唱至今。他对流行于蜀中的剧目进行搜集和整理改编，更亲自“下海”躬耕实践，导演剧目、训练演员甚至粉墨登场，从“家有数僮，皆教之歌舞”，到“日挈伶人，逾州越县”巡回演出，虽自谦“昔日江东有谢安，也曾携会遍东山，自渐非谢非携会，几个伶儿不算班”[31]，但他对川剧的趋向完美，是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可贵的是，李调元对当时的蜀籍演员魏长生推崇备至，引为知己。《雨村诗话》卷十告诉我们：“近日，京谓梨园以川旦为优”，“如在京者，万县彭庆莲，成都杨桂芝，达州杨五见，叙州张莲官，邛州曹文达，巴州马九儿，绵州于三元，王升官，而最著者金堂魏长生，其徒成都陈银官次之，几乎名震京师”。史载，庚辛之际的北京“雅部”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魏长生所代表的“花部”冲得七零八落，带着地方戏曲新鲜活泼和大胆变革的“乱弹”以及高超的表演艺术，魏长生“使京腔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32]，南下苏杭的魏长生又再次辉煌。沈起凤《谐铎》卷十二《南部》载“自西蜀韦（魏）三儿来吴……乱弹部糜然效之，而昆班子弟，亦有倍（背）师而学者”，是有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代戏曲史》辟专章《蜀伶之跳梁》叙其事迹：“魏长生……乾隆44年，入京师……演滚楼等剧，名声动都城，观者日千人，其他六班，亦顿为之减色云”，“冶艳成风，多败坏风俗之处，乾隆47年秋，官遂禁魏三入都焉”。
其弟李鼎元有《师竹斋文集》，李骥元有《凫塘诗集》、《云栈诗稿》传世，并称“三李”，其父李化楠的《万善堂集》、《石亭诗集》，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
张问陶又名船山，遂宁人，自号蜀山老猿。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为性灵派诗人。他在文学理论上倡扬性灵，主张表现自我，是谓“偶凭真气作真语，无端落纸成诗文”。出于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反叛和冲决罗网、大胆创造的豪气，他主张“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枚园”，蔑视一切文学规范，任凭真情恣肆而挥洒笔墨，所谓“漫语烂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半神”。张船山作品中呈现着鲜明的精神个性和特异的文化品格，是以《清史稿》本传称：“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张问陶为最”，时人誉之为“青莲再世”。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其诗“叫嚣恶浊，绝无诗品，以其谐俗，故风行天下，至今熟传人口，实非雅言也”，如《斑竹塘车中》：“翕翕红梅一树春，斑斑林竹万枝新。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但教弄玉随箫史，未厌年年踏软尘”等，就绝无忠君爱国之语，但当时“性灵派”首领袁枚，进步思想家洪亮吉，都对张问陶极为赞赏，时八十老人袁枚极为推崇张问陶创作的“真”情和自然性灵表现，甚至说“所以老而未死者，以未见君诗耳”，张的应和亦云：“三年重叠秣陵书，总为神交问酒徒”、“心长间被虚名误，翼短还须大雅扶”，对袁枚的推崇和感激见于笔下。其影响甚至远达国外，“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33]，有《船山诗文集》传世，其自编《船山诗草》录1700余首诗，数量颇丰。如《灵泉寺僧楼》：“重登东岭看斜晖，新敞僧楼碧四围。丘壑无奇山自好，人民犹是佛全非。禅茶渐熟三泉活，社雨初晴一燕飞。世外高寒宜写照，小桃花底白云归”；张问陶祖父张鹏翮为康熙重臣，政绩显赫，有《如意堂诗文集》留存，《治河书》10卷，该书在中国水利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中国水利史》列有专章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这不仅于国计民生贡献巨大，而且就其科学水平，也居当前世界水利工程最先进行列”。张鹏翮赞遂宁《灵泉寺》的诗：“中川名胜古今传，清净无尘一洞天。灵山信有烟霞住，圣境能消俗累牵。莺巢绿树喧流水，风动飞花落舞筵。多少词人题不尽，高峰更有醒心泉”。其兄张问安、从弟张问彤，其妻林佩环等，皆有诗文流传。
孙桐生，绵阳人，咸丰二年进士，作绵州治经书院主讲习。著述有《国朝贡举考要》、《湘中社政论》、《永鉴录》、《郴鉴录》、《卧云山房文钞》等十余种。他最大的贡献是《国朝全蜀诗抄》选辑，收录清代巴蜀诗人362人、5900余首，古体、近体、单调、小言均有收录。以40年的收集整理，成64卷，是清代诗选中规模最大、内容全面而丰富的地域诗歌总汇，超过李调元同类的《蜀雅》三倍。光绪五年（1879）首次刊行于长沙。其《叙》曰：
选诗之区以地也，自元·汪泽民《宛陵群英集》、明·袁表、张燮同选《闽中十子诗》始也。夫天下作者众矣，诗日出而日新，苟不自近者著录之，将近者亡而远者愈无征矣。蜀居天下西南，徼岷峨秀而奇江沱激，而驶山川清淑之气，磅礴郁积，必有所钟。汉则司马相如、扬子云；唐则陈子昂、李太白；宋则苏氏父子兄弟，畅其流而汇其宗；元之虞伯生；明代杨升庵咸以倜傥宏博之才，发为诗歌，故能掉鞅词坛，雄视百代。巴蜀好文，由来旧矣……昭代名家，如费滋衡之雄浑、傅济庵之沉著、王镇之之酝酿深沉，而张船山尤能直道心源，一空色相。此外若张玉溪之清丽，李梦莲之豪宕，刘孟舆之超炼，朱眉君之恢瑰，舍侄梦华之俊迈苍雄，皆力追正始，笔有千秋，此不待选而后传也。次则缀辑菁华附庸风雅，虽非大雅之音，不鹘风人之旨，此比籍选而后传也。降而单词小言，偶有会心，如珠泊泥，如兰没草，其不终于覆甑者几希，此则非选必不传者也。虽才气有大小，学识有深浅，然莫非天地精英所萃，可视其淹没而不为之所哉？
其对故乡文学的骄傲自豪，和有意识地整理巴蜀文学的意图，是明显的。
清代的其他蜀籍作家如通江李蕃、李钟璧、钟峨父子，也以诗文扬名于世。
旅蜀者如张澍在四川7年，任职于屏山、兴文，有《蜀典》传世，在大足知县任上写了《游佛湾记》、《登多宝塔记》、《重九日游南禅寺至玉皇观登高记》、《前后游宝顶山记》、《韦君靖碑书后》、《书文殊问维摩诘疾图碑后》、《跋赵懿简公碑后》、《书多宝塔石记后》、《古文孝经考》等10篇文章，40多首诗，都是巴蜀文化积淀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有《桂湖五首》，其曰：“遂刘华阳国，归程始此赊。翻然名境访，来及夕阳斜。翠竹偎寒蝶，丹枫噪幕鸦。词人云异代，临水一咨嗟”；王士祯有《登高望山绝顶望峨眉三江作歌》；咸丰二年（1852）起担任四川学政3年的何绍基有《李云生诗来招我再往嘉州余方由峨眉下山欲游瓦屋次韵奉报》，其《游峨眉》云：“忝与持衡古益州，锋车岩壑任狂搜，酉山邛海天多暖，剑阁夔门气太秋。使节三年圆一梦，奇峰万点洗双眸。谪官愈识君恩重，许到峨眉顶上游”，又如咏薛涛：“割据营营古蜀州，一隅偏为女郎留。当时节度今投缟，后代诗人补筑楼。旧井尚供千汲户，名笺染遍万吟流。由他壮丽纷纷祠宇，占断城东十里秋”，还有被人称道的所题嘉州东坡楼楹联：“江上此台高，问坡颖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蜀中游迹遍，信嘉峨特秀，扁舟载酒我重来”；清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学政谭宗浚主持编辑的《蜀秀集》，是19世纪巴蜀文化文学的又一积淀，其中卷1～4为经说杂考，卷5为骈文杂论，卷6～7为赋，卷8～9为诗。
赵熙，1909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曾先后上疏弹劾奕劻、赵尔巽、盛宣怀等权贵，为“戊戌六君子”鸣冤。其为人刚直敢于抗上，梁启超誉之为“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龙门峡道中》：“出郭二十里，入山千万重。遥寻瀑布水，忽听松林钟。石涸樵生路，云开雁过峰。传闻葛由侣，于此伏虬龙”。其文章骈散俱精，以散文为多，其成都草堂、峨眉山、乐山乌龙诸寺碑文一直为人所重。曾五去夔巫，一登嵩山，一游西湖，五游峨眉，“为诗载蜀山蜀水之青碧而出也”，一生作诗3000余首。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呼吁并承担部分印费，在上海倡印《香宋诗前集》上下册，录诗1300余首。《香宋词》313首，则于民国七年（1918）即刻版印行。人谓“香宋词人，禀过人之资，运灵奇之笔，刻画山水，备极隽妙，追踪白石，而生新过之”，如《自流井》：“人音百里异，唐宋属荣州。大利淮商捋，速疆火井稠。蛛丝蟠苋路，马磨转山楼。万口仇官运，弘羊自古羞”。又如《绿意·破蕉》“碧云裂，甚年宵，剪去罗衣千褶。寒雨声声，碎到江窗，秋意这般清绝，情知百事难坚固。更莫问，此心层叠，信美人，脆过琉璃，命薄鹭边荷叶；回首芳缄乍，绿天外，盖尽茅檐明月，扇扇凉阴，清护书櫥。香碎紫花时节，天端撕破青衫影，竟不解西风何说。耐画中，一个诗禅，染就辋川晴雪”。
赵熙书法，字体秀逸挺拔，时人称“荣县赵字”。1913年，成都少城公园建立“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赵为书写碑名于西南。主持修纂《荣县志》，有《香宋词》《香宋诗钞》流传，有川剧剧本《情探》、《渔父辞别》、《除三害》等，是川剧的经典之作，在川剧文学的典雅化、文学化方面，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如唱词“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是家喻户晓的流行唱词。
刘师亮，内江人，1912年移居成都，以经营茶社、浴室为生。以其独创的谐文，出奇的谐联，别有韵味的诗歌名噪一时，在沪创办《笑刊》、《师亮随刊》、《刘师亮作品选》、《刘师亮外传》。刘师亮是一位关心时政民情，敢于抨击时弊，讽刺军阀，鞭挞丑恶，仗义执言的文坛斗士。他的谐文活泼而不油滑，谐趣而不矫饰，颇有“投枪和匕首”的威力，自称“谐庐主人”，以诙谐，嬉笑之笔描绘世态，指点人生。被誉为文坛“怪杰”。如1920年《双十节》：“伤时有谐稿，讽世有随刊，借碧血作供献同胞，大呼寰宇人皆醒；清宣无科名，民国无官吏，以白身而笑骂当局，纵死阴司鬼亦雄”。1933年《双十节》所撰写的“普天同庆，本晋颂谰言，料想斗签岩畔、毗条河边，也来参加同庆？那当庆庆庆、当庆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若狂，表全民热烈，为问沈阳城中、山海关外，未必依然若狂？这才狂狂狂、懂狂狂、懂狂懂狂懂懂狂”，又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我不卑不亢，不忮不求，不烦恼，不忧愁，说什么身外浮云、眼前幻景；丝竹翎毛供其娱乐，笑他为帝为王，为卿为相，为总统，为元首，还不是衣冠殉世，粉墨登场”，巴蜀文化“好文讥刺”的特色，大胆嘲弄当权者的勇气，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1898年“戊戌变法”事件是为人熟知的历史大事。为“戊戌变法”舍身的六君子中，有两位四川人：杨锐和刘光第。
杨锐，绵竹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时随兄杨聪游绵竹岳庙精忠观，曾留下二联：“此日犹垂千竿绿，何年更唱满江红”、“双手劈开生死路，一肩担尽万古愁”，可见其从小就有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志。参加乡试时，四川学政张之洞面试后感叹：“锐弟兄蜀中今日之轼、辙，之洞不虚此行”，他25岁进入两广总督幕府，接受了很多新思想，逐渐成为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康有为被光绪所看重，杨锐有推荐之功，后与康有为等发起组织“强学会”，鼓吹开启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1898年春在京城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嗣又创办蜀学堂“择精语详，力求实际，则人心无由而正；非兼习西国文字，期能语西人之书，通西人之政，则风气无由而开”，以求为故乡培养新型人才。目睹中法战争，中国战胜却与法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他气愤地写出《南皮师六十寿诗》：“四朝款敌太匆匆，荡寇南关第一功。定越文渊犹未老，筹边诸葛更能工。朱崖议弃人谁倡，白马要盟事竟同。此日膻腥在门户，金牌真悔易和戎”，以爱国之情非议恩师。他善于作赋，《剑阁赋》和《浣花草堂赋》等篇气势雄浑。杨锐初好读杜甫诗，还曾摹仿杜诗写作，后来转而学苏轼，诗的格调也较为清新豪迈。如《前蜀杂事》：“王气青城久发样，旋看兔子上金床。红旗一簇愁眉锦，跨取西川作帝乡”，《红叶》既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更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失望，曰：“征衫踏遍板桥霜，红树关山引恨长。鱼网几家乘晚渡，鸟啼无数送残阳。深林月出明官道，古木风高见驿墙。莫怪长年多感触，谢亭回首鬓毛苍”。杨锐曾以《前蜀杂事诗》廿四首咏史诗，体现着他用地域历史眼光看时代政治的特点：
舐创含血事犹新，总揽英雄有几人？寇盗未平邪说起，画红楼上吊功臣（王建诛大将华洪）；遂王名字隐铜牌，马上球场密弩排。
一自城西诛道裘，梓潼祠下锁荒霾（王建与次子争位）；百镒黄金饦相公，斗鸡犹听夹城中，君王才辟崇贤殿，二十佳人纳后宫（王衍覆灭）。
著作还有《说经堂诗章》、《随史补遗》40卷等。
刘光第，富顺人，自幼家贫，对社会现实有较多接触。他在京居官10年，目睹当时政局的腐败，国运的衰微，强烈的危机感与使命感使他走上改革变法的道路《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后来专门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变法失败受刑之际，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创作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所以作品散失甚多。写峨眉山的诗有40余首，如《峨眉最高顶》：“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又如《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人称其文风“醇粹严肃”、“气骨森辣”，书法学颜体而“时辈难于抗手”。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
杨锐、刘光第二人在京师介绍宣传维新运动的书报，如《时务报》、《求是报》、《农学报》等，创立“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为宗旨的蜀学会于四川会馆。并与成都尊经书院的同学联系，在成都也组织了蜀学会，在成都出版《蜀学报》宣传维新思想。杨锐集巨资与刘光第在北京观善堂旧址创设“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的蜀学堂，是各省在京开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影响很大。组织川籍维新派人士成立保川会，积极投入维新运动。与谭嗣同、林旭四人同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杨锐是四章京中年纪最长者，也是变法运动中的“大手笔”，光绪不少诏谕都由他拟旨。8月6日，慈禧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失败。13日，六君子同在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杨锐、刘光第以他们的死唤醒了蜀中更多热血男儿。戊戌变法之后，以同盟会革命活动为代表的革命高潮逐渐到来，蜀中革命志士前赴后继，邹容、彭家珍、喻培伦、吴玉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罗瑞卿等，形成一个蜀籍政治家群体，以更新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注释】
[1]庄仲方.《金文雅序》
[2]《元好问全集》卷四十.《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
[3]徐渭.《南词叙录》(www.xing528.com)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若虚与金代文论》
[5]《元史·许衡传》
[6]《元史·地理志》
[7]王彝.《文妖》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3页
[9]元好问.《小亨集引》
[10]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11]1278年重庆战役，发生在南宋临安小朝廷灭亡两年之后，这大约就是“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的依据之一
[12]都穆.《南濠诗话》
[1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14]胡应麟.《诗薮》
[15]王阳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
[16]王良.《年谱》，《语录》
[17]李贽.焚书，续焚书.《四书评》、《德业儒臣前论》、《明灯道古录》、《童心说》
[18]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卷三）
[19]《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320页
[20]焦竑.《升庵外集·百卷》
[21]赵贞吉.《心斋墓铭》
[22]《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
[23]王治平，李思桢.川剧的起源和流派.《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24]唐甄.《潜书·室语》
[2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6]唐甄.《潜书·存言》
[27]赵园.《寻访易堂·后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28]《胡适文存二集》
[29]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第一节》
[30]鲁迅《病後杂谈之余》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又见《病后杂论》
[31]《童山诗集·七月安一日入安县界牌闻禁戏答安令》卷36
[32]张云溪编.清代梨园史料丛刊.《燕兰小谱》（卷三）民国刊本
[33]付平骧等.《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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