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文人众多，巴蜀文化与文学

第三节　蜀中文人何其多

宋代中国文学巅峰式人物的出现，是有着诸多原因的，“三苏”的崛起，既是有宋一代社会发展各种因素使然，也是巴蜀大盆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儒道释三教并行不悖的国家文化宽容政策，使巴蜀人文精神和大胆创新的地域性格得到充分展示，从宋初文人“罕趋仕进”的观望，到继后闯出夔门大展身手，蔚为“蜀党”大潮，形成了一个“文人之盛，莫盛于蜀”的社会奇观。《宋史》中蜀人有传者多达185人，有文章传世者达千人，蜀籍进士达4304人，著名人物有苏易简、苏舜卿祖孙、文同、“阆中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以及苏门之后苏过、“成都三范”（范镇、范祖禹、范百禄）、“蒲江三高”（高稼、高定子、高斯得）、“新津二张”（张唐英、张商英）、“资州二赵”（赵逵、赵雄）、“丹棱二李”（李焘、李璧）、“井研二李”（李心传、李舜臣）、“绵竹二张”（张浚、张栻）、韩驹、王灼、杨绘、王琪、张俞、李邦直、郭允蹈、魏了翁等，都是一时之俊杰。苏洵文章的纵横气势，“大胆宣言为文而学文”（郭绍虞语）的文学本体论，还有《上田枢密书》对“优柔”、“清深”、“温淳”、“雄刚”、“简切”等各种文学创作风格的意识自觉。苏辙关于“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的见解和创作风格的清丽，都为宋代文学的繁荣竞艳作出了贡献。苏轼、苏辙、吕陶等“蜀党”以及他们的“蜀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宋代贤臣类巴蜀作家首先是田锡。田锡，嘉州洪雅人，史载“锡耿介寡合，未尝趋权贵之门，居公庭，危坐终日，无懈容。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然性凝执，治郡无称”，其在朝中威望如《宋史·田锡传》所说：“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他为政好言时务但决不居功自傲：“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皇帝曾经对宰相李沆夸赞道：“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梁启超都借用《宋史》的记载对田锡大加颂扬：“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23]，作为宋初名臣的田锡，他的政治成就改变巴蜀人才在中国政治地理中的构成状况。这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其《贻陈季和书》首次评价了白居易作品的价值：“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较早地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见识甚至超过后人。文章对“文以载道”提出新的阐释：“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笔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文，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生气，不亦宜哉？”他明确主张：“使物像不能桎梏于我性，文采不能拘限于天真”。因此，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照他这样说，由道言，不局于儒家之道；由文言，不限于韩柳之文，所以不需要建立什么‘统’”，“他以为文学有常有变，一般古文家所论者是常，而他则兼及于变”，“古文家束缚于道的见地，而他则不受其限制，古文家太拘了，他还有些浪漫的倾向；古文家太狭了，他还看到文学的全面。所以这种论调在当时浓厚的封建气氛下也有可取之处”。巴蜀人文性格也体现在其创作中，如《三题城隍庙》：“好，我不需磕头，你且后退三步；是，你若再饶舌，我就上前一鞭”，其非圣非礼之态，跃然而出。所作的《麴本草》中，载有大量的酒曲和药酒方面的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暹罗（今泰国）的烧酒，为研究蒸馏烧酒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所著有《咸平集》50卷，其中诗6卷、赋18篇，《宋史》卷293有传。

苏易简，梓州铜山人，宋时第一位蜀籍状元，为人“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诰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在翰林八年，宠遇绝伦，或一日至三召见”^[24]，以《续翰林志》呈太宗而获赐诗：“少年盛世兮为词臣，往古来今兮有几人，首书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合缘夤”。苏易简创造了试卷糊名这一考试制度，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从公元990年沿用至今，这是他为改革中国考试制度作出的成功尝试。蜀人“好辛香、美味”的地域风习和消解权威的思维积淀，使他以饮食为例提出“物无定味.适口者珍”的创作论，并体现在其审美观照和创作追求上，如《越江吟》：“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零乱黄金殿。虾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红颜醉态烂漫。金舆转，霓族影乱，萧声远”^[25]。此人素有嗜酒恶习，宋太宗曾亲自草书《劝酒》、《戒酒》二诗赐易简，“令对其母读之”。苏易简去世后，太宗还痛惜地说：“易简竟以酒败，深可惜也”，御笔题赠“玉堂之署”。苏易简与李昉唱和的《禁林宴会集》，首开宋代馆阁酬唱之风，又参与宋四大书之一《文苑英华》的编撰，奉诏撰《三教圣贤事迹》，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甚巨。苏易简以笔、砚、纸、墨“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于是撰《文房四谱》五卷，分笔谱二卷，砚、纸、墨谱各一卷。首次提出“文房四宝”概念，其中记载浙江人以麦、稻杆做纸浆及与油藤配用造纸，以及“蜀人造十色笺……逐幅于方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鳞鸾，千状万态”等，都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全世界最早研究造纸的专著。

其孙苏舜钦，曾任大理评事，范仲淹荐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时其岳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对政事有所整肃，忌者欲通过倾陷舜钦而打击衍等，因以小错被除名，退居苏州沧浪亭。工散文。其论政之作，曾论范仲淹的政治措施“皆非当今至切之务”，批评其“因循姑息”，要求作进一步改良。他是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梅尧臣友善并齐名，时称“欧苏”或“苏梅”。风格豪健，甚为欧阳修所重，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赞他为“笔力豪隽”、“超迈横绝”。他的文学主张是“原于古，致于用”，主要见于《石曼卿诗集叙》：“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乃设官采掇而监听之，由是弛张其务，以足其所思”。他的作品如“老松偃蹇若傲世，飞泉喷薄如避人”（《越州云门寺》）、“况时风怒尚未息，直恐泾渭遭吹翻”（《大风》）等，想像奇特，借助自然景物形象抒写愤世嫉俗、勃郁不平的情怀，最能体现他的诗歌风格特点。苏易简书法和当时徐氏兄弟及李建中齐名，其《淳化阁帖》被历来书法家所重视。有《苏学士文集》。

陈尧叟其人，宋真宗的《赐尚书陈尧叟出判河阳》进行过全面评价：“文苑昭清誉，朝端仰盛才。嘉猷厘万务，奇遇列三台。勤职兴居瘁，辞荣奏书来。畴咨登百揆，异数冠群材。巨任扬旌去，名藩制锦回。君臣相得意，瞻望两徘徊”。其文风可据清道光《保宁府志》所载的《赓上赐谢病归韵》来认识：“寅会丁昌运，讦谟愧琐才。微功酬帝造，迈级处公台。辞位囊封上，逾涯宠数来。维藩分圣寄，涕泗达丹台。旌仰宸章降，隆弥睿眷回。载赓诚寡和，望阙几徘徊”。他吟咏家乡的如：“甜于糖蜜软于酥，阆苑山头拥万株。叶底深藏红玳瑁，枝边低缀碧珊瑚”^[26]，有《请盟录》二十卷；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被时人并称为“兄弟状元”，复与兄陈尧佐同官至宰相，为“兄弟宰相”，是“善弓矢美仪彩的词臣”，可谓文武兼备、才貌双全。欧阳修《卖油翁》就记录了他的箭术高超，积淀为今天家喻户晓“熟能生巧”的故事。有《赠贺兰真人》曰：“偶分天命过仙家，松竹森森一径斜。此地岂教尘俗爱，主人高论尽南华”，又如《普济院》：“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凭栏对僧语，如在画图中”。但“三陈”中影响最大的是陈尧佐。

陈尧佐在蜀中打下丰厚的文化基础，以至于后来“十典大州，六为转运使，居官无大小，所至必闻”，算得上难得的蜀籍能人，后为宋仁宗时宰相，又是治理钱塘（“下薪实土”的筑堤方法）、滑州水患（木龙杀水法，有“陈公堤”纪之）、主持泽州、怀州的道路交通工程的科技专家。他还具有文物保护意识，对前任官吏姜遵为了讨好刘皇后在京兆（今西安）修佛塔，大量毁坏“古碑碣充砖甓用”的恶行，他马上向朝廷奏请停毁和修复，说：“唐贤臣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孙深刻大书，欲传之千载，乃一旦与瓦砾等，诚可惜也。其未毁者，愿敕州县完护之”。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宋史》说他：“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志犹不衰”，世称之“堆墨书”。有《潮阳编》、《野庐编》、《愚邱集》、《遣兴集》等，但散佚不传。其作品如《宋诗纪事》引《湖州府志》的《芳菲园》：“尽日芳菲园，不见芳菲好。茂草与斜阳，脉脉情多少”，《湖州碧澜堂》：“苕溪清浅詈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中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宋诗纪事补遗》载《忆越州三首》：“抽毫欲赋东南奇，云山好景惭有遗。平波荡漾照湖渌，扁舟忆得游春时”。《湘山野录》（亦见《全宋词》）录其《踏莎行·燕》：“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螟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曲笔抒深情，笔愈曲而情愈浓。又如《吴江》：“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梅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

范镇，成都华阳人。年十八，即被蜀守薛奎许为“庙堂之人”。薛奎回京时只带范镇同行，有人问奎：“入蜀何所得？”奎欣然答道：“得一伟人，将以文学名世”，后来，范镇果以诗赋名动京城，被誉为“风流文采，相如、子昂”^[27]。既然被人视为与前辈乡贤一类，他的故乡意识当然地被强化着，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引荐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使之超越盆地腾空而起。范镇为人谦和坦荡，刚直不阿，绝不作违心之事，当王安石的变法新令经过银台司时，专司诏令和奏章的范镇逐一扣留封还，令五下，五次封还，其执拗甚至远远超过“拗相公”，又数次上疏言青苗法之不可行，并指斥王安石用喜怒为赏罚，以致被撤销翰林学士降级为户部侍郎。熙宁三年，神宗罢司马光枢密副使，范镇接诏后，拒不交给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由银台司，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范镇为此辞官说：“臣无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故苏东坡称其“临大节，决人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28]。范镇“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与欧阳修、宋祁、吕夏卿等人编撰的《新唐书》（《宋史》本传），撰有“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的《东斋记事》，其所记北宋故事、典章制度、士人逸事，以及蜀地风土人情等，受到南宋以来史家的重视，为今人研究北宋史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有《本朝蒙求》二卷，其文章清丽简远，于平淡中见淳美。其诗亦然，如《韩太丞同守成都》：“春色草将深，春寒柳未阴。青天指行栈，渌水荡离襟。后乘何为托，前旌喻此心。南枝倦飞翼，恁为寄归音”，通篇无一个“愁”字，而离愁自见。余如《初殿》：“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几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峨岭秋寒千古意，符溪春暖一筒诗”等，都是宋诗特色的体现。

文学成就和声誉压倒其他的，首先是苏洵。苏洵虽自称“西蜀匹夫”却生平颇为自负，这是一个“视同列者皆不胜己，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鲁莽”、一生“尝有志于当世”却“方不见用于当世”的文人，以至于常常有“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之叹。天圣五年，19岁的苏洵举进士落榜，这对他无疑是一次当头棒喝。于是他弃学遍游名山大川，陶冶情性，开阔胸襟。“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29]。这个过程的完成，有赖于浓郁的巴蜀文化风习的哺育和地域文人群体的砥砺，与眉山史彦辅兄弟、知州董储、陈公美、郫县张俞等人交游，对他后来的文学创造作用极大。苏洵曾三次离蜀入京，虽均谋官未遂，却增广了见闻，开阔了眼界，更结交了不少好友。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大力奖掖，苏洵的文章很快在京师广为流传。兼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其子年仅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同登进士甲科第，苏洵亦“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30]，苏洵卒于京师，朝野之士为诔者133人，可见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苏洵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秉承蜀学传统，对儒家正统的大胆突破。苏洵虽自我标榜大究六经，师法多门，但其兴趣在于收摄诸子百家，为我所用。他貌似敦厚，实则豪侠，仕进屡遭挫折却始终自矜狂放，傲睨天下，不失巴蜀文士之气度。朱熹对他的性格是有深刻了解的：“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31]，可谓独具慧眼。王安石深为不满地指斥苏洵的文章“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32]也确实抓住其思想的实质，虽然不满苏洵的离经叛道，却正道出了苏洵为人为文的特异之处。在文学观上，苏洵主有为，崇自然，尚个性。其文学创作以散文见称，尤以议论见长。其文章大多立论精辟，且能开门见山，发语惊人；议论开合变化，曲折深微，极富感情色彩和雄辩力；还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而其语言明朗畅达，警策犀利，踔厉风发，且多用排偶，既保留了战国策士、纵横家固有的色彩又删汰其过分的夸饰而揉进了宋人畅朗的特点，形成质而实绮，简而多姿，古朴精炼的独特风格。其《六国论》，以古喻今，警策犀利，发人深省，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其祸蔓延，五公子争主，迄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等句子，气势纵横，逻辑严密，具有极大的思想震撼力。“大胆宣言为文而学文”（郭绍虞语）的文学本体论，其《上田枢密书》中对“优柔”、“清深”、“温淳”、“雄刚”、“简切”等，都显示着他对各体文学创作风格的意识自觉。

苏辙字子由，时人称“小苏”。《宋史》本传称他“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与苏轼在政治上都反对新法，苏轼屡遭贬谪，而苏辙却能“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其慎重可见一斑。而其与兄患难与共，同时进退，手足情深，尤令人称羡。然而，这只是苏辙易为人所见的一个方面。

即使以沉静慎重名世，也难掩巴蜀士人叛逆激进的个性，《上枢密韩太尉书》是苏辙这一性情的有力表征：“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在这篇文章中，初出巴蜀的苏辙，不满于蜀中的褊狭与封闭，在中原文化风物的激发下志气激昂，襟怀开张，故行文错落奔放，数百言中含千万言不尽之势。另一名篇《管仲论》，立论新颖独创，行文起伏照应，开阖抑扬，引证一层深一层，一段紧一段。且纯用短句，节奏急促，朗畅生动，气势逼人。是以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誉为“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绝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的气度，的确代表了巴蜀士子的独创风范。其文彩质中透出璀璨，其“狂言”在当时未必可纳，但在今人看来，仍然掷地有声，堪为史鉴。

苏辙在文学上推崇“养气”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其文学创作以散文成就最高，行文之平稳淡泊似其貌，议论则反复曲折，穷尽事理，常能铺陈譬喻，情理兼到，波澜疏宕。苏辙关于“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的见解和创作风格的清丽，都为宋代文学的繁荣竞艳作出了贡献。(www.xing528.com)

文同，字与可，表兄苏轼赞其“有四绝：一诗、二词、三书、四画”，是个多才多艺的名士。32岁时与司马光同榜登进士第。由于厌倦官场恶习，深恶吏治腐败，为避开当时日趋激烈的新旧党争，便寄情于山水，醉心于诗文书画。司马光也夸他“襟怀洒落，如晴云积月，尘埃不到”。但其文名被其画名所掩，生前无集。今所存《丹渊集》四十卷，乃南宋人收集编撰。文同的诗古朴清新，蕴含丰富。其写实之作如《织妇怨》、《宿东山村舍》等描写真切生动，充盈着巴蜀民歌特有的悲情、伤感与愁苦，如“八十雪眉翁，灯前屡唏嘘，问之尔何者，不语惟擦泪”，“闻之不敢诘，但愧有禄位，移灯面空壁，到晓曾不寐”等。其山水田园之作，或耕男织女，牧童樵夫，淳朴可亲富有日常人生的可爱与美好；或温润艳丽，于澹远冷静之中见真情。文同的赋也是典雅清新，《莲赋》、《松赋》绘物以寄精神，铺排而藏议论，形神俱现，喻托遥深。其《送人赋》开首便是：“风寥寥兮黄叶飞，黯栗冽兮寒满衣”，写萧瑟的秋风，写纷飞的黄叶，写冷得颤栗，冷得钻衣，通过听觉、视觉，写出了离情别绪的凄怆，点染出孤独飘零之感，极尽“竹枝词”的哀怨感伤之悲苦情调。作为一个大画家，《晚至村家》体现着他审美观照的高妙：“高原跷确石径微，篱巷明灭余残晖。旧裾飘风采桑去，白夾卷水秧稻归。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前溪后谷暝烟起，稚子各出关柴扉”。伟大艺术家的形成，往往基于其对生活的热爱：“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朝与竹乎为朋，暮与竹乎为游，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荫，观竹之变也多矣！”他甚至将竹子称为“竹夫人”，这与林逋的“梅妻鹤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米芾称赞他开创了墨竹画法的新局面“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

苏过，苏轼之幼子，承受家学的三弟兄中，苏过才华为高，诗词文赋书画样样皆能，故有“苏氏三虎，季虎最怒”的雅誉，时人称为“小坡”。曾任中山府通判，苏轼连年谪贬，过均随行；轼死，营葬于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小峨嵋，遂家颍昌（今河南许昌）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苏过生不逢时，早年随父沉浮漂泊，后又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终生。其为人甘于淡泊，不求富贵，性格开朗，襟怀旷达，大有父风。其文章笔力雄健，文势强盛。其画更深受苏东坡赞赏：“与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算是得乃父画石之真谛，直与善作墨竹的文同相提并论。有诗文集《斜川集》传世。现仅存六卷。

韩驹，仙井监（仁寿县）人，少有文称。因从苏辙学而受党争牵连，仕途坎坷，著作有《陵阳先生文集》、《陵阳室中语》等，《陵阳先生诗》四卷传世。其《李氏娱书斋》回忆少时说：“忆吾童稚时，书亦甚所爱。传抄春复秋，讽诵昼连晦；饮食忘辛咸，淤泥垢失盥”^[33]，其狂放傲岸之气、高蹈自许之态如：“生犹不见皇甫谧，死岂肯投刘禹锡”（《利济桥亭诗》）、“笔回造化天工怒，胸包今古时人愕”（《葺春轩》）等。韩驹从传统诗论“诗言志”角度强调创作主体的“心志正”，认为诗人必须“先正其心志”，把“思无邪”释为“美刺”，意识到了诗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朱自清推崇之为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的新“诗言志”理论，他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学古人尚恐不至，况学今人哉！”是以被人誉为“非坡非谷自一家”。“黄菊有何好，且寄平生怀。遇酒兴不浅，无酒意亦佳。此理谁复明，自苦寡所谐。空余采菊图，寂寞悬高斋”（《题采菊图》）等句，其格调高古、性格叛逆之态，于之可见。有《念奴娇》一首传世：“海天向晚，渐霞收馀绮，波澄微绿。木落山高真个是，一雨秋容新沐。唤起嫦娥，撩云拨雾，驾此一轮玉。桂华疏淡，广寒谁伴幽独。不见弄玉吹箫，尊前空对此，清光堪掬。雾鬓风鬟何处问，云雨巫山六六。珠斗斓斒，银河清浅，影转西楼曲。此情谁会，倚风三弄横竹”。

张俞，号白云先生，郫县桃花潭人。俞妻蒲芝亦有诗名。张俞作品被征引最多的是《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其“花前月下暂相逢，苦恨阻从容。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蒙胧。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诉衷情》）以及“相离徒有相逢梦，门外马蹄尘已动。怨歌留待醉时听，远目不堪空际送。今宵风月知谁共，声咽琵琶槽上凤。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木兰花》）等，更是体现出一个作家对语言和形象高度把握的艺术功力。这还可以从“夏园无杂英，灼灼山榴开。落日杜鹃苦，花仍萎苍苔”（《吟杜鹃》）、“雾山环合白云川，户有青溪种玉田。万木桃花不知处，几年曾得问秦年”（《邛州青霞嶂》）等诗中看到。

王灼，字晦叔，四川遂宁小溪人，宋代著名学者，其《糖霜谱》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蔗糖制作工艺的科技专著，而写于成都碧鸡坊、成书于1149年的《碧鸡漫志》，对中国词学、音乐学、戏剧学、古代文艺理论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他从宇宙生成论和主客体相分的二元论来思考文艺问题，涉及到词的起源论和艺术本体论。王灼提出词的审美标准——性情、自然、中正、雅、韵等，并作了深入具体的探讨，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为词的创作与鉴赏确立了自我的美学观念。如说东坡“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愿侪辈”、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34]等，都为文学创作的深层思考和作家人格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其创作实践亦引人注目：“来匆匆，去匆匆，短梦无凭春又空，难随郎马踪，山重重，水重重，飞絮流云，西复东，音书何处通？”（《长相思》），又如：“休惜馀春，试来把酒留春住，问春无语，帘卷西山雨，一掬愁心，强欲登高赋，山无数，烟波无数，不放春归去”（《点绛唇·赋登楼》）等，都可以看出其文才斐然。王灼的为人和性格亦在作品中有鲜明体现：“长江飞鸟外，明月众星中。今来古往如此，人事几秋风。又对团团红树，独跨蹇驴归去，山水淡丰容。远色动愁思，不见两诗翁。酒如渑，淡如绮，气如虹。当时痛饮狂醉，只许赏心同。响绝光沈休问。俯仰之间陈迹，我亦老飘蓬。望久碧云晚，一雁度寒空”（《水调歌头》）。

万俟咏，蜀崇宁人。因屡试不第而绝意仕进，纵情于歌酒，得以充任大晟府乐制撰，与晁次膺按月律进呈词作。著有周邦彦为之序的《大声集》，黄庭坚推之为“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的一代词人^[35]，王灼许之为：“万俟咏雅言，元祐诗赋科老手也”。有《昭君怨》：“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栏干。莫把栏干频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又如《长相思》：“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等。《宋金元人词》仅辑其词27首。

杨绘字元素，北宋绵竹人。著有《群经索蕴》30卷、《无为编》30卷、《西垣集》3卷、《谏卷》7卷、《台章》7卷、《翰林词》等。有《凌霄花》云：“直饶枝干凌霄生。犹有根源与地平。不道花依他树发。强攀红日斗鲜明”；

吕陶，成都人。蒋堂治蜀时，尝得陶文，召集诸生诵之，叹曰：“此贾谊之文也”，陶时年十三，一坐皆惊。吕陶在《经史阁记》中探讨过巴蜀文化盛行于世的原因：“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成都新建备武堂记》亦体现着他对家乡的自豪：“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财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有《金竹》曰：“渠江有竹，其色深黄，里人目为金竹。修竹已可爱，况复如黄金。天地与正色，霜雪坚比心。云芝生有节，栗玉种成林。回首渭川远，山间绕翠阴”。

王琪字君玉，华阳人，《全宋词》收其词11首，如《梅》：“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其《望江南》组诗写柳、雪、花、草、竹、燕、月等，如《雨》：“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沉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朝与暮，长在楚峰前。寒夜愁敧金带枕，暮江深闭木兰船。烟浪远相连”。

文及翁字时学，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后迁居吴兴。因论公田事闻名朝野。德祐元年（1275年），自试尚书礼部侍郎除签书枢密院事。宋亡，累征不起。有集20卷，不传。存词一首《贺新郎·游西湖有感》：“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另如临江（忠县）人萧泰来，《全宋词》收录其词二首，如《霜天晓角·梅》：“千霜万雪。受尽磨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春风情性，如何共、海棠说”，并其《满江红》：“七十人稀，尝记得、少陵旧语。谁知道、五园庵主，寿今如许。书底青瞳如月样，镜中黑鬓无双处。与人间、世味不相投，神仙侣。文汉史，诗唐句。字晋帖，碑周鼓。这千年勋业，一年一部。晔晔紫芝商隐皓，猗猗绿竹淇瞻武。问先生、何处更高歌，凭椿树”。

计有功，字敏夫，邛州安仁人，担任过简州、眉州、嘉州知府，曾搜集唐代文献及口耳相传之诗歌轶事，汇成《唐诗纪事》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富。他编撰此书是为保存唐代诗歌文献，其《序》说：他闲居寻访，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其编纂方法：凡是唐代诗人，有名必录；对每一诗人的作品，或录名篇，或存全璧，或记本事，兼采品评；凡其人可考的，则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使“读其诗，知其人”，辑录史料中对某作品写作背景的记述、评介，及其影响等，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趣文妙事，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后来的《宋诗纪事》、《明诗纪事》等都源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