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盆地生命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创新

第二节　宫词文学的创新

前、后蜀两朝皇帝以自己的创作推波助澜对花间词的勃兴和繁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好恶和趣味趋向，必然地要通过其王公大臣而影响民间。王衍曾因一首《醉妆词》而享有盛名，其曰：“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该词以晓白质实的语言，语句反复的修辞，描绘着一次郊游玩乐的生活片断，表现着世俗人生对花柳、金杯、酒等物质享乐的追求，这正是当时世俗享乐“心境”状态的体现。史载，王衍极具才艺，能自制乐舞，性喜游玩，擅作艳丽之词，曾集其艳词为《烟花集》200首，这应该是对整个花间词的形成壮大有着一定影响的。据《北梦琐言》载：“王衍时裹小巾，其尖如椎，宫女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可见其逍遥自得之态。王国维曾对王衍词推崇甚高，认为魏承班、薛昭蕴、牛崎、毛文锡等词作“皆不如王衍”，甚至说：“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孟昶亦有词作传世，如《玉楼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该词从触觉、视觉、嗅觉、知觉和幻觉几个层面，去绘写闺房隐秘，从纵情狂欢到追忆、翘盼的伤感，都通过自然界“客观对应物”作移情表现，可谓达到情与景谐，人与物共的艺术境界，以至于后来的苏轼受之影响甚深，几用其原句仿作一首《洞仙歌令》。虽然，两蜀皇帝在花间词人中并无地位，赵崇祚、欧阳炯等在编选《花间集》时公然无视前朝皇帝和“当今圣上”的作品存在，但他们的作用确实体现着蜀中词人的基本创作特征，亦应被归入花间派作者群。他们的词作，多与宫廷生活有直接关系。

前蜀王建、后蜀孟昶皆有爱妃号“花蕊夫人”，且皆美貌多才，都写过“宫词”，但成绩突出的还是孟氏花蕊夫人。“宫体”文学自蜀人司马相如首创（如《长门赋》），后来的“汉宫怨”、“陈宫怨”、“唐宫怨”层出不穷，史谓“宫体诗”，风格常在“轻艳”而内容不脱“怨愁”，这类作品实际上为男性代言捉刀，缺乏切身体验的隔靴搔痒的想像，终使人感觉浅窄苍白。花蕊夫人的百首宫词，则以真切的生活体验去表现后宫生活的繁复多样，内容上也突破原有“愁怨”老套。其中既有对皇家园林豪华美景的绘写：“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也有宫女们尽情欢愉的场面表现：“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似走，几回抛鞚把鞍桥”，青春女性的旺盛活力于兹可见。闲适的生活与充沛的精力，使她们在棋牌上浸润极深：“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君王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这当然不纯粹是消磨时光，内中蕴藏着浓重的功利目的，赌艺的高低还是一种向帝王邀宠的方式：“尽对君王称妙手，一人来谢一人输”。正因为这样，宫女们即使在玩乐时也未能完全纵情：“秋晓红妆傍水行，竟将衣袖扑蜻蜓，回头瞥见宫中唤，几度藏身入画屏”。在“三千佳丽集一身”的残酷后宫制度下，后宫女性最高的价值实现就是能被帝王宠幸，花蕊夫人的宫词就描写了宫女们费尽心机多方努力去邀宠，“床上翠屏开六扇，折枝花绽牡丹红”，“慢梳环髻着轻红，春早争求芍药红”，以求“引得君王到此中”。总之，后宫丰裕的物质生活享乐，宫女们生命的青春活力，获得宠幸的惊喜和被冷落的凄凉及怨愁，都在花蕊夫人百首宫词中得到真切细腻的展现，真正意义上的“宫体诗”（而非狭义的如“宫怨诗”）于此才真正具型。例如，王衍亦有宫词《甘州曲》：“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其情感只在旁观赏玩，而非自我体验的抒写。花蕊夫人作品中被称引最多的是孟氏王朝灭亡时献给赵宋皇帝的《采桑子》：“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诗中对征服者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应付得体的聪慧，亦正是其才华所在。(www.xing528.com)

蜀中词人有个人专集者亦多，温庭筠有《金荃集》、《握兰集》，韦庄有《浣花集》，孙光宪有《桔斋集》、《巩湖集》，和凝有《红叶稿》，李珣有《琼瑶集》等，此外，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荆台笔偏》，都是记载两蜀词人创作逸事的词学专著，毛文锡的《前蜀纪事》二卷，《茶谱》一卷，亦是巴蜀文化积淀之作。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蜀中词作的高度发展和词创作的社会化氛围，才导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词作专集——温庭筠《金荃集》的问世。而南宋时蜀人王灼的《碧鸡漫志》作为中国文学史第一部词学研究专著的出现，亦正基于蜀中词创作的厚重艺术氛围和深厚积淀。

此外，在当时蜀中的文学星群中，“青城道士”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以一个英雄侠客的传奇故事，成为中国小说渐具雏形的“唐传奇”的代表作。其中人物的性格模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时时浮现，更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勃兴的港台武侠小说中得到完美复制。临邛才女黄崇嘏，工诗擅画，才艺双绝，因扮男装而被拔擢为政府官员，政绩斐然，有《下狱首诗》、《辞蜀相妻女》等作品传世。宋元明清有多种著作记叙其人其事，金院本《女状元春桃记》、徐渭“四声猿”中《女状元》等剧本皆以其为原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于此可见。李珣妹李舜弦的后宫题材作品，也有略备一体的价值。被杜光庭誉为“诗多佳句”的陈泳，《全唐诗》亦载录其作，《唐诗记事》并有录。余如杨义方、徐光溥、幸寅逊、张立等，都在《全唐诗》、《全唐文》和《十国春秋》等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孟昶亲笔书写了中国第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开启了中国特有的一种全新艺术体式。