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盆地生命的记忆——明代巴蜀文学

第二节　明代巴蜀文学

1367年，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历时276年。明代政治有新的特色，如废除从秦始皇以来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把最高权力集于皇帝一人，实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统治和“天下莫不骇然”廷杖制度，在殿上杖责大臣，大兴党狱、文字狱等，封建统治达到空前的严密程度。如“大礼议”之争，首辅杨廷和罢官，牵连官吏180余人受杖责，134人下狱，都体现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但明代曾经又是强盛的，甚至达到可与汉、唐媲美的盛况。

从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到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他率领规模浩大的船队，经过中国南海诸岛，跨越亚、非两洲、对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库特）、柯枝、琐里、加异勒（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阿拉伯半岛）、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郑和第一次航行，有船只62艘，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万多人。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可以容纳1000多人，是世界航行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开始了向海洋进军。东方以中国郑和下西洋为代表，西方以葡萄牙亨利王子沿非洲西岸探索为代表，东西方的航海在很大意义标志着人类的活动舞台开始由大陆转向海洋，一个“世界化”的新时代开始了。

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缙，组织3000名文臣儒士，历时5年，编纂成《永乐大典》。它辑入了明以前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评话、天文、地理、医卜、农工技术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遗憾的是，文化的整理的成果却未能向民间普及，这与西方“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启蒙运动不可同日而语。

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封建文化日益体系化、神圣化，“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进而到“存天理，灭人欲”，另一方面，从讲究“事功”的陈亮、叶适，反对“以理杀人”的戴震，进而至唐甄、李贽，公然张扬起反儒大旗，注重“良知”，肯定“人欲”，张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对儒学体系进行深入地批判，这都体现着关于“人”、“人学”的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渐起。王阳明从“良知”出发，曾宣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15]并提出“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满街是圣人”的大众思想。据此，王阳明的学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便“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言百姓日用是道”^[16]、“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从王艮至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李贽，他们的思想核心是“百姓日用即道”说。王艮就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是道”。李贽更认为：“道”乃“世间种种学问无不包括，后来种种痛病无不扫除，真圣人之文也”，认为“不至道，终非治也”^[17]，“道本不远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而道外亦无人”，“道”只在“五伦之内……此外磋过，无处觅道矣”，所以“世人但知百姓与夫妇之不肖不能，而岂知圣人之亦不能亦哉……自我言之，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之不能者，然则圣人亦必不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也”这也就是说，圣人与愚夫愚妇是平等的，既不能下视愚夫愚妇，也不能高视圣人。百姓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从而把《水浒传》、《西厢曲》放到了与“六经”、《语》、《孟》平等的地位。

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市民文学的兴起，小说、戏曲开始兴盛并获得广泛的传播，到明代中叶，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历来作为主流的抒情文学开始衰退，而通俗叙事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等大众文学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明代文学的主流。

长期处于封建正统思想薄弱的“岭南”、濒海而得风气之先的江浙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占有首功。明初“闽中十子”的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都是福建人，做诗的旨趣相近，在洪武、永乐年间结社唱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继之的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使明代文学呈现出新的特点。“公安派”张扬“性灵”，肯定出于天性的生活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泛滥。“公安派”的袁宏道认为，只有出自性灵的诗才是真诗，他指出，民歌多真声，因为它们是无闻无识的普通人的真情流露。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情欲，较少地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淫，直率地表现了他们对饮食男女等生活欲望的追求，体现出民主精神。而竟陵派所说的“性灵”，则指的是避世绝俗的“幽情单绪”，他们超脱现实生活，从虚无缥缈的生活境界中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亦反叛着“文以载道”的正统美学。明代人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确实道出了关键。明末的张岱，以“忏悔录”的方式写成《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抒发对故国乡土的追恋之情。张岱文笔活泼清新，时杂诙谐，不论写景抒情，叙事论理，俱趣味盎然，意境极佳。这又奠立在其强烈的自我个性表现上，正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才极力推崇张岱。其他如《金山夜戏》、《柳敬亭说书》等，把虎丘的月夜、西湖的莲灯，无不写得逼真如画。明代人文主义精神得到蓬勃发展，用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的话来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把“情”同程朱理学对立起来，“情有者理必无，理者情必无”（寄达观），为了表现真情，“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18]。

中国文学以地域为旗帜而形成流派，在明代特别突出。

明代巴蜀文学较金元时期有所发展，但仍未能恢复到汉、唐、宋之全国地位。1366年开始割据四川的明氏政权一直苟延到1372年（洪武四年），朱元璋第11子朱椿被封藩于蜀，为明之第一代蜀王，蜀王府在明中叶可谓富冠宗藩，其庄田自灌县（今都江堰）至彭山县，占据了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沃壤。其陵墓石刻亦充满着一种精益求精，务达完美的表现欲望，其技艺之精湛，风格之独特，雕刻之细腻，着色之绚丽，为“国内罕见的地下石刻艺术宝库”，反映了明代上层统治者的奢靡风气和巴蜀艺术中“绮丽华美”的习俗。明代作家对巴蜀文学前贤仍然充满着敬仰，张溥说：“《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

在明代作家中，杨慎（号升庵），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时年24岁，其为人“天禀倔强”，这可以从其临终时《自赞》的“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为”看到。如果说，巴蜀文学太多地固守在传统诗文的领域，杨慎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上，著述达100余种、涉及史、诗、文、音韵、词曲、戏剧、书画、医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十分浩瀚，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乐府》。故《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傅，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肯定：“慎赅博圆通，究在诸子之上”。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杨慎在启蒙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价值，被专家概括为：“推崇汉学，反对宋学，尤为斥南宋朱熹，开批判宋明理学之先声”^[19]。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些思想，正是巴蜀文化尤其是“苏氏蜀学”的基本内容。而他在哲学、历史、地理、风俗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证方式，对后来“朴学”尤其清代蜀学重实证考据，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主张从事物本身去寻求自然发展的变化，与程颐“不出户知天下”的主张相对立；二是认为客观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认为事物存在矛盾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刚胜柔，实胜虚”；三是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事物，即“世变如轮，无暂停也；人心如波，无少平也”。在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时，他十分强调“势”的作用，即从发展趋势上看问题。他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四是重视实践经验，认为“见睫者不若身历，胜口者不若目击”。正是如此，稍后的反封建斗士李贽曾写下《读升庵集》二十卷，表现自己强烈的共鸣，其《小序》说：“所谓文集者，其文的然可传于后世，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又何藉於叙赞。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之人焉，尤可笑矣”^[20]。

在文学美学思想上，他张扬文学的华美和创作灵感，推崇汉魏六朝诗的“高趣”和绮丽，是以《明诗别裁集》编者说其诗“过于浓丽”，却不得不承认：“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在前七子所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还能别张壁垒，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独特诗歌风格。杨慎又广为采揽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其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关于文学创作思维特征，他在《画品》卷一阐释为：“挥行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玄，无形因之以生，妙将入神，灵能通圣”，与苏轼的创作灵感说如出一辙。杨慎的文学地位，是建立在1300余首诗的坚实基础上，另有小说11种见载《中国丛书综录》，还有戏曲剧本数种，如至今流传的川剧曲目《文武打》、《兰亭会》、《游赤壁》等。著有《升庵集》81卷。《外集》100卷，《遗集》26卷，散曲有《陶情乐府》。其《丹铅杂录》等最为著称。其词风颇富丽婉曲，如《鹧鸪天·元宵后独酌》：“千点寒梅晓角中。一番春信画楼东。收灯庭院迟迟月，落索秋千翦翦风。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当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写元宵节后的独酌思乡，先以“迟迟月”与“翦翦风”点缀出早春夜晚的清寒，也烘托出怀乡的愁绪，终以歌酒故作宽解，更见乡愁的深挚婉曲。在流放滇南途中，有《宿金沙江》：“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闌干曲。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豈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晚年的《寒夕》以自己为例，对明代摧残文化人的政策进行了沉痛的控诉：“东西垂老别，前后苦寒行。旅鬓年年秃，羁魂夜夜惊。舂鉏胸中贮，石阙口中生，读书有今日，曷不早躬耕”，这与历史通俗说唱之作《廿一史弹词·临江仙》可谓异曲同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此被罗贯中引作《三国演义》的开场词，结果名扬四海。

与当时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相应和的明代中国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潮，在杨慎《性情说》中得到集中地宣示，其曰：

《尚书》而下，孟荀扬韩至宋世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贞者，性情也”。庄子云：“性情不离，安用礼乐？”甚矣庄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许慎曰：“性者人之阳气，性善者。情者人之阴气，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系念。性生于阳，欲以理执。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谓利贞也，庄子所谓不离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犹水也，情波也，波兴则水垫，情炽则性乱。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观于浊水，迷于清渊，小人也。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举性而遗情，何如？曰：死灰。触情而忘性，何如？曰：禽兽。古今之言性情者，《易》尽之矣。庄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

任瀚，四川南充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与毗陵唐顺之、慈溪陈束、晋江王慎中、平凉赵时春、富顺熊过、章丘李开先、丹徒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又与新都杨慎、富顺熊过、内江赵贞吉，合称“蜀中四大家”，著有《春坊集》、《钓台集》等。《明史》本传载其“少怀用世志”，且“举动任情，蔑视官守。帝令自陈，瀚语侵掌詹事霍韬。帝怒，勒为民。久之，遇赦，复官致仕”，其性格如《晚次阆州滕王台》所示：“犹有君王旧玉台，可怜金碧认苍苔。黄云古代踏歌去，落日千帆贾客来。秋老鱼龙江水冷，亭空蛱蝶石泉哀。土花肃遍前朝碣，虚阁松声首重回”。作为“唐宋派”代表作家，任瀚自称“狂劣无忌，龃龉不耦”，曾有“何当拔剑倚天下，不愁虎豹纵横啸”的雄心壮志，但明中期吏治腐败，官员因循苟且，贪赃受贿、营私中饱的社会现实，使他在为官12年后，毅然决绝地退出官场。他上书称病请归，未被准奏，竟自行离去。联系明代腐败的官场，就可看出其“狂劣”正是其品行高洁的表现，其“不耦”乃是其卓尔不群的结果。其“少年负气任侠，长益狷急”，不愿“则颡加膝而应”，不愿“暮夜束带叩阁务求望见权贵人”，而倾慕东方朔“凌厉贵游，狎侮当世，晚节超然遐举，意气凌云”等，亦可看到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和规范。正是出于巴蜀文化精神的同声相应，他向慕杨慎的人格和艺术创造，其《寄杨升庵》就表达了这种崇敬：“萧条别馆君为客，寂寞荒村我闭关。鹦鹉洲前空作赋，凤凰池上几时还。羁身万里接滇海，归梦三更到蜀山。此地断金俱白发，往游倾盖正红颜”。

熊过，富顺人，是任瀚的同年进士，后“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是明朝“西蜀四大家”、“嘉靖八才子”之一，有《周易象旨决录》7卷，《春秋明志录》12卷，《南沙文集》8卷，被收入《四库全书总录》中。其《答李令论税粮驿传盐荚册籍四事书》一文，对当时富顺地区的盐业生产、征榷政策以及盐务管理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富义、邓井，久在坍塌。其新开自流等井，课程自可兑补原额。无井灶丁，自可经免虚赔”，它为自流井的开发背景和开凿时间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依据，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内容。

其他蜀中作家如杨慎父亲杨廷和，妻黄娥，皆有诗文流传并产生极大影响。

吕大器，遂宁人，晚明重臣，作过巡抚、总督、兵部尚书等职，驻防过阆中、夔州，著述有《东川文集》、《抚甘督楚疏稿》等。《明史·列传》卷167“本传”说到他的性格：“负才，性刚躁，善避事。见天下多故，惧当军旅任，力辞，且投揭吏科，言已好酒色财，必不可用。帝趣令入京，诡称疾不至。严旨切责，亦不至”，似乎很有李白当年的特点。李调元在《蜀雅》中称其诗“音旨凄壮”，《雪山》诗是其代表作：“光摇旌旆五凉平，天外群峰玉削成。瀚澥欲空青见月，燕支未染白如琼。飞鸿已渡长城窟，勒马还歌出塞行。朱夏重袭犹不解，崆峒倚剑自峥嵘”，而其巴蜀题材亦有《晚至阆州》：“一叶嘉陵下，冰心对绿漪。岂无丹阙恋，终抱白云思。轻艇星前导，微波天暗移。南池千万折，怀古一增悲”，又如《锦屏山瓜皮洞》：“洞口云间日落迟，仙人手迹尚淋漓。一灵到处开金石，千载还能识鼎彝。文字有时消劫火，真诠犹自插江湄。投闲我亦青霄客，乘兴还来读旧诗”。

吕潜，吕大器之子，博学、工诗、善画，在明末清初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其艺术风格如《遣兴》：“烟中白鹤独飞还，相伴孤云尽日间。落日放船湖水上，一帘秋色看青山”，其《成都杂感》云：“繁华闺阁重诗书，赋就涛笺锦不如。万里桥头吟社散，枇杷花下更谁居”。因其离乡去家的遭遇，他的诗中有着浓浓的思乡之情，如《江望》：“横江阁外数帆樯，立尽西风鬓渐霜，只有乡心不东去，早随烟月上瞿塘”，《课耕楼杂咏》为我们描绘了诗人的生活：“郊垌邻并少，树里一楼孤。草碧侵书帙，山青拱座隅。啼鹃摧短鬓，驱犊赖长须。不废援琴乐，田间铺绣锦”（其一），“新开花满架，紫翠逼山窗。支杖人行独，窥帘燕语双。地偏时过虎，楼回静闻珑。老圃余生足，纷华此日降”（其三）等。

江潮宗，巴县人，撰有两部专门介绍巴蜀的书籍——《重庆郡志》和《蜀中人物记》，是研究巴蜀文化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著有《紫轩集》。

赵贞吉，内江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是明代“蜀中四大家”之一，《明史》载其：“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忤”，主张以佛藏修儒，以释氏为宗，以禅学消解儒学，“非世儒徒以口说诤论比也”，因此成为明代“异端”的重要人物，蜀人的桀骜不驯之态跃然纸上。学术思想多倾斜于王艮等“泰州学派”，即：“盖先生之学以悟性为宗，以格物为要，以孝弟为实，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可谓契圣归真，生知之亚者也”^[21]，著作有《经筵进讲录》、《赵文肃公集》等。写阆中的《锦屏山》可看出其艺术风格：“碧波潋滟控青台，经阁崔巍照玉杯。帝子龙符飞尽去，仙人羽盖望重来。山风石灿瓶芝长，江月沙寒岛藏开。露冷芙蓉非一日，醉呼猿鹤亦三回”。

席书，28岁中进士，历任明代工部尚书，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少保兼太子太保，英武殿大学士等职。在任期间，文治武功，除弊兴利，刚直不阿，勤政为民，建立了卓著功勋。席书二弟，也为明名臣，世称“三凤”，都有作品见载史籍。

杨基，原籍蜀中嘉州，生长于吴，做过湖广使和山西按察使。以《铁笛》诗为杨维祯所常识，诗风清俊纤巧，和高启、张羽、徐贲并称为“吴中四杰”。其以“眉庵”为号，则正是出于对巴蜀故土的皈依意识，在《登峨嵋亭》中他自述“我亦峨嵋山下客，偶因西眺忆乡关”，《长江万里图》更是明确地述说：“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见岷江发源处。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漂泊尚他乡。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诗从自己入题、同时又紧扣题画、把由画而激起的乡思与身世之感凝练地表达了出来。煞尾二句游离于画面与想像之间，选取了历来最常见于吟咏的长江烟波芳草、风雨猿声寄托自己的感受，是景语，也是情语，《闻邻船吹笛》再次强调这种故土情怀“江南万里不归家，笛里分明说鬓华”。高启的《赠杨荥阳》就曾对他的巴蜀故土情怀和人文性格进行过评说：“嘉州美山水，亦复富文彦。杨君产其邦，材拔性高狷。平生眼无人，遇我独相善”。所著有《眉庵集》12卷、词1卷（见《明史》），其《题明皇幸蜀图》云：“裂帛声中发祸机，《白华》歌断草非菲。可怜蜀道三军恨，不记他年武惠妃”，又其《清平乐》：“欺烟困雨，拂拂愁千缕。曾把腰枝羞舞女，赢得轻盈如许。犹寒未暖时光，将昏渐晓池塘。记取春来杨柳，风流全在轻黄”，以及《美人刺绣》：“风送杨花满绣床，飞来紫燕亦成双。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残绒唾碧窗”。“小桥小店沽洒，初火新烟煮茶”、“蚕熟新丝后，茶香煮酒前”。杨基虽然生长于吴越，但在其文化创造活动中自觉的皈依故土，表现着鲜明的巴蜀意识。

张岱，号陶庵，蜀中绵竹宋代名将张浚后人，这就是他自称“古剑（州）老人”和张扬“蜀人张岱”的原因。他曾作《家传》叙其“高曾祖考”四代人历史，体现着向巴蜀故土寻根的自觉。68岁时所作《自为墓志铭》曰：“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囊诗魔”。文笔清新，时杂诙谐，作品多写山水景物、日常琐事，不少作品表现其明亡后怀旧感伤情绪。所著有《琅環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陶庵梦忆》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出发点——我的家族，我的城市，我的朋友，我的所见——因此写得特别精致认真。蜀中先贤的事迹，常常成为他艺术审美的焦点，如《西湖梦寻·苏公堤》：“因想东坡守杭之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之。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此真旷古风流，熙世乐事，不可复追也已”，这似乎才是蜀人的生活方式。明代思想界标举个性，张扬自我人格的思潮，就通过这些呈现着。他之大肆标举“蜀人张岱”，其中应该有皈依巴蜀人文性格和巴蜀地域文化精神的因素。(www.xing528.com)

类同的还有徐贲，《明史·文苑一》载：“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诗，善画山水。张士诚辟为属，已谢去。吴平，谪徙临濠。洪武七年被荐至京。九年春，奉使晋、冀，有所廉访。暨还，检其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改御史，巡按广东。又改刑部主事，迁广西参议。以政绩卓异，擢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

明代入蜀作家魏英，浙江慈谿人，任四川巡按。有写于阆中的《柏台亭》：“路出褒斜过沔南，锦屏山下驻征骖。满庭雀鼠穿墙屋，一道霜风怯雾岚。公事宁殊家事切？离情肯与宦情参。夜来樽酒邀明月，对影三人笑独酣”；杨士奇也有《赠阆中马信》：“几年鹤发京华客，荣利关心未肯闲。谁似翰林马检讨，黑头苦思恋家山”。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学佺，万历进士，曾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撰《蜀中广记》，其中《蜀中名胜记》30卷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积淀，《四库全书总目》说“谈蜀中掌故者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由此可见其价值之高。另有《蜀中诗话》4卷（见《明史》）。其巴蜀题材有《夜泊彭山江口》：“锦城平日暖，旅泊始知寒。犍蜀中分地，岷峨相向看。冈连三女冢，水疾二郎滩。芦苇风吹急，萧萧汉将坛”，又如《新林浦》：“夹岸人家映柳條，玄晖遗蹟草萧萧。曾为一夜青山客，未得无情过板桥”；与之同类的何宇度所撰《益部谈资》，亦是巴蜀地区风土民俗、物产、文学以及传说故事的集大成者；方孝孺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王献聘为世子师傅并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明史》卷141本传说他“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著有《遂志斋集》二十四卷。其写峨眉山的组诗有《宿峰顶次济定韵》、《木皮殿》、《华严寺》等，如《入山》：“乌靴脱却换青鞋，踏遍名山惬素怀。虎啸石头风万壑，鹤眠松顶月千岩。云开面面峰如削，谷转行行树欲排。湖海故交零落尽，烟霞清趣几人偕。山头月出天初露，江面风生水欲波。正是胜游新得意，片云相引入岷峨”，以及歌行体长诗《吊李白》：“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我今诵诗篇，乱发飘萧寒。若非胸中湖海阔，定有九曲蛟龙蟠”，和《谈诗》：“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朱元璋也写过关于巴蜀的作品，如给峨嵋僧人的《寄宝昙国师》二首：“断岩知是再来身，今日还修未了因。借问山中何所有，清风明月最相亲。山中静阅岁华深，举世何人识此心。不独峨眉幻银色，从教大地变黄金”；倒霉的崇祯也有“蜀锦征袍手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不及石柱女将军”，咏叹蜀中女杰秦良玉。

被钱谦益斥为“鬼趣”、“诗妖”的钟惺，其美学追求和创作旨趣体现为“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22]。其为《蜀中名胜记》所作的序，首先肯定该书：“为通驿，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仙释，为诗活，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名胜诸种，予独爱其名胜记体例之奇”，而这种“奇”就在于“借郡邑为规，而纳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纳事与诗文其中”，因此，“事”、“诗”、“文”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为甚”，这里就涉及到巴蜀文学为何会代出不穷的自然原因，指出了巴蜀文化美学所依赖的审美参照客观条件，并且“要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与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入无所不取，取无所不得。则经纬开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其《浣花溪记》通过对成都美丽风物的描述，体现着他的文学主张和“竞陵派”小品散文“孤行静寄”的艺术特点。全文如次：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玦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象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象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磐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有关巴蜀的题材创作，还有金陵的陈铎，南京教坊中人称为“乐王”。所作《秋碧乐府》、《梨云寄傲》，多写闲情逸致和男女风情，《滑稽余韵》则是以城市居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时人周挥《金陵琐事剩录》卷四誉其“乐府为我朝第一人”，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将其作为“明人散曲，既如是之富，而其间享盛名传丽制者”进行专门介绍。他的创作有散曲《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朝天子·川戏》：

顽皮脸不羞，一落腔强扭，散言语胡屑辏，描眉补鬓逞风流，要好不能勾。躲重投轻，寻争觅斗，使闲钱啖冷酒。生成的骨头，学成的嘴口，至死也难医救。

又有一支套曲《嘲川戏》：

北耍孩儿·身长力壮无生意，办碜的谁人似你，三三五五厮追陪，不着家四散求食。生来一种贱骨头，磨抢多遭脸脑皮，攘动了妆南戏，把张打油篇章纪念，《花桑树》腔调攻习。

八煞·（则说道）靳广儿那一班，韩起儿那一起，桩桩脚色都标致。（一个）壮兴等地梳斜了鬓，（一个）爱晃平空铰细了眉，（一个）快刀常把髭髯剃。（又不是）官司差遣，（又不是）刑法临逼。

七煞·黄昏头唱到明，早晨间唱到黑，穷言杂语诸般记。把那骨牌名尽数说一遍，生药名从头数一回，有会家又把花名对。称呼也称呼的改样，礼数也礼数的跷蹊。

六煞·《刘文彬》改了头，《辛文秀》换了尾，《刘电光》搀和着《崔君瑞》。一声蛮了一声呔，一句高了一句低，异样的丧声气。妆生的道将自去长街上看黄宣张挂，妆旦的说手打着马房门叫保子跟随。

五煞·提起东忘了西，说着张诌到李，（是个）不南不北乔杂剧。一声唱聒的耳挣，重敷演一句话，缠的头红不捅移。（一会家）夹着声施展喉咙，细草字儿念了又念，正关目提也休提。

四煞·士夫人见了羞，村浊人见了喜，（正是）村里鼓儿村里擂，（这等人）专供市井歪衣饭，罕见官员大酒席。也弄的些歪乐器，筝蓁儿乱弹乱砑，笙笛儿胡捏胡吹。

三煞·任谁憎与嫌，不知羞共耻，去那千人丛里夸精细。门掠户何曾往，擦背挨肩不肯离，觅得些微利，（把那）赌场上觑为家当，酒店里认做相识。

二煞·远去有十数程，近行有七八里，破窖古庙是安身地。赛神赛社处啖一个饱，无钞无钱时忍一会儿饥。夜里熬日里睡，一个缠一个钟响，一个弄一个鸡啼。

一煞·（这厮门）则顾嘴不顾身，不挣柴不挣米，（都是些）二十以上三十岁，常遭打骂常拖债，不养爷娘不赡妻。我不解其中意，且是的好模好样，且是也不蠢不痴。

《尾声》：好言语过耳风，歹念头入骨髓，寻常禁约都不济，（只除是）割了舌头卸了褪^[23]。

这些散曲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记载了川戏的艺术特点，《四煞》中所嘲讽的“筝蓁儿乱弹乱砑，笙笛儿胡捏胡吹”，以及“士夫人见了羞，村浊人见了喜”等通俗风趣特点，还透露出明代的川戏，已具备了多种乐器，是一个完整的剧种了，并揭示出这样的事实：至少在明代，川戏已经是相当成熟并且在大盆地外产生着相当的影响。结合蜀人杨慎的戏剧和散曲创作，川剧正式确立名称以及定型的历史，至少应该是明代而非清代。据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记载：“杨状元升庵，才情盖世，所著有《同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脍炙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又据四川《洪雅县志》记载，早在明嘉靖年间，洪雅就有“元夕张灯放花结彩棚，聚歌儿演戏剧”的活动，《芦山县志》记载，明代隆庆年间，芦山县修建张公祠，在《重建飞龙山张公祠碑记》中有这样的文字：“中元圣诞，演戏赛会，第见远近朝睹，老幼皆欢”。其实，巴蜀戏剧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这不仅有《三国志·许慈传》记载，成都平原出土的各种类型和神态的东汉说唱陶俑，那一手执鼓，一手执锤，神采飞扬形态逼真的造型，也生动地表现了当日“负鼓盲翁正作场”，“满村听说蔡中郎”的盛况。宋代的巴蜀，处处有戏剧演出，陆游在蜀中看戏的经历，记录在《初夏闲居》中：“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时涪陵僧人道隆《大觉禅师语录》也说：“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